十一

我組織了一支足球隊，全部由作家和詩人組成，有格非、李馮、楚塵、阿乙等，現(xiàn)在想起來，那時我們是多么年輕，孫郁也來踢過，他那時已年過四十，是老隊員，所以只能當守門員，他的表現(xiàn)，主要依靠手眼身法步。格非那時三十多不到四十，但已見白發(fā)，我稱他為“白頭翁”拉瓦內利，后者在尤文圖斯的表現(xiàn)可謂驚艷，就像格非在我們球隊一樣。我的好朋友臧永清當時任中信出版社副社長，找來中信贊助，還請了北京國安足球俱樂部的教練，中信出版社的社長王斌也跑過來和我們一起踢。我們有時也會打“國際比賽”，主要是和一些由外企的外國人組織起來的球隊比賽。我們球隊有一個好聽的名字，叫“慢聯(lián)隊”，因為與英超的“曼聯(lián)”比起來，我們的速度的確有點慢。那時，北京在為奧運做準備，我們這支“慢聯(lián)隊”于是成為“全民健身”的典型，《新京報》專門用兩個整版來報道。這支球隊對我的意義在于，它讓沉悶的日子一下子有了亮點，有了盼頭，讓我從陰郁中慢慢走出來。

但好景不長，我在一次球賽中受了傷，當時感覺后腿被人狠狠踢了一腳，立刻倒地，站不起來，腳踝腫起一個大包。朋友送我去醫(yī)院，醫(yī)生說是扭傷，開了一些藥，說跌打損傷一百天，要我回去靜養(yǎng)。一百天過去了，腿仍不好，我又換了一家醫(yī)院，去了301。醫(yī)生當場診斷，這是跟腱斷裂，問我為什么當時不手術，因為手術最佳時間是跟腱斷裂二十四小時以內，我卻白白浪費了三個多月?，F(xiàn)在手術，后果怎樣，很難預料，但必須馬上手術。我突然感覺心態(tài)要崩，因為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 C Berkeley）邀請我前去當駐校藝術家，他們經費已申請下來，我因受傷推遲了，現(xiàn)在還要推遲。他們已申請的費用就要作廢，重新申請。伯克利的喻麗清老師很著急，幾次來電話催。我問醫(yī)生，如果我從美國回來再做手術是否可以，醫(yī)生說，這條腿可能廢掉，無奈之下，我只能再三向喻老師解釋，先做手術。術后，左腿從膝蓋至腳掌都打上了厚厚的石膏，從大腿到腳趾呈一條直線，膝蓋不能打彎，腳腕也不能彎，這樣的姿勢至少要保持三個月。醫(yī)生說，刀口愈合前不能坐，不能讓腿與地面垂直，那樣血會從刀口滲出，影響傷口愈合。

連散步的自由也被剝奪了，我的世界縮小為一張床，我的腿，只能平放在床上。好在還有寫作。我每天把筆記本電腦架在腿上寫。無論在什么樣的處境下，我都不曾放棄寫作。因為那是我生命中最無法舍棄的部分。這種愛就藏在我的身體里，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走到哪里都隨身攜帶，誰也奪不走。無須夸耀自己為它付出了什么，應當說，寫作賦予我的更多——它給我心靈的撫慰，也讓我看到了自己的潛能。假如沒有名，也沒有利，我相信自己仍然會寫作，因為它所給我的，已遠遠多于這些。

那段日子，我開始寫作我唯一一部學術性的專著《反閱讀——革命時期的身體史》，后來我終于去了美國，遍查“文革”史料，最終在加州的海邊寫完了這部三十萬字的書稿，經林文月老師引見，在2008年由臺灣的聯(lián)合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這部書。還有長篇散文《美人谷》，也是在這段特殊的時光里完成的。

十二

在房山養(yǎng)傷時，遼寧出版集團柳青松、郎冰來北京，專門打了很遠的車，從市內跑到郊區(qū)來看我。還有凸凹、周曉楓。他們的到來，讓我覺得自己沒有脫離“組織”。那一次，他們開車帶上我，一路開到河北的一座縣城（忘了叫什么名字），在那里吃了午飯。對于寸步難行的我，不失為一次“遠足”，難得的一次到大城市旅旅游。

朋友凸凹是來得最多的一位朋友。他是房山區(qū)文聯(lián)主席，有時下班來，也有時周日來。他來，我們總會去小鎮(zhèn)上的雞毛小店里喝上兩杯。我和凸凹有一個共同的特點：熱愛雞毛小店。我們都不喜歡在豪華飯店吃飯，覺得那不是吃飯，是裝蒜。我倆可以吃蒜但決不裝蒜。在小店里，點上一盤花生豆，來點小酒，再隨便喊點什么，就可以扯上幾個小時。有一天，凸凹開車來，我看窗外天色正佳，便突發(fā)奇想，提議去飯店里叫上幾樣菜，我們開車去麥田里吃。凸凹說好，車子從小鎮(zhèn)開出去，幾分鐘就見到了田野。我們沒當麥田里的守望者，卻在麥田里大吃了一頓。

我在城市里出生和長大，很少見到這樣廣袤的麥田，更沒有在麥田里吃飯的經歷，所以對我來說，那無疑是奇特的一天。那一天，陽光新鮮柔美，連臉頰兩邊的耳朵都覺得太陽光耀眼。天空澄澈，有麥子的微甜在空氣中輕輕地回旋，陽光曬得人身上微微地發(fā)熱。現(xiàn)在想來，我們哥兒倆還是挺浪漫的。當然，浪漫之余，我們沒有忘記環(huán)保，吃過之后，把垃圾都帶走了。很多年過去，當時都談了什么，一點也不記得了——總之是談各自的人生，還有正在進行的寫作吧，但那頓午餐卻無法忘懷，連當時陽光在麥稈上映出的色澤，都一點也沒有褪色。說話間，已經是十幾年之前的事了。

拆石膏的日子終于到了，當石膏拆開，我?guī)缀醪徽J識我的左腿。它不僅變得細如麻稈，肌肉幾乎萎縮沒了，而且色如雞爪，一張老皮耷拉著，呈深褐色，無比丑陋。腿上的死皮，如飛蛾般紛紛飄落。幾個月沒有走路，它幾乎喪失了所有的力量，哪怕用足尖輕輕點一下地面，也讓我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我要重新學習走路，這事我在一歲時干過，現(xiàn)在要重新做起。

那幾個月用過的雙拐，痊愈后我沒有扔掉，而是一直保存到今天。它們曾是我的立足點，在它們的支持下，我像嬰兒一樣開始蹣跚學步，重新健步如飛。

傷愈后，我就去了美國，后來又讀博，又寫作，又拍紀錄片，此后的時光，像一只快速轉動的陀螺，自己想停都停不下來。尤其到故宮工作以后，去房山的機會越來越少了，竇店的房子也空了下來，再度變成一個遙遠的點，但只有我知道，那不是一個斷點，而是我生命中的一個連接點。

現(xiàn)在回想起來，房山并不是我的麥城，因為在失意和彷徨的日子里，它成了最溫暖的搖籃。其實這個世界從來都不冷漠，只要我們沒有失去對生命的渴望。我真的希望這飛速變化的世界沒有帶走十年前的麥田，那樣我就可以帶著酒和話語，回來。

十三

去伯克利，我是沖著一個人去的。他就是美國著名的漢學家魏斐德，他的《洪業(yè)——清國開國史》我至為推崇，他與史景遷、孔飛力并稱“美國漢學三杰”?？上В捎谑軅?，我先休息了三個月，接著又因手術而躺了三個月，終于到美國時，魏斐德剛剛因肺癌去世。

但在美國，我遇到許多“貴人”，從生活到研究、寫作，他們給我提供許多幫助，比如作家林文月、喻麗清，伯克利的教授朱寶雍、企業(yè)家David Lei等，還有建筑師陳凌聲、劉元旭夫婦，直到今天，我們都親如家人。我還在伯克利見到了在那里上課的白先勇先生、從耶魯趕來的史景遷先生，圣誕節(jié)去戴維斯北島的家里包餃子（我寫了《遙遠的北島》），那一年甘琦要帶孩子從東部回來，在戴維斯的家里和北島過一個團圓年，我也專門去哈佛大學訪問了費正清研究中心，還曾去杜維明先生府上拜訪。我還結識了從中國大陸去的小朋友邵丹，她在斯坦福讀過新聞碩士，在硅谷上班。我和她的老公懷民成為摯友，有時周末，到他們新買的房子里去，做飯、看錄像，我們專門從音像店借來朝鮮電影《賣花姑娘》，一起憶苦思甜。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是美國名校，在西海岸與斯坦福并駕齊驅。我在中國研究中心從事學術研究，中心專門給我分配了一間辦公室，就是張愛玲在20世紀60年代曾經用過的那間辦公室，我在《我的“同事”張愛玲》里寫到過。我至今清晰地記得，我第一次去中國研究中心的圖書館時的情形。館長是一位女士，見一個生人來，主動前來與我攀談，詢問我的研究方向，要寫什么書，以便有針對性地提供更好的服務，她說我可以坐在一個固定的位子上，哪怕我不在，她們也會把我可能用到的書找出來，放在我的位子上，等我來時“審查”，如果用就留下，如果不用她們就擺回去，這樣可以節(jié)省我找書的時間。她帶我參觀了書庫，讓我熟悉藏書的擺放位置，教我如何使用圖書館的檢索系統(tǒng)。她還告訴我哪些資料尚未編目、進入電腦系統(tǒng)，但仍然可以用。伯克利以漢學（中國學）研究著名，有關中國的資料十分豐富，僅“文革學”研究方面，就收藏了幾乎全部紅衛(wèi)兵報紙（應該是美國各大學圖書館共享的）。我還清晰地記得，那些尚未編目的資料中，有一批延安時期的宣傳畫（招貼畫），在一副招貼畫上，我看到了毛澤東用鉛筆寫下的親筆簽名。

我十分珍惜在伯克利的時間，幾乎每天都泡在圖書館里，圖書館下班，我就在辦公室里寫作到深夜。在中國研究中心，有許多來自各國的學者，日本、韓國的都有，但每天最晚離開辦公樓的必定是我。加州在太平洋和美洲版塊的銜接帶上，地震很多，但級別都不高。有時趕上地震，辦公樓晃起來，我?guī)h然不動。不是因為我淡定，而是因為我知道，高級別的地震，樓房不到一分鐘就會垮下來，根本跑不出去，所以干脆坐在電腦前，該干啥干啥。

伯克利大學對我很好，美國的節(jié)日，大學推薦我代表少數族裔去參加州政府的活動，我在那里見到了州長施瓦辛格。有意思的是，施瓦辛格也因為在山上滑雪摔斷了腿，石膏也打到了膝蓋以上，那天他是打著石膏、拄著雙拐來參加活動的。我與施瓦辛格合影，覺得這很有意義，但那張照片早就不知丟到什么地方去了（由于我的電腦曾經壞過，前前后后又換過幾臺電腦，包括筆記本電腦，許多照片都去向不明了）。

我喜歡加州的海岸、陽光、森林、空氣，貪婪地享受著那里的學術氛圍，甚至有了在那里長居下來的企圖。伯克利大學說，可以再為我申請經費，元旭姐，還有身邊不少朋友都鼓勵我留下來，但我還是執(zhí)意回來。在我心里，寫作第一重要。留在美國，我只能用中文寫作，無法像哈金那樣用英文寫作，更重要的，我的寫作題材乃至文化根脈在中國。現(xiàn)在回想起來，那時假若不回來，就沒有了后面的《血朝廷》《故宮的隱秘角落》《在故宮尋找蘇東坡》這些作品。祝勇會成為怎樣一個祝勇，那將成一個歷史之謎。

十四

從美國回來，我重新搬回北京城內居住，在西四環(huán)邊，重建了我的書房。屢次搬家，我的三萬多冊藏書從來不曾丟棄。在北京買房，與其說給我買，不如說給書買。除了東奔西走，我的大部分時間基本宅在書房里，與眾人分割，燃一炷香，看那青煙裊裊地上升，我的思緒卻在紛攘之外悠悠地沉落。但寫作并沒有把我與世界分離開來，而是讓我與它離得更近了。它甚至讓我融入了世界，成為它最機敏的那一部分。

在文字中，我重回走過的道路。

有朋友認為我寫得太多了。東方出版社出版《祝勇作品系列》，十二卷，差不多四百萬字，比有些作家一輩子的作品都多了，這是關切；有編輯為報選題遭領導“槍斃”，理由竟也是我寫得多，這就純屬偏見了。難道“多”會讓一個寫作者被否定，而“少”卻成了榮耀？那我們該如何解釋托爾斯泰俄文版全集，多達一百卷 ；索爾仁尼琴僅《紅輪》一部小說，就多達二十多卷、七八十冊，兩千多萬字？誰能證明，數量一定與質量成反比？我只好回答：與他們相比，我時間過半，完成任務還沒有過半呢，只有五分之一吧。當然，這是玩笑，這玩笑不自量力——他們是大師，是黃河泰山，而我不過是混跡于黃河里的一只泥鰍，生長于泰山下的一抔泥土。

真實的回答是這樣的：我對寫作有了嚴重的依戀癥，時間久了，自然聚沙成塔。每天起床，打開電腦幾乎成了我的第一個動作。一種持之以恒的、專注的寫作狀態(tài)，對于一個職業(yè)寫作者是一種考驗，而并不是所謂的“行活”兒。

除了寫作，我找不出其他更有價值的事情。于是，我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都用在了寫作和喝咖啡上——喝咖啡也是重要的，因為我的寫作必須有咖啡為伴。寫作讓我把時間緊緊地抓住，與時間糾纏在一起，就像戀愛狂，緊緊地抓住愛情，一刻也不放手。

無論作品好或者不好，只要完成，就是好的。這話不是我說的，而是出自德國作家托馬斯·曼，原話如此：“……終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p>

我相信每一個字都是一個寫作者成長的必經之路，猶如所有的呼喊與細雨、喧囂與騷動，都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哪一個新生兒，不是帶著血污開始第一聲啼哭的？哪一個生命，不是穿著開襠褲長大的？我們無法像剔掉肥肉那樣準確無誤地將自己生命中的幼稚時光剔除出去，既然如此，就不如坦然地接受和面對。我相信每個人的今天，都是由無數個規(guī)格各異、品質不同的往日共同奠定的。

有多少寫作者，都在這個過程中掉隊了。這讓我想起中國的家長們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不要讓孩子們輸在起跑線上?！蔽覅s想說：“孩子們的確沒有輸在起跑線上，但都輸在終點了?！奔议L們只教會了孩子搶得先機，他們忘記了，比起點更重要的，是天長地久的堅持。

作品系列付梓以后，有記者向我搜求勵志故事，我對她憶苦思甜：二十多年前的江南，冬天有雪，我大學畢業(yè)，告別初戀，孤家寡人，四大皆空，我躲在簡易的房子里，在夜里伴著一盞孤燈，在方木桌上寫作，有點像在僧房里苦修。還有在南方寒冷的冬日里，手凍得無法伸展，我戴著厚手套寫，寫出的鋼筆字比核桃還大。為什么戴手套？因為屋子冷，手會被凍僵，根本無法寫字，這原理很簡單，不需要解釋。為什么不開空調？她認真地發(fā)問。我無語，發(fā)現(xiàn)代溝竟是如此可怕，也感覺到歲月的刻薄無情。二十多年前，哪來的空調？心中下意識涌起晉惠帝的“豪言壯語” ：“百姓無粟米充饑，何不食肉糜？”（百姓肚子餓沒米飯吃，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

其實我知道，不是堅持，是離不開。

那些時光，見證了寫作的莊重，也讓我體驗了書寫的快樂。

也曾有過幡不動、心動的時刻。前不久，在一部紀錄片的后期，打算請一位電影演員配畫外音。他的經紀人開出的價格是每天五十萬，而且是友情價。我有點被這樣的“經濟”搞蒙了，舌頭伸得像吊死鬼——劇本是我寫的，憑什么他拿走五十萬，而且是每天？他能把劇本里的字都認全嗎？那某一刻，我也會懷疑，自己把寫作作為終生的事業(yè)，是否選錯了路？在明星光環(huán)的映照下，寫作者顯得那么的“傻”。

十五

有時我也在想，這樣寫下去，是否有意義？不是因為世界對寫作的刻薄，而是陷入對寫作意義的懷疑。藝術的創(chuàng)造，固然是向有盡歲月發(fā)起挑戰(zhàn)的一種方式，只有通過這樣的挑戰(zhàn)，才能讓脆弱的生命顯示出應有的尊嚴。但在這個世界上，不要指望有什么事物能夠不朽。所謂的永垂不朽都是騙人的，萬物皆朽，這才是最高的真理。我知道，在并不久遠的將來，我所寫的一切，都將變成一堆廢紙，像我的身體一樣，爛在泥土里。將來的人們不需要它們，甚至，現(xiàn)在就已經不需要了。為了那個虛無的將來，值得以年華為賭注嗎？

但每當我回到自己的書房，打開電腦，所有的怨懟就無影無蹤了，就像對一個深愛的女人，每一次生氣、爭吵，最終只能增加自己的愛。我發(fā)現(xiàn)自己仍然是那樣深愛著寫作，從來都沒有變節(jié)。哪怕是一瞬間的動搖，都讓我深感羞愧。我相信，只要愛著，就有意義。譬如一位棋手，即使成為棋王的概率微乎其微，他對下棋的熱情也絲毫不會減損。因為他不是愛棋王，而是愛下棋。

我把寫作稱為“一種寂寞而又誠實的生活”。農民種地也掙不到多少錢，但對于人類來說，種地無疑是偉大的，因為它是人類生存的根本。有人輕視他們，無非是因為勞動的辛勤、收入的微薄和身份的卑微，但種地的偉大，絲毫不因人們的輕視而抵消。人們可以忘記農民，卻不能忘記吃飯。而吃飯本身，就已經包含了對農民勞作的認可甚至褒獎。前幾天，在紀錄片《茶，一片樹葉的故事》里，我看到那么多愛茶的年輕人，有中國人也有老外，他們對這份勞動愛得沒有理由，他們也因此顯得無比可愛。一個一無所有卻仍然受到尊重的人，才是真正的尊貴。

喜歡張煒說過的一句話：“寫作者愿意把自己放在文字后面，這樣交流起來更方便。他們有一支筆一張紙，通過它，彼此可以不太失望?！?/p>

張煒道出了寫作者和演員的根本區(qū)別。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對于演員來說，有時很難將自己與角色區(qū)分開來。作為一個公眾人物，他們（她們）的生活甚至也成了一出戲，更受矚目，失去了這種矚目，他們（她們）會手足無措。他們（她們）的所有表情、動作、態(tài)度，都隨時為這種矚目準備著，而作家，則更需要一種本質的生活。我終于明白，我對寫作的向往里，包含著對本質生活的向往。

十六

從買了第一臺筆記本電腦，我就開始嘗試著一邊聽音樂一邊寫作。最早是從霍洛維茲的鋼琴曲開始，聽他演奏巴哈、肖邦、李斯特和莫扎特。我對于音樂完全沒有研究，但那古老的音符總令我想起許多古老的事情。仿佛有風，將我的思念吹得很遠。其實并沒有風，只有薄片似的音符在空氣中流動，像透過窗子的陽光，像肘邊咖啡杯里若有若無的香氣，在我的心坎上抖動。

最早開始寫作的時候，是20世紀90年代初，我剛剛畢業(yè)，分配到中國現(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院，與人合住一間單身宿舍，我只能趴在那張沒有抽屜的舊書桌上寫作。張抗抗最早也是在東北當知青時，在集體宿舍的大通鋪的炕沿上以及自己的膝蓋上，完成了長篇小說《分界線》。鐵凝開始寫作的時候，與她的妹妹共住一個房間。那是 20 世紀 70 年代中后期，家具還十分簡陋，都是公家配給的，還統(tǒng)一打著編號。后來，便以很低廉的價錢賣給職工。鐵凝的書桌就是花五元錢買的。她在這張桌子上寫完了包括《沒有紐扣的紅襯衫》《哦，香雪》等早期作品。她至今懷念那張桌子，那樣的回憶，像霍洛維茲的鋼琴曲一樣溫暖。

相比之下，郭沫若在“文革”中的寫作環(huán)境是奢侈的。前海西街的郭沫若故居，那灰瓦紅柱的老宅，層疊蜿蜒的假山，整個建筑群中幾乎沒有一個細節(jié)不透露出這里的貴族氣息，只有庭院中的幾株海棠，或可令人感受到些許文人的情趣。那寬大的書房固然令人羨慕，可它卻是以放棄自由換來的。侯門一入深似海啊，這話是翦伯贊對郭沫若說的。那是 20 世紀 60 年代初，他們同去為田漢的母親過 90 大壽。其實那時，郭已經開始同舊友們疏離了，如煙往事已隨老照片一起發(fā)黃，只是沒有人說得清這個過程是從哪一刻開始的。

說來郭沫若也向往那種“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瀟灑，只是他對風潮的敏感使他主動將昔日的友情淡化處理，以求得一個保險系數。他那華麗的居所實際上成了他的囚籠。當陳寅恪偏居嶺南，沉潛于舊書堆中，將好玩金石的康生拒于門外，“康老夫子”卻一再地成為郭沫若的座上客。那間令人艷羨的古意盎然的書房也沒有幫他寫出好東西，遠不如當年滬上的亭子間更能令他激情綻放。他為配合時事而寫的《百花齊放》紅極一時，但他心里明白那一錢不值。后來他干脆自暴自棄，胡寫下去了，寫完就登，登完就忘。

說到亭子間，讓我聯(lián)想起張愛玲那陳舊而迷糊的滬上時光。我曾想象過張愛玲的寫作環(huán)境。那應該是公寓樓里面極普通的一間，木地板，有素凈的花格子窗簾，當然沒有現(xiàn)在流行的電視空調什么的，要說電器，至多只有一臺老式收音機。陳設很簡單，又處處可以看出主人對美的苛刻。我?guī)状稳ド虾?，都未能訪問張愛玲的舊居，但我想應該是這樣，因為它符合我的心意。

我對自己工作間的要求大抵就是這樣，我從馮亦代、邵燕祥、高莽、劉紹棠、劉心武等相知的前輩那里，也都印證了這一點樸素的心愿。音樂在室內流動的時候，窗外的云彩正裹挾著時間漂移、遠去，我卻從時間的退潮中朝著相反的方向生長。時間在嘀嗒中生銹，我的愛情卻像精致的餐具越擦越亮。小小的房間里我同托爾斯泰、卡夫卡、海明威、威克魯亞克當然還有中國的曹雪芹擠在一起，我當然會覺得溫暖。透進窗子的每一縷陽光都讓我感到了主的仁愛。

十七

每當我在這樣的時空里沉入寫作的時候，我都感覺小小的廳堂是我的船艙，我正撐著一艘小船航行在藍綢一般的海上。我的表情像每一個在陽光下泛出古銅的肌膚光澤的水手一樣自足和平靜，我的力量透過指尖敲擊鍵盤的震蕩得到釋放。

一只飛翔的鷂子可以將我的目光牽出很遠。每當這個時候，我便知道我的小屋可以無限延伸。遠方如黛的山影和繁榮的麥田都是它的背景和舞臺。文人的書房只有以民間為背景才能顯示出它的寬廣和深厚。正是因此，才有那么多的作家，如托爾斯泰，還有美國的梭羅，堅持在郊區(qū)寫作。每當我想起白樺林里的契訶夫，或者俄羅斯田野里的屠格涅夫，想到湄公河邊上的杜拉斯，心里就激動不已。那并不是因為那里景色優(yōu)美，而是因為只有在那里他們才可以感受到大地的呼吸。

當然我也忘不了水鄉(xiāng)紹興的魯迅、湘西吊腳樓里的沈從文和北方邊城里的蕭紅。不論他們的寫作間如何狹小，不論他們的寫字桌如何破舊，也就是說，不論他們具體的寫作環(huán)境如何，他們手中的那管筆，都牽連著一個廣闊的世界，接通著天地的脈息。即使沒有鐵鑄雕花的大門，沒有一排排高及屋頂的書墻，沒有沙龍，沒有音樂，沒有美麗的女主人，沒有咖啡誘人的芳香，也都沒有關系。即使在晃動的逃亡的車上，那樣脆弱的空間，也一樣護佑著他們語言的光芒。

我熱愛 19 世紀后半葉的俄羅斯巡回派藝術家，趁著年輕的時光，沿著頓河和伏爾加河流浪采風。列維坦和列賓都是我心中真正的偶像。每當我面對列維坦自畫像中深郁的目光，我就能明白俄羅斯的山川和溪流給他的生命帶去了怎樣的變化。他們貧窮而饑餓，沒有固定的工作室，卻像曠野上的飛鳥一樣自由。

我羨慕 20 世紀 30 年代流亡巴黎的作家，他們居住的環(huán)境嘈雜，這卻絲毫沒有影響他們創(chuàng)作的欲望。《南回歸線》和《北回歸線》的作者亨利·米勒曾經在小說中描述過他在小旅館里落魄的經歷。法國詩人貝朗瑞能夠在下等咖啡館里寫作歌謠，愛倫堡也喜歡在咖啡館里寫作，年輕時代的契訶夫則干脆將寫字桌搬到他擁擠而嘈雜的居所的露臺上。我承認我做不到這些。我只能在相對安靜的場合寫作，而且絕對不能奢華，比如在賓館或度假村。當然，最好還是在自己所熟悉的、可以自由自在的家?？梢噪S便從書柜里抽取一本書，漫無目的地品讀，或者趿拉著拖鞋走來走去。

但是這個鋼筋水泥的小屋一定要向寬廣無邊的民間大地無限敞開，去迎接一種樸素的哲學。哪怕一只小小的昆蟲，都會給我?guī)砩裥缘膯⒌?。每當我從遠方歸來，回到自己的窗前，以手的旅行接替腳的旅行，我便會發(fā)現(xiàn)任何現(xiàn)實的窘迫和不安都那么微不足道，會發(fā)現(xiàn)自己小小的工作室里竟充滿了宗教般的光輝。

十八

我是 A 型血，有人判斷這種血型的人喜歡拋頭露面、出人頭地。但我認為該結論失之武斷，至少我就是一個鮮明的反例——我不愿出現(xiàn)在眾目睽睽之下，而是更愿意“潛伏”起來，“潛伏”在人們視線以外。

也許是因為我膽小，見不得大世面，但唯有如此，我才能感到輕松、坦然和自由。我不愿做“明星”——當然根據酸葡萄定理，這首先是因為做不成，但更重要的原因卻是我做不起——做名人的代價過于昂貴了，以至于要犧牲一個正常人的生活，比如在外面吃個油餅都要受人關注，上個廁所也被狗仔隊跟蹤追擊。我樂于把一些看不慣的人和事罵得狗血噴頭而不必擔心成為媒體的負面焦點，更不用擔心自己的親人成為八卦的核心。

寫《麥田里的守望者》的塞林格，是我最喜愛的作家之一。喜愛的原因，不僅是因為他寫出一部偉大的著作，還因為喜歡他的寫作方式——他幾乎是一個隱居者。這位在紐約公園大道長大的城市人，自從1952年開始，就辭別紐約，在紐約以北近400千米的科尼什村住下來。他的傳記作者斯拉文斯基說：“這座村落幾乎不為外人所知。村里既沒有中心或人來人往的活動場所，又沒有商業(yè)區(qū)和工業(yè)區(qū)?！彼x擇此地的全部目的就是“為了不被外人發(fā)現(xiàn)”。他真的像一個通緝犯一樣悄悄潛伏下來，除了偶爾到小鎮(zhèn)上購物，幾乎從不露面，大部分時間躲在山上的房子里寫作和沉思。

菲力普·羅思，繼馬拉默德、辛格和索爾·貝婁之后的又一位美國猶太文學巨擘，他的寫作方式是這樣的：他與妻子定居在坎貝爾斯維爾鄉(xiāng)下，在樹林里建起一個寫作間。每天早上，他與妻子共進早餐，然后步行走進樹林，在寫作間里，從上午 10 點左右一直寫到晚餐時間，再步行返回住處，與妻子共進晚餐。

還有澳大利亞作家、詩人羅·霍爾，在海邊找到一個寫作之所，周圍數里之內只有野生動物相伴，他每天在海浪的伴奏下，伴著搖曳的燭光寫作，直到深夜。

有人說這很浪漫，給我一個老婆，我也會去。問題是你去了干什么？你是要老婆，還是要寫作？要知道，這種恒定的寫作生活，不是度假，而是一種艱難的修行，除非深愛，不能為之。

好在我所求不多，想到最后，只有一支筆（或一臺電腦）、一個可以安靜寫作的房間是不能缺少的，其他都非必須。甚至連房子也可以省略，因為我已經習慣于在旅途中寫作。那一年在丹巴，坐在藏氏民居的屋頂平臺上，面對雪山寫作，看雪山陰影一點點的變化，已經成為我最難忘的寫作經歷。

有人說，寫作讓人想起寺廟里描繪壁畫的僧人，在洞窟里，看不到日落月升，只是手擎一根蠟燭，在所有人的注視之外，摸索著，默然無語地畫下每一筆。不知多少年過去，他開門走下臺階，消失在日光照耀的世間。朝拜的人蜂擁進去，驚艷于壁畫的精湛與美麗，卻對他的存在一無所知。

但他什么也沒有丟失。他把創(chuàng)造的快樂帶走了，由自己獨享。每一個創(chuàng)作者，內心都珍藏著一份獨屬于自己的秘密快樂。

一個“成功人士”即使一只手上戴六個金戒指，如今也不會讓我生起嫉妒之心，只有好的文字能讓我激動起來，像宋丹丹小品里說的王老五那樣渾身發(fā)抖。

我看到那些久已存在的漢字，因我的寫作而重新集結，被注入了新的靈魂，我的心底就會煥發(fā)出無以形容的快感。甚至，敲擊鍵盤的動作本身，都像鋼琴家的演奏一樣，給我?guī)沓删透小Ｆ聊簧戏降目瞻讬n，就是我的王國，盡管國土面積小了一點，但依然給我?guī)斫y(tǒng)轄者的自由與瀟灑。

十九

曾經，想給自己起一個筆名?！白Ｓ隆眱蓚€字怎么看怎么不像作家的名字，魯郭茅巴老曹都沒有這樣的名字，六位文學巨匠，用的全是筆名，其中我最喜歡的，是郭沫若這個名字。沫若沫若，與汝相濡以沫。假如錢鐘書的名字叫錢有財，張愛玲的名字叫張彩鳳，我不知自己是否還會對他（她）的作品一往情深。武俠小說中，大俠的名字一定要叫“西門吹雪”一類的，聽上去就很有氣勢，讓人覺得是武林高手，同樣一個人，名字要換成“牛二”，那就是一定是店小二，無論武藝多么高強，也當不上武林霸主，最多是個山大王。孫建弘的脫口秀說，他要當俠客，名字就叫“西門吹?！?。一個作家，名字首先不應當平凡，不應當是“建國”“利民”一類。許多當代作家都以筆名“洗刷”了他們本名的凡俗，比如蘇童，本名童中貴，怎么聽怎么不像作家，后來叫作蘇童，我理解是江蘇的童中貴，但一下就精彩起來。

作家起筆名，各有其法。莫言，本名管謨業(yè)，“莫言”是將“謨”字拆開，這一點很像金庸，本名查良鏞，“金庸”是將“鏞”字拆開。我和雷達先生一起出訪東歐，雷達先生告訴我，他本名雷達學，這個就一般了。于是他干脆把“學”字去掉，變成雷達，氣象就不一樣了。格非本名劉勇，他對我說，在華東師大讀書時，宿舍樓一叫電話（那時沒有手機，每棟宿舍樓有一個公用電話），至少出來三個劉勇。叫劉勇的太多，這讓格非想到要起筆名。筆名的起法，是隨意翻字典，翻到哪頁，就從這頁上挑一個字，再翻另一頁，再挑一個字，組合成一個名字。他第一次翻頁選中了“格”字，第二次翻頁選中了“非”字，就開始用“格非”當筆名，那時他還不知道李清照的父親名叫李格非。

名字是重要的，一個人的名字，常常暗含著一個人的道路，不知道這是一種宿命，還是我們帶有主觀色彩的追加。毛澤東、周恩來，名字里就包含了他們一生的偉業(yè)。汪精衛(wèi)，本身就帶有某種濃厚的悲情色彩。余秋雨，用秋瑾的詩形容，那就是“秋風秋雨愁煞人”，不提也罷。

二十世紀的畫家，幾乎個個都有好名字，像齊白石、李苦禪、黃賓虹、李可染、張大千、徐悲鴻、林風眠、陳丹青，那么的色彩絢麗，那么的意境幽遠，好像他們生下來就應該去搞藝術（當然，有些名字是他們后來取的）。畫家冷冰川的名字是爹媽給的，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他能有這樣的名字，堪稱鳳毛麟角。后來冷冰川有了兒子，考他的時候到了。我開玩笑說，就叫冷冰冰吧。他沒聽我的，給兒子起了一個簡單大氣的名字：冷山。

讀大學時，起筆名的念頭就在我的心底涌動。那時我們辦文學社，叫“先河文學社”，骨干分子有我，有梅峰，現(xiàn)在是大導演，電影《不成問題的問題》獲了臺灣金馬獎。我們編油印刊物，跑到圓明園的打印社里去打印成蠟紙，再油印成冊。我的大學是國際關系學院，在頤和園和圓明園之間，那時經常往北大、北師大跑，前后屆的文友幾乎都認識，連外校的邱華棟、李少君都是在那時聯(lián)系上。那時喜歡寫作的同學很多，大部分用筆名，像北大有臧棣、雷格，北師大有?？?、伊沙。后來他們都成了很有名的詩人，?？水敃r就被臺灣詩人洛夫稱為“最有前途的新生代”。

其實也有許多作家的名字很普通，卻一直用下來，沒有改變，或許那名字里藏著一個人的歷史，他們不忍舍棄。像陳忠實的名字，聽起來那么本分，有一點“老土”，但那就是陳忠實，倘改成“金宇澄”，就十分奇怪了?！敖鹩畛巍边@個名字只適于《繁花》，只有“陳忠實”這個忠厚本分、頗似農民或者鄉(xiāng)干部的名字，能夠與那片蒼茫無盡的白鹿原融為一體。余華、馬原的名字也是普通的，普通得像一個小科員，但我們如今并不覺得它們普通，因為他們的作品風格是強烈的。想到他們，我們首先想到的是他們作品的風格。一個作家的榮耀，歸根結底是藏他的作品里，無須依靠名字來先聲奪人。

我終于沒有給自己起一個筆名，曾經列出過很多，卻覺得沒有一個像我。一旦用起來，我不知道指的是誰。名字是每個人的家，無論筆名還是本名，只要從中找到了身份的認同感就可以了。我們住在這個家里，永遠不會離開，甚至我們死后，這個家仍然存在，等著我們歸來。

二十

我至今不是一個進入“譜系”的作家，“茅獎”“魯獎”都與我無緣。2019年11月深圳讀書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是主賓出版社，請我和一些作家去“站臺”助威，我發(fā)了一條微信，說我和一些作家去深圳參加活動，有獲過茅盾文學獎的阿來、格非、李洱，沒獲過茅盾文學獎的嚴歌苓，以及不可能獲得茅盾文學獎的我。當然，“茅獎”是一項長篇小說獎，而我基本上不寫小說（只有2011年出版的一部長篇《血朝廷》），我獲不了“茅獎”只怨我自己，而不怨“茅獎”。我對“茅獎”沒有意見，但我對以小說為中心來構筑20世紀中國文學史是有意見的。倘如此，即使薩特、本雅明在中國落戶，也很難進入20世紀中國文學的“譜系”。

但這些“意見”，也只是片刻的閃念，絲毫不會妨礙我的寫作，相反，會使我的筆更加輕松、自由和放縱，可以跳躍也可以飛翔，像敬澤說的，讓“語言如陽光下明滅不休的水泡，歡欣而喧鬧”。我喜歡這種近乎陶醉的自我表達，“像展開的沃野上讓繁花盛開，像玻璃一樣讓光影流動，這種體驗中真有生命的喜樂”。敬澤這話不是說我，是表揚林白的小說《玻璃蟲》，但我將努力像敬澤說的那樣，做一只喜樂的玻璃蟲。

生命像一個貪食鬼，一分一秒地吞噬掉我的歲月。唯有那些不斷生成的文字讓我不再焦慮，因為對我而言，筆下的文字與對歲月的消耗是等量的——我用去了多少歲月，就會留下多少文字。消耗得越多，也得到得越多。我們共同達成了這項“守恒定律”。歲月成了我支付給寫作的一項成本，最可靠的回報，不是錢，而是那些越積越厚的文字。它們讓我感到幸福和滿足。

我終于明白了，自己對于寫作的愛，不是為了來世的紅利，而是為了此生的幸福。因此，對于歲月的消耗，我絕無怨言。

假如一個愛我的人問：“我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愛人？”答案只有一個：寫作。

當然，生活也是重要的。

但對我而言，生活里沒有了寫作，將索然無味。

我的寫作或許誰也拯救不了，卻能拯救我自己。

寫作本來不需要什么回報，因為寫作本身，已是最大的回報。

我也幻想過結束寫作的日子，在結束生命之前，休息下來，無所事事，甚至連書也不去翻動一頁。但我至今想象不出，那會是什么樣子。

……

作者簡介

祝勇，1968年生于遼寧沈陽。作家，學者，現(xiàn)供職于故宮博物院。出版作品四百余萬字，主要作品有《故宮的古物之美》《故宮的風花雪月》《故宮的隱秘角落》《在故宮尋找蘇東坡》《舊宮殿》《血朝廷》等。《辛亥》《歷史的拐點》《蘇東坡》等大型紀錄片總撰稿，大型紀錄片《天山腳下》總導演，《上新了·故宮》總編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