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幸福來電》一書所有篇目的回味與暢想之中，我理解了一個生于澳門，長于澳門，將澳門鄉(xiāng)土情結植入所有回憶與想象中的陸奧雷。我時常想，所有源自鄉(xiāng)土的文學都應該是充滿生命力的，尤其是在這份生命力之上，作者呈現(xiàn)出一副游離、徘徊在鄉(xiāng)土敘事之外的感動與驚喜的圖景，人類所有的美好與善良已被匯集于故鄉(xiāng)漸行漸遠的個人情感體驗之中。澳門是陸奧雷年輕時想要久居的地方，而澳門，也成為了他試圖通過記憶倫理的一條路徑不斷去修復或尋找的根。董卿在《朗讀者》中說：故鄉(xiāng)是屈原的秭歸，那里是楚國宗祖，洞庭波兮木葉下；故鄉(xiāng)是卡夫卡的布拉格，虛幻又現(xiàn)實，欲說還休；故鄉(xiāng)是木心的烏鎮(zhèn)，五十年未聞鄉(xiāng)音，聽起來麻癢癢的親切感。同樣，澳門成為了陸奧雷個體敘事創(chuàng)作中的故鄉(xiāng)根基，承載了《幸福來電》中所有的美好。

《幸福來電》

書寫“我城”——空間敘事的可能

陸奧雷用其筆觸深情的文字，為我們呈現(xiàn)出了一副極具白描手法的澳門街道實景。這個一心想著為澳門城市街道塑造文學群像的作家，他筆下的所有人物常常在澳門的街道公共場所之中參與敘事，成為了澳門空間地理縮影中必然的一種存在。從我們熟以為知的板樟堂、水坑尾、北區(qū)的長街到中央公園、友誼大橋，再到大山巴、媽閣廟、觀音像、融合門，這種書寫生于斯，長于斯，將所熟悉的空間放置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手法，使得陸奧雷的文學有了多種情感迸發(fā)的可能性。因而正是在這樣的一種鄉(xiāng)土出發(fā)點上，陸奧雷的小說態(tài)度是極其明確的，他將筆墨的愛恨情仇均放置在了澳門的大街小巷。其《幸福來電》中故事的主角大多是以“我”的視角，為觀眾讀者呈現(xiàn)出了個體成長與城市體驗之間的文化關聯(lián)與想象視野。正如莫言把山東高密的東北鄉(xiāng)寫成了宗教隱喻敘事的一種地域指向；而陳忠實則將西北的空間想象寫成了《白鹿原》式的情感體驗。陸奧雷的文字之中，既規(guī)避了洪鐘大呂式的史詩敘事，又摒棄了溫情熨帖化的小家碧玉，而是借用熟悉的地理面貌，將個體成長的具象體驗與情感表達與之相匹配，進而澳門成為了陸奧雷小說中得以言說的青春印記之地。

陸奧雷

澳門作為文化交融匯集的城市，其本身就具有了文化內(nèi)涵指設的韻致。著名空間敘事學者龍迪勇曾指出：“跨媒介敘事是一種“出位之思”，即跨越或超出自身作品及其構成媒介的本位，去創(chuàng)造出本非所長而是他種文藝作品特質(zhì)的敘事形式。“出位之思”構成了“跨媒介敘事”的美學基礎?？臻g敘事本質(zhì)上是一種跨媒介敘事 ?！币蚨憡W雷筆下的澳門街道故事都充滿了本土意味的表達與空間多向敘事的可能性。所以在《幸福來電》之中陸奧雷“書寫我城”，從板樟堂的倒數(shù)聲到讓寧靜的西灣治療我的憂郁。這一切曾經(jīng)在澳門這座小城街道當中發(fā)生過的往事，以及正在上演著的新舊，還有念念不忘的未來以及充滿懷想的歲月，都成為了陸奧雷筆下的典型代表。文學的想象力與生命力來自于休養(yǎng)生息的這片土地，在時間流逝于人性善惡的成長體驗之中，陸奧雷用文字為我們構建出了諸如消失的圣母灣這樣的空間符碼，離亂涼薄的塵世，總要去尋找一片得以寧靜棲息的樂土，而澳門的所有街道空間自然是“我”城市講述中的重要一環(huán)，正如導演王小帥的《日照重慶》以城鄉(xiāng)二元對立的矛盾，再現(xiàn)出了時間過往、歲月不居的文化想象中，個體始終要與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達成和解的哲學命題。

故事容器——道具符號的編碼

在新舊街道的情感矛盾之中，陸奧雷將文學的關注點轉向到故事容器的書寫與刻畫中。魚、酒吧、手機、校園、咖啡館、貓等成為了其日常生活寫作中的標配元素。此時此刻，陸奧雷的文字所展現(xiàn)的風格就有了一種與生活結緣的復雜情愫。澳門是海港之城，向海而居，因海生情，因而不難看出澳門人對“魚”的某種特殊情結，對街外之物的敏感態(tài)度，也往往會借“魚”書寫人城關系?！遏~》這篇充滿隱喻想象視野的小說，在陸奧雷的筆下為我們娓娓道出了“魚蛋”與“牛丸”的選擇與境遇，無論命運如何，最終都是一個煙消云散的結果。頗有幾分佛家里面講因果由緣，萬事皆空的意味，所以陸奧雷用文字告誡讀者：要找個快樂的過程，如果最后變成魚蛋和牛丸，便沒有以后了。誠然，不管是為了筆下的夢想也好，還是想逃脫囚籠也罷，或是最終無奈的一種選擇，或回到破敗的鄉(xiāng)土，通過文字得以釋放自己，都是一種生存與存在的方式和問題，也就是海德格爾所說的經(jīng)驗過的生命。從這一角度來看，陸奧雷筆下的文字成為了他與生活交心，從而產(chǎn)生共鳴的一種方式。

陸奧雷在“故事容器”的篇目之中，運用了大量的故事情節(jié)，構建出了一個充滿道具符號的小說世界。甚至以自嘲式的方式寫出了一個腦殘的日常生活，極具黑色幽默的表達視野。對于自由想象的出發(fā)，使得陸奧雷的文字當中，有了擺脫生活束縛與鐐銬的悸動。雖然看似狂野不羈的文字表面，有著一種野性的呼喚與掙扎，實則卻用文字表現(xiàn)出了內(nèi)心的真誠與心靈自由召喚的沖動。這應該是一個人寫作時最美好的狀態(tài)，就是我寫我話與他者無關，最后呈現(xiàn)給讀者的也是作家最為真誠的存在。我們周遭的生活都是浮夸喧囂的美麗，但卻難以發(fā)現(xiàn)深藏背后的隱憂，與其西裝革履地在人群游走，倒不如泥沙俱下、蓬頭垢面地帶著鐐銬跳舞，用文字與生活達成和解。

感情的事——情感敘事的哀愁

情感拿捏細膩、柔和與否，在陸奧雷的文字中，也通過對澳門咖啡街道的擁擠感，進一步為我們表達出了澳門情感敘事的惆悵與苦悶。《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的女記者簡?雅各布斯指出：車輪碾碎了街道。城市的街道除了承載交通外，還有許多別的用途。街道應該具有活力，并給人以安全感 。而同樣日漸繁華的街道與甚囂塵上的都市生活，使得澳門這樣一座城市的戀情也出現(xiàn)了緊張與崩離的態(tài)勢。車輪碾碎了街道，同樣車輪的快節(jié)奏，也讓情感出現(xiàn)了難以縫合的美麗與哀愁。香港導演王家衛(wèi)用支離破碎的鏡頭色彩，展現(xiàn)出了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青年男女曖昧的狀態(tài)，同樣也將一種拒絕與被拒絕的宿命表達出來。這些在陸奧雷情感往事的記載中都找到了答案。誠然，并非是一定要比較香港與澳門情感敘事的差異性，而是在某種機緣巧合的講述之中，使得香港與澳門的情感關系呈現(xiàn)出了共同的內(nèi)在特質(zhì)。所以陸奧雷才寫“苦戀日夜”，又同樣將街角當成了“永遠的目擊者”，這與蘇麗珍和周慕云的情感接觸方式如出一轍。王家衛(wèi)在《一代宗師》中說：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陸奧雷的文字中永遠充滿了一種重逢的期盼，他寫“為舊情人祝?！?，在氤氳不明的惆悵溫婉之中，令讀者陷入不斷的追問與思考：“簾外語潺潺，春意闌珊；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很多情感的事情都要交給明天的，可是明天在哪里呢？明天是否會太陽照常升起呢？這是陸奧雷筆下的一個安靜的夢。

靜謐和慵懶是澳門生活的常態(tài)。倘若將澳門的諸多街道變成陸奧雷筆下得以體驗懷舊的符號，那么他的情感敘事依舊是緩慢而自我的。如此看來，澳門街角的咖啡館竟同時承載了懷舊與詛咒兩種背道而馳的情感體驗。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篇目之中的“錯誤”，“中秋詛咒”，“詛咒之二”，均成為其情感美好想象之外的顛覆和解構。澳門詩人黃文輝經(jīng)常用魚作為自我表達的隱喻，生動地描述了澳門魚在今天的多重情感困境：“怎么還未下雨呢/擱淺在沙灘的魚們想”；“我們是一尾誤闖石屎森林的魚/以為窗口透出的燈光，是燈塔的方向”。陸奧雷在作品中，也將“魚”設置成了自我表達的符號，魚作為一種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存在，絕不僅僅是海洋地域的原型象征，更是澳門人對海洋的一種懷念，恰如“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而個體成長中，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維系則正如澳門城市建設中海洋與陸地緊張的關系，對家園“失樂園”般的想象也成為了個體生命之中情感動蕩不安的映射。

陸奧雷在“板樟堂的倒數(shù)聲”中寫到：以后，我們將會在旅游塔，繼續(xù)寫下不同的故事。另一代的澳門人，也將會因為自己生命中各種各樣的故事，而去愛這個地方?？鞓房倳еС詈脼樾腋４呋?，正如我喜歡板樟 堂的倒數(shù)，早已沒有。而那片黑得晶瑩的天空，卻和今夜相同 。 “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xiāng)明”，時過境遷，然而無論是變與不變，在陸奧雷的回憶當中，澳門已從多元交匯的文化象征變成了海洋與陸地文明交融的符號，這催生出了澳門人對大海的戀母情結，也同樣成為了陸奧雷不知疲倦，山一程，水一程，想要再次走近的故鄉(xiāng)期待。江湖路遠，都說“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但故鄉(xiāng)始終是故鄉(xiāng)，斷了筋骨，卻連著血脈。而這與澳門有關的、正在發(fā)生著的一切都成為了陸奧雷“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的精神寫照與情感命題。

注釋：

1.龍迪勇：《空間敘事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5版，第324頁。

2.簡?雅各布斯（金衡山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譯林出版社2006版，第239頁。

3.陸奧雷：《板樟堂的倒數(shù)聲》，選自《幸福來電》，作家出版社2019版，第2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