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亮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年07月 ISBN：9787521204360

當代小說與圈子批評家

對變幻莫測的當代小說再要作一完整的巡視和綜述，現(xiàn)在無論如何也不能由一兩個人來承擔了。一年來的小說創(chuàng)作現(xiàn)狀像團不斷擴張的迷霧，把原先公認的那些清晰框架弄得一片模糊。這些紛至沓來的小說如同一大群匆忙向前趕路的旅行者留下的雜亂足跡，簡直難以辨認。批評家剛剛理出一點頭緒和輪廓，打算予以及時的歸納，但是新涌現(xiàn)的小說馬上使原先確立的某幾個觀點發(fā)生了傾斜。今年初，張辛欣和桑曄的《北京人》在五家文學雜志同時和國內讀者見面，隨后就引起了批評的騷動。當有人振振有辭地以虛構是小說的最基本構成這一規(guī)范向《北京人》提出疑問時，另一些人則以“口述實錄”這一紀實的形式本身擁有的審美認識意義——如可靠的逼真性、實況效果和還原性等等范疇——來為《北京人》的非虛構性進行理論上的辯護。不過，與此同時，這樣的批評家卻極難對差不多時間出現(xiàn)的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做出敏感的反應。由于對西藏民族歷史、宗教、神話和種種野蠻的風俗所知甚少，也由于對那種怪誕的敘述形式和隱語感到極為生疏，人們只好對之表示沉默。這種沉默開始在蔓延——曾寫了轟動一時的《棋王》的阿城，寫了若干篇實驗性的印象筆記體小說《遍地風流》，至今還未能看到批評家的反應。由于這串小說不但舍棄了情節(jié)，而且也難以看出那些印象背后究竟有什么象征意味，結果批評家就感到缺乏一種讓他們闡發(fā)見解的客觀依據(jù)。然而，恰恰是印象本身，構成了我們日常感覺的重要方面。日常感覺、心境、情緒和對某種氛圍的期待，組成了《遍地風流》的幾個要素，這一點被批評家們不以為然地忽視了。

批評家開始感到迷惑和惶然，往日那種全知全能的地位在迅速瓦解。當校園小說《你別無選擇》和人們見面后，除了一些華而不實的贊詞，更普遍的反應仍然來自對一般社會變遷乃至心理波動的描述與概括，或者從一代人的觀念落差中窺見了大洋彼岸塞林格的影子，甚至還看到了海勒筆下的尤索林的幽魂。當然，指出這篇小說的反叛精神，一種青春期的躁動與不安分，是不無理由的。可是對這篇小說所涉及的某些音樂領域的課題，卻還沒有人作出內行的應答，而這恰恰是理解這篇小說的樞紐所在。小說在今年的大分化趨勢中，愈來愈走向小型化、圈子化和專門化。這顯然是對全知型批評家的重大挑戰(zhàn)。權威的意義被縮小了，權威的影響也跟著縮小。已經(jīng)很難聽到一錘定音的批評之聲，這聲音已經(jīng)被抹去了。各種聲音此起彼伏，它們彼此合奏，彼此干擾，不能傳得更遠。權威消失了，是人們各自的個性崛起讓它消失的——你們、我們還有

他們。

當代小說猶如一棵參天人樹，數(shù)不清的枝椏在自由伸展，向空間展拓，謀求生存。僅僅關注這棵大樹下的土壤，或者僅僅看到這棵大樹的樹身，已經(jīng)遠遠不夠了。僅僅說所有的樹都仰賴土壤而生存，或者僅僅說一切枝椏都從樹干上生長出來，也已經(jīng)遠遠不夠了。說一切樹呀、花呀、草呀都是植物，于我們知識的增進又有何益？批評愈來愈要求細密化、精確化和特殊化，那種大而無當?shù)呐u應當壽終正寢了。

由于批評家知識結構和審美習慣的定向化和普泛化，使他們容易產生自以為可以對一切小說發(fā)表議論的幻覺——當然，也只是普泛的層次上發(fā)表議論。可是，令人失望的是，并不是任何小說都能一目了然地提供普泛意義，進而順順當當?shù)匮b進那個事先準備好的理論匣子里的。當小說的實際閱讀發(fā)生了障礙，和既成的判斷尺度無法對應時，那個普泛的尺度就開始失效了。對無法把握和觀察的事物是談不上進一步測定的，而簡單的異議又缺乏可靠的依據(jù)和充分的自信，于是緘默就成了批評家的最后一道防線。

但是小說家們受不了這種難堪的緘默，因為他們多少懂得，倘若沒有有力的小說批評作為見證，他們的實驗小說和其他種種和既定規(guī)范有悖的小說是很難長久確立的。當代小說的變幻莫測，在時間的飛輪下很快就會變成一道彩虹，隨后就因為水汽的蒸發(fā)而消散得無影無蹤。小說批評和理論概括，就如一架攝影機的快門，只要略一按動，就能把瞬息即逝的藝術幻影化為永恒。小說家們愈來愈希望有一種真正理解他們用意的批評，如果他們的希望落空，他們就忍不住自己出面撰文了。

小說家圈子事實上在若干年以前就悄悄地形成了，因此，小說家們自己的批評，顯然就是圈子批評家出現(xiàn)的預告。他們的批評，避免了隔靴搔癢的毛病，又有切身的經(jīng)驗和體察，往往具有局外人難以做到的細微和會心之處。他們闡發(fā)和交換各自的經(jīng)驗和印象，并不期望人們在理論上的高度歸納。他們彼此通信，侃侃而談，把正兒八經(jīng)的批評家撇在一旁，津津樂道地議論著只有他們感興趣的各種藝術問題，或者相互呼應，或者爭得面紅耳赤。總之，他們已經(jīng)不僅僅通過小說，而且也通過議論，來向社會說話了。

由于隔膜，也由于那些小說的費解——本來小說的概念是明確的，批評家可以輕松地參照這些概念來看小說的創(chuàng)作意圖和內部的隱語——使得原來無所不評的批評家陷于窘境。但是，憑著多年藝術感受能力的熏陶，他們又直覺地感到這些小說是有意味、有分量的，不過就是難以一語道出。他們痛感小說家們自己撰寫的文章主觀隨意性大、立論不充分、武斷、偏頗和自鳴得意，但由于那些小說家們談到了一系列他們感到生疏的課題，而他們一下子又不可能熟悉和通曉那些領域的知識，于是就很沒有發(fā)言的把握，并由此感到心理的不平衡。今年初以來，韓少功、阿城、鄭萬隆、鄭義紛紛談起了傳統(tǒng)文化和文學的根應當扎在何處的問題，它的余波至今尚未平息。指出這一問題在提法上的偏頗和對它的補救措施，其實只是批評家為了恢復自信和心理平衡的表現(xiàn)，而很少有批評家真正多年如一日地深入研究文化的課題。這一疏缺，無疑影響了理論的深度和說服力；但這個缺陷，在小說家那里則被一種想象力，智慧風貌和俏皮幽默所掩蓋了——批評家卻無力做到這一點。

無論如何，當代小說的多向性發(fā)展已經(jīng)召喚著圈子批評家的成批出現(xiàn)，這一趨勢明擺著了。批評家不可能是一支機動的、配備齊全的空降部隊，哪里有了需要，他們就在哪里迅速降落，等到平息戰(zhàn)火后便安全撤離。不，這已經(jīng)不可能了。批評家必須是有專題研究的，他不必要也不可能對任何小說現(xiàn)象都議論一通。即便是文化小說，里面也包括著若干地域性的專題，要跨越這些文化地理上的屏障絕不是件容易事。李抗育的《炸墳》刊出后，還未有人將它剔離出來，放到吳越文化的背景下予以考察，更不用說一一指陳這篇小說所包蘊的諸種含義了。例如這篇小說的俚俗、幽默、荒誕和象征，構成了連成不等邊四角形的四個點，這種構成關系和磁場引力，若要從美學意義上加以探討，顯然只能是屬于專題批評家的分內之事，外人插手總覺得別扭。往上推移一下，像韓少功的《爸爸爸》，通體散發(fā)著既濃烈又峻冷的楚味，若單單從象征的角度來闡釋丙崽病態(tài)精神包含著的國民心理狀態(tài)的含義，仍然是遠遠不能窮盡這篇小說所隱含的復雜內容的。關于生存狀態(tài)，關于民族和種族的原始記憶，關于風俗和迷信，關于語言的組合帶來的暗示能力，都可以引發(fā)許多饒有深意的理論思考。遺憾的是，批評家們的專門知識過于貧乏了。再往上推移，鄭義的《老井》既令人窒息又令人激動地出現(xiàn)在人們眼前，對這篇小說批評家們說了些什么呢？對鄭義黃河之行歸來后一系列嚴峻的思索，批評家們又知道些什么呢？批評家坐在書齋中，遙觀著一篇又一篇新刊出的小說，對它們所賴以形成的歷史文化條件和小說家的特殊經(jīng)歷卻所知甚少。批評家對小說家的徒步遠游表示了贊賞，但也不過是致以一個遠距離的敬禮而已，他們自己仍然不能貼近小說家，和他們共同體驗某種心境，諸如喜悅、憂慮和困惑。圈外的批評家，也許可以不被偏愛所拘囿，可以獨立自主地發(fā)表個人的意見；然而，基于不理解之上的批評往往是難以妥帖中肯的。小說發(fā)展的多樣化和小型化，暗示了一種批評分工的前景，這一前景已經(jīng)向我們隱約地呈現(xiàn)出一個新的組合模型：不是小說家和批評家各自成為兩個營壘，而是由幾個小說家和幾個批評家組成一個文學圈，這個圈子有著自身的運轉機能和協(xié)調機能，以及對外說話的多種媒介工具。

圈子批評家的任務當然不止于被動地作闡釋和作注解，他們還將獨立地發(fā)展自己的批評尺度與模式，提出主張，推動文學和文化的繼續(xù)繁榮。他們將言之有據(jù)，自成一格，他們把自己的批評看作圈內小說的組成部分，而絕不是無所作為的伴郎。

圈子批評家和圈子小說家的攜手，并不是單指一般意義上的友人關系。他們往往因為氣質、審美意向、興趣、主張等方面有著相通之處。此外，還因為他們都觸及同一個專題或同幾個專題，當然，是以不同的方式：前者是知識和概念的，后者是經(jīng)驗和感覺的。另一方面，這些圈子批評家又特別重視圈子小說家的經(jīng)驗和感覺，而小說家也十分贊同批評家的知識和概念——他們本身也在探求著和他們的藝術傾向有關的各種知識。事實上，他們是水乳交融的統(tǒng)一者。

對小說家經(jīng)驗和感覺的熟識和領略，是圈子批評家必備的素質。批評家自身的確立和自信，反而使他們不恥下問，深入到小說家創(chuàng)造出來的幻象世界中去汲取感覺的營養(yǎng)。相反，只有不那么自信的全知型批評家，才害怕和小說家的平等交流與對話，生怕被他們的才華所吞沒。這種害怕心理，促成了隔膜的形成，對雙方都極為不利，既有損于小說在規(guī)范意義上的確立和研究，也有損于抽象思辨的飽滿內容。批評家的這種自夸意識其實是自卑感的無意識流露，他們竭盡全力地將一些貌似艱深的語匯和范疇來籠罩小說的藝術整體，可是這種籠罩物本身卻極為無力與稀薄。

感覺，這溝通小說和批評的第一個媒觸和中介，好像總不那么受到特別的關注。過多的概念思維，把批評家的感覺機能磨鈍了。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實際上很大程度地喚醒和打動了人的感覺，批評家不是沒有意識到?？墒牵麄內匀徊挥勺灾鞯貞{著慣性思維，用一層知性的概念之殼來封裹那一連串新鮮的感覺印象，并有意無意地將它推進一個預制好的先驗模式。從《透明的紅蘿卜》中發(fā)覺了“魔幻”和“童話”，這當然是有眼光的，可是若不能指出它是如何的“魔幻”和怎樣一種“童話”，這種標簽仍然顯得蒼白。至于用某些浮泛的措詞來探討這篇小說的藝術特征，如含蓄，虛實和模糊，同樣令人感到無關痛癢，進而反顯得模糊不清。批評家的尷尬，實在是因為不肯放下一副整天思索深奧理論的架勢，在任何一個問題前都要高談闊論一番。這也是因沒有圈子意識和圈子交流而產生的隔離現(xiàn)象——批評家抓住某幾個藝術癥候，作隨意聯(lián)想，既遠離了藝術本體，又沒有批評主體的詩情洋溢其間。這樣的批評漫游實際上便淪為一種無價值的空談和知識的炫耀。關于莫言小說的感覺，就是一個非常值得深究的美學和心理學問題。它涉及到感覺記憶、感覺的內視性、幻聽和錯覺，涉及到行為動作中的信息交換和自娛功能，涉及到語言轉換過程如何保留最初的直觀性質，還涉及到童年的觀察、想象力和夢境的再現(xiàn)。由此，它還將涉及到作家的個人資稟和氣質類型。很難想象，那些圈外批評家能對上述一系列問題作出令人滿意和使人信服的回答。

陜西的賈平凹也有相類似之處：由于他氣質上的羸弱和極度敏感，這一內向性格使他迷醉在各種傳統(tǒng)文化的典籍、野史和筆記之中。若對他的個性不屑于研究，又不能對那些典籍、野史和筆記有所了解，就使批評家們滿足于在一般社會歷史范圍內對他的小說進行單方面的功利主義評價，而把他小說里的某些精髓遺漏了。在這個框架里，批評家完全依據(jù)單一的尺度，忽而說賈平凹陷于迷途，忽而說賈平凹有了巨大的突破。這種外在的評判，實在和他精神的探索相距甚遠。圈外的、全知型的批評家，總是企圖找一把萬能的尺子，來衡量所有的小說現(xiàn)象，這樣就容易變得狹隘和武斷。能彌補這一缺陷的，只有靠那些圈子批評家，因為唯有他們才深知小說家獨特的精神探索軌跡，并諳熟小說家所熱衷的某些專題乃至各種古怪的個人癖好。

當代小說的圈子化趨勢有增無減。無論是前述的莫言、賈平凹，還是尚未論及的張承志、張煒、陳村和王安憶，都開始走向了自己風格的基本定型。莫言繼《透明的紅蘿卜》之后，又有了《秋千架》和《球狀閃電》；賈平凹的商州系列仍然不衰地持續(xù)出現(xiàn)，他的中篇《商州世事》讓人感到那真是一個偌大的世界。張承志寫了《晚潮》《殘月》以后，他的《胡涂亂抹》和《黃泥小屋》又將相繼問世；張煒的《本林同志》和陳村的《從前》至今還未見到評論，而這兩篇小說都比他們的前作有了新的含義。陳村的《美女島》馬上就要出籠了，批評家將如何評價這部既非常荒誕又非?，F(xiàn)實的小說呢？還有王安憶，她從《大劉莊》開始就有了對小說敘事結構的有意探索，《小鮑莊》也許是她近年來的一個高峰，她今后又有怎樣一個發(fā)展前景呢？

要謹慎而細密地回答上述問題，是非圈子批評家莫屬的。圈子批評家是圈子小說的對外發(fā)言者，他們溝通圈子和圈子的聯(lián)系，協(xié)調著相互的關系和彼此的理解程度，為當代文學史的宏觀記錄提供翔實有據(jù)的材料和論證。圈子批評家完成著第一輪的篩選工作，把易被遺漏和易遭誤解的小說重新推到研究者的面前，并附上一份辯護詞和委托證書。圈子批評家在大分化的歷史趨勢中并不驚惶失措，他們將卓有成效地分工，并通力合作，澄清理論的空幻迷霧，把新涌現(xiàn)的小說現(xiàn)象理順，并把里面的新經(jīng)驗逐一予以歸納和合理化；他們修正著既定的文學理論和小說理論，為時代精神的更新和固有文化的整理提供活生生的依據(jù)。圈子批評家既是圈子小說的熱情鼓吹者，又是嚴格的諍友，他們將毫不諱言友人的過失與迷誤，并理智地汲取來自圈外的合理意見，糾正自己的偏頗——當然，他們的謙虛絕不意味著喪失定見，他們將堅持某些主張和觀點；雖然可能有錯，但至少可以留待時間的公正裁決。

為應付小說發(fā)展如此變幻莫測的龐雜局面，促成圈子批評家的出現(xiàn)將是一個有效的對策。不然，在若干年后，人們將意識到：由于我們輕視了這一歷史的請求，當代文學的整理失去了許多可靠和詳盡的依據(jù)。事后總結既感到累人，又因為沒有充分的目擊者和知情人提供的原始證詞，判斷就很成問題了。

寫于一九八五年九月初的某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