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美國漢學家，曾師從愛新覺羅·毓鋆和漢學家倪德衛(wèi)（David S.Nivison）、吉德煒（David N.Keightley）學習文言文和古文字，長期從事中國上古歷史文化、古文字出土文獻的研究。代表作品有《古史異觀》《溫故知新錄：商周文化史管見》《孔子之前：中國經(jīng)典的創(chuàng)造研究》《重寫中國古代文獻》《興與象：中國古代文化史論集》等。

20世紀初，中國國內產(chǎn)生了“古史辨”派的疑古運動，西方漢學也受到了影響，將研究重心放在了孔子之后的諸子百家的作品上，或對早期文獻只作語言學的考察。而夏含夷認為，一方面，從同時代的青銅器銘文來看，當時中國已發(fā)展出相當成熟的書寫文化；另一方面，能確認為西周創(chuàng)作的文獻中也有關于“簡書”“冊”等的記錄。他一反西方漢學的傳統(tǒng)，把目光放到了中國早期文獻上，相關研究成果在1990年代末匯為《孔子之前：中國經(jīng)典誕生的研究》。

2013年春，中文版的《孔子之前》在中國臺灣出版；今年9月，上海中西書局推出簡體版本，讓這部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早期文獻的代表作得以跟更多中國讀者見面。應上海中西書局、海上博雅講壇的邀請，夏先生來滬作“《孔子之前》之后的再反思”的講演，并接受了《文匯學人》的采訪。

重新思考古代文獻是怎么寫成、流傳的

文匯報：首先冒昧地想跟您聊一聊您的名字，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華夏、夷狄的概念，是不是有這方面的考慮？

夏含夷：很多人都對我的名字表示過好奇，其實最初比較簡單，基本按照姓名Shaughnessy發(fā)音來的。最早教我中文的老師，給了我一個不是很好的“?！毙眨容^少見，跟“喪”同源，“桑愛德”聽著就像是一個女孩子名字?！跋暮摹笔俏易约浩鸬?，或許有一些意思，但沒有什么政治因素。我當時對道教很感興趣，發(fā)現(xiàn)唐朝有個“含夷”道士?！耙摹币灿衅揭?、穩(wěn)定之意，比較符合我的個人性格，不太容易受到外界干擾。

文匯報：《孔子之前：中國經(jīng)典誕生的研究》英文版成書有20年了，之后中文版在臺灣發(fā)行，這次又再版簡體字版，一次次回顧這8篇文章后，您會有新的感受嗎？

夏含夷：這本論文集里的一些文章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初，那時我還是研究生。2013年在臺灣出中文版時，我就說過，再來看這些論文時，內容都比較熟悉，但似乎有種不太認識作者的感覺。主要有兩方面因素，第一個就是時間一直在改變，二三十年前的人、那個時候的興趣，都和現(xiàn)在不一樣；第二個就是翻譯的問題。中文一般都是我自己寫，8篇文章基本都已經(jīng)在中國的學術刊物上發(fā)表過了，當時覺得沒有必要再出集子。但臺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林慶彰老先生非常友好，堅持要出這本書，還表示要從頭到尾翻譯一遍。

初步的翻譯結果不是很滿意，可以說，我看到第一稿時幾乎要哭了，后來花了幾個月時間，一個字一個字地改，再寄回去。他們也用了一年時間作修改，到第二稿時，有些地方改過來了，但仍然不是很理想。之后又花了差不多兩年時間才最終完成，基本反映出了我的真實內容。但你知道，每個人的中文表述都不一樣。我的中文可能不怎么樣，但那就是我的表達，跟他們的肯定不一樣。

其實這些文章原先是寫給外國人看的，他們的基本知識和中國讀者的基本知識不同，必須說得比較清楚，查證、查實一些基本事實。但用中文寫給中國人看就大可不用這樣，但當時出版社全翻譯了，就會有一點怪。

不知道是自己笨，還是有點驕傲，這8篇文章我個人覺得還是比較站得住腳的，最重要的結論基本上都對，方法也是我慣用的。當然，有一些細節(jié)還是可以改的。

文匯報：中國現(xiàn)在出土的新材料層出不窮，西方學者會不會追蹤這些？多年來，他們對中國古典學研究的方向和興趣點有沒有什么變化？

夏含夷：有變化也可能是消極而非積極的變化。19、20世紀前半段，現(xiàn)在說的中國學、漢學，基本針對的就是經(jīng)典、古代的思想，但現(xiàn)在的年輕人對這些沒什么興趣，大多關注近現(xiàn)代。這是一個基本改變。你看美國大概有50多所大學有漢學系，有點歷史的、比較重要的有十幾所。過去每一所肯定會有兩三個人在做中國古代，只有一個人可能會對近現(xiàn)代的文學、歷史感興趣，但現(xiàn)在完全反過來了，幾乎所有的漢學家都做近現(xiàn)代的了。

研究古代的也有改變，這50年以來最重要的恐怕還是考古學的發(fā)展，特別是1970年代，馬王堆、安陽婦好墓、秦始皇兵馬俑的發(fā)現(xiàn)，引起了社會的極大興趣，也會影響到研究古代的方法。過去研究《論語》《老子》《莊子》，現(xiàn)在物質文化占據(jù)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們都知道佛教唯識論，有一些西方漢學家認為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才有價值，對他們來說，新出土的東西不一定那么重要。當然，我的圈子都比較重視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但這個圈子比較小，大概不會超過50個人。

文匯報：同其他西方學者相比，您較早就將目光放在中國早期文獻上，也長期致力于這方面的研究，那您如何看待裘錫圭先生一直在倡導的中國古典學的重建？

夏含夷：裘先生可以說是我最老的朋友了，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我們一直在吵架、辯論，幾乎每一次我都會發(fā)現(xiàn)，他是對的。并非我總錯，主要是他能提出證據(jù)。裘先生提倡古典學這很好，其實也不是一個新的想法。在中國國內，最早可以追溯到王國維的二重證據(jù)法，但在王國維之前，就已經(jīng)有很多人表示要用幾種證據(jù)來做研究。這是最簡單的一個道理，幾乎每一個歷史學家都知道應該用多重證據(jù)。在西方漢學界，比如法國的沙畹從1890年開始寫東西，就利用了二重證據(jù)法。他在1912年出版的《泰山》就是如此，實地研究了石刻，還利用了傳世文獻。

中國古典學經(jīng)歷了幾個階段，1920年代是“疑古”時代，1930年代考古概念進來，1970年代又有那么多重要的發(fā)現(xiàn)，1990年代有郭店簡、上博簡，現(xiàn)在更多，清華簡、北大簡、安徽簡等等，這些都需要一個新的想法。我寫那8篇文章的時候，根本不知道郭店簡，也沒有想到這些書具體是怎么寫作的、怎么創(chuàng)造的。里面只有一篇關于《竹書紀年》的，稍微談到錯簡的問題，考慮了形式、樣子對內容會產(chǎn)生什么樣的影響。

我很贊同裘先生說的要“重建古典學”。我們現(xiàn)在有王國維那時候根本想象不到的證據(jù)可以利用，從而可以重新思考古代文獻是怎么寫的，又是怎么流傳的。

文匯報：您剛剛提到了“疑古”，我們都知道李學勤先生有個“走出疑古時代”的提法，您怎么看“疑古”和“信古”？

夏含夷：李先生當時引用了馮友蘭先生的話，但他提出“走出疑古”還是簡單了一點，很多人會就此認為“走出疑古”意味著“走進信古”。李先生是個非常聰明的人，有時候甚至有點“滑”，他如果知道你很喜歡“信古”，就會說“信古”，但如果面對我，他就會說“釋古”。李先生會看人，從而針對他們的興趣?！耙晒拧睍r代的確起了一定的作用，我們讀書人都應該有懷疑的態(tài)度，這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基本條件，沒有質疑怎么會有新的創(chuàng)造？我們有好幾種責任，一種是傳授傳統(tǒng)知識，一種就是要有創(chuàng)新。

但我個人覺得“疑古”過分了，把幾乎所有的古書都當成偽造的，這是我不能接受的。在西方學術界，也有很多人說疑古派非?？茖W，我也不贊同，疑古派的目的就是要用任何辦法來打倒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曾經(jīng)“疑古”的顧頡剛先生就已經(jīng)開始參考一些出土文獻，大體上給予承認，但是最終沒有具體改變。顧先生是胡適的學生。與學生不一樣，1930年代的胡適改變了，他看了安陽的發(fā)掘以后，覺得過去對中國古代的看法是不對的。雖然中國國內有很多人批評胡適，但我個人覺得，一個讀書人能夠改變自己的基本思路，這還是很勇敢的。

我不贊成做中國思想史和希臘思想史的對比研究

文匯報：您曾表示“漢學無分國籍國界”，這是對學術交流融合的一個期盼，但我們還是想聽您談談中外學者在做中國古典研究方面有什么不同。

夏含夷：一般會說老外的學術態(tài)度比較客觀，中國學者有愛國主義精神，有發(fā)揚中國文化的驅動力，可能就會對中國文化的質疑少一點。這話雖然有一些道理，但也不是肯定的，要具體看是什么中國學者、外國學者。

別人不談，就說說我自己吧，談不上什么優(yōu)勢但可以說是一個特點。我在芝大開始教書時，是唯一一個做中國古代研究的，也是唯一一個做宋明以前研究的。學生需要什么樣的課，都由我來設置和教授，有古典學、歷史學、文學、考古學，雖然教得不算好，但自己也跟著學習了不少。中國學者就沒有這個必要，你如果是歷史系的，不但專門做歷史，而且是斷代的，可能只做西周，只做東漢，等等，眼光就比較窄。我有時候研究歷史，但也涉及文學、考古，這或許能算得上是一個優(yōu)點。

文匯報：那是不是意味著研究古典學，最好是要能融會貫通各學科呢？

夏含夷：這其實也正是裘先生的建議。差不多3年前，我在復旦做了一個不能算是演講的介紹，給老師和研究生們介紹了當時西方學術界新出的一本書Philology。那本書寫得非常好，介紹了philology的歷史。philology就是古典語文學，但是包括現(xiàn)在分類的各學科，諸如人類學、考古學等。一直到1850年，研究古典學就是什么都要知道，后來的170年里，學科分類了，這個趨勢并不是積極、肯定的。裘先生也有這樣的考慮，不過，他在復旦的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目前也只是做古文字學方面的研究。

每個學者都有自己的研究興趣，不能滿足這一點的話，肯定做不好。古典學是過去的東西，但西方有句話說“the past is not past”，“過去不是過去的”，它一直在改變。我的老師愛新覺羅·毓鋆的過去和我的過去就完全不一樣，我也相信，再過50年，人家的過去跟我的過去，也不一樣。過去一直在演變，不但基本資料在變，人們的看法也在變，變得更復雜了。我們不但要了解過去，還要了解過去和我們中間的這些人有什么看法，因為我們的理解是根據(jù)上一輩、上上一輩的人來的。比如我們對商周歷史的認識，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是根據(jù)清代學者來的，我們當然會受到他們的影響，但如果不知道那些過去的話，就不明白為什么會受到這些影響。

文匯報：就您所知，西方漢學界目前有沒有比較明顯、集中的研究興趣和焦點？

夏含夷：這比較難籠統(tǒng)概括，畢竟都有各自的著力點。就我自己來說，這20年來一直參加一個口述文化和寫本文化的辯論。古代的寫本文化現(xiàn)在成了熱點，但仍有相當一部分人堅持口述文化的觀點。最重要的一個材料就是《詩經(jīng)》是什么時候寫的，有些外國學者認為戰(zhàn)國才寫成。宇文所安有過一個非常有名的采訪，他認為中國雖然很早就有文字，但不會用文字寫詩。我是完全不贊成的，如果中國文字不是起這個作用的話，那我40多年來的研究就全浪費了。我一直在看青銅器銘文，是可以表現(xiàn)詩意的。

口述文化和寫本文化的辯論還涉及另一個辯論，即應該以什么研究方法為主。對我來說，基本知識和資料都是中國的，但另外有些看法認為我們應該去比較，做比較文學、比較歷史學。比如，做中國的思想史就應該跟希臘思想史做對比。我不贊成！我對希臘沒有專門研究，雖然最經(jīng)典的那些在大學時期都看過，但是，看，和真正做研究是兩回事。如果一定要做一個對比，那就要降低到最低的標準。這又回到了我們之前討論過的那個問題，中外學者對中國古典學研究的異同。畢竟雙方的基本知識不一樣，中國學者對中國歷史的把握要多得多，那我更要把針對中國的資料當作主要責任了。

2005年，老師愛新覺羅·毓鋆過100歲時，我去拜訪他，談了有兩個鐘頭。他說中國內地現(xiàn)在有一種新的《周易》，并不是咱們孔子的《周易》，老先生還從書架上抱起厚厚的那本書扔在一邊。他是不要看新東西的，因為年輕時就有一個非常完美的知識體系，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什么都知道，每一個因子都有它的位置，能圍成一個圈，百分之百，什么都不缺。如果有新的東西，根本插不進去。一方面來說，這非常美麗，他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了解是通盤的；但是另一方面，現(xiàn)代的學者有創(chuàng)新的責任，又有這么多的考古發(fā)現(xiàn)，怎樣能插進去這樣一個完美的圈子呢？其實現(xiàn)在才發(fā)現(xiàn)，我們所謂的完美是非常缺乏的，對中國古代的了解就只是一小部分。不過，有些中國學者不太愿意承認這一點，他們認為自己知道中國文化是什么樣的。因為我不知道，所以必須下一點功夫，或許到最后都不一定全知道，但至少知道我自己不知道。

有些中國年輕學者太好奇了

文匯報：您目前有沒有很想做，但由于精力或者其他條件限制而沒有展開的研究？

夏含夷：就在前兩天晚上，我還跟清華大學的老師們提起，我年輕時夏天沒有課，拼命做研究，現(xiàn)在基本上不做了。他們說大家都是這樣，年紀大了，也有的做領導了。現(xiàn)在的我主要給中國國內組織一些項目，因為我在國外的關系，在中國也稍微有一點名，很多學生愿意來做翻譯，在武漢大學、中西書局、清華大學都有翻譯的項目。不過，這些都不算是做研究，更像是工程一樣。1990年代，我們第一次聽到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時候，都嚇了一跳，想著文科怎么會是一個“工程”？現(xiàn)在我理解了，做的很多項目也都是工程，貢獻比我自己做研究要多很多。以前天天坐在辦公室里，就是看書，樂在其中?，F(xiàn)在的我，可能就不是做研究的階段了。

文匯報：您和中國古典學界交流廣泛，能不能談談對中國年輕學者的看法？

夏含夷：中國的很多年輕學者都做得非常好，現(xiàn)在有這么多新的資料，大家都還在整理，這是基礎。整理好以后，希望能再進一步做些研究。如果要有點批評的話，就是中國年輕學者太好奇了，總是好奇最新的東西。比如郭店簡剛出來的時候，中國古典學幾乎都在做郭店，上博簡出來后，又一下子都跑去做上博簡了。很多年輕人一有想法就發(fā)在網(wǎng)上，這和“素人”做研究還是要有所區(qū)別的，要沉淀一下。

文匯報：對想走入中國古典學大門的年輕人，您有什么想說的嗎？能否談談西方的中國古典學教育？

夏含夷：中國古典學的大門一直是開著的，只要年輕人肯進去，也就進去了?，F(xiàn)在的年輕人有一個優(yōu)點，就是漢語水平比我們那個年代要好，很多人在高中已經(jīng)開始學漢語了，我到20歲才開始。他們也很容易到中國來，我那個時候完全沒有可能，當然，去臺灣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經(jīng)歷。我的老師倪德衛(wèi)古代漢語水平很高，但一句漢語都不會說。不光是他，那個時代很多漢學家都是這樣，研究做得很好，但不會說。

芝加哥大學有一點可能跟美國其他學校不一樣，就是非常強調古典學的學生要知道出土文獻。有些學生可能不是專門做這個的，但我們要求他們要明確自己受過這樣的訓練，不是做出土文獻的，也要知道怎么做，知道出土文獻的基本問題在什么地方。芝大覺得考古出土的東西是最新也是最有意思的。我跟同事夏德安先生有共同的認識，但也不一樣。他就完全放棄傳統(tǒng)東西，我還是要看《周易》《詩經(jīng)》《尚書》。比如，現(xiàn)在有很多老外在辯論《論語》，我們可以利用出土文獻來看看它是怎么創(chuàng)造、流傳的。從郭店簡、上博簡里面，雖然沒有找到一個《大學》《中庸》，但是跟它們相似的，比如郭店簡的《緇衣》，就應該跟《中庸》是姊妹篇。我要求學生都要看《中庸》《緇衣》，還要看和《禮記》里的《緇衣》有什么差別，會不會影響我們對《中庸》的理解。

我不談其他大學對學生的要求，至少芝大的學生在畢業(yè)時會有這樣的一個學術養(yǎng)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