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再解讀”思潮主要以20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的左翼文學作為研究對象，是9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當代文學的“歷史化”以及整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話語的轉向產生重要影響。以1993、1998、2006年作為時間節(jié)點，“再解讀”思潮可劃分為三個階段，主要沿著“歷史性研究”“文學性研究”“現(xiàn)代性研究”三條線索發(fā)展。“再解讀”思潮并非只局限于《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tài)》等少數(shù)研究，洪子誠、陳思和的部分研究，以及李楊、賀桂梅、曠新年、蔡翔、李潔非等人的研究，都應該在廣義的“再解讀”視閾中得到觀照。廣義的“再解讀”思潮體現(xiàn)了40年代至70年代的左翼文學重新獲得研究的合法性與方法論的過程，也體現(xiàn)著當代文學學科“歷史化”的程度。

“再解讀”思潮起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主要指從這一時期開始，在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界出現(xiàn)的借鑒文化研究等新的方法與立場，對40年代至70年代的左翼文學重新進行解讀的大規(guī)模學術活動。這一思潮因唐小兵主編的《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tài)》得名，在世紀之交與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中后期兩次興盛，力圖從“歷史性研究”“文學性研究”以及“現(xiàn)代性研究”三種路徑入手，以“歷史化”的態(tài)度重新闡釋左翼文學，并揭示其內部的復雜性，以滿足當代文學史建構的需要。其研究時而溢出文學，力圖為具體的歷史、社會、經濟問題提供答案。

由于精神分析、人類學、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知識考古學等西方理論方法的介入，“再解讀”思潮的方法論和問題意識產生了巨大影響。直到今天，針對20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展開的研究仍或多或少帶有相關方法的痕跡。因此，“再解讀”思潮時常與“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研究”的說法相伴出現(xiàn)，甚至相互指代，此處需要對二者之間的關系特別作出辨析。

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研究是從研究對象角度形成的范疇，“再解讀”思潮的概念則是從問題意識或方法論角度形成的，相關研究強調的是對既有觀念的重新審視與改寫。納入本文討論的對象，并非90年代以來所有對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展開的研究，而主要是那些在出現(xiàn)之時就在立場、方法與問題意識層面上，相較之前相關研究體現(xiàn)出革新或顛覆性意義的研究實踐。

研究“再解讀”思潮的必要性在于，這一思潮既生產著文學史，其發(fā)展過程也相當于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精縮版”的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史。每個時期的文學研究，與文學作品一樣需要經歷“歷史化”的過程。今天批評與研究的方式如何形成？文學史的秩序又經歷了怎樣的演變？這些將成為后人面對這一時期文學研究時不能回避的問題。此時，盡早將二十幾年間的“再解讀”研究真正串聯(lián)成一個整體，找到不同研究者、研究成果之間內在的邏輯關系，以及這一時期當代文學研究在方法論和語言上的特征，對于知識的傳承將有重要意義。

學界對“再解讀”思潮的評價尚有爭議，但無論是肯定或否定，顯然都還沒有窮盡這一思潮的復雜性。一方面，“再解讀”研究的體量與時間跨度都不容忽視，相關的研究方法對當代文學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但學界尚未對其發(fā)展邏輯、分類、影響作出足夠充分、準確的分析闡釋；另一方面，如王彬彬等學者從基礎概念和價值立場上對其提出了明確的批判，但這種批判所針對的“新左翼”立場只是“再解讀”思潮的一個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內部的多元聲音。

本文將以“40年代至70年代的左翼文學”作為“再解讀”研究對象的統(tǒng)稱。洪子誠曾總結出兩種左翼文學概念的使用方法，其中一種是“籠統(tǒng)用法”，指的是“按照政治傾向和與政治緊密關聯(lián)的文學觀念的分野，區(qū)分20世紀中國文學，來指認其中的一種文學潮流、文學派別。在這種情況下，‘革命文學’、‘左翼文學’等概念可以相互替代，它指的是從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學運動，到左聯(lián)文學運動和作家創(chuàng)作，到50年代以后的‘社會主義文學’等”[1]。本文基本延用洪子誠的這一提法，雖然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還可以更詳細地分類，但80年代對左翼文學的“簡單化”處理突出了政治性，并將其視為“文學性”的對立面。“再解讀”研究建立在對這一立場的反撥與重新闡釋基礎上，這就決定它在選取研究對象時，大多采用“政治傾向和與政治緊密關聯(lián)的文學觀念的分野”。因此，本文用“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來指代“再解讀”思潮的研究對象。

一、內與外的雙重作用模式——“再解讀”思潮前史

“再解讀”思潮的產生，首先與左翼文學內部被壓抑的復雜性有關。1949年到1966年的文學批評與研究，“一方面，它用來支持、贊揚那些符合文學‘規(guī)范’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則對不同程度地表現(xiàn)出離異、‘叛逆’傾向的作家作品提出警告，加以批評、批判”[2]。而“文革”期間，“十七年文學”被視為“毒草”，在諸如《60部小說毒在哪里》這樣的言說中，“‘十七年文學’被徹底拒之于……‘無產階級文學史’視野之外,被簡單粗暴地予以否定”[3]。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文學批評觀念開始有意與上個時代的文學保持距離，受到“重寫文學史”潮流的影響，這一情況到了90年代初愈演愈烈，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已經成為啟蒙思想或“純文學”的對立面，對其給出負面評價已經成為研究界的某種“政治正確”。在時間跨度上，當代文學史有相當大的部分處于40年代至70年代之間；在影響角度上，左翼文學及與之伴生的思想潮流產生的巨大影響一直延續(xù)至今日。然而，學界在90年代以前沒有客觀、公正地對待這些問題，這是“再解讀”思潮得以產生的根本原因。

由于立場與歷史的復雜，延續(xù)之前的研究、批評方式很難對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進行重新評估。此時，來自西方的新理論為90年代的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機。首先，?？碌闹R考古學和詹姆遜的政治無意識理論使“再解讀”研究成為可能。知識考古學關注知識如何形成，對歷史的認識如何產生。由于文學史已經對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作出了明確的價值判斷，此時知識考古學的立場恰好能夠在左翼文學研究史“非褒即貶”的二元對立外，尋找到一種新的視角與位置。而在詹姆遜的理論框架中，除了官方意識形態(tài)，“政治”更指向文本之外的廣義要素。這些要素是無孔不入的，不能單純在價值判斷的層面上衡量政治的意義，這為“再解讀”重新審視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提供了可能性。其次，文化研究的出現(xiàn)也為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研究帶來很大啟發(fā)，使得相關研究能繞過“文學性”這一重要的評判標準，從社會史和文化史的角度重新獲得研究的價值與合法性。

值得注意的是，詹姆遜曾經如此評價西方理論的“轉向”：進入后現(xiàn)代社會后，“理論家抱有完全不同于經典哲學家們的目的，不是致力于冥思苦想構筑堅固的哲學大廈，他們處在一個完全新的世界，他們的理論只是一種論述，一種商品，就像玩具一樣，你喜歡它就可以玩它，不喜歡就可以換一個”[4]。對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的研究也在這種理論背景下呈現(xiàn)“歷史無害化”的傾向。從啟蒙主義、人文精神的立場出發(fā)，歷史情感的淡化意味著一種問題，然而從“歷史化”的角度，這種距離感是研究得以敞開的必要條件。

二、由海外至國內：“文學性研究”與“歷史性研究”兩條脈絡的初成

研究界傾向于將20世紀80年代末由陳思和、王曉明等人在《上海文論》開啟的“重寫文學史”活動視為“再解讀”思潮的前史，但實際上這種繼承關系更像是一種“冒名頂替”?！爸貙懳膶W史”的目的在于從“文學性”層面批判十七年文學與文革文學，進而重塑當代文學史的序列與面貌；“再解讀”雖然也不滿于既有文學史，但其所采用的話語資源、理論方法都與“重寫文學史”大相徑庭，不僅超出了“文學性”的層面，甚至在研究立場上與“重寫文學史”形成了沖突。

1993年，唐小兵主編的《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tài)》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這并不是“再解讀”思潮的第一次亮相，其中一些文章在此前已于《二十一世紀》《今天》等刊物上發(fā)表。在這部論文集中，對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的解構仍在繼續(xù)，但一種另類的研究立場逐漸浮現(xiàn)。這些論文的作者不再僅從文學性的意義上對左翼文學進行批判，而是嘗試對那些裹挾著人們復雜情感的文學史個案，進行不帶感情色彩的處理。在諸如“現(xiàn)代性”“反現(xiàn)代性”“后現(xiàn)代主義”“后殖民主義”“民族國家文學”“考古學”等穿越國界的宏大理論面前，“再解讀”體現(xiàn)出了與先前“重寫文學史”的明顯差異，左翼文學在驗證著這些理論的同時，也被這些理論“翻新”，暴露出了新的復雜性，獲得了新的附加值。

整體而言，《再解讀》中的文章更注重“發(fā)現(xiàn)問題”。在為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研究拓展空間、提供新的研究方法之余，這一系列論文也難免有空泛的缺憾。其中不同文章內部的“聲音”并不一致，雖然以“再解讀”的面目集體出場，但劉再復、唐小兵、孟悅的研究幾乎代表著三種不同的聲音。不過，對左翼文學的研究正是從《再解讀》開始帶有“歷史化”的味道。在這種“歷史化”的嘗試中，左翼文學開始被還原為世界文學進程中的一部分，相比批判與評價左翼文學，這些研究更關注左翼文學為何在特定時間中呈現(xiàn)為這樣的面貌。這在當時以及后世也引來非議，因為無論從何種角度，重新重視左翼文學內部的問題，都相當于站在了“抗拒”與“遺忘”左翼文學態(tài)度的反面，而后者才是8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研究的主流。

這一階段的“再解讀”研究主要出現(xiàn)于海外，相較國內的文學史研究而言缺乏所謂“正統(tǒng)性”。這是指相關研究中并不存在一種為按部就班建構文學史而產生的“焦慮”。對于這些有海外背景的學者來說，受到國外研究潮流影響，他們對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的探究，只是對于“文化”這一更大范疇的關注的一個分支。例如，唐小兵將更多的精力傾注到了20世紀思想史、延安時期的文化生活，劉禾的主要關注點是譯介與跨文化實踐，戴錦華的研究更多集中在電影領域。因此，《再解讀》只是為更深遠的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切口，真正的文學史的建構及問題的深入解決，還是要由國內研究界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一批學者較早轉移了目光。從1989年開始，北大中文系的“批評家周末”活動開展了一系列對“紅色經典”的重讀。謝冕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叢書”中李楊的《抗爭宿命之路——“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1942—1976）研究》在相當程度上借鑒了福柯的“知識考古學”、詹姆遜的“政治無意識”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法，將40年代至70年代的左翼文學生態(tài)，與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敘事話語置于同一討論范疇中。《抗爭宿命之路》在話語資源與思路上都呼應著海外的“再解讀”研究，但該書在當時并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從后世“再解讀”思潮的發(fā)展軌跡來看，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該書本身在邏輯上即存在著一些不足，全書分“敘事”“抒情”“象征”三個部分，除第一部分之外，后兩部分的邏輯略顯牽強[5]；另一方面則在于該書與當時主流的文學史研究思路有所抵牾。

從黃子平、錢理群、陳平原提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到陳思和、王曉明等人組織的“重寫文學史”，將作家、文本、文學現(xiàn)象等放到更長的時間脈絡里，進而尋求打通從“五四”至“新時期”的文學史，是1985年之后現(xiàn)當代文學史研究的主流。雖然《抗爭宿命之路》相當超前地使用了知識考古學、政治無意識等西方理論，但當作者將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放在“現(xiàn)代民族國家”這一“前無古人”的歷史進程中作權力與話語角度的研究時，無疑加劇了左翼文學在文學史中的“孤立”，甚至有夸大文學之于政治的意義之嫌，這與80年代以來的“打通”式研究并不契合。李楊的研究是非常有意義的，但這樣的總體思路確實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這部論著遭到冷遇。

在此之后，陳思和與洪子誠兩位學者的研究為“再解讀”思潮的進一步發(fā)展奠定了基礎，并行的“文學性研究”與“歷史性研究”脈絡也由此逐漸明朗。本文討論的“文學性研究”，指的就是那些仍然從審美角度出發(fā)，以挖掘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內部被忽略的“文學性”為目標的研究實踐。1994年，“文革文學”的代表作《金光大道》準備重新出版面臨一片非難之聲。同年，陳思和以《民間的浮沉——從抗戰(zhàn)到“文革”文學史的一個嘗試性解釋》為代表的“民間”系列研究，為國內“再解讀”的全面發(fā)展奠定了方法上的可能性。陳思和在文章中提出“民間隱形結構”[6]這樣一個獨特的概念，重新使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在“文學性”層面與“五四”文學以及新時期文學對話成為可能，揭示了巨大的研究空間。陳思和的研究成果雖然很難被直接納入“再解讀”思潮，但其“民間”研究直接開啟了“再解讀”思潮中的“文學性研究”脈絡，對后來受到人類學與原型批評影響而展開的“再解讀”研究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這一階段“文學性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個案，是1996年黃子平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革命·歷史·小說》（2001年更名為《“灰闌”中的敘述》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黃子平從“時間”“身體”“傳奇”“宗教”等范疇出發(fā)，對左翼文學進行了新的審視。作者所列舉的這些要素及范疇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越歷史的，他從中發(fā)現(xiàn)的美感或趣味也具有普適性。如果將黃子平的研究與陳思和的“民間”系列研究進行聯(lián)系，可以發(fā)現(xiàn)從相對模糊的“民間”到更加具體的“時間”“身體”“傳奇”“宗教”，“文學性研究”的外延與視角變得更為明朗?！陡锩v史·小說》的篇幅不長且談論的問題較為駁雜，諸多論述顯得蜻蜓點水，但從陳思和的“民間”研究到世紀之交李楊、張清華等人的“文學性研究”中間，黃子平的研究確實仿佛一座連通前后的“橋梁”。

洪子誠在1996年發(fā)表的《關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國文學》等文章中，從“一體化”觀念形成的角度尋找到50年代至70年代文學與“五四”新文學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從根本上解構了此前對左翼文學研究合法性的質疑。洪子誠認為，如果說80年代以來備受推崇的“五四”新文學，實際上“不是意味著包容多種可能性的開放格局，而是意味著對多種可能性中偏離或悖逆理想形態(tài)部分的擠壓、剝奪，最終達到對最具價值的文學形態(tài)的確立”[7]，那么研究界對左翼文學合法性的否定便不能成立。同時，洪子誠的研究表明在文學史的范疇中，40年代至70年代的左翼文學與之后的新時期文學或尋根、先鋒文學之間并不應該有高下之分，文學史的研究對象不一定要具有較高的文學性。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洪子誠認為在狹義的作家、文本之外，包括文學期刊、出版、機關、政策、作家生活史與交往史、文學事件等多種因素在內的“文學機制”也應該是文學史研究關注的重點。“再解讀”思潮中的“歷史性研究”脈絡，主要就針對40年代至70年代“文學機制”展開研究。與“文學性研究”脈絡相比，在“歷史性研究”脈絡所關注的“歷史”中，作家與文本重要的組成部分而非全部，因此“文學性”也就不再是唯一的評判標準與研究目的；下一階段出現(xiàn)的“現(xiàn)代性研究”雖然也時常溢出文本，但“現(xiàn)代性研究”強調的是與當下對話，而“歷史性研究”則專注于歷史層面，沒有表現(xiàn)出強烈的現(xiàn)實指向與價值判斷。

三、爭議與深化：“現(xiàn)代性”“文學性”“歷史性”研究三線并舉

1997年末，以汪暉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xiàn)代性問題》為導火索，關于“現(xiàn)代性”的研究在國內知識界成為熱點。1998年“百年中國文學總系”叢書出版，同年，一場名為“重話‘文革’時期文學”的學術對話會由中國社科院與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聯(lián)合舉辦。這一時期，衛(wèi)慧、棉棉等作家在市場上“走紅”，《萌芽》上的“新概念作文大賽”拉開帷幕，文學的市場化發(fā)展到了新的階段。在這樣的總體環(huán)境中，“再解讀”思潮由第一階段進入第二階段。

將這一時間節(jié)點作為“再解讀”思潮兩個階段的分水嶺，原因在于消費主義正使得精英知識分子主導的文學批評與研究日漸邊緣化。這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研究界的關注點集體轉向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文學史研究選擇“現(xiàn)代性”作為與社會現(xiàn)實對話的切入點，90年代初唐小兵、李楊等人討論的“現(xiàn)代性”與“反現(xiàn)代性”問題正式浮出水面，對于左翼文學的“現(xiàn)代性”角度研究，成為“再解讀”思潮中與“文學性”“歷史性”研究并行的新線索。

由于學界對“現(xiàn)代性”這一概念的內涵并沒有統(tǒng)一定義，本文有必要對“再解讀”思潮中的“現(xiàn)代性研究”進行界定?！艾F(xiàn)代性研究”往往以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為入口與佐證，試圖溢出文學本身，對同時期的社會形態(tài)、組織生活、經濟形式等歷史問題作出研究，進而在古今對比中以批判性的態(tài)度與當下社會進行對話。

“現(xiàn)代性研究”脈絡中的典型代表是曠新年的研究。在《“重寫文學史”的終結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轉型》（載《南方文壇》2003年第1期）中，曠新年從動機的正當性上質疑洪子誠與陳思和對50年代至70年代文學的研究態(tài)度，認為無論是在“一體化”還是“潛在寫作”的脈絡中，這一時期的文學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在曠新年看來，這一階段的文學似乎應該得到進一步的重視，以及更高的評價[8]。他還從肯定“十七年”時期工業(yè)、農業(yè)發(fā)展以及社會進步的角度出發(fā)，認為“十七年文學”因準確地記錄、反映了當時的經濟基礎，而對歷史和現(xiàn)實產生重要的啟示性意義[9]。這種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尋求互證關系的嘗試，為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研究帶來了新的視角，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邊界與影響。“現(xiàn)代性研究”意味著研究者找到了一種將這一階段左翼文學與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現(xiàn)實進行對讀的視角，盡管結論仍有待商榷與審視。相較“歷史性研究”與“文學性研究”，“現(xiàn)代性研究”的對話者并非只面對現(xiàn)當代文學界內部，而是試圖與知識界甚至整個社會進行對話。

然而必須正視的問題是，這類“現(xiàn)代性研究”的可信性建立在對“經濟基礎”準確、全面的理解之上，因此，類似曠新年等研究者的成果飽受爭議。這一代文學研究者相比于上一代，明顯有了更多溢出文學邊界的嘗試，以及更寬廣的文化視野。但由于自身學養(yǎng)傳承的限制，也受到更為細致的學科劃分以及復雜的話語權歸屬的影響，這類研究無論在文學研究者眼中，還是在面對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時，都很容易受到質疑。因此，包括唐小兵、李楊、曠新年以及蔡翔等學者的研究在內，“再解讀”思潮中的“現(xiàn)代性研究”總是能夠讓人產生耳目一新之感，卻因為缺乏一種必要的準確性與完整性而毀譽參半，難以真正參與到文學史的建構之中。

之前在思潮的第一階段就已經形成的“文學性研究”在這一階段出現(xiàn)了新的變化。李楊從2000年開始，在《抗爭宿命之路》的基礎上，發(fā)表了《成長·政治·性——對“十七年文學”經典作品〈青春之歌〉的一種閱讀方式》（載《黃河》2000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并于2003年出版了《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一書。李楊通過對“革命文學經典”的細讀，挖掘出文本隱藏的“兒女”“鬼神”等改頭換面了的傳統(tǒng)民間文學因素可能帶來的審美感受。作者也對這一階段的文本進行了解構（例如質疑朱老忠、馮老蘭等人物行為與階級身份不符），但這種解構的結果是50年代至70年代文學中“穿幫”的敘事與設計，也成了文本“可讀性”的組成部分。張清華在2000年發(fā)表的《當代文學中的皇帝婚姻模式──一個男權主義批判的視角》，從原型與敘事學的角度對《在懸崖上》《青春之歌》以及孫犁小說中的兩性關系作出了解釋，并以此作為這些文本文學性的重要來源[10]。2003年發(fā)表的《“青春之歌”到“長恨歌”——中國當代小說的敘事奧秘及其美學變遷的一個視角》，從精神分析與潛意識的角度揭示了《青春之歌》內部的復雜，這種復雜使得《青春之歌》在承擔了意識形態(tài)的“任務”之余，仍體現(xiàn)出值得重視的文學性[11]。

盡管李楊曾經在文章中表示出對陳思和“民間”研究的質疑[12]，但他與張清華從敘事學角度對“十七年文學”與“文革文學”的分析透露出與陳思和、黃子平等人的傳承關系?？梢哉f，由陳、黃劃定的一些范疇，直到李、張的文章出現(xiàn)，方才得到了足夠詳盡、豐富的闡釋。

在以李楊和張清華為代表的“文學性研究”中，來自人類學、原型批評、精神分析、解構主義等西方理論方法的影響不容忽視。比如李楊談到《青春之歌》內部的“情愛敘事”時，就仿佛是在替羅蘭·巴特完成一種未盡的“解構實驗”[13]。而張清華對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中“皇帝婚姻模式”“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等類別的厘定，及至后來“類史詩”“類傳奇”“類成長”等敘事模型的劃分，也體現(xiàn)出了鮮明的原型批評意識。在這一思路下，讓左翼文學在既往的政治意味之外重現(xiàn)生機的，則是一種與人類學視野息息相關，從個體與集體無意識拓展開來的精神分析視角。

2003年召開的“20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實現(xiàn)了對之前“再解讀”思潮發(fā)展過程的回顧。在這次會議中，以趙園、錢理群為首的研究者正式將40年代文學融入到后來50年代至70年代文學的整體中，使得對這段文學史的敘述更加圓融貫通。在洪子誠的發(fā)言中，還表現(xiàn)出使“再解讀”中兩條研究路線的矛盾清晰化的趨勢。他認為90年代出現(xiàn)的幾種理念有將復雜研究客體進行“二元對立”的缺陷，其中就涉及到“‘官方’與‘民間’,‘主流意識形態(tài)’與‘非主流意識形態(tài)’”[14]等概念，而這正與陳思和等人為代表的“文學性研究”脈絡有關。由陳思和提出的“民間”范疇正從“原型”與“潛結構”的角度為重新評價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提供了一條寬闊的路徑，但不少“跟風”的研究會從既定的概念出發(fā)忽略特殊的歷史環(huán)境。這樣的研究會給人一種“新見迭出”的錯覺，并可能使原本就已渾濁模糊的歷史本身變得更難以理清。以“歷史性研究”為主的洪子誠針對的正是這樣的問題。

在“再解讀”思潮內部出現(xiàn)自我回顧的同時，“歷史性研究”出現(xiàn)了新的變化。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在1999年出版一方面回應了8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不宜寫史”的疑慮；另一方面確立了當代文學“歷史研究”的典范，從文學史的角度考量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時，文學機制等文本之外的歷史因素可能比文本更具有闡釋的空間與意義。延續(xù)著“歷史性研究”的路線，程光煒在世紀之交發(fā)表的一系列聚焦于40年代文學現(xiàn)場的研究文章，進一步在現(xiàn)當代文學的范疇中發(fā)展了“考古學”式的研究方法[15]。

而賀桂梅的研究成果，使“再解讀”思潮中的“歷史性研究”在深化之余，呈現(xiàn)出了某種“轉變”。賀桂梅的《轉折的時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以及《知識分子、女性與革命——從丁玲個案看延安另類實踐中的身份政治》（載《當代作家評論》2004年第3期）等文章進一步將對左翼文學的歷史研究從文本延伸到作家身上。她這一階段的研究，隱秘而強烈地將文學研究與社會史、革命史、精神史的研究連接在了一起。由此，“歷史性研究”與“現(xiàn)代性研究”出現(xiàn)了交叉，而這也正對“再解讀”思潮第三階段形成了一個“前引”。

四、沉潛、分化與轉向：“再解讀”思潮的第三階段

大概在2005年前后，“再解讀”思潮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一段真空期。在上述三條線索上的“再解讀”研究都產生大量研究成果后，對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的研究已經相對完整，換言之，此時針對已經逐漸穩(wěn)定的左翼文學研究狀況，似乎很難再出現(xiàn)具有顛覆性或者能夠再次敞開巨大闡釋空間的研究。以“重返80年代”研究為代表，80年代文學開始成為當代文學史研究的新熱點。這一階段“再解讀”思潮的三條線索進一步出現(xiàn)分化與流變，其中“歷史性研究”分裂為偏向于文學化的歷史書寫與偏向于生產機制的細部研究，原有的三條線索變成了四條線索，伴隨著分裂，第三階段的“再解讀”研究整體呈現(xiàn)出零散化的傾向。

從2006年開始，李潔非在《文藝報》發(fā)表系列文章《〈講話〉前延安小說的語言》，并開始寫作《典型文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書，這些研究成果和之后的《典型文案》（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典型年度》（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文學史微觀察》（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4年版）等著作是文學化的歷史書寫的代表。李潔非的這些研究作為“再解讀”思潮中“歷史性研究”的延續(xù)，體現(xiàn)了在2003年左右賀桂梅等學者乃至更早在90年代楊健、陳徒手等學者所實踐的研究方式——文學文本退居二線，研究者更關心的是文學史中的典型事件、個體命運以及歷史輪回。在《典型文壇》等書中，作者進行的與其說是研究，不如說更近似于某種有歷史原型、文獻史料的“創(chuàng)作”。于是，40年代至70年代與文本、作家、學者、制度相關的歷史之于讀者而言產生了明顯的“可讀性”。但由于這種研究方式搖擺于嚴肅研究與通俗讀物之間，有時既不能對事件、人物進行淋漓盡致的推論與虛構，也不能對某些尚未解決的關鍵問題作出進一步回答。

“歷史性研究”分化出的第二個角度，恰好對以《典型文壇》為代表的“文學化”歷史書寫形成反撥。延續(xù)著之前由洪子誠、程光煒為代表的研究脈絡，在以姚丹的《“革命中國”的通俗表征與主體建構——〈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考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錢振文的《〈紅巖〉是怎樣煉成的——國家文學的生產和消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孟遠的《歌劇〈白毛女〉的生產方式——集體創(chuàng)作的話語民主與〈白毛女〉敘事的初成》（載《文藝爭鳴》2013年12期）、王本朝的《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76)》（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孫曉忠的《改造說書人——1944年延安鄉(xiāng)村文化的當代意義》（載《文學評論》2008年第3期）等為代表的成果中，對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展開的“考古學”式研究正式形成規(guī)模。相比“歷史文學化”對個體的能動性的側重，這種主要對文學生產機制進行關注的研究更注重歷史的本來面目，進一步為紅色敘事中的經典作品增加了復雜性。

除了上述研究，以黃發(fā)有《人文肖像：人民文學出版社與當代文學》（載《當代作家評論》2004年第4期）、程光煒《〈文藝報〉“編者按”簡論》（載《當代作家評論》2004年第5期）、孫曉忠《當代文學中的馮雪峰——以〈文藝報〉為中心》（載《文學評論》2005年第3期）、吳俊與郭戰(zhàn)濤的《國家文學的想象和實踐：以〈人民文學〉為中心的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武新軍的《“十七年”文藝期刊管理體制的生成與變革》（載《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10期）等為例的研究成果中，對于期刊、報紙、出版社的理念以及編輯出版行為的闡釋開始與對文本的討論“分庭抗禮”，期刊與出版在被闡釋的過程中不再只是文學文本的附庸與媒介，而成為獨立的客體，甚至對文本的產生起到主導作用。這類研究的快速發(fā)展標示著當代文學史研究的專業(yè)化程度日益加深。

這一階段“文學性研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張清華以《探查“潛結構”：三個紅色文本的精神分析》《“傳統(tǒng)潛結構”與紅色敘事的文學性問題》為代表的研究成果。如果說此前對左翼文學“文學性”的分析，更側重于作家與讀者如何在“集體無意識”中達成審美角度的默契與共識。到了這一階段，作家如何使用特殊的創(chuàng)作技巧，在作品中呈現(xiàn)“個體無意識”則變成了受關注的焦點。在這一層面上，曾被認為從屬于政治的左翼文學也獲得了與80年代以來所謂“純文學”對話的可能。

“現(xiàn)代性研究”在這一階段遭遇了更大的爭議。以《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一書為例，蔡翔對文學的闡釋穿插著對于社會和歷史的闡釋，肯定了“十七年文學”在反映歷史時的準確性與史料性，進而強調了“十七年”時期社會歷史的狀況對于當下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參考作用。蔡翔將該書的結束語命名為“社會主義的危機以及克服危機的努力”[16]，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的幾大重要“問題”如“平等主義和社會分層”“科層制和群眾參與”“政治生活和生活世界”“內在化和對象化”[17]，其研究的動機由此可見。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確實不同程度地表現(xiàn)或涉及作者提出的這些影響中國社會發(fā)展和民眾生活的重要問題，因此蔡翔的研究在相關研究中體現(xiàn)出了新意與現(xiàn)實意識。但是，從作家虛構的文本出發(fā)驗證歷史，進而推斷未來社會發(fā)展方向的做法是否可靠，仍有待時間檢驗?？陀^審視其研究成果，其中多少存在研究者的宏觀意愿溢出研究對象的問題。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確實在某些方面能夠喚起人們對當下社會問題的思考，這是這一階段文學特殊的文學史意義，然而相關研究必須警醒的是如何確保理性與準確。

這一時期，對于“再解讀”中“現(xiàn)代性研究”的反對聲音開始集中出現(xiàn)，例如王彬彬在2012年發(fā)表的《〈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雜論》（載《當代文壇》2012年第3期）就從蔡翔的著作中摘出了不少語法問題與知識性錯誤。在這一基礎上，王彬彬對蔡翔的研究基本持否定態(tài)度。在2013到2014年發(fā)表的批判“再解讀”的系列文章[18]中，王彬彬對“再解讀”思潮中的“新左”傾向進行了批判。他的《關于“十七年文學”的評價問題》（載《文學報》2009年12月3日）《〈紅旗譜〉每一頁都是虛假和拙劣的——“十七年文學”藝術分析之一》（載《當代作家評論》2010年第3期）等文章甚至認為“十七年文學”作為研究對象不值一提。鄭潤良的《“反現(xiàn)代的現(xiàn)代性”：新左派文學史觀萌發(fā)的語境及其問題》（載《福建論壇》2010年第4期）、《論唐小兵的“再解讀”與新左派文學史觀》（載《廈門教育學院學報》2010年第2期）、《論李楊的“再解讀”與新左派文學史觀》（載《廈門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等文章也對“再解讀”思潮中的“現(xiàn)代性研究”表達了不同的意見。

與此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在《文藝研究》等重要刊物上，出現(xiàn)了一批對“再解讀”思潮進行總體評述的重要文章，如程光煒的《當代文學學科的“歷史化”》（載《文藝研究》2008年第4期）《我們如何整理歷史——十年來“十七年文學”研究潛含的問題》（載《文藝研究》2010年第10期）），以及張清華的《在歷史化與當代性之間——關于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狀況的思考》（載《文藝研究》2009年第12期）等。這些文章的出現(xiàn)，意味著“再解讀”作為思潮已相對完整，并受到了研究界的高度重視。在更寬廣的視野中，主要研究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的“再解讀”，成為了當代文學“歷史化”整體脈絡中的一部分。

五、“再解讀”思潮的意義與局限

“再解讀”的意義首先是對重建20世紀文學史的傳承脈絡起到了重要作用。與政治過從甚密，乃至一度被政治壓抑而讓渡“文學性”追求的左翼文學，因“再解讀”的出現(xiàn)而不再僅僅是失敗的文學實踐。在文本背后，包括個人與體制的互動、紛繁的文學事件、文本與文學史知識的生產過程……這些復雜的對象與機制承載的是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在“文學性”之外的另一層意義。推而廣之，“再解讀”思潮對文學史產生的影響，可以引申至更長的時間脈絡中。長時段文學史的準確性，建立在短時段文學史的全面與客觀之上。這種全面與客觀指的就是讓一個階段的文學史呈現(xiàn)出“復調”而非“獨語”的狀態(tài)。包括“20世紀中國文學”“重寫文學史”在內的研究都力圖弱化左翼文學的重要性，而“再解讀”思潮正體現(xiàn)了對這種傾向的糾偏。

其次，在整合文學史之外，“再解讀”思潮開啟了中國學界對文化研究的接受，對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在對象和方法的選擇上產生巨大影響?！霸俳庾x”將“文化”這一維度帶入文學研究，“文學性”不再是選擇研究對象的唯一標準。同時，以“再解讀”為代表的文化研究將許多傳統(tǒng)文學討論中不曾涉及的對象（例如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以及傳統(tǒng)文學研究一度忽略的通俗文學、大眾文學乃至影視劇以及文化現(xiàn)象）帶入文學研究中。在方法或話語資源上，以“再解讀”代表的文化研究為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引入了大量西方理論，并且體現(xiàn)出了與文學范疇之外的現(xiàn)實進行“對話”的強烈訴求。

值得注意，“再解讀”思潮將西方的理論與方法帶入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也造成了一些弊端。第一，部分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為理論而理論”的弊病正與“再解讀”帶來的文化研究模式有關。文化研究讓現(xiàn)當代文學的文本與各種理論產生了前所未有的互動，這經常導致僅是文學文本與各種理論的“排列組合”就足以讓研究者沾沾自喜，仿佛發(fā)現(xiàn)了未被開墾的“處女地”，而實際上，很多文本與理論的結合并沒有具體的價值指向，研究成果流于空洞。第二，大量使人眼花繚亂的理論以及“繞來繞去”的論證方式進一步動搖了文學研究的自信心與可信性，一種“密碼式”的寫作隨之誕生?！霸俳庾x”因為涉及一些“敏感問題”（既包括對政治禁區(qū)的討論，也包括對學界約定俗成的“規(guī)矩”或習見的顛覆），所以學者時常有意無意地避免直言其是，將“自我”與“立場”作模糊化處理。久而久之，為那些欲“以己之昏昏”而“使人昭昭”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之途，這種研究方式或者說“腔調”，正好掩蓋了作者本身在相關問題上的含混乃至無知。直言其是反而被一部分人視作“不成熟”或“不嚴謹”的表現(xiàn)，似乎只有將自己的觀點盡量淹沒在大量引文中，用不帶情感的“翻譯體”甚至文意不通的復雜語法才顯得“客觀嚴謹”。這種趨勢結合著當下的學位制度、職稱制度，以及文章發(fā)表、專著出版的混亂狀態(tài)，生產出大量難以分辨的“學術垃圾”。在這種現(xiàn)狀之下，“再解讀”思潮雖然瑕不掩瑜，但也難辭其咎。

最后，“再解讀”思潮對于當下的文學創(chuàng)作同樣具有啟示性，其中的“現(xiàn)代性研究”促使人們反思一度被認為“過時”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傳統(tǒng)。雖然“十七年文學”的創(chuàng)作者并不具備后來“尋根”“先鋒”作家開放、自由的視野，在形而上追求以及對小說形式的把控能力上也有明顯不足，但對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組織模式、日常生活狀態(tài)、經濟生產形式等相關內容卻意愿明確，這些正是現(xiàn)實主義的追求，也是文學取信于時代的重要條件。應該再一次強調，這樣的說法并不意味著要無條件認可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以及“再解讀”思潮尤其是“現(xiàn)代性研究”脈絡中出現(xiàn)的成果，而是指在面對相關文學作品或研究成果時，不僅要對其進行理性的分析，辨明其中的錯位、謬誤，也應該客觀對待其中的積極性嘗試。從“再解讀”思潮三條相互交叉的研究脈絡中，我們能夠看到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學作為當代文學史中一個相對完整的段落，如何從被邊緣化到重新引起關注，也能看到文學史研究在面對一個復雜的研究對象時如何以新的評價標準、理論方法開辟研究空間?！霸俳庾x”思潮出現(xiàn)的時間并不算長，但對當代文學史研究卻具有典范性意義?！皻v史化”的進程永遠不會停止，對“再解讀”思潮進行研究，不僅意味著對已有的學術史作出清理與重審，更意味著未來面對80年代、90年代乃至新世紀的文學史時，當代文學史研究將有更加充分的準備。

注釋：

[1] 洪子誠：《左翼文學與“現(xiàn)代派”》，陳平原主編《現(xiàn)代中國》第1輯，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頁。

[2] 洪子誠：《當代文學概說》，廣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5、76頁。

[3] 曾令存：《“十七年文學”研究與“歷史敘述”的重構》，載《海南師范學院學報》2003年第2期。

[4] 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后現(xiàn)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頁。

[5] 李楊討論的主要問題，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敘事話語”的形成，這與該書第一部分“敘事”高度重合，從主題的角度，后面兩部分“抒情”“象征”與前面的敘事并不是同一級別的概念。另外，支撐“敘事”部分的是“十七年文學”中最重要的幾部長篇小說，而支撐“抒情”部分的主要是毛澤東詩詞以及一些散文與現(xiàn)代詩、支撐“象征”部分的則只有幾部樣板戲。從支撐對象的復雜性以及數(shù)量來看，后兩個階段的論述明顯與“敘事”階段不在同一水平。后來李楊的《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基本以“敘事”部分為主體，刪削了“抒情”與“象征”部分的論述以并入前者，也基本證明了筆者的這一看法。

[6] 陳思和：《民間的浮沉——對抗戰(zhàn)到文革文學史的一個嘗試性解釋》，載《上海文學》1994年第1期。

[7] 洪子誠：《關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國文學》，載《文學評論》1996年第2期。

[8] 參見曠新年《“重寫文學史”的終結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轉型》，載《南方文壇》2003年第1期。

[9] 參見曠新年《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經典〈創(chuàng)業(yè)史〉》，載《湖南大學學報》2004年第5期。

[10] 例如,作者認為孫犁的小說就與《聊齋志異》的范式相通，其中常有女性主動、男性被動的兩性關系，但是“孫犁小說的最成功之處便是他的女性人物形象的刻寫”；同理《青春之歌》“之所以能寫得一波三折，在紅色敘事的油彩下仍很有魅力，主要是它的內部自覺不自覺地隱含這樣古老的結構”（參見張清華：《當代文學中的皇帝婚姻模式──一個男權主義批判的視角》，載《小說評論》2000年第3期）。

[11] 通過對折射了林道靜潛意識的夢作出精神分析，作者“實際上是要表明這部作品所達到的那個年代文學所能夠具有的最大的心理與精神深度。毫無疑問，沒有哪一部十七年的小說能像《青春之歌》這樣，有著如此多潛在的闡釋空間，以及關于一個時代的政治、語言與意識形態(tài)的廣泛輻射力”（參見張清華：《“青春之歌”到“長恨歌”——中國當代小說的敘事奧秘及其美學變遷的一個視角》，載《當代作家評論》2003年第2期）。

[12] 這種質疑集中體現(xiàn)在李楊的《當代文學史寫作：原則、方法與可能性──從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談起》（載《文學評論》2000年第3期）中，李楊認為陳思和及其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強調“民間意識”與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對立性是不準確的，而這并不妨礙二人對左翼文學中民間因素的重視是具有共性的。

[13] 在談到羅蘭·巴特時，李楊寫道：“他的拿手好戲，是追求所謂‘文本的快樂’，它能夠在許多意義崇高的文本中讀出隱藏的色情意義……許多公認的立意高遠的嚴肅文學作品在巴特的筆下都產生了‘色情’欲望……然而，這位‘黃色閱讀’的高手在中國竟然沒有找到合適的材料……顯然，有些東西成功地逃過了羅蘭·巴特的鷹鷲一樣的眼睛?！保ā?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126頁）在這樣的基礎上，李楊開始在“性”與“政治”之間展開對林道靜命運的細讀。

[14] 洪子誠：《歷史清理的方法》，載《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04年第2期。

[15] 如程光煒的《中國“歌德”之道路──論郭沫若解放后的思想和文藝活動》（載《海南師范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毛澤東與當代文學》（載《粵海風》2002年4期）、《郭沫若后期的文化心態(tài)》（載《新文學史料》2002年第4期）、《1948、1949年的文化觀察》（載《天涯》2002年06期）、《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又一次探索——試論四十年代的文學環(huán)境》（載《海南師范學院學報》2003年第2期）、《多元共生的時代——試論四十年代的文人集團》（載《海南師范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等研究成果，大多以文人、制度、事件等文本之外的因素作為研究對象。

[16] 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65頁。

[17] 在《革命/敘述》中，“平等主義和社會分層”指向的是當下社會貧富分化越來越明顯的問題，“科層制和群眾參與”與“內在化和對象化”指向的是官僚主義與特權階層以及曾經的“人民”無法在社會發(fā)展和個人生活中占據(jù)主導地位，“政治生活和生活世界”指的是當下隨著城市和消費發(fā)展，個人的欲望訴求與國家的政治形態(tài)出現(xiàn)矛盾。

[18] 包括《被高估的與被低估的——“再解讀”開場白》（載《文藝爭鳴》2013年第2期）《〈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tài)〉再解讀——以黃子平、賀桂梅、戴錦華、孟悅為例》（載《揚子江評論》2014年第2期）《〈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tài)〉初解讀——以唐小兵文章為例》（載《文藝研究》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