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的建設和發(fā)展過程中，文學藝術發(fā)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文藝理論的發(fā)展變化具有某種典型意義，從中可以分析出中國社會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的復雜性和特殊性。70年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雖然歷經了曲折、坎坷，依然實現(xiàn)了充分發(fā)展，獲得了從單一模式到多種模式的重大突破。特里·伊格爾頓曾指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有政治學、意識形態(tài)、經濟學和人類學四種闡釋模式。這幾種理論闡釋模式在中國都有著自身特點和獨特貢獻。與此同時，這幾種模式并非簡單的取代與被取代之間的關系，也絕無優(yōu)劣之別。只能說，在不同歷史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有著不同的模式表征。政治學模式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第一個模式。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文藝治理方式發(fā)生了根本轉變，呈現(xiàn)了多重論爭的意識形態(tài)模式，形成了經濟學模式。人類學模式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最晚近的模式。在新時代語境下，人類學模式可以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進一步發(fā)展提供一種新思路。

后殖民語境與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政治學模式

有學者認為，蘇聯(lián)模式是新中國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起始，其影響曠日持久，弊病深重。實事求是地說，這種看法似乎過于簡單了。新中國成立伊始，由于社會主義審美文化建構缺乏經驗和理論準備不充分，我們需要學習、引進和吸收蘇聯(lián)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但我們的文藝理論與“蘇聯(lián)模式”始終存在著一定差異。

對中國來說，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是“舶來品”，它只有對接中國文藝理論的優(yōu)秀成果，合乎中國社會人民大眾的情感結構，才能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中站穩(wěn)腳跟。在中華傳統(tǒng)文藝觀念中，文藝與“載道”“美刺”等重要的政治功能緊密相連。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也使得當時先進的文化觀念不能不具有破舊立新的革命理想、“為底層發(fā)聲”的堅定意志，而這些特質具有明顯的后殖民語境。鴉片戰(zhàn)爭以來，隨著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慘痛遭遇激發(fā)了中華民族特別是底層勞動人民強烈的抵抗意識，形成了風起云涌的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運動。在這樣的情境中，為底層人民發(fā)聲，激發(fā)底層人民強烈的斗爭意識，不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正當?shù)?。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第一個成熟成果，正是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命運最為慘烈的歷史時期形成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成為新中國文藝工作的指導思想，是指導新中國文藝理論和文藝工作的范本，是在深刻的中華文化土壤和特殊的歷史語境中形成的。

政治學模式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第一個模式，也是奠基模式，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占有主導地位。由于社會形態(tài)和文化領導權的差異，政治學模式的中西方學術話語表征略有不同。在西方理論界的學術話語中，政治學模式主要表征為通過文藝觀念的政治批評功能實現(xiàn)無產階級和人類的解放。在中國則主要表征為把文藝作為無產階級政黨和人民事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推動社會變革和歷史進步。改革開放以后，一些學者仍然堅持從政治學角度解釋文藝現(xiàn)象，歸結起來主要有三種論證方式。一是按照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結構的理論論述文藝與政治之間的關系；二是基于文藝意識形態(tài)本性論證文藝的政治功能；三是論證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革命性。

文化經濟語境與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意識形態(tài)模式和經濟學模式

在我國，文化治理進入文化經濟時代的轉變不是短期內完成的，而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經過了一段時間探索做出的關鍵抉擇。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根本轉變，文化治理方式進入了文化經濟時期，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呈現(xiàn)出多種模式。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以政治學模式為主。雖然一些學者對文藝意識形態(tài)本性有著一定體認，但還不能準確的區(qū)分“文藝是社會意識形態(tài)”和“文藝為政治服務”兩種話語的差異。改革開放以后，朱光潛提出了把“意識形態(tài)”從“上層建筑”中剝離的主張，認為“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同屬社會存在，“意識形態(tài)”則屬于社會意識，提出了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意識形態(tài)或者物質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三分法。目前學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兩分法依然是成立的。學術界同時認為，上層建筑又可以分為制度上層建筑、思想上層建筑兩個組成部分，“意識形態(tài)”理應屬于思想上層建筑，“政治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tài)”有明顯區(qū)分，但也有密切聯(lián)系。

此后，中國文藝理論界和美學界對于文藝是否具備意識形態(tài)性、具備怎樣的意識形態(tài)性、屬于何種意識形態(tài)性等問題開展了大量研究，形成了以“審美意識形態(tài)”論為代表的理論成果。但不同學者對“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闡釋存在很大差異。文藝與意識形態(tài)的關系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核心問題，是無論哪一種研究模式都不可能繞開或規(guī)避的文藝意識形態(tài)本性。

文化經濟時代到來后，我國學者加強了文藝的精神產品維度研究，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藝生產學說的闡釋。依據(jù)《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資本論》《剩余價值理論》等著作，我國多位學者力求全面系統(tǒng)地闡釋馬克思主義文藝生產學說。二是“文化唯物主義”合理內核的借鑒。一些學者借鑒了國外學者提出的“文化唯物主義”學說，嘗試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觀念進行更新。三是社會主義及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藝術生產的理論闡釋。

經濟學模式是文化經濟時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的重要標識。只有充分研究文化經濟條件下的藝術生產方式，才能獲得中國審美現(xiàn)代性中情感結構的準確認識，從而深刻理解和踐行“按照美的規(guī)律來構造”這一崇高使命。

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人類學模式的產生及其在新時代語境的發(fā)展

人類學模式是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界的重要范式，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傳統(tǒng)。但在中國，這一模式還非常年輕，至今仍然處于探索階段。20個世紀90年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人類學模式開始萌芽。21世紀臨近和伊始，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人類學模式開始形成。一些學者先后對“藝術人類學”或“審美人類學”進行了詳盡的學科論證。蔣孔陽、鄭元者提出，馬克思主義人類學是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基礎和根據(jù)。趙宋光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人類學研究入手，對審美人類學研究的整套學理體系和內容進行了詳盡闡發(fā)。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化既是歷史的、也是當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只有扎根腳下這塊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文藝才能接住地氣、增加底氣、灌注生氣，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wěn)腳跟。”在這個意義之上，新時代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就要以中國社會現(xiàn)代性轉型為背景，以中國現(xiàn)代性審美經驗為基礎，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借鑒國外理論資源，形成當代中國風格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模式。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指導下實現(xiàn)中國現(xiàn)代性審美經驗的理論提升，審美人類學具有理論上的優(yōu)先性和重要性。正是沿著這樣的思路，本文作者提出了“鄉(xiāng)愁烏托邦”以及由“紅色烏托邦”和“鄉(xiāng)愁烏托邦”組成的“雙螺旋結構”等命題。

結論

在中國社會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存在和發(fā)展,以及理論上重大問題的創(chuàng)新，都始終與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化過程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文學藝術中理論問題的研究和討論，成為改革開放和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先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探討和發(fā)展，成為改革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社會發(fā)展和變遷的先鋒力量。

文學藝術社會功能的研究，或者說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政治屬性，是新中國70年來貫穿始終的一條紅線。從歷史的縱向坐標看，首先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政治學模式占主導地位，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審美意識形態(tài)”“藝術生產論”先后出現(xiàn)；各種試圖替代和消解馬克思主義主導地位的文藝理論也層出不窮。我們認為，文藝理論的“向內轉”或者說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各種疏離政治的理論其實質是具有政治性的，是政治傾向和學術立場的一種否定性的表征模式。隨著以人民的審美經驗和審美需要為中心的文藝理論逐漸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出現(xiàn)了新的“政治轉向”，進一步為積極回應時代問題、促進人民的事業(yè)的不斷發(fā)展做好服務。

正如特里·伊格爾頓所說，人類學模式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是四種模式之中“最有抱負”的理論模式。它一方面以對地方性審美經驗的闡釋為基本目標，又在哲學人類學意義上思考社會的未來和現(xiàn)實中的烏托邦沖動，是一種具有鮮活時代性和努力在“道”的層面反思當代審美經驗的理論努力。這樣的理論努力可以在深入闡釋當代審美經驗的基礎上，重新思考“美好的未來是否仍然是可能的？”這一哲學人類學命題，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構提出學理上的根據(jù)。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當代美學的基本問題及批評形態(tài)研究”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5ZDB023】

（作者單位：王杰，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石然，杭州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