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現代,越原始:自巴塔耶“動物性”來思考數字社會文化狀況
鮑德里亞早年考察現代社會時,曾經指出現在這個現代社會是一個“消費社會”(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即以商品的消費帶動生產的一個“物”的社會。而鮑德里亞解剖這個消費社會的手術刀或者方法,就是運用巴塔耶建立在莫斯的“禮物”(don)尤其是其“夸富宴”(potlatch)理論之上的“花費”(dépense)的概念。而不管是莫斯的夸富宴還是巴塔耶的花費,都來自于他們對于原始部落的生活模式的解讀,從原始部落人們的生存和交往方式中總結出其內在的不變的“結構”并建構而成。
而鮑德里亞借助這些概念來審視現代社會的目的,是為了理解深藏在我們這個所謂的消費社會的皮膚下的骨骼和血脈。同樣,也可以借助于巴塔耶其他理論概念,對當下的這個“后”消費社會進行審視,以從中發(fā)現其特質。而對于當下這個社會來說,最大的特點還不僅僅是消費的深度化,最重要的就是AI化,正是AI的普及及運用,使得這個社會變成了一個由數碼的天羅地網所編織而成的新社會。
本文試圖運用巴塔耶的“動物性”概念來從四個方面來考察當下的社會及文化狀況。首先是談談動物性與理性的沖突,其次談談個體的動物化,再次,談談集體的動物化,最后談談人工智能的動物化。從而概括出當下文化有向原始化回歸的趨向。
動物性與理性的沖突:“原始力量”的“永恒回歸”
巴塔耶認為,因為人來自動物,所以“動物性”或“獸性”(animalité)是人的本源性存在,而勞動使得人逐漸開始約束和擺脫自己身上的動物性,使得人逐漸產生出“人性”,但這個“人性”的枷鎖并不能完全控制住人的動物性,人在有生之年總是要有意無意掙脫這個人性的牢籠,重新回歸本源的動物性。而人的這種動物性的“永恒回歸”是不可遏抑的,它具有一種強大的力量,與生俱來,堅不可摧,它是一種“原始力量”,在人的理性世界中不斷“永恒回歸”。這與巴塔耶對尼采的“永恒回歸”的加持有關,但他用動物性的原始力量置換了尼采的“永恒回歸”后的權力意志。
正是以此為據,巴塔耶把人的世界分為“動物世界”(le monde animal),“世俗世界”(le monde profane)與“圣性世界”(le monde sacré)三個維度。在人類社會成形之前,人與動物一樣,是存在于動物世界之中的,此時的人與動物并無區(qū)別,人所具有的也并非是日后才具有的“人性”,而是“動物性”(animalité)。這種動物性就是一種“內在性和即時性”(l’immanence et l'immédiateté)[ Georges Bataille,Théorie de la religion,?uvres complètes ,tome 7,Paris:Gallimard,1976,p.295.],它沒有外在的時間性,只追求自身欲望的當下實現,并且其對死亡無動于衷。而隨著勞動的引入和工具的制造,人逐漸進入主客體分明的世界,這個世界就是世俗世界,也被稱為實踐世界,它首先通過對人的動物性的否定,建立了一系列基于性欲,排泄與死亡禁忌之上的道德,促成了人性的形成,同時,為了盡可能延長生命,它工于算計,奉行生產原則,以保證生命未來的生存和繁殖,并因之否定了欲望實現的即時性并設法將其延遲。這就是世俗世界的法則。與此相關的就是圣性世界的出現,這個世界是對世俗世界的否定,因為世俗世界為了將來的生命勞動,卻將當下的生命物化和手段化,這對作為具有神性的人來說,是不堪忍受的。為了獲得自己的“至尊性”(souveraineté),他們通過對各種禁忌的越界而重新回返到曾經被世俗世界所否定的那種動物性的狀態(tài)之中,然而,這個他們所欲回返的動物性的世界卻并非動物世界,而是具有動物性的圣性世界。在其中,他們終于得以重溫久已壓抑的動物性,并體驗和戰(zhàn)勝對死亡的恐懼,進而獲得瞬間的至尊性,放下了身上的重軛。
而這一過程,其實就是人再度“動物化”,也即“原始化”的過程。
個體的動物化:為什么人們變得越來越“不要臉”了
在談論個體的動物化之前,我想先談一個現象,那就是現在的人似乎越來越喜歡把自己的臉遮擋起來,不僅明星喜歡戴墨鏡,戴口罩,普通人也喜歡戴墨鏡和口罩了,那么,“為什么人們變得越來越不要臉了”?
這個標題來自我對CNN的一篇文章的改寫(Why protest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faceless,26th August 2019)。這篇文章談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近年來西方各國的抗議活動出現了一個新的特點,那就是示威者越來越“不要臉”了,他們通過戴口罩,圍巾蒙臉,或者用游泳眼鏡和防毒面具把自己的臉遮得嚴嚴實實,以至于很難看清他們的臉。這篇文章分析,他們的“不要臉”的目的一是為了保護自己不被催淚瓦斯所熏倒,二是為了自己的身份不被遍布街頭的各種探頭和人臉識別系統(tǒng)識別出來,而且,后者是主要原因。
但是除了這兩個原因外,我覺得這種“不要臉”(faceless)或者“去臉化”(deface)的目的還有一個,那就是為了通過“變臉”,進而躲避理性的數碼化的透視和算計,從而呵護自己的動物性并同時釋放自己的動物性。而這種“不要臉”或“去臉化”,這種通過對“臉”的遮蓋和變形以掩蓋自己的理性的面目以為所欲為的做法,在英國作家斯蒂文森(1850–1894)的《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里早有預言,在這部小說中,白天衣冠楚楚救死扶傷的醫(yī)生杰克利(Jekyll)博士,晚上喝了自制的藥水后就會變成容貌極端丑陋的海德(Hyde)先生,這讓他可以匿名狀態(tài)大肆釋放自己的動物性并肆意作“惡”??梢哉f,史蒂文森的這篇小說的深刻性就在于此,即“不要臉”或者“去臉化”可以讓人回歸自己的動物性并得到“不可思議”的愉悅。
而當下這個后消費社會與鮑德里亞所強調的工業(yè)時代大量生產所造成的消費社會的不同的是,就是進入了AI時代,而以AI為標志的人工智能逐漸快速融入社會的方方面面,現代社會的理性或者計算特質現在已經隨著互聯網以及移動終端的普及登峰造極。尤其是建立在AI基礎上的數碼透視技術使得整個社會變得透明化了。而對人的捆綁也越來越嚴密,即所謂“光照惡人”,可“光也照善人”。但是人的動物性卻是很難完全消除的,因為消除了動物性,也就消除了人性本身。而政治抗議運動中的“不要臉”只是人在AI時代的超級理性算計中的反抗,這是動物性釋放的極端化表現。普通人的戴墨鏡和口罩只是這種對于自身動物性的保護而已。
其實,正如醫(yī)德高尚的杰克利博士和作惡多端的海德先生是同一個人的不同“時刻”或不同方面一樣,人既需要生活在理性的陽光下,但也需要生活在動物性的暗夜之中。而好萊塢的電影里對此有個有趣的表現,那就是在那些“超級英雄”電影,如“蜘蛛俠”,“蝙蝠俠”等,那些代表正義的英雄們都戴著面具,遮住了自己真實的臉。而這也是對我們這個時代的隱喻,不僅代表惡的人需要戴上面具或者扭曲自己的臉,讓自己“去臉化”,就是代表正義的力量,也需要“不要臉”,如《蝙蝠俠/黑暗騎士》(The Dark Knight,2008)中,小丑和蝙蝠俠都“不要臉”,蝙蝠俠戴著面具,小丑是把自己的臉小丑化而不露真容。而且有意思的是,他們的臉可以合在一起而并不違和,因為就像化身博士一樣,他們本質上是同一個人的不同方面,這說明在現在這個透明社會里,大家都處在壓抑狀態(tài)之下,都需要從中逃離,以釋放自己的動物性。
集體的動物化:捍衛(wèi)“夸富宴”的戰(zhàn)斗
莫斯在《禮物》(1925)中認為,北美印第安人的“禮物”的典型形式“夸富宴”的功能不僅有提高人的等級,尊嚴的作用,同時它可以起到建構和維持社會結構的功能。但巴塔耶更進一步,他認為夸富宴除了這些作用之外,還有著更重要的價值,那就是在人們通過夸富宴的形式對財富進行肆無忌憚的消耗時,其實也是一種毫不算計的動物性的爆發(fā),正是這種不計利害得失的對財富的獻祭或花費,使得人們可以沐浴在“圣性”(sacre)的光芒里,得以在瞬間分享至尊性的欣悅。
但是,巴塔耶指出,起源于原始社會壯大于封建社會的禮物的作用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受到了嚴重的損害,因為資本家不再以夸富宴的形式分發(fā)財富,而是習慣于斤斤計較并且設法把自己的財富隱藏起來。而身處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的尊嚴和威望也不是來自于對財富的非理性的炫耀性的花費,相反卻是通過建基于理性之上的法律、契約、權力等支撐而成。也正因此,鮑德里亞也指出,資本主義的“消費社會”就是一個人的墮落的現實,那就是把沒有目的浪費財富的“花費”降格成了生產性的“消費”。
在當下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對金錢和實利的追逐,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它逐漸壓倒了對昔日人們所珍視的高等級的價值如“榮譽”、“高貴”等的追求。巴塔耶曾說,資本主義的臉是如此丑陋,以至于哪怕從門縫里看它一眼就會“降格”。而時至今日,隨著互聯網的移動化和AI的大規(guī)模運用,使得全球資本主義逐漸加速變成了數碼或AI資本主義,因此對金錢的算計和挖掘也變得更加清晰,這種算計使得地球表面已經變得“路無拾遺”,以至于每一分錢都被數碼化了,日常生活中人們除了看到一連串的數字外,連資本的“肉身”金錢也難睹真容。而資本家的吝嗇與自私也因此有增無減,而且更趨極端化。而這種極端化就表現在數碼或AI資本主義對夸富宴的反對上。
人工智能的動物化: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AI,即人工智能雖然有燦爛的前景,但當下所能學習和掌握的還是人的一些最為基本的技能,初級的如工廠里機器人在工業(yè)自動化環(huán)境里的自動操作等,高級的如波士頓動力公司的機器人可以跑、跳、翻跟頭等,當然,也有建立在快捷的數據處理之上的信息類的棋類游戲和人臉識別等。而人們發(fā)明人工技能的目的意在讓機器代替人工作并且能夠更好地工作。但是,當下對人工智能的討論實際上多少有些“超前”,或者有種“原始化”的趨向,因為各種討論無一例外都是基于已有的人類智能的基礎上進行討論的,并且大家在討論人工智能可能產生的影響時,更多的是采取“設身處地”的方法,自覺把自己代入到人工智能之中并將自己對象化AI,從而在這一思考之中,把對人工智能的思考還原為對人本身的思考或者不同的自我意識之間的關系性思考。而這樣的人工智能其實現在并不存在,真實的人工智能現在還處于原始階段,從人的基本動作到人的基本的思考能力等也都并不具備和完善。
而人工智能的本質就是一種理性的算計能力,更重要的是,即使人工智能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有一天可以像人那樣思想也不可怕。因為它缺乏“人工情能”,也即缺乏那種不經計算或者不予算計就肆意揮霍和運用自己能量的可能。而這種所謂的“人工情能”,可以說就是巴塔耶所言的人的原始的動物性,這才是人的本質。因為人只有具有動物性才能稱為人,也才能成為人。在人工智能不管發(fā)展到何種程度,“人工情能”的脫位都會永遠存在,因而人工智能始終只能成為人工智能,因為一旦人工智能擁有了人工情能,它將不再是人工的,而直接就是人。這也是很多好萊塢科幻電影所極力渲染的主題,那就是讓機器人擁有人的情感,但實際上卻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正如波士頓動力放出的一段讓人驚訝的通過挑釁機器人逼迫其捍衛(wèi)自己的尊嚴的視頻是虛擬的一樣,真正讓機器人像人那樣通過人工情能讓其擁有動物性,起而反抗人這個造物主,還是個遙遠的夢想。
所以,綜上所述,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社會越現代,即越理性,越人工智能,我們的社會同時也會變得越動物性,越人工情能,越原始。
歡迎大家一起進入原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