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苦難是現(xiàn)代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主題，文學中的苦難敘事之所以重要，一方面由于它展現(xiàn)了人類社會在現(xiàn)代歷史進程中所遭遇的磨難，另一方面也體現(xiàn)了人在與苦難抗爭中所顯示的精神力量。凸凹的長篇小說《生門》對苦難進行了多維探尋。小說對饑餓造成的生存苦難的書寫表達了作家對饑餓與人的權利關系的思考；對人性苦難的書寫，體現(xiàn)了作家對苦難本質(zhì)與人性之惡的反思。謝亭云、翁七妹等女性形象則體現(xiàn)了女性對苦難的獨特承受方式以及女性對苦難的救贖。

關鍵詞：凸凹 《生門》 饑餓 生存苦難 人性苦難

文學與苦難之間有著天然的聯(lián)系。特別是對于20世紀中國歷史來說，苦難在某種意義上構成了歷史的本質(zhì)。苦難也因此成為現(xiàn)代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主題。無論是以拯救國民靈魂、醫(yī)治民族創(chuàng)傷為主旨的五四文學，還是發(fā)端于“傷痕”文學的新時期文學，都呈現(xiàn)了關于苦難的多樣敘述。文學中的苦難敘事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在于它展現(xiàn)了人類社會在現(xiàn)代歷史進程中所遭遇的磨難，從而為現(xiàn)代政權的合法性提供了明證；另一方面文學通過對人類苦難的書寫完成了對歷史反思，給人以巨大的精神震撼力。因此，文學中苦難書寫說到底是文學想象與歷史的關系問題。與以重大歷史人物和政治事件為核心的歷史敘事相比，文學著力突顯的是苦難本質(zhì)以及人在與苦難的對抗中所遭受的心靈創(chuàng)痛。從這個意義上說，凸凹的《生門》雖然沒有展現(xiàn)波瀾壯闊的歷史畫面，但卻集中呈現(xiàn)了個體在苦難的歷史境遇中，特別是饑餓的生存處境中，個體所經(jīng)歷的生命傷痛，從而使其關于苦難的敘述具有獨特的精神力量。

一

小說以京西后嶺為描寫對象，展現(xiàn)了這個偏遠的村莊從20 世紀50 年代到70 年代所發(fā)生的變遷。時間跨度雖不大，但是其間中國發(fā)生的“大躍進運動”、饑荒、反右運動以及“文革”，卻無一不對后嶺人的日常生活構成沖擊。小說首先呈現(xiàn)的是由于糧食匱乏所引發(fā)的饑餓乃至饑荒給后嶺人造成的生存困境。與人類其他行為相比，食物之于人類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它既能滿足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維持生命機體的正常運轉，又集中體現(xiàn)了特定社會的生產(chǎn)與組織方式，而且關系到個體生命安全、權利保障與理想實現(xiàn)。魯迅曾說：“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和飯后，也往往有些差別。凡承認飯需錢買，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后，再來聽他發(fā)議論?！薄叭祟愑幸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饑餓。”①新時期之初，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中有大量關于饑餓描寫的作品。作家借助對饑荒造成的民間苦難的書寫來實現(xiàn)對極“左”政治的控訴。文學中的饑餓書寫體現(xiàn)出較為明確、單一的意識形態(tài)訴求。至于饑荒中個體的掙扎與困苦，小說中是語焉不詳?shù)摹ｐ囸I雖然成為一代人永難忘卻的記憶，但是作家并沒有以個人的體驗與經(jīng)驗激活那段歷史，更沒有以思想與藝術之光去燭照被遮蔽的歷史。

與以往作品中過分流露的以饑餓書寫來表達意識形態(tài)訴求不同，《生門》真切地還原了饑餓這一極端生存處境中個體的生命狀態(tài)，既展現(xiàn)了普通生命個體的困頓、掙扎與無助，也表達了作家對人生命尊嚴的思考。翁上元一聽說集體食堂吃撈面，先把自己吐空了，吐成一條裝裹撈面的口袋。因為吃下了過多的撈面，他整整坐了三天三夜。饑餓造成的腸胃對食物的強烈渴望與饕餮給身體造成的巨大痛苦形成強烈反差，印證了“‘食物的記憶’與一般的記憶不同，它屬于‘被沉淀于身體的記憶’”②。翁上元的妻子劉淑芳為了解決一家人的吃飯問題，不惜以身體為代價向翁息元借糧，這成為翁上元、劉淑芳之間永難消除的陰影。為了消除女兒、女婿的情感隔閡，劉淑芳的父親劉老爹甚至以跳崖來替女兒贖罪。古人說：食色，性也。食物與性的滿足都屬于人的基本生理需求。但由于受中國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男權文化思想的影響，女性往往作為男性的消費對象或食物而存在，所謂“秀色可餐”則直接表明女性的美色與食物的價值是等同的。因此，女性與食物之間存在著某種隱喻意義上的重合。這種重合意味著當饑荒發(fā)生時，女性要比男性承受更多的苦難折磨與生命凌辱。饑荒中劉淑芳以身換糧又遭拋棄，折射出女性作為社會交換系統(tǒng)中的“物流”③對象所隱含的男權意識對女性生命尊嚴的侵害。

如果說通過女性與饑餓的糾葛呈現(xiàn)了小說對饑餓造成的苦難的性別化言說，那么翁息元這一形象則體現(xiàn)了作家對饑餓、權力與人性之間的復雜關聯(lián)的思考。

無論從身份、身體特征還是命運來看，翁息元與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中的李銅鐘有許多相似之處。從身份看，李銅鐘是李家寨的黨支部書記，翁息元是后嶺的生產(chǎn)隊長兼支部成員，兩人都是糧食的管理者。從身體特征看，兩人都有殘疾。李銅鐘在朝鮮戰(zhàn)場光榮負傷，裝著斤半重的假腿為群眾奔波要糧。翁息元則在保衛(wèi)糧倉的過程中被群眾打斷了腳脖子，落下殘疾。從命運結局看，李銅鐘為了拯救李家寨瀕于餓死的群眾擅自向糧站借糧，被定為哄搶國家糧食的首犯，最終因過度勞累與饑餓死去；翁息元則因為到原嶺為后嶺群眾借糧勞累致死。但是，兩者之間的差異更耐人尋味，從中我們可以管窺到不同時代作家對饑餓書寫方式的不同以及背后所隱含的對人的主體性建構的差異。上個世紀80 年代《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因為題材的特殊與作家對農(nóng)民命運的關注，引發(fā)了強烈反響。但總體上看，小說對饑餓的書寫基本上還是在圍繞著政治—國家話語的敘事展開，將饑荒的原因歸于基層領導者的素質(zhì)問題。其饑餓書寫主要圍繞著兩種道德理念的沖突與較量展開。李銅鐘正直無私、舍生取義、堅定忠誠與“帶頭書記”楊文秀為代表的“左傾”勢力的敷衍塞責、追名逐利對比鮮明。饑餓造成的苦難場景雖有涉及，但是苦難更多是為了反襯出極“左”政治的荒謬，彰顯黨領導人民斗爭的英雄氣概。對“撥亂反正”的意識形態(tài)的迎合，最終淹沒了受難的英雄性格復雜性的探究。與李銅鐘相比，同為糧食掌管者的翁息元則體現(xiàn)了人性的復雜性與矛盾性。身為后嶺的生產(chǎn)隊長，翁息元身上不乏責任感與正義感。大旱之際他率領群眾種蘿卜度荒；為了保衛(wèi)糧倉，他被村民打斷了三根肋骨與腳脖子；為了保證糧車安全到達后嶺，他勞累過度，最終內(nèi)臟破裂致死。但翁息元的干練、質(zhì)樸中又透著些許狡猾與邪性。當后嶺發(fā)生饑荒時，他以糧食為砝碼與女性進行交易。西爾維·布呂內(nèi)爾曾經(jīng)指出，“誰控制了食物，誰就掌握了權力。把一部分人口長期置于食物嚴重不足的狀態(tài)就可以達到控制他們的目的”④。翁息元以糧食控制女性的身體反映出他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不惜制造出新的苦難。小說由此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了饑餓、權力與人性之復雜關系。另一方面，翁息元雖因保衛(wèi)糧倉被村民毆打致殘，但這并未泯滅他作為一個人的良知。當眾人沉浸于批斗地主婆謝亭云的興奮中時，翁息元出于義憤說出娶她做老婆的話，并踐行了自己的諾言。他與謝亭云患難中建立起的感情成為他劫后余生的精神支撐。翁息元這一人物形象，反映出作家對饑餓造成苦難的思考已經(jīng)走出了苦難宣泄與政治的控訴，而是深入到人性的腹地，揭示出人性的變異與苦難的關系。

二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價值體系，與時代的強力相比，個體注定是無法擺脫被裹挾的命運。這似乎已經(jīng)成為我們進行歷史反思的前提。因此，當我們進行歷史反思時，我們經(jīng)常會把矛頭指向時代、指向命運，而唯獨缺乏對自我內(nèi)心的審視。但個體的道德如果不足以抑制人性之惡的涌動，那么人性中的惡魔性因素終究會在某種觸媒的誘導下彌漫而成某種社會情緒?！渡T》雖然只是選取了鄉(xiāng)村政治運動的幾個片段，但小說對極“左”政治與人性幽暗面之間的關系顯示出敏銳的洞察力。

與眾多善良、隱忍的后嶺女人相比，凌文靜，這位隨翁送元從城里回后嶺的女人，更多地體現(xiàn)出以嫉妒、貪婪、虛偽、陰冷為主的性格特征。凌文靜先是在機械廠抓運動，她把機械廠搞得烏煙瘴氣的同時，也讓自己成為孤家寡人。運動失意后，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她嫁給了翁送元并回到后嶺。她之所以策劃、并組織對地主婆謝亭云的批斗，一方面是出于強烈的政治欲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嫉妒心理。謝亭云雖然被定為地主婆，但是她的清秀、利落以及不卑不亢的態(tài)度讓“城里人”凌文靜黯然失色。這種失落感讓她將謝亭云作為假想敵進行批斗。為了彌補自己在城里搞運動的失落，凌文靜對權力表現(xiàn)出強烈的欲望。她雖不直接參與后嶺的批斗，卻對運動的執(zhí)行人、自己的丈夫翁送元進行操控。甚至翁送元運動水平的提高，竟然扭轉了她原先對翁送元的厭惡之情。與她的嫉妒、貪婪相聯(lián)系，凌文靜性格中的第三個特征是虛偽。個體心理的失衡使她在追逐權力過程中表現(xiàn)出極端的殘酷與冷漠，也使她的行為舉止處處透露出虛偽、無情。這種虛偽集中體現(xiàn)在她的情感生活中。她選擇翁送元，與其說出于情感的需要，毋寧說是尋找欲望發(fā)泄的工具。對政治運動的追逐，不僅誘發(fā)了她和翁送元精神人格的畸變，甚至成為他們情欲的刺激物。本以情感為基礎的婚姻卻被革命與暴力的刺激所造就的政治幻影所填充，幻影的破滅最終必然引發(fā)主體精神的坍塌。翁送元的死表面上看與凌文靜對其無情的榨取有關，但從深層來看則體現(xiàn)了政治對人肉體與精神的全面滲透。勒龐將革命中人類精神的失常歸因于大眾天生具有追隨的奴性心理，“那些高明的政治家則正看中了這一點，他們就像一顆燧石，利用大眾的盲目和輕信點燃了激情之火。在烏托邦革命理想的刺激下，大眾的情感開始以加速度沖向強度的最高峰，成為暴力的發(fā)動機”⑤。《生門》不僅展現(xiàn)了政治與權力對人性的異化，更為重要的是小說從人性剖析入手，通過翁送元、凌文靜等政治空心人的命運揭示出人性的幽暗、民眾的盲從心理與極“左”政治之間存在的千絲萬縷的關系。

三

文學中的苦難書寫之所以令人震撼，并不意味著苦難比其他主題具有多大的優(yōu)越性，而是說苦難主題傳遞了一種人類對生存困境進行抗爭的精神。因此，對苦難的渲染、疊加并不是文學敘事的目的，重要的是文學要在苦難的穿透中展現(xiàn)人類的精神意志，并對生命存在的可能性作出獨具個性的表達。與其他作品動輒幾十萬字的書寫相比，《生門》可能不夠厚重，但小說卻自有一種令人念念不忘的勇氣與力量。這種力量來自謝亭云與翁七妹為代表的翁家女性對昏昧的沖決與對苦難的救贖。后嶺作為中國鄉(xiāng)土社會的縮影，從本質(zhì)上說是一個以男權為主導的社會。以翁息元、翁送元、翁上元為代表的翁家男人，他們的生命不可謂不頑強、堅韌，但是傳統(tǒng)鄉(xiāng)土文化造就的因循守舊、麻木狹隘的性格使他們?nèi)狈σ环N僭越的勇氣與力量。相比之下，以謝亭云與翁七妹為代表的翁家女性則體現(xiàn)出一種鮮明的自主意識。

謝亭云的身份比較特殊，她是一個地主婆。在傳統(tǒng)革命文學題材中，這類人物多處于缺席或失語狀態(tài)，或者因其階級身份而被丑化?！渡T》中，謝亭云不是小說中最主要的形象，但卻是血肉最豐滿的一個。她的丈夫地主馮明闊雖已死去，但她卻因地主婆身份屢遭批判。為了增強批斗效果，干部發(fā)動群眾對謝亭云進行專政。他們先是把螞蟻放進謝亭云的衣領，后又用蕁麻這種令人奇痛無比的植物去撩撥她。盡管遭受種種非人的侮辱，但她始終不卑不亢地活著。翁息元雖出于義憤說出要娶她的話語，但卻反感于她的階級身份。兩人之所以從敵對到相互理解、相互扶持，原因在于謝亭云用女性的包容與細心消融了翁息元心中的仇恨。謝亭云身上最突出的特征是真誠與寬容。正是憑借這種發(fā)自生命內(nèi)里的誠與真，她超越了世間利害的紛爭，表現(xiàn)出頑強的生命抗爭力。而她的寬容則隱含著悲天憫人的情懷，但更“隱喻了一種自我完善的力量，能憑著生命的自身能力，吸收各種外來的營養(yǎng)、化腐朽為神奇。我將這種奇異的能力稱之為藏污納垢的能力，能將天下污垢轉化為營養(yǎng)和生命的再生能力，使生命立于不死的狀態(tài)”⑥。小說中最令人感喟的是，謝亭云在翁息元的墓碑前問翁送元，

“支書，我貧農(nóng)的丈夫也死了，您說，我算個啥？”

“我不是說我的苦命，我是說咱當過地主婆，這次該算什么婆？”

翁送元明白了，“你什么也不是，是咱的弟媳婦，是咱的大妹子?！?/p>

一直遭人鄙視的謝亭云在翁息元死后被翁家認可，這一遲到的身份無疑是令人悲哀的，但又構成對極“左”政治的巨大反諷。勒龐在對宗教改革與法國大革命對比分析后，指出，它們“在起源上是如此接近，但它們的長遠后果卻迥然有別，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它們會表現(xiàn)出不同的持久力。在宗教革命中，沒有任何經(jīng)驗可以向其信徒們揭示他們受到了欺騙，因為他們非得進入天堂才能驗證；而在政治革命中，一種虛假教條的錯誤很快就會大白于天下，經(jīng)驗迫使人們不得不拋棄它”⑦。謝亭云從“地主婆”到“翁家媳婦”身份的轉換，從另一個層面也表明在民間日常生活倫理的燭照下，極“左”政治話語的荒謬必然導致其不堪一擊的虛弱本質(zhì)。

與謝亭云因身份問題而遭遇的苦難命運相比，翁七妹的悲劇主要體現(xiàn)在她的愛情上。她與下放到后嶺的右派知識分子南明陽的愛情無疑是傳統(tǒng)文學中才子佳人故事的現(xiàn)代翻版。許子東指出“‘文革’故事的第一主題是‘災難’，第二主題是‘拯救’”⑧，并從七個層面歸納出“文革”敘述中的拯救主題。從表層上看，南明陽與翁七妹的故事顯然屬于“男主人公忍受身體苦難，為民間女子所救”。如果說以往文學中有關知識分子“文革”敘述的重心是圍繞著知識分子的精神自救展開的，展現(xiàn)知識分子如何經(jīng)由苦難的磨礪實現(xiàn)精神的提升。那么《生門》則透過一個鄉(xiāng)間女子的命運思考覺醒的個體應該如何沖破昏迷的現(xiàn)實而找到生命理想。翁七妹勤勞、本分卻又潑辣能干。在她的照顧下，下放的右派南明陽重新煥發(fā)了生命活力。當個體遭遇巨大的精神危機時，愛情所具有的強大救贖功能再次凸顯出來。與南明陽的事實婚姻以及流產(chǎn)的傷痛雖讓翁七妹承受了輿論與身心的壓力，但她依然選擇了堅守與承擔。相比之下，落實政策的南明陽一旦重獲自由，卻立刻拋棄了翁七妹與后嶺，重新做回了“知識分子”。 翁七妹的悲劇一方面表達了“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⑨這一絕望的生命體驗，另一方面也隱含作家對中國知識分子精神人格的反思。南明陽根據(jù)在后嶺的筆記寫出一部深刻的人類學著作，并成為德高望重的學者。南明陽的命運及其選擇表明知識分子的苦難史被置換成崇高史，他與后嶺聯(lián)系的斷絕證明翁七妹“以肉救靈”的拯救方式并沒有真正地內(nèi)化于南明陽的生命歷程與精神結構中，在翁七妹的悲劇命運中，南明陽作為知識分子主體人格的反思是嚴重匱乏的。

令人欣慰的是，翁七妹的死深深地刺激了翁家的第三代人翁大元。他意識到山里人充滿宿命意味的生命代際循環(huán)是沒有意義的。如何沖決鄉(xiāng)土社會生活中昏聵而滯重的藩籬，是后嶺人生存的希冀之所在。他選擇進城讀書可以說開啟了后嶺人探尋生門路徑的新面向。雖然文化自救在后嶺人所遭遇的生存與精神危機中究竟具有多大的拯救功能充滿了不確定性，但它卻標志著后嶺人生命意識的覺醒。而這種生命意識也正是激發(fā)后嶺人擺脫命運的安排，真正憑借個體的力量去爭取自我生存空間的力量之源。這也正是小說取名為“生門”的喻義之所在。凸凹在小說的跋中寫道：“產(chǎn)道，也叫產(chǎn)門，又叫生門，是生命出生的路徑。每個人都要出生一次，所以，人人都有一個生門。生門，在這里便是一個擴展了的意思：系指人們生存的路徑，生活的路徑，追求自由和幸福的路徑。”⑩生門的獲得固然與社會的解放、物質(zhì)生產(chǎn)的發(fā)展以及社會保障的健全有關，但是如何在自我主體的建構中掙脫既定的命運，超越昏聵、蒙昧的代際循環(huán)，進而在個體意識的高揚中找尋生命的出口，才是生門尋找的真諦所在。由此，現(xiàn)代中國人才能真正擺脫文化負累的拘囿，不斷豐富和完善自我的靈魂。

《生門》雖是一部苦難之書，但小說絲毫沒有給人以壓抑之感，而是回蕩著一種悠長悲越、雅俗交融的韻味。這與作家對故土父老鄉(xiāng)親的苦難發(fā)自肺腑的悲憫與體恤有關，也與作者對京西鄉(xiāng)野民間語言的運用有關。文學創(chuàng)作就其本質(zhì)來說是一種語言想象活動。選擇什么樣的語言不僅體現(xiàn)了特定的文學追求，而且也反映出創(chuàng)作者的價值立場與審美觀念。對京西鄉(xiāng)野民間語言的運用，讓作家深入到故鄉(xiāng)的根部，感同身受地寫出了在那片土地上掙扎的人們的痛苦與無奈。費孝通在《鄉(xiāng)土中國》中指出，“中國社會從基層上看是鄉(xiāng)土性，中國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層上發(fā)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廟堂性的，一直到目前還不是我們鄉(xiāng)下人的東西。我們的文字另有它發(fā)生的背景，我在本文所需要的指出的是在這基層上，有語言而無文字”11?！坝姓Z言而無文字”說明鄉(xiāng)土社會語言的獨特性在于“言為心聲”。對“言”的貼近無疑也就是對鄉(xiāng)土內(nèi)在生命肌理的感觸。小說中“憋昏”“別拿搪”“嚇黑”“騷腌菜”“書力人兒”“里兒隆”“講咕”等方言的運用，不僅勾勒出一個活生生的民間世界，而且也形象地傳達出后嶺人的喜怒哀樂。翁七妹愛上右派分子南明陽之后，向謝亭云訴說自己的“心事”，謝亭云讓她告訴翁上元，翁七妹說，“哥咋了，他管得對咱聽，管得不對也聽？再說，自己的事兒自己做主，好歹不后悔，也不落埋怨，活著落忍”12。“落忍”一詞在小說中出現(xiàn)多次，這個詞體現(xiàn)了后嶺人對生命的評價標準。翁七妹說的“活著落忍”則體現(xiàn)出她性格中勇敢、樂觀的一面以及對愛情理想的堅定。再比如，翁上元給因早產(chǎn)死去的孩子挑選墓地，南明陽認為這是搞迷信。當南明陽被一束荊根絆到，打了兩個趔趄，翁上元說，“你瞧，你不信，有東西找興你了吧”。“找興”這個詞體現(xiàn)出后嶺人對天地神靈的敬畏之情。只有在鄉(xiāng)村生活過的人，才真正理解圖騰之于鄉(xiāng)土世界的意義。凸凹把后嶺人對圖騰的敬畏與崇拜融入民間世俗生活，完整、準確地呈現(xiàn)了民間的精神世界。因此，鄉(xiāng)野民間語言的運用，打破了苦難敘述的沉重與單一，使小說充滿了鄉(xiāng)野的生機與情趣。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凸凹的苦難敘述缺乏堅實的力度。長期的散文創(chuàng)作讓凸凹在進行小說寫作時保持了一種節(jié)制、隱忍的敘述態(tài)度，《生門》簡潔、平實、內(nèi)斂的敘述中其實隱含著作家對土地、苦難人生的深切悲憫以及對生命救贖的希冀。小說的苦難書寫也由此具有了一種力透紙背的力量。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新時期中國文學中的饑餓敘事研究”（14CZW050）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⑨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167—168，166 頁。

②③彭兆榮:《飲食人類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版，第3、202 頁。

④ [ 法] 西爾維·布呂內(nèi)爾：《饑荒與政治》，王吉會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頁。

⑤⑦ [ 法] 古斯塔夫·勒龐：《革命心理學》，佟德志、劉訓練譯，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7—8、51 頁。

⑥陳思和：《自己的書架——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名作欣賞》2008 年第3 期。

⑧許子東：《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0 年版，第88 頁。

⑩ 12 凸凹：《生門》，中國書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330、230 頁。

11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版，第22—23 頁。

[作者單位：濟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