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于自詡為《文藝報》的朋友，當然是因為自己跟這份報紙有著比較密切的關系：自上世紀90年代起為這份報紙撰稿，我今已發(fā)小文數(shù)十篇，是長期得到《文藝報》關照的一位作者。在我成為中國作協(xié)會員之后，這十幾年來一直獲得《文藝報》贈報，我?guī)缀趺科诒乜?，是《文藝報》最忠實的讀者之一。

我與《文藝報》的朋友關系，首先體現(xiàn)為與該報“世界文壇”版的親近。記得1993年夏天，當時在社科院外文所遇見該欄目編輯李維永女士，她知道我剛剛去過一趟莫斯科，便問有沒有什么文藝現(xiàn)象可以介紹，我告訴她：蘇聯(lián)解體前后的莫斯科天翻地覆，似乎一夜之間什么都變了，但作為特殊藝術符號的維索茨基卻風頭依舊，街頭售貨亭里仍舊滿是他的錄音盒帶，書店里也仍舊擺著他的唱片、詩集和畫冊，這似乎象征著政治巨變背景下藝術的恒久價值。她聞之顯得很興奮，約我寫一篇文章，我便寫出了《時代呼喚它的藝術代言人——維索茨基現(xiàn)象的思考》一文。我的文章由“維索茨基之路”“維索茨基之謎”和“索茨基之啟示”3個小節(jié)構成，介紹了維索茨基集演員、歌手、詩人等為一身的藝術角色，維索茨基在蘇聯(lián)解體前后俄羅斯社會享有的巨大聲譽和影響，對“維索茨基現(xiàn)象”的本質(zhì)進行了闡釋，并呼喚中國的維索茨基的誕生。沒想到，這樣一篇小文還引起了不小的反響：黃宗江先生看到此文后打電話到我所在的工作單位社科院外文所，與辦公室人員約定了時間，在我上班的時候他再打來電話，記得我們聊了很久，他詳細了解了維索茨基的情況，并發(fā)出一陣由衷的感慨；又過了幾天，我在外文所的老師輩同事童道明先生在上班時告訴我，于是之先生也讀了此文，稱是好文，并請童老師轉(zhuǎn)達他對此文作者的謝意。一篇小文章居然引起了于是之和黃宗江這樣的大藝術家的關注，這讓我在竊喜之余也感受到了《文藝報》在中國文藝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影響。

李維永女士退休后，我和《文藝報》“世界文壇”的關系卻持續(xù)了下來。俄國文壇的新情況、俄國作家的來訪和中國作家的訪俄、俄國文學在中國的最新傳播，以及俄國文學的譯介體會等等，每每成為我和編輯王楊的交談話題，后來也往往會成為刊發(fā)在《文藝報》上的一篇篇文章。最值得一提的是，在編輯的督促下，我于2017年1月起在《文藝報》上開辟了“西山晨語”專欄，每月一篇，陸續(xù)發(fā)表了《我們的“文學自信”》《再讀普希金》《祖列依哈的世界》《兩家〈十月〉的握手》《俄語文學的性別變遷》《狂野俄羅斯》《二十一世紀的俄國長篇小說》《一位作家之于一座城市》《力岡文學翻譯的歷史意義》等十余篇短文，雖然當時寫得很苦，每月臨近交稿的時間都會惴惴不安，但到年底，回過頭去看那十余篇文章，心頭還是有一種滿足感的。我把這些文章集中起來，再加上自己陸續(xù)寫作的其他散文和隨筆，擬以《西山晨語》為書名出版一本小集子。

我是《文藝報》的讀者，是《文藝報》的作者，也是《文藝報》的朋友，是《文藝報》“世界文壇”版的朋友。更為重要的是，我通過《文藝報》結交到了更多的朋友，他們或為《文藝報》的編輯和記者，或為《文藝報》的其他作者和讀者。我因擁有《文藝報》這樣一位能給我巨大幫助和不斷鞭策的良師益友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