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華文文學創(chuàng)作和評論國際研討會”在日本召開。中日學者齊聚東京，研究述評日華文學創(chuàng)作及發(fā)展歷程。本報特刊發(fā)日本華文文學筆會副會長楊文凱的致辭及學者李長聲的發(fā)言。

何為“日華文學”？顧名思義，就是在日本的華人用華文寫作的文學作品。內(nèi)容包括：以介紹、研究日本為主的文學作品，如知日寫作、日系寫作等；以在日華人為書寫對象的文學作品，如留學生文學、殘留孤兒文學；在日華人所寫的所有文學作品，比如華人視角下的宏觀寫作，在日華人女性寫作，華人創(chuàng)作的小說、詩歌、戲劇等。

有關“日華文學”的概念，還沒有準確的內(nèi)涵和外延邊界，這與日華文學尚未進入穩(wěn)定而成熟的發(fā)展現(xiàn)狀相對應，同時也表明日華文學不是既定的狀態(tài)，而是一個流動的過程，惟其如此才能吐故納新、海納百川，才有利于鼓勵各類文學創(chuàng)作齊頭并進、吸引各類文學同路人踴躍加入。

如果把日華文學看作一棵茁壯成長、生生不息的大樹，我愿以三句話加以描述。

觀瀾索源 振葉尋根

日本是日華文學的誕生地，也與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和白話新文學有著不解之緣。早在1898年，梁啟超就在橫濱創(chuàng)辦了《清議報》，寫出了《少年中國說》《戊戌政變記》等文章，后又主辦《新民叢報》等，在日本開創(chuàng)了“新民體”和政治小說的寫作，可謂是近代日華文學的先聲。

作為新文化運動發(fā)軔期的啟蒙先驅(qū)，1917年《新青年》雜志北上之后的同仁們，除了胡適留美以外，主干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都是留日組成員。他們是時代斗士，是新文學的闖將，也是日華文學的奠基人。

1921年，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田漢等留日學生結(jié)成的創(chuàng)造社，追求自我個性和藝術至上，其熾熱而大膽的浪漫主義創(chuàng)作手法，為白話新文學增色添彩，也開啟了日華文學的濫觴。特別是郁達夫在日本私小說的影響下，寫出了驚世駭俗的《沉淪》，開創(chuàng)了現(xiàn)代留學生文學的先河。

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橫光利一、川端康成、片岡鐵兵等日本新感覺主義作家的直接影響下，劉吶鷗、施蟄存、穆時英等人寫出了一批新感覺派小說，成就了現(xiàn)代中國最早引進、創(chuàng)作最完整的現(xiàn)代主義小說流派，與世界文學潮流取得同步。

二戰(zhàn)前，日本一直是華人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活動的重要基地。1937年，曹禺的經(jīng)典話劇《雷雨》由留日學生杜宣導演，在東京完整首演。2017年，在日華人組成的“東京話劇藝術協(xié)會”在相隔80年后，又一次在東京上演了全本《雷雨》，向留日前輩致敬?？梢哉f，日華文學是在20世紀激蕩的時代大潮中、在日本文學思潮和流派的直接影響下發(fā)源誕生的。然而，隨著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及戰(zhàn)后不正常的中日關系，中日交流近乎中斷，日華文學也進入漫長的冬眠期。

老樹新花 姹紫嫣紅

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出現(xiàn)了第二次負笈東瀛的留學大潮，留學生和文化人相繼來到日本，用筆墨更用心靈重新記錄下不同于前輩們的留日體驗。日華文學枯木逢春，邁開了新生的腳步。經(jīng)過了30年的嘗試和積累、創(chuàng)作和提升，當前的日華文學進入了姹紫嫣紅、各美其美的繁榮期。

30年來，日本的華文寫作經(jīng)歷了幾個階段：一是初來乍到時的新鮮感和好奇心，讓我們本能地記下了許多在日所見所聞，可稱為“直觀寫作”階段；二是生活安定后，我們對日本不僅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很多人從最初的文化沖擊中醒過來，感覺敏銳了，思想復活了，從所見所聞寫到了所思所感，對日本發(fā)些議論，做些臧否，在所難免，文筆進入了“主觀寫作”階段；三是中日交流日益頻繁，中國人對日本的了解需求與日俱增，促使我們不再滿足于寫給自己看，開始面向數(shù)以億計的中國讀者介紹日本，日本的華文寫作進入到新階段，涉及了教育、醫(yī)療、生活、時尚，以及文化、政治各個層面，這個階段最需要寫出一個等身大的真實日本，是為“客觀寫作”階段；四是在日寫作集腋成裘，蔚為大觀，無論是寫作者個體，還是日華文學整體，都將納入世界華文文學的大坐標和大系統(tǒng)。日華文學將邁入“自覺寫作”階段，躍升到更高的層面，這是我們期待的。

目前，日華文學在介紹、研究日本方面最具創(chuàng)作實績，儼然已成“知日寫作”或“日系寫作”的大本營。其中，李長聲和姜健強是領軍人物。

李長聲對中日出版文化了如指掌，對日本文學涉獵廣泛，在日本文化中浸淫良久，自由的生活狀態(tài)和深厚的知識學養(yǎng)滋養(yǎng)了他的文學，30年筆耕不輟，成為“文化知日第一人”，5卷本《長聲閑話》榮獲“中山文學獎”，豎起了“知日寫作”的一面旗幟。姜建強學哲學出身，來日后經(jīng)年累月勤奮研讀，他的作品不僅有洶涌的文思和澎湃的文筆，還有超強的哲學思辨和邏輯分析能力，更有讀透日本歷史之后的信手拈來和隨類賦彩，成為“知日寫作”的又一個標桿。在他們身邊，還集結(jié)著一批旅日二三十年的熱心寫作者，如龍升、張石、楊文凱、萬景路、王東等，他們有見識、有筆力、有創(chuàng)作沖動，正在匯聚起“知日寫作”的深澤大湖。

與知日寫作并行，在日華人的生存狀態(tài)和心路歷程始終是日華文學最關注的題材，孕育出了新時期的留學生文學等。中國現(xiàn)代留學生文學自郁達夫《沉淪》開啟先河，相隔40多年后才出現(xiàn)了於梨華的《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和《傅家的兒女們》，聶華苓的《桑請與桃紅》和《千山外，水長流》等扛鼎之作，在80年代又出現(xiàn)了查建英的《到美國去，到美國去》和《叢林下的冰河》等小說。相較于以上的留美作品，日華文學較早出現(xiàn)了蔣濮的《東京沒有愛情》《不要問我從哪里來》《東京有個綠太陽》等小說，90年代初有樊祥達的《上海人在東京》、吳民民的《中國留學生心態(tài)錄》等作品，后來出現(xiàn)了張石的長篇小說《東京傷逝》等，同樣描述了身在異國他鄉(xiāng)的年輕人的身心苦悶和邊緣人的精神重壓，接上了留學生文學的歷史血脈。

旅日女作家華純對日本文化感受細膩，散文落筆大氣，詩歌意象豐富，多年來一直在摸索創(chuàng)意寫作。她在90年代末出版的長篇小說《沙漠風云》，不僅關懷地球家園的環(huán)境主題，也涉及戰(zhàn)后殘留孤兒的生存狀態(tài)，殊為難得。來自上海的林惠子寫出了《櫻花戀》《銀座的天使》《遠嫁日本》等長篇小說，較早關注了在日中國新娘的群體。近年，女作家元山里子連續(xù)推出了《三代東瀛物語》和《他和我的東瀛物語》等長篇作品，以紀實筆法呈現(xiàn)了交織在中日之間的在日華人家族史，也為反戰(zhàn)文學貢獻了充滿說服力的新文本。

2011年12月，日本華文文學筆會成立后，吸引并匯聚了一大批喜歡文學、有志于創(chuàng)作的在日華人作者。日華文學筆會在王敏、華純、姜建強三位會長的先后帶領下，通過勤于筆耕、舉辦文學活動、參與世界華文文學交流等方式，樹立了“日華文學”的品牌，同時創(chuàng)作成績斐然，推動日華文學走進百花齊放的新時期。

學歷史出身的陳永和，30年執(zhí)著于小說構(gòu)思和文字歷練，長篇小說佳作疊出，創(chuàng)作力始終旺盛，令人贊嘆。她的長篇小說《1979年紀事》《光祿坊三號》，置身日本卻把目光鎖定中國，引人入勝，發(fā)人深省。哈南的長篇小說《貓紅》講述了留日華人成之久因國寶元青花瓷引起的情感震蕩與生意風波，探索了常人未知的領域。作家亦夫安家日本卻時時回望故鄉(xiāng)，用長篇小說編織了《呂鎮(zhèn)》故事，寫出了《生旦凈末的愛情物語》。

日本文學的源頭離不開紫式部的《源氏物語》、清少納言的《枕草子》等女性寫作的深厚傳統(tǒng)。新時期的日華文學還涌現(xiàn)出黑孩、孟慶華、房雪菲、唐辛子、白雪梅、杜海玲、李雨譚、王景閑等多位女作家，或小說敘事，或散文鋪陳，兼以新聞報道和作品翻譯的方式，描述了置身異國生活、面對文化差異的困境，演繹著家庭和情感的永恒主題，她們以敏銳觀察和細膩文筆，充分展現(xiàn)了在日女性寫作的實力和魅力。與此同時，在日華文學的研究、評介方面，最下功夫的兩位學者林祁、王海藍也是女性作者，她們對推廣和提升日華文學功不可沒。

日華文學的詩歌創(chuàng)作也是風生水起。受到日本俳句和短詩的影響，還有當今時代閱讀習慣的變遷，在日華人的小詩創(chuàng)作尤其旺盛。彌生、季風、張石、戴宇、春野、草兵等作者佳作紛呈，詩作不僅蘊含著飽滿的時代激情，浸透著深沉的故鄉(xiāng)之思，還浮動著日本式的哲理和禪意?！?0后”作家春馬也在小說、詩歌等多個領域展示出才能，后生可畏。

必須提及的是，在日本一直有華人作者用日文或雙語寫作的傳統(tǒng)，被稱為“越境文學”。已故作家陳舜臣是日本推理小說和歷史小說巨擘，已故“財神”邱永漢則是財經(jīng)寫作的名家。在新華人作者中，毛丹青、莫邦富、唐亞明、王敏、楊逸、田原、金文學、溫又柔等被視為“越境寫作”的代表。毛丹青在日獲得“藍海文學獎”，唐亞明獲得“開高健文學鼓勵獎”，楊逸是首位獲得日本文學最高獎“芥川獎”的外國作家，田原是首位獲得日本現(xiàn)代詩歌“H氏獎”的中國詩人，均受到日本主流文學界關注。

開枝散葉 踵事增華

在日華文學逐漸明確定位，獲得世華文學大家庭的關注和肯定的今天，如何保持良性的發(fā)展勢頭，讓日華文學開枝散葉，為日華文學踵事增華，是日華文學筆會和在日華人社會面臨的課題。

首先，文學靠作品說話，作品在時間中孕育生成。日華文學從來都不是“一本書主義”、“一篇文章主義”，而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底線，長期投入，厚積薄發(fā)的產(chǎn)物。每位寫作者都以自己獨特的生活經(jīng)驗和深厚的知識學養(yǎng)為背景，并且在日本的社會和文化環(huán)境中浸染多時，使得日華文學成為有根之木，有源之水。

其二，日本是一座文學和生活的富礦。日本的文化傳統(tǒng)和歷史變革、在日華人社會的生動場景、中日歷史糾葛中的復雜人性、中日友好交流的蓬勃發(fā)展，都為日華文學提供了豐富的創(chuàng)作題材，值得廣泛涉獵，深度挖掘。同時，隨著在日華人生活的多樣化展開，日華文學也應從“苦悶”為起點的留學生文學中走出來，需要出現(xiàn)自己的校園文學、言情文學、職場文學、財經(jīng)文學、青春文學、夕陽紅文學等等，展現(xiàn)出與類型文學大國日本相適應的創(chuàng)作特色。

其三，當前國內(nèi)外的“書寫日本”大潮頗為洶涌，其中不乏明顯的商業(yè)化寫作和“想象日本”的美化寫作，往往贊美了“光”的閃亮而忽略了“影”的存在。為此，日華文學高揚的“知日寫作”需要見微知著、耐力持久，發(fā)揮出傳遞知日魅力、展現(xiàn)真實底力的作用，成為輿論漩渦中一股平衡的力量?！爸諏懽鳌钡膬?yōu)勢在于近水樓臺，可以直達文化和生活現(xiàn)場，有別于隔靴搔癢和霧里看花，日華文學應該寫出獨有的味道，包括品味和格調(diào)。

其四，社會發(fā)展進入到以“兩微一端”為代表的微閱讀時代，文學創(chuàng)作頻頻受到影響甚至沖擊，日華文學也概莫能外。一方面，過去20年由《中文導報》等華文媒體的副刊為日華文學提供重要發(fā)表園地的狀況發(fā)生了改變，從網(wǎng)站到博客再到微信公眾號，個人發(fā)表的渠道越來越通暢，作品面對的讀者群越來越廣泛；另一方面，間歇性和碎片式閱讀，稀釋了文學的專注性，深度和長度不再是創(chuàng)作追求的目標，微詩歌、微小說和網(wǎng)絡文學成為時代新寵。無疑，日華文學在積極創(chuàng)作的同時，也需要擁抱新媒體，在傳統(tǒng)文學以外的新平臺上建立“自己的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