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的審美性從一定意義上說，具有文學烏托邦的色彩。正因為如此，文學既然擔當著傳遞理想的責任，就應該讓勞動的審美性成為文學的一支主旋律。

陶淵明被人們視為追求閑適生活的代表性詩人。但人們不知注意到?jīng)]有，他的閑適是與勞動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他在詩中這樣寫到勞動：“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彼麖某颗d起一直勞動到帶月的晚上，應該很勞累吧，但詩中流露的卻是愜意！勞動是人類最基本的社會活動和生存活動，勞動自然也會成為文學重要的表現(xiàn)對象之一。馬克思說過，勞動是使人區(qū)別于動物的本質性活動，勞動滿足了人的需要，是人的生命活動。陶淵明的詩句真是以詩的意象詮釋了馬克思的理論。

文學中的勞動描寫并非都是陶淵明式的閑適，因為現(xiàn)實中的勞動是要流汗的。人類通過勞動創(chuàng)造財富，也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的世界。因此，在作家的筆下，勞動者形象常常是正面、積極的甚至是偉大的。在這些文學作品中，勞動往往與困難、勇敢、拼搏、收獲聯(lián)系在一起。特別是在啟蒙精神燭照下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伴隨著勞工神圣的口號，勞動和勞動者形象獲得了特別的禮遇。但是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勞動者形象以及勞動的書寫還是退居到了次要的位置。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勞動者以建設新中國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在文學作品中，如柳青《創(chuàng)業(yè)史》中的梁生寶、草明《乘風破浪》中的李少祥。然而不斷升級的階級斗爭風雨，使得勞動者難有用武之地。改革開放時代宣布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勞動創(chuàng)造世界的意義得到重申，勞動者形象才真正走上文學舞臺的中心。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不妨看作是一部重樹勞動權威的作品，路遙所書寫的世界正是一個由勞動者創(chuàng)造的新世界。在小說的最后，孫少平懷揣著理想回到大牙灣煤礦，這意味著主人公要回到勞動的洪流之中。路遙說，“這是贊美青春和生命的歌?！?/p>

在這篇短文中，我要特別強調一點，即勞動的審美性。作家們對勞動的書寫越來越接近勞動的本質——它是人的生命活動，因而勞動成為一種美好、健康的審美意象。劉慶邦的短篇小說《月光下的芝麻地》就是一首勞動的抒情詩。小說的故事很簡單，寫的是在人民公社制度下，一群年輕婦女表現(xiàn)特別積極，爭做無名英雄，在隊里準備收割芝麻之前，搶先悄悄地把芝麻都收了。過去的小說中不乏這樣的故事，套路基本一樣，主題也基本一樣，無非是要表現(xiàn)人們的集體主義精神和無私奉獻的精神。但劉慶邦卻能在這樣一個老掉牙的故事上翻唱新曲，并唱出新穎別致的韻味來，就因為他能將勞動作為一種審美對象，在他以往的生活記憶里，翻檢出勞動所帶來的幸福感，進而帶著這種幸福感來講述故事。這種勞動又是與大自然連在一起的，大自然的審美與勞動的幸福感交織在一起，構成了這篇小說的和諧樂章。玉青等四個大姑娘在集體勞動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睛還沒到參加集體勞動的年紀，卻非常羨慕大姐姐們的友誼，很想加入她們的隊伍。睛猜到玉青四個人密謀早起殺芝麻，因為“她們幾個都是愛干活兒的人，都是喜歡結伴干活兒的人，都是以結伴干活兒為快樂的人，得到殺芝麻的機會，她們大概不會放過”。于是，她在夜里鉆進芝麻地，果然等到了玉青她們的到來，這些大姐姐們也高興地接納了這位同樣熱愛勞動的小妹妹。待村里的上工鈴聲響起，人們驚奇地發(fā)現(xiàn)，地里的芝麻全部放倒了，五個姑娘正在地頭的水塘邊洗臉。秋水有些涼，但姑娘們的感覺是：“痛快！真痛快??！痛快死了?。?！”三個“痛快”，六個驚嘆號，真是把勞動的歡樂寫得透透的。劉慶邦以平白的語言，把一個簡單、漂亮、飽滿、充盈的勞動過程充分展現(xiàn)出來，平白的語言中浸滿了勞動之美。

勞動的審美性也為作家突破思想的樊籬提供了強有力的武器。王蒙的長篇小說《這邊風景》寫于特定的歷史時期，但擱置了數(shù)十年之久拿出來仍然顯現(xiàn)出文學的風采，并獲得了茅盾文學獎，我以為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王蒙在寫這部小說時注重勞動的審美性，從而使他能夠超越時代的種種禁忌與約束，通過審美的渠道與當時的勞動者獲得心靈上的溝通。我讀《這邊風景》，首先感覺最強烈的是作者對勞動的贊美。勞動的主題是這個小說的潛在主題。勞動與心靈在對話，勞動與自然相融洽，傳遞出那個時代一位未曾泯滅理想的作家對未來的想象，以及對人性的理解和對生命的理解。于是，由勞動引發(fā)的這些精神想象便具有一種永恒的文學價值。小說中有大量關于勞動的敘事，勞動與健康連在一起，與健美的身體連在一起，小說所贊美的勞動基本上是與大自然相融洽的體力勞動，但凡作者寫到在大自然環(huán)境中勞動的場景，那些關于階級斗爭的各種矛盾和煩惱便云消霧散了，作者眼中所看到的只是勞動與自然的關系、勞動與身體的關系，于是他放縱筆墨，酣暢淋漓地書寫勞動的愉悅和精神的爽快?；剡^頭來閱讀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小說，就會發(fā)現(xiàn)，通過勞動敘事來表達作家內心的美好和理想，也是當時一些作家普遍采用的方式。作家們將勞動的審美性從勞動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性中剝離開來，因此他們特別愿意寫勞動，一寫到勞動仿佛就換了一副面孔，精神變得自由自在了。

馬克思既肯定了勞動的價值，同時又尖銳地指出在人類發(fā)展歷史中勞動始終處于異化的狀態(tài)，例如在資本主義的惡劣時期，勞動者寧愿毀壞勞動的工具。勞動的審美性從一定意義上說，具有文學烏托邦的色彩。正因為如此，文學既然擔當著傳遞理想的責任，就應該讓勞動的審美性成為文學的一支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