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里，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無論是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還是歷史學、文藝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忽視實踐、脫離實際的現象。某些研究對象看上去是討論中國問題，但研究的方法不是立足實踐、面向現實的，而是以外國人的結論作為判斷中國問題的出發(fā)點。這種現象，被統(tǒng)稱為“言必稱希臘”

一切有價值、有意義的學術研究，都應該反映現實、觀照現實，都應該有利于解決現實問題、回答現實課題。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來說，更加要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提出具有自主性、獨創(chuàng)性的理論觀點。

拒絕“盲人騎瞎馬”

實踐優(yōu)先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原理，首見于1845年《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其中，有三條直接表述了實踐優(yōu)先的觀點：

其一，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真理性，并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離開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

其二，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解決。

其三，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

馬克思關于實踐優(yōu)先的思想，是從思維與存在的基本關系出發(fā)的，肯定了存在對于思維的優(yōu)先地位以及思維必須符合存在的正確性標準，濃縮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精髓。有了馬克思的這一思想，人們便可知曉如何獲得正確的思想、如何評價思維成果的正確性、如何運用正確的思維成果去解決現實世界中存在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首先在于確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意義。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踐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取得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深刻認識到了一個道理：解決中國問題，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但這種堅持并非字字句句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就可以了，而是要提出具有自主性、獨創(chuàng)性的理論觀點，創(chuàng)新馬克思主義本身。

堅持馬克思主義為什么還要創(chuàng)新馬克思主義？這正是馬克思關于實踐優(yōu)先思想的邏輯結論，而不是出于主觀愿望。追溯歷史，在20世紀的中國革命過程中，黨內曾發(fā)生過“食洋不化”、教條主義的錯誤：思考中國革命問題不是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和黨的實踐出發(fā)，而是從本本上的論斷或者別人的經驗出發(fā)，違背了實踐優(yōu)先的原則。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整風時期指出，當時在學校教育與干部教育中，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戰(zhàn)略和戰(zhàn)術。如此，一些人對中國問題無興趣，一心向往的是從先生那里學來的據說是萬古不變的教條，真是謬種流傳、誤人不淺。

毛澤東同志批評的教條主義，其實質性的危害還不僅僅體現在理論教學上，更體現在革命的實踐中。上世紀30年代，由于教條主義者迷信本本，不了解中國實際情況，也不屑于深入實踐，使得當時的一些理論、方針政策脫離實際，本身亦成為僵化的教條，失去活力和生命力，陷入“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險境。最終，在1933年至1934年間，給我們黨和我們的革命事業(yè)帶來巨大損失。

正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歷史的緊要關頭撥亂反正，重新在全黨普及馬克思理論和實際相統(tǒng)一的基本原則，糾正理論和實際分離的錯誤傾向，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充分體現出自主性、獨創(chuàng)性的偉大理論成果，才得以引導中國革命走上正確道路。

中國共產黨在直面中國問題實踐中所形成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解決了人民解放、民族獨立、國家統(tǒng)一的問題。歷史證明，只有堅持實踐優(yōu)先這一馬克思主義核心原理，才能產生自主性、獨創(chuàng)性的偉大理論成果。在廣義上說，它標志著20世紀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飛躍進步，標志著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實現了自身價值的最大化。

不應該“自廢武功”

當前，我們已經來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一方面，中國在解決“站起來”問題的基礎上，迎來了“富起來”和“強起來”的階段。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yè)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商品消費第二大國、外資流入第二大國，外匯儲備連續(xù)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人均收入也已邁入中上國家行列。

另一方面，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們的發(fā)展還不平衡不充分，“富起來”和“強起來”的基礎還有待夯實，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并非可以隨著自己的意愿而快速實現。

從國內來看，還存在收入分配差距、生態(tài)保護及教育、醫(yī)療、住房等眾多復雜的民生問題，社會價值觀失范等問題也有待正視；從國際環(huán)境來看，全球范圍內民粹主義、逆全球化思潮泛濫，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單邊主義勢力試圖遏制中國的發(fā)展依然存在。這說明，中國的問題、世界的問題都處于新的發(fā)生過程中，過去長期困擾我們的一些矛盾不存在了，新的矛盾又不斷產生。

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頭腦。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行百里者半九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我們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

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而言，實踐沒有止境，理論創(chuàng)新也沒有止境。世界每時每刻都在發(fā)生變化，中國每時每刻也在發(fā)生變化，我們必須在理論上跟上時代，不斷認識規(guī)律，不斷推進理論創(chuàng)新、實踐創(chuàng)新、制度創(chuàng)新、文化創(chuàng)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創(chuàng)新。我們不能守著對過去中國實際的認識不動，不能守株待兔、刻舟求劍。只有準確把握國際國內環(huán)境變化、準確把握不同發(fā)展階段的新變化新特點，才能使主觀世界更好符合客觀實際。

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論，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歷經艱難曲折而取得的偉大成果。中國的和平發(fā)展就是一大證明。這樣一個理論與實踐的成果，不是簡單延續(xù)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fā)展的翻版。它沒有將社會主義理解為定于一尊、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是充分自主創(chuàng)新的結果。正因為如此，我們要解決當下中國的問題，也必須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深入實際生活，研究各種矛盾以及矛盾的各個方面，找出解決辦法，形成新的理論成果。

需要指出的是，一段時間里，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無論是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還是歷史學、文藝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忽視實踐、脫離實際的現象。某些研究對象看上去是討論中國問題，但研究的方法不是立足實踐、面向現實的，而是以外國人的結論作為判斷中國問題的出發(fā)點。這種現象，被統(tǒng)稱為“言必稱希臘”。

比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由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構成的創(chuàng)新性結構。事實充分證明，它創(chuàng)造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奇跡。因此，我們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fā)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

對于這個基本經濟制度中發(fā)生的問題和弊端，我們當然應該去深入研究和解決，這本身就是進一步創(chuàng)新馬克思主義的契機?？捎械娜丝偸钦J為這樣一個結構不行，總是提出極端性的主張，或者要取消公有制經濟、實現私有化，或者是否定、懷疑民營經濟，希望民營經濟離場。這些主張之所以錯誤，恰恰在于采用了錯誤的研究方法，要么是依據西方發(fā)展模式，要么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

回到馬克思的正確思路，可以提出一個問題：馬克思為什么不把社會生活本質說成是“理論的”而說是“實踐的”呢？其實，這與馬克思的另一句話是聯系在一起的，那就是“問題在于改變世界”。

要改變世界必須先尊重世界、認識世界，而不是先尊重自己的主觀意志。面對因兩個“毫不動搖”而創(chuàng)造中國經濟奇跡的現實，我們怎么可以因為與書本的差異或者與別人經驗的差異而“自廢武功”呢？

當然，實踐的結果也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帶來了成功，另一方面產生新的問題。既解決新的問題又不拋棄成功經驗，當然是有難度的。但唯其如此，才恰恰需要創(chuàng)新。因此，我們必須牢牢地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實事求是地提出自主創(chuàng)新的理論觀點。

（作者為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共上海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