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生產與藝術生產并不總是平衡的。眾所周知，盛唐產生了李白光輝的詩篇，唐代由盛而衰時貢獻了杜甫不朽的詩篇?！袄疃盼恼略冢庋嫒f丈長?！辟|言之，李杜彪炳史冊的光輝實踐打破了這種詩歌創(chuàng)作史上的“歷史周期律”。

新時代應當能夠產生偉大詩人及其偉大詩篇。這是新時代向詩人們提出的新課題。然而，我們現(xiàn)階段有些詩歌充斥著物質主義、個人主義和技術主義。除了能夠看到一些詩歌技術上的明顯進步外，在詩歌精神和詩歌美學上反而給人以萎縮和晦暗之感。尤其是口語詩歌和很多網絡詩歌竟然以規(guī)避崇高和抵制優(yōu)美為傲，其“無厘頭”使詩歌蒙上了濃重陰影。在它們那里，生活仿佛真的只有茍且，沒有光亮和遠方。顯然，新時代詩歌患上了比較嚴重的軟骨癥、侏儒癥和自閉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急切地向新時代中國詩人發(fā)出鄭重的吁請：新時代詩歌呼喚崇高美。

　【本欄目由文藝報社、詩刊社、光明日報文藝部聯(lián)合主辦】

崇高就是雄偉、莊嚴、壯麗、高遠、遒勁。崇高不是單向度的、臉譜化的、標簽化的、定于一尊的。詩歌的崇高美，是多樣化的。在百年中國新詩史上，我們既有吶喊型的崇高，如郭沫若狂飆突進的詩歌；又有飽含熱淚深情型的崇高，如艾青的“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也有憤激、勸勉和自省的政治抒情型崇高；還有國家情懷和人類意識的勇于擔當型的崇高，如王久辛的抗日長詩《狂雪》和李松濤的生態(tài)長詩《拒絕末日》等。中國新詩的崇高美是豐富多彩的。這種多姿多彩的崇高“傳統(tǒng)”，在新時代應該得到繼承和發(fā)展。那么，我們在已有豐厚的新詩崇高傳統(tǒng)面前，如何接續(xù)奮斗、創(chuàng)造出屬于新時代新詩的崇高精神來？

要有始終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論崇高聞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說：“沒有任何東西像真情的流露得當那樣能夠導致崇高?！彼麖娬{了“真”及其“流露得當”對于崇高產生的必要性。以往我們唾棄文藝創(chuàng)作上的“假大空”，現(xiàn)今大家不滿于文藝創(chuàng)作上的“假小空”。但并不是所有強烈而激動的情感（如煩惱）都能產生崇高。也就是說，真情只是崇高產生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那么，到底什么樣的激越情感方能導致崇高的情感？以人民為中心的情懷感、幸福感、境界感、責任感和光榮感，是治愈新時代詩歌缺鈣的靈丹妙藥。許多詩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會去“哀民生之多艱”，也不領會“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反而縮進自我的小天地，故步自封、夜郎自大，兩耳不聞“人民事”、一心只寫“自我詩”。于是乎，那些自私自利的“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竟然旁若無人，借助網絡招搖過市，仿佛越自我越有詩意、越人民越遠離詩！諸如此類的自言自語、快感呻吟、遠離社會和民眾的所謂“個人寫作”一度被吹上了天。這種把“個人寫作”和“宏大寫作”二元對立起來的觀點和現(xiàn)象比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寫作”是非詩的，而唯有欲望性的“個人寫作”才是詩的。殊不知，“個人寫作”與“宏大寫作”是可以互為借鏡的，從前者出發(fā)，可以抵達后者。

要有莊嚴偉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偉大的心靈的回聲”。我們的心靈是可以鍛煉的，鍛煉得好，就可以到達崇高，進而孕育崇高的思想。所以，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有無此認識？我們有了此認識后，愿不愿意錘煉我們的心靈？以及我們該如何錘煉？這就要求詩人努力克服自我、戰(zhàn)勝自我，同時要與自然和傳統(tǒng)“競賽”，畢竟偉大的詩人在自己靈魂中“植有一種所向無敵的，對于一切偉大事物、一切比我們自己更神圣的事物的熱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對自我和大自然的細枝末節(jié)進行樂此不疲的摹寫；也不能對古今中外傳統(tǒng)“無主腦”地模仿，而是在不斷學習的基礎上，要與之對話，乃至對抗，進而超越它們，從而形成屬于自己的獨特詩藝。在古代就有詩評家指出：“今作詩，有意要人知有學問、有章法、有師承，于是真意少而繁文多”，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崇高的思想，光有學識、技術和傳統(tǒng)，只能創(chuàng)作出繁文縟節(jié)的“有剩余”的詩，而寫不出“真切可愛”的真詩。田間的《假如我們不去打仗》曾經激勵過多少愛國民眾投身于中華民族抗戰(zhàn)的偉大事業(yè)！賀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曾經鼓舞過多少男女老幼對新中國的無限熱愛！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偉大的詩人必須大公無私、心懷遠大志向，必須統(tǒng)攬全局、無私奉獻、全心全意服務于人民、國家、社會和歷史進步，同時具備廣博學識和良好學養(yǎng)，才能寫出“第一等真詩”。

要有表達崇高情感和思想的卓越能力。長久以來，西方“純詩神話”像宗教般控制了許多中國詩人。在西方純詩那里，外界任何事物都是“非詩”和“反詩”的。純詩唯技術至上和語言至上。純詩成為一種看上去很美而實則平庸的文字游戲。顯然，作為自娛自樂的文字游戲，純詩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將其視為傳達人類思想的武庫，純詩的合法性就極其脆弱。史詩性寫作是對純詩寫作的置換。進入新時代，登月工程、大國重器和時代楷模等，這些恢宏雄壯的事物和英雄，一起來到了中國詩人面前；在豐沛的情感和高尚的思想催生下，它們會激發(fā)詩人磅礴的想象，最終凝結成崇高的詩歌意象。史詩的時代需要時代的史詩。而時代的史詩，或者說，史詩性寫作，需要與之匹配的堂皇卓越的恢宏結構以及使之最終得以呈現(xiàn)的華美壯麗的詩意辭藻。

概言之，新時代的詩歌寫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偽崇高。真正具有活力、熱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許玷污，更嚴禁消解。畢竟具有崇高美的詩歌不是說服，而是給人以狂喜、驚嘆和激奮，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凈化和升華。也只有具備如此崇高美的詩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作者：楊四平，系安徽師范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