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華

孟繁華，北京大學文學博士，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吉林大學博士生導師，北京文藝批評家協(xié)會主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xié)會小說創(chuàng)作委員會委員，遼寧作協(xié)副主席、《文學評論》編委等。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當代文學研究室主任。著有《眾神狂歡》、《1978：激情歲月》、《夢幻與宿命》、《傳媒與文化領導權》、《游牧的文學時代》、《堅韌的敘事》、《文學革命終結之后》、《新世紀文學論稿》（三部六卷臺灣地區(qū)繁體版）等30余部以及《孟繁華文集》十卷。主編文學書籍100余種，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藝研究》等國內外重要刊物發(fā)表論文400余篇，部分著作譯為英文、日文、韓國文以及臺灣地區(qū)繁體版等，百余篇文章被《新華文摘》等轉載、選編、收錄；2014年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2012年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批評家獎、多次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yōu)秀理論成果獎、中國文聯(lián)優(yōu)秀理論批評獎等。

中國古代文論的當代價值與意義，一直是當代文學批評家和研究者普遍關心和焦慮的問題之一。特別是在西方構建的文學理論之塔倒塌之后，文學批評和研究的理論支撐和依據(jù)從哪里獲得，也是近些年來當代文學的迷惑所在。這時，很多朋友希望回過頭來，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文學中尋找本土資源，通過對本土資源的整理和提煉，進行“現(xiàn)代轉換”，然后應用于當代文學批評和研究。這一想法的提出有多年，但從效果看并不顯著。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種情況？從本土尋找新的資源的可能性是否存在？這是困惑我們多年的問題。我們當然希望能夠實現(xiàn)理論突圍，在吸納世界優(yōu)秀的文學理論的同時，更關注本土的文學理論傳統(tǒng)。通過文學各學科的努力，尋找出一條符合中國文學經(jīng)驗的批評話語，在解決我們文學理論困擾的同時，也能夠同西方文學批評構成真正的對話關系。蔣寅先生和我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共事多年，也是好朋友。他在古代文學、特別是古代詩學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他對學問的態(tài)度和治學的嚴謹，多為學界贊佩。我們也曾多有交流，我受益良多?，F(xiàn)在，我提出幾個當代文學批評和研究共同遇到的幾個問題，與蔣寅先生作一個對談。

——孟繁華

孟繁華：蔣寅兄，你一直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特別是詩學研究。我有限的關于古代文學的一些知識基本是來自我們的聊天，從你那里學到了一些我特別需要的古代文學研究的前沿知識?，F(xiàn)在，我想和你聊聊如下這些問題：中國當代文學的批評理論，基本來自西方。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操持這些理論從事當代文學批評的評論家氣若長虹如日中天。但是，進入新世紀之后，西方20世紀構建的文學理論之塔幾乎轟毀了，文學理論的總體性不存在了。這一情勢，使中國當代批評家感到了焦慮甚至恐慌。于是，從本土文學理論尋找資源的說法，在當代文學批評界有熱烈的回響。據(jù)我所知，這種觀點早已有之，但為什么一直難以訴諸當代文學批評實踐？是中國古代文論失去了當代價值，已經(jīng)成為“博物館學問”，還是我們沒有找到合適的方法？

蔣寅：您上面這些問題涉及對當今文學理論、批評現(xiàn)實多方面的估量。首先是對當代西方文學理論的總體判斷，認為西方20世紀構建的文學理論之塔幾乎轟毀，文學理論的總體性不存在了，我相信這代表了許多文學理論研究者的看法。但這只能作為對文學理論結構形態(tài)的一種認識，而不能等同于對其價值和有效性的判斷。相比古典文學理論，當代文學理論放棄了本質主義立場，不再試圖以一個理論體系闡釋文學的所有問題。這確實是學界的一種共識，但它并不意味著理論的失敗，而只是我們認識到不同時代、不同類型的文學有著不同的本質，沒有一種理論可以說明文學所有的問題，因而理論家放低了身姿，只求解決前人忽略的問題，或補充前人欠缺的闡釋，而不再試圖構建新的體系。就好像新批評派的文本中心論和封閉閱讀，帶來孤立看待文學問題的局限，于是就出現(xiàn)了互文性理論、原型批評和文化批評，從文本與其他文本、與文學傳統(tǒng)、與社會環(huán)境的關系等不同角度來補充說明文學寫作的復雜性。這些理論非但不能納入一個系統(tǒng)，甚至彼此的立場都是對立的，但它們都能詮釋文學的一部分問題。于是20世紀的文學理論就成了一種堆積式或疊加式的互補知識，將現(xiàn)有的各種學說綜合起來，就構成文學概論的整體。伊格爾頓的文學理論是這樣寫法，近年國內較有代表性的陶東風、南帆主編的兩種文學概論也是這種寫法。我不覺得這是理論的崩塌，相反認為是理性的重構，是認識到文學的復雜性而采取的最貼近文學經(jīng)驗的理論建構。前幾年在揚州大學出席《文學評論》編委會，感到文學理論領域的學者發(fā)言中彌漫著濃重的失落感，都覺得國內學界這么多年沒積累下什么有價值的成果，讓我頗感意外。曹順慶教授對中國文論“失語癥”的診斷似乎更加重了文論界的整體悲觀感覺。于是有些學者主張回到傳統(tǒng)，從本土文學理論尋找資源，連童慶炳先生這樣的老輩專家也不斷發(fā)表研究古代文論的著述，并視之為建構當代中國文論的三個途徑之一——另途徑是吸收西方文論的精華和回到當下中國文學經(jīng)驗。這聽起來像是很妥當、很周到，但多年過去，似乎也沒結出什么引人矚目的理論果實。我覺得，問題出在對古代文論的價值還沒確立必要的認識。

我曾在多個場合講過，我們將傳統(tǒng)文學理論命名為古代文論，本身就意味這是出于“現(xiàn)代”立場的判斷，意識到它是與我們有距離的、不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東西。20世紀初的學者們放棄詩文評的理論框架而接受四分法的文學概論模式，不是對強勢理論的屈服，而只是選擇了適應當下文學經(jīng)驗的言說方式，因為他們面對的文學已不再是詩文集，而是詩歌、散文、戲曲、小說。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理論的中西問題，實質上是個古今的問題，是20世紀文學理論和19世紀以前文學理論的階段性差異問題。照我的理解，古代文論確實就近似于博物館的學問，但問題是博物館的學問也自有它的價值??！就像它所展示的藝術品，標志著特定時代的審美意識和工藝水平，除了給我們藝術史的知識，還能給我們許多智慧和美感的啟迪。

孟繁華：你對目前文學理論的樂觀估計確實超出了我的想象，這方面我們的認識還是有不小的距離。但你的提醒很重要，就是包括我在內的從事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者，要注意你的這種觀點和意見的存在，這個參照很重要。我的看法是，你的表達在理論上沒有問題，但文學批評更是一種實踐活動，有些理論上的闡釋沒有問題，但進入批評實踐問題就出來了。還有，我也注意到陶東風、南帆編寫的文學理論教材。特別是他們的批評實踐，比如陶東風用“文化記憶”對《晚霞消失的時候》和梁曉聲的批評，南帆文學批評對“中國經(jīng)驗”的強調，在批評家內部都引起過廣泛的注意。但是，這時的他們“身份”都是“文學批評家”而不是文學理論家。現(xiàn)在是沒有文學理論家的時代。包括西方的“耶魯四人幫”、杰姆遜等，他們離開了電影、建筑或文學，也很難發(fā)出聲音。舊的“總體性”已經(jīng)坍塌，新的“總體性”還沒有構建起來。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理論背景之下。這是我們遇到的困難。我要繼續(xù)問你的是，記得你曾經(jīng)提到，程千帆先生說過，中國古代文論是有系統(tǒng)的，只不過不是以系統(tǒng)的方式表達的。這句話給我深刻的印象。我們從事當代文學研究的人，大多是西方——特別是歐美文學理論培養(yǎng)、訓練出來的，不大了解古代文論。你能具體闡釋一下程先生的觀點嗎？

蔣寅：先師晚年的日記中的確提到過，“古典文學批評的特征”是“體系自有，而不用體系的架構來體現(xiàn)，系統(tǒng)性的意見潛在于個別論述之中，有待讀者之發(fā)現(xiàn)與理解”。在1979年3 月的日記中，他還記下了比較中西文藝理論得出的認識，以為中國文論“科學性、邏輯性不強，隨感式的，靈感的，來源于封建社會悠閑生活”。這也是許多老輩學者和海外華裔學者的共識。這就目前存世的唐宋以前詩文評文獻來看，倒也大體符合事實，但如果將明清以來的文論著作收入視野，那樣的結論就不能不說是一種偏見了。它們在說明一部分事實的同時遮蔽了另一部分事實——也未必是刻意遮蔽，只不過是不了解而已。

在很長時間內，學界對明清兩代的文論資料存世數(shù)量都不清楚。我在1994年編成的《清代詩學著作簡目》，已收傳世詩論、詩評書籍700多種，失傳待訪書籍近500種，20 多年過去，兩類的數(shù)量合計已達1790種。再加上眾多的文話、賦話、詞話、曲（?。┰?、小說評論，清代文學理論和批評著作將達2000余種。我不清楚整個歐洲在這近270年間是否出版過如此眾多的文學理論、批評著作？歐洲學者若忽視同一時期的書籍，就不可能產(chǎn)生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這樣的巨著。那么我們在忽略清代文獻的情況下談論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傳統(tǒng)，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認清中國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傳統(tǒng)呢？最近我在《文藝研究》發(fā)表一篇論文，題目叫《在中國發(fā)現(xiàn)批評史》，針對歷來認為中國文學批評屬于感悟式、印象式的，沒有成系統(tǒng)的理論著作，缺少真正科學意義上的理論范疇，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理論命題等等論斷，以清代詩學所積蓄的歷史經(jīng)驗和實踐成果一一作了駁議，說明在清代嚴謹?shù)膶嵶C學風熏陶下，文學研究也顯示出學術性、專門性、細致性的特點，成為一門真正意義上的學問。具體內容無法在這里展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瀏覽我已出版的《清代詩學史》第一卷及即將問世的第二卷。盡管如此，仍必須指出，古代文論只是古代文學的理論，不一定都適用于20世紀以后的文學。

孟繁華：現(xiàn)在學科的壁壘真是過于嚴明了。我們這么近的朋友都不了解你《在中國發(fā)現(xiàn)批評史》的文章。文章的內容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我也會向我的同行和朋友推薦。接下來的問題是，1997年，當時我還在文學所文藝理論研究室。研究室聯(lián)合全國30余所院校，召開了“中國古代文論的現(xiàn)代轉換”的學術研討會。但是20余年過去之后，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似乎并不多見。以你的研究的體會看，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種狀況？

蔣寅：“古代文論的現(xiàn)代轉換”口號的提出，確實在學界產(chǎn)生很大反響，老中青各代學者都發(fā)表過不少論文，認為這是激活古代文論的生命力，甚至是建構當代中國文論的必要手段。但我對此不敢茍同，認為它是個偽命題，持同樣看法的還有胡明、郭英德等先生。我們都知道，文學乃至藝術理論，都是同一定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相關的（對某種理想的鼓吹只是主張，不是理論），傳統(tǒng)的文學、藝術理論，只要創(chuàng)作維持著傳統(tǒng)形態(tài)，諸如書畫、戲曲等，其理論就自然存活著，毋須轉換；創(chuàng)作早已枯萎的，像試帖詩、律賦及許多應用文體，其理論也便死亡，轉換也激活不了。所以我認為“中國古代文論的現(xiàn)代轉換”是個沒有意義的命題，而且“轉換”一詞更是個缺乏規(guī)定性、無法討論的詞語，根本就不適合用作學術概念。所以“轉換”了20年，既不清楚該怎么轉換，也不知道轉換了什么。我把自己研究古代詩學的系列論文命名為《古典詩學的現(xiàn)代詮釋》，試圖以今天我們對文學的理解來檢視古代文論，闡明古人的詩學言說，理解古代文論中概念和命題的一般含義和特定語境下的所指，使古代文論成為可以理解和價值估量的理論遺產(chǎn)，向我們開放，和我們對話。馬克思說，只有明白了人體解剖，才能懂得猴體解剖，古代文論也要經(jīng)過“現(xiàn)代詮釋”才能真正被理解。所以我不同意那種反對用西方文論來闡釋、衡量中國古代文論或者說西方文學理論不適合中國文學經(jīng)驗的看法。還是老話，中西問題不是地域的問題而是古今的問題，如果硬要說當代文學理論中不包含中國文學經(jīng)驗的話，那就要問20 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有沒有自己的獨特經(jīng)驗，我們有沒有嘗試對此加以理論的總結和提煉？

孟繁華：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讀你的《古典詩學的現(xiàn)代詮釋》，非常受啟發(fā)，但不了解其中還隱含著你對“轉換”的“對話關系”?！艾F(xiàn)代詮釋”要比“現(xiàn)代轉換”準確多了。如果說“轉換”不可能的話，“詮釋”是完全可能的。中國的學術史，某種意義上就是對中國學術元話語不斷詮釋的歷史，或者是對中國學術元話語的闡述史。在這個意義上，也就是克羅齊意義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也是敘事之一種。歷史只有在當代發(fā)生回響，才是有價值和意義的；這個回響，就是當代人對歷史作出的新的詮釋。古代文論同理，我們如果有能力對其作出新的詮釋，有新解和新意，那么，它應用于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的可能性就會更大；另一個問題是：杜書瀛先生曾是我們過去在社科院文學所的資深專家。他年屆80了還不斷有新作問世，非常令人欽佩。他曾經(jīng)提出“文藝美學誕生在中國”。張晶教授進一步強調：文藝美學在中國被提出，在中國的文化根基中生長，在某種意義上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結果。文藝美學介于美學和文學藝術之間，研究各門類之間一些共同的審美規(guī)律。文藝美學在框架上固然有足夠的哲學美學的籠罩，但又有明顯的經(jīng)驗層面作為學科基礎。中國古代文論( 我這里將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論即文學理論，擴展為文藝理論，將畫論、書論、樂論等納入其中) 留下了那么多的論著、范疇和命題，在文藝美學的學科內涵中是難以取代的，它的當代價值、現(xiàn)實意義用不著我們外加給它，也用不著我們掛在嘴上，耳提面命，它是內在于文藝美學這個具有強健生命力的新興學科的?；蛘咧苯拥卣f，如果不是在中國文化的土壤里，不是在中國的文學藝術氛圍中，不是在中國的文論傳統(tǒng)的助動下，文藝美學的產(chǎn)生是難以想象的。你認為事情是這樣的嗎？

蔣寅：杜書瀛先生是所里我最尊敬的前輩學者之一，他的老學不倦、勤奮著述是給予后輩學者極大激勵的榜樣；張晶教授則是同輩學人中少見的思想銳利、善于發(fā)現(xiàn)和提煉理論問題的學者。他們兩位的著作我都經(jīng)常拜讀，但您提到的“文藝美學誕生在中國”的命題，我沒有思考過，也不清楚“文藝美學”的定義如何，英文怎么對譯？照您上面的介紹，以“研究各門類之間一些共同的審美規(guī)律”為宗旨，那么和西方的美學好像也沒太大的差別——美學不也經(jīng)常被等同于藝術哲學，不也以研究各藝術門類之間共同的審美規(guī)律為旨歸嗎？如果說文藝美學意在強調“有明顯的經(jīng)驗層面作為學科基礎”，那美學或藝術哲學也莫不如此。在西方的許多大學中，美學講席是設在藝術史系的，日本京都大學也是。眾所周知，許多美學家比如丹納、克羅齊、貢布里奇等，首先是藝術史家。連尼采也是個音樂家呢！真正的美學大概是無法純粹以邏輯演繹來建構的，即便是黑格爾，也是熟悉藝術史的，只不過像那個時代的學者一樣，都有知識的局限，對東方藝術缺乏了解而已。盡管如此，我覺得能從立足于經(jīng)驗的立場來確立對文藝美學的理論構建，不失為值得重視的思路。程千帆先生曾對我說過：“文學理論過去是一門課，誰都可以教?，F(xiàn)在成了一門學問，培養(yǎng)的學生專門研究理論，反而不研究文學，講起文學來就很隔膜。”我本人從研究詩歌史逐漸轉向研究古典詩學，很大程度上也是有感于許多詩學研究論著，只是拿文學概論的框框來套問題，解讀資料和分析論斷都很平面化，離我理解的古典詩學差距很遠。從1990年代初我開始研究古代詩學，深感古代文論研究的艱難：需要熟悉思想史，以了解古人的思維和言說方式；需要熟悉文化史，知曉古代文論概念和命題的來源；需要熟悉文學史，知道文論與特定寫作經(jīng)驗的關系，理解某些理論言說蘊含的經(jīng)驗內容；需要熟悉批評史，明白某種理論傾向和批評話語在特定語境下的現(xiàn)實指向。這需要采取一種我稱之為“進入過程”的歷史研究，將理論問題歷史化?？傊?jīng)驗是理論的土壤，理論的生命力取決于解釋力和有效性。如果將文藝美學作為一門理論學科來建設，它必須植根于中國文學、藝術的豐富經(jīng)驗，書法、繪畫和詩文、戲曲在現(xiàn)代中國的不同命運，決定了相關部門藝術理論的價值消長和生命力，決定了我們仍須面對古/今即中/西的問題。

孟繁華：在當代文學研究中，有一種顯而易見的“懷舊病”，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很多作家都選擇了前者，批評家也搖旗吶喊推波助瀾。這樣的趨向給我的印象是：美產(chǎn)生在前現(xiàn)代，美學產(chǎn)生在現(xiàn)代?，F(xiàn)代美學總結的是前現(xiàn)代的“美”，是現(xiàn)代摧毀了前現(xiàn)代的美。如果是這樣的話，現(xiàn)代美學與“現(xiàn)代”就是一個悖謬關系。它如何應用于當代文學批評實踐？

蔣寅：如果將“美”簡單地定義為能讓我們產(chǎn)生愉悅的形式，那么美就不能被前現(xiàn)代獨占。和前現(xiàn)代相聯(lián)系的“美”，只能說是古典美。事實就是這樣，所謂“現(xiàn)代”很大程度上是與“古典”相對立的，現(xiàn)代藝術精神就成立于對古典美——崇尚寧靜、和諧、均衡、對稱的形式美的顛覆和破壞之上。在中國文學中，我將這現(xiàn)代性的源頭追溯到韓愈，他正是被晚清杰出批評家劉熙載判定為“以丑為美”的詩人。我們都知道，現(xiàn)代性從它發(fā)生起就伴隨著對其自身價值的懷疑和否定，這就是您說的現(xiàn)代美學與“現(xiàn)代”的悖謬關系“懷舊病”不過是它表象化的呈現(xiàn)：享受著都市生活的繁華卻懷念田園牧歌的鄉(xiāng)村生活，搬進寬敞舒適的高層公寓反過來留戀胡同小院的噪雜……這是人類情感之自然，我們通常會認為那種樸素自然的生活樣式更符合人的本性。這其實緣于一種被美化的幻覺。理性地說，現(xiàn)代性畢竟極大地拓展、豐富了人們的意識空間，也給藝術創(chuàng)造帶來更多的可能性。如果我們承認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動力就植根于提升自身能力的渴望，那么藝術的功能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提升我們的感受力、想象力和表達能力，這可以成為當代文藝批評的一個基本標準。這一標準有著開放和多元的取向，與當代生活的多樣化相一致。古典名畫、歌劇雖精美，但不可能成天看；杜桑的《泉》雖被視為現(xiàn)代藝術經(jīng)典，但不會有人愿意擺在客廳里。經(jīng)典和時尚，高雅和通俗，在日常生活和藝術活動中分別占有不同的位置，滿足人們的不同需求。清代詩人袁枚論詩“有工拙而無今古”，對于今天的文學批評仍有啟發(fā)意義。

孟繁華：旅美學者陳世驤關于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tǒng)提出后，在學界有廣泛的討論。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tǒng)與西方文學的敘事傳統(tǒng)恰好形成了比較，我們與西方文學的差異性在這一表述中得到了確證。對這一結論你認為準確嗎？

蔣寅：陳世驤先生有關中國文學抒情傳統(tǒng)的論說，在中國港臺學者間一直持續(xù)地產(chǎn)生反響，但中國大陸古代文學界似乎較少關注，也沒有產(chǎn)生深入的討論。我想這是因為陳先生對中國文學抒情傳統(tǒng)的概括，是在跨文明比較的語境中提出的，是講給外國人聽的，放到中國文學內部來看，就因失去參照系而顯得有點缺乏規(guī)定性。近年董乃斌先生針鋒相對地提出中國文學也有強大的敘事傳統(tǒng)，出版兩種專著展開討論，同樣也理據(jù)充足，對抒情傳統(tǒng)的論說構成重要的補充。我對這個問題考慮不多，如果非要我評價陳先生的結論的話，我可能只好說這是無法證偽的問題。

孟繁華：2018年11月，王德威教授在北大做了“再論‘啟蒙’，‘革命’——與‘抒情’”的講座。關于“再論‘啟蒙’，‘革命’——與‘抒情’”的講題，王德威教授自述其旨要是“延續(xù)2011年在北大演講的命題，提議納‘抒情’為一種參數(shù)，對中國現(xiàn)代‘啟蒙’與‘革命’兩大范式重做檢討；亦即將二元論述三角化，關注‘革命’‘啟蒙’‘抒情’三者的聯(lián)動關系。此處所謂‘情’意指感情、人情、世情；是人性的七情六欲，也是歷史的情境狀態(tài)；是本然真實的存在，也是審時度勢的能力。‘啟蒙’無論如何訴諸理性，需要想象力的無中生有；‘革命’如果沒有撼人心弦的詩情，無以讓千萬人生死相與。更要強調的是，20世紀的‘抒情’話語總已扣緊時代的幽暗意識?！睂ν醯峦倪@一觀點，你有怎樣的評論？

蔣寅：我對現(xiàn)代文學沒有研究，但對王德威教授的論著一直比較關注，看過他的《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被壓抑的現(xiàn)代性——晚清小說新論》?！皼]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詰問，將中國文學現(xiàn)代性的發(fā)掘上溯到晚清小說，在國內學界產(chǎn)生很大反響，給學人帶來啟迪的同時也引發(fā)一些質疑和論辯。我對這個問題沒有考慮過，倒是看過一篇北大李楊教授的論文《現(xiàn)代性視域中的晚清小說硏究》 ①，覺得他對王德威教授的評價比較中肯。他認為王德威的現(xiàn)代性觀照仍落在沖擊/回應式中國近代史觀的思維模式中，未必吻合中國文學的語境，以致于他的“晚清現(xiàn)代性”給人主體和身份不夠明確、“空洞而游移”的印象。李楊說這又與長期困擾人文知識界的總體性范疇“中國現(xiàn)代性”的悖論性處境有關。我因為討論韓愈詩風變革的美學意義，發(fā)現(xiàn)韓愈是歷史上第一個反古典反傳統(tǒng)的作家，對他詩歌的評價由唐宋時期的毀譽參半到清初以來的全面肯定，正好與宋詩的經(jīng)典化同步，顯示出背后文化語境的轉換。這樣就必須與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性問題聯(lián)系起來考慮了，為此我曾瀏覽近年出版的有關現(xiàn)代性研究的論著，一個強烈的感覺是，論者都以現(xiàn)代性概念與工業(yè)社會相伴而生為討論前提，于是便不得不從“思想和行為則以科學的規(guī)律為指南”來把握現(xiàn)代性，使文學現(xiàn)代性的辨認總以社會、政治、科學等觀念的確立為依據(jù)，就像王德威所做的工作那樣。據(jù)一些學者說，“將線性時間——歷史觀的形成視為現(xiàn)代小說產(chǎn)生的前提已成為學界共識”，那么詩歌又以什么作為現(xiàn)代的標志呢？如果像小說一樣，以表達的內容或觀念作為現(xiàn)代性的依據(jù)，那么詩歌也同樣只是我們想象歷史的文本，它本身的現(xiàn)代性又在哪里呢？這么看來，文學自身的現(xiàn)代性好像還游離在文學的視域之外，不是么？

照我看來，詩歌的現(xiàn)代性就是詩性的現(xiàn)代性，說白了就是審美經(jīng)驗的現(xiàn)代性，而反傳統(tǒng)和反古典應是題中基本之義。您提到的王德威教授在北大做的“再論‘啟蒙’，‘革命’——與‘抒情’”的講座，應該就是闡發(fā)他在《抒情傳統(tǒng)與中國現(xiàn)代性》一書中提出的“在革命、啟蒙之外，抒情代表中國文學現(xiàn)代性”的命題吧？這個提法多少讓我有點感到困惑：抒情是中國文學源遠流長的傳統(tǒng)，也是中國古典文學最基本的美學品格，為什么相對于革命、啟蒙這些反傳統(tǒng)、反古典的意識，它倒成了現(xiàn)代性的標志？或許他這里說的“抒情”有著特殊的定義，我尚不清楚，只是感覺革命/啟蒙/抒情好像不是一個層次上的問題。但您既然提到這個問題，就促使我思考：文學的現(xiàn)代性，究竟應該從什么方面，用什么方式來把握？或許在德里達之后，談論現(xiàn)代性的人都生怕陷入傳統(tǒng)/現(xiàn)代二元對立的理窟中。但我覺得這是繞不開的問題，現(xiàn)代性概念本身就隱含著與古典或傳統(tǒng)的互文關系。一旦我們使用現(xiàn)代性概念，就意味著是在談論某種非古典、非傳統(tǒng)的東西。所以我理解的文學的現(xiàn)代性，就是反古典、反傳統(tǒng)的特征或傾向。無論東方西方，古典和傳統(tǒng)向來都是思想文化、道德倫理、文學藝術的最高價值所在，以古為尚的中國更是如此，沒有人敢于公然地反傳統(tǒng)、反古典。只有韓愈的“惟陳言之務去”，拒絕重復已有的東西，同時拋棄形式、技巧的所有規(guī)范，更不理會一切病犯和禁忌，這才構成文學史上第一次徹頭徹尾的反傳統(tǒng)、反古典思潮。這是不是可以看作詩歌的現(xiàn)代性追求呢？想想看，胡適們開始嘗試的現(xiàn)代詩歌，不就是要拋棄一切傳統(tǒng)和古典的規(guī)范、要素，同時廢除一切禁忌嗎？中國現(xiàn)代詩的別名——自由詩，早已坦露了現(xiàn)代性的實質。不受傳統(tǒng)束縛的自由，正是一切現(xiàn)代藝術的核心。參照中國現(xiàn)代詩歌對自由的追求，我們有理由將韓愈詩歌的變革視為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性萌動。

孟繁華：最后我想請你談談，中國文學從古代到當代的研究，如何能夠做到貫通？既有連續(xù)性、有呼應關系，又有時代性和中國性？

蔣寅：這個問題也是古典文學界經(jīng)常在倡導、呼吁的“打通”的問題，我覺得只能作為理想的境界來追求，實際上很難付之實踐。1970年代以來，知識積累的速度呈指數(shù)增長，以個人精力已很難窮盡一個學科的學問，于是專業(yè)分工日益細化。這不免帶來學者知識面狹窄、視野不開闊的局限，大家普遍感到一種貫通的需要。但我想，貫通也只能是知識基礎的貫通，而不是學術研究的貫通。要求一個學者從古代一直做到當代，肯定是不現(xiàn)實的，硬要這么做，一定很難在某一方面達到專精的境地。但關注不同領域的研究，盡量掌握多方面的知識，加強不同專業(yè)領域之間的對話，還是可以做到的，也是需要開展的。現(xiàn)在國內學界，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外國文學和中國文學，現(xiàn)當代文學和古代文學，甚至詩歌散文和戲曲小說的研究者之間都很少交流，彼此不熟悉各方的研究。這種情況不加以改變，可能就很難整體提升文學學科的研究水準。

孟繁華：好！謝謝蔣寅兄。你古代詩學的知識背景，以及你對現(xiàn)代西學的了解，我非常敬佩。結合這兩種知識背景對我提出問題的理解和回答也有很多啟發(fā)。再次感謝！

注釋：

① 李楊：《現(xiàn)代性視域中的晚清小說硏究》，《人文中國學報》第17期。

（原刊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