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俄羅斯文學與我們——二十一世紀的重讀與思考”讀書活動在北京的單向空間·愛琴海店舉行。著名學者、文學評論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建軍攜其新書《重估俄蘇文學》，與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吳曉都、著名作家邱華棟一起做客單向空間·愛琴海店，同讀者進行了對話交流。在活動中，三位嘉賓與讀者一起，回顧了俄蘇文學19世紀以來的演變，探討了俄蘇文學與中國文學的內在聯(lián)系，品讀普希金等俄羅斯作家的經(jīng)典作品，以期深刻認識俄蘇文學的偉大價值和有效經(jīng)驗。

為什么要“重估俄蘇文學”——俄羅斯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系

李建軍：俄羅斯文學是人類文學最偉大的成就和經(jīng)驗之一。俄羅斯作家對人細膩而溫柔的同情，他們的巨大的人道主義情感，讓人特別感動。俄羅斯文學還有非常強烈的道德熱情和宗教情懷，總是表現(xiàn)出樸素而豐富的詩意美。此外，俄羅斯文學還表現(xiàn)出尖銳而勇敢的批判性精神，以及對于迫切且沉重的問題的關注。我從中學時候起就喜歡俄蘇文學。讀大學期間，更是閱讀了幾乎所有能找到的俄羅斯文學名著，那時候，我就有一個愿望，希望有一天把自己的閱讀經(jīng)驗記錄下來，與更多的讀者分享。

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俄蘇文學開始影響中國文學。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就是在俄蘇文學的影響下形成和發(fā)展起來的。我們的文學觀念體系和文學管理模式，都是從俄蘇文學那里借鑒過來的。俄蘇文學的經(jīng)驗曾經(jīng)積極地影響過中國二十世紀的文學寫作。當然，俄蘇文學中也有一些問題，或者說是教訓，我們也需要將其作為一面鏡子，來反思，來調整我們自己的文學意識和寫作模式。在有的人看來，俄羅斯文學的經(jīng)驗似乎早已過時了，失效了。事實上，一切真正偉大的文學，永遠不會過時。我希望，《重估俄蘇文學》的出版，能讓讀者重新關注俄羅斯文學的偉大經(jīng)驗。這大概就是我寫這本書的初衷。

我為什么要用“重估俄蘇文學”來做書名呢？一是想重新闡釋一些偉大作家的經(jīng)驗，例如托爾斯泰的經(jīng)驗，契訶夫的經(jīng)驗，普希金的經(jīng)驗，重新闡釋一些經(jīng)典作品的價值，例如《死魂靈》《戰(zhàn)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怎么辦》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作品，包括我們過去忽略掉的一些作品，比如阿克薩柯夫的《家庭紀事》和《生存與命運》等。研究這些作家的經(jīng)驗，闡釋這些作品的價值，可以給中國的當代作家提供一些啟示和經(jīng)驗支持。二是想梳理和辨析那些可疑的文學觀念，總結俄羅斯文學的一些沉痛的教訓，比如，不能簡單地理解文學，不能粗暴地對待作家，不能把作家當作“同路人”，更不能把他們當作“敵人”，而是要尊重他們的人格，充分保護他們寫作的自由和權利。

吳曉都：20世紀初期，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魯迅先生在他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中談到：“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睆聂斞赶壬_始，到80年代，到現(xiàn)在，我們都可以感受到俄羅斯文學，或者說俄羅斯文藝對我們的現(xiàn)代文學、當代文學，乃至當今的一些文藝的深刻的影響。

邱華棟：梳理近百年來新文學的發(fā)展史，1917年前后中國的新文學革命讓中國的新文學煥發(fā)了生機。在這個過程中，俄蘇文學可以說影響特別巨大。比如魯迅當年就譯介過俄羅斯文學的作品。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對俄羅斯文學和蘇聯(lián)文學的翻譯就暫時中斷了，直到80年代之后。雖然現(xiàn)在西方的歐美的現(xiàn)代派文學比較興盛，但俄蘇文學作為翻譯的參照系，還是在不斷地進行著翻譯。《重估俄蘇文學》結合了史、評、論和傳等各種元素的新文體。作者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每一句話都是極其真誠的，判斷都是熱情甚至是執(zhí)拗的，對每個作家的評判，對他們的優(yōu)點、缺點的拿捏，表達得之準確和精妙。這部作品完整地覆蓋了俄羅斯文學的整個發(fā)展歷程和幾乎所有方面的重要問題，而且觀點獨到精準，視野開闊博大。尤為難得的是，與普通意義的理論著作不同，李建軍筆鋒犀利，文采斐然，敘述趣味十足，大可以雅俗共賞，一部既有深度又親切可人的著作。從出版形態(tài)來講，這本書是近乎于大眾的文學普及和學術性著作之間的作品，適合我們很多人來閱讀。

特質與精神——俄羅斯文學中心主義與“光明夢”

吳曉都：《重估俄蘇文學》對于有志于系統(tǒng)性地了解俄羅斯、蘇聯(lián)文學的人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導讀。俄羅斯文學具有一種“文學中心主義”，這也是俄羅斯的一個重要的文化傳統(tǒng)。普希金是有民族自豪感，是有民族文化自信的作家，他對自己國家的發(fā)展有著美好的未來是充滿希望、充滿信心的。這也給了俄羅斯后來的作家一個重要的審美文化啟示，那就是面對困難，面對困苦的生活，要充滿信心，未來是光明的。我們看蘇聯(lián)文學，無論是工業(yè)題材，還是戰(zhàn)爭題材的，在作品的結尾都點明希望，王蒙先生把它概括為《蘇聯(lián)文學的光明夢》，但是這個也是從普希金那里尋找源頭的。普希金有一篇著名的抒情詩叫《致恰達耶夫》，其中有一句：同志，請相信我，迷人的幸福星辰即將升起。這個和他的《假如生活欺騙了你》是一脈相承的。雖然說他很困苦，被沙皇迫害，但是他始終對俄羅斯這個民族的未來，對自己國家發(fā)展的未來，是充滿信心的。

李建軍：俄羅斯的文學中心主義是因為文學是在生活的中心，承載了生活中非常多的內容。它是全面地、整體地、深刻地來表現(xiàn)俄羅斯人的生活，表現(xiàn)那些迫切的沉重的問題，所以說它既是文學問題，也是道德問題，既是宗教現(xiàn)象，也是政治現(xiàn)象。俄羅斯文學的經(jīng)驗資源是十分豐富的，有助于我們建構一種健全的、成熟的、完整的文學觀念體系。俄羅斯文學在俄羅斯文化中占據(jù)絕對中心的地位，是因為它能代表著正義，能代表著愛，表現(xiàn)了人類精神最美好的東西。否則無論它們在文學的意義上、在藝術的意義上達到怎樣的高度，也不可能占據(jù)中心的位置，也不可能受到那么多人的熱愛。這就是我的一個理解。

俄羅斯文學是一種很有教養(yǎng)的文學。在俄羅斯文學中，看不到那種讓你覺得尷尬、覺得別扭、覺得惡心的東西，渲染暴力和污穢的東西很少。同時，俄羅斯文學還是充滿熱情、希望和力量的文學。在優(yōu)秀的俄羅斯作家的內心，無論遭遇了多么大的痛苦、不幸和災難，希望都是在前面，拯救總是在前面，復活總是在前面。甚至俄羅斯文學在寫死亡的時候，都并不是一種絕望的、陰暗的。為什么說俄羅斯文學是人類文學成就的最高代表之一，就因為它是有教養(yǎng)的文學，就因為它具有凈化人心和鼓舞人心的巨大力量。

邱華棟：我最近在《中華讀書報》看到有一版消息：莫斯科樹立了一個索爾仁尼琴的雕像，普金去參加了揭幕式，還發(fā)表了講話。索爾仁尼琴是二十世紀非常重要的作家，在他去世十年后，他的塑像在莫斯科街頭樹立，現(xiàn)任總統(tǒng)去揭幕，這是俄羅斯文學中心主義的最鮮明的體現(xiàn)。普金非常尊重自己本民族語言的大作家。這也是一種哀榮，也體現(xiàn)了對文學的重視。當然，中國也有相似的文學中心主義，這也是一件好事。

從俄羅斯到蘇聯(lián)——文學的繼承與改變

吳曉都：俄羅斯文學從普希金時代開始就特別相信人的力量，有著對人的關懷。俄羅斯文學，就是講俄羅斯的現(xiàn)實主義，就是講人道主義。俄羅斯文學的現(xiàn)實主義和人道主義，往往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是不分開的。俄羅斯文學，包括我們今天談到的蘇聯(lián)文學，高揚著“人”的旗幟，尊重人的價值，尊重人?！叭恕痹诙砹_斯文學、蘇聯(lián)文學中有特別的重要的地位。這樣一種傳統(tǒng)，從普希金，到契訶夫，到高爾基，一直到我們非常熟悉的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2005年在莫斯科的中小學閱讀大綱里，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又重新回到了推薦給當代的俄羅斯中學生閱讀的重要的文學作品中。這部作品在俄羅斯，在蘇聯(lián)的文學史、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們國家，我們父輩受這部作品的影響非常大，而且我想將來對我們孩子的影響也是非常正面。希望我們還是高度重視蘇聯(lián)文學的積極的正能量的作品。

李建軍：我這本書叫作《重估俄蘇文學》，是因為俄國文學有兩個階段，即俄羅斯文學和蘇維埃文學或者說蘇聯(lián)文學。俄羅斯文學充滿了宗教熱情和道德詩意，表現(xiàn)出深沉的愛的精神和人道主義精神，顯示出對抗權力的現(xiàn)代民主精神，具有自覺的批判精神和尖銳的諷刺傾向。蘇維埃文學則有一種英雄情結，有一種非常熱情、飽滿、浪漫的精神，總是以自信的態(tài)度來面對生活，試圖改造一切，戰(zhàn)勝一切，征服一切，重建一切。

當然，蘇維埃文學與俄羅斯文學中間的關系是復雜的，一方面它可能是一種轉向和異化，另一方面它又通過巨大的努力接續(xù)了傳統(tǒng)。凡是努力去接續(xù)這個傳統(tǒng)的作者，都創(chuàng)造出了足以和偉大的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相媲美的杰作。而且，作為偉大的經(jīng)驗，這些蘇維埃作家的作品，也滋養(yǎng)著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例如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寫得非常真實，充滿了悲劇感和人道主義力量。沒有《靜靜的頓河》，就沒有《白鹿原》。從我們國家當代文學中許多最偉大的作品里，幾乎都可以看見俄蘇文學的影響。所以，《重估俄蘇文學》里面有一章，就是講到接續(xù)偉大的俄羅斯傳統(tǒng)。這一章里面提到了索爾仁尼琴，提到了肖洛霍夫，提到了帕烏斯托夫斯基，提到了阿列克謝耶維奇。

有人可能會說，阿列克謝耶維奇不是白俄羅斯作家嗎？不是出生在烏克蘭嗎？我認為，從文學角度看，她純然是一個蘇維埃人或者說俄羅斯人。因為，她出生于1948年，到1991年蘇聯(lián)解體，她的最美好的受教育的成長時光都是在蘇聯(lián)度過。1984年，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還給她頒了一個文學獎項。她的寫作恢復了或者說接續(xù)了俄羅斯偉大的精神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精神，人道主義傳統(tǒng)，對災難的關注，對底層人物命運的關注，樸素而豐富的詩意性。

邱華棟：我覺得意識的分歧尤其是政權的變化可能會影響很多作家的寫作。但是文化是一條貫穿的長河，它具有許多可繼承性的東西，比如說蘇聯(lián)時期，可能宗教的因素降低了，但是替代宗教的英雄主義上升為戰(zhàn)爭文學。蘇聯(lián)時期的戰(zhàn)爭文學非常得燦爛。格羅斯曼的《生存與命運》、拉斯普京的《活著，并且要記住》，還有法捷耶夫的《毀滅》，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作品。蘇聯(lián)時期也涌現(xiàn)出了許多詩人，比如從2017年去世的葉夫圖申科，他是20世紀非常重要的大詩人，還有沃茲涅先斯基，也是一位大詩人。從詩歌的角度來講，也是有一條從18世紀、19世紀，到白銀時代，到當代以來的源流。所以我們能發(fā)現(xiàn)文學的一個特點：文學是能夠抵抗時間的。它可能和我們當下的時代密切相關，但是它還有能夠抵抗時間的一種能力。文學最大的魅力也在于能讓我們來抵抗時間，這也是我們作為文學人最幸福的地方。我們作為讀者，作為作家，有一種能夠抵抗時間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