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曉蕙，1954年生，北京人。1982年畢業(yè)于南開大學中文系。光明日報社《文薈》副刊主編，高級編輯，南開大學兼職教授。中國作協(xié)第七屆全委會委員。著有《韓小蕙散文代表作》等20部。有作品被譯往美國、匈牙利、韓國等。獲中國新聞界最高榮譽韜奮新聞獎、首屆冰心散文獎、首屆郭沫若散文優(yōu)秀編輯獎、首屆中國當代女性文學獎。

送走了一場撩人的春花雨，我獨自走到我們胡同東口，靜下心來，想要細細尋覓一番。

一

這是一條多么熟識的胡同，名“外交部街”，位置在北京城市中心的中心：南接東單長安街，西臨金街王府井，往北面上去是中國國家美術館，往東一拐就看到了北京站的報時大鐘。一環(huán)以里的位置，是元大都的最早發(fā)源地片之一。即是說，如果把今天1641平方公里的龐大北京比作一朵大花，那么這條胡同可堪稱花蕊的心臟。

外交部街胡同路牌和簡介

這是一條多么熟悉的路，我從5歲起就投入它溫暖的懷抱了。半個多世紀來，每天東來西走，從牙牙學語一下子就走到了兩鬢斑白。問問胡同里的每棵大樹、小樹認識我不？問問一根根哨兵似的電線桿子認識我不？問問每一塊馬路牙子認識我不？是的，它們一起笑吟吟地回答：“認識認識，你是韓小蕙，你是外交部街的女兒。”

周圍胡同的名字，有“東總布”“西總布”“東堂子”“西堂子”“新開路”“北極閣”“干面胡同”“甘雨胡同”……唯我們這條胡同后面綴了一個“街”字，為此曾引起多少誤會，誤以為它是一條街。其實不然，回歸歷史深處，它最初是叫“石大人胡同”，望文生義，可輕易推測出這條胡同里曾有石姓的高官大人府，確然這說的是明朝將軍石亨。石亨曾是一代名臣于謙手下的一員虎將，在“土木之變”后的北京保衛(wèi)戰(zhàn)中，臨危受命的兵部尚書于謙舉薦石亨任京營總兵。石果然英勇善戰(zhàn)，一舉擊敗南侵的瓦剌軍，保住了北京，成為家喻戶曉的護城驍將。但后來在代宗景泰七年（1456），乘代宗重病時，石勾結宦官曹吉祥等發(fā)動“奪門之變”，協(xié)助英宗重新登上皇位，因此被賜封為武清侯。英宗還賜他在今外交部街胡同地面上營建府第。石自恃功高，將石府建得浩大宏闊，幾乎占據(jù)整個胡同路北的四分之一，比一般王府還大，用今天的話說絕對是“超級別、超標準”的豪華腐敗建筑，不僅違背了祖制，也大大冒犯了皇家威權。后來眼見著石亨越來越驕橫跋扈，結黨營私，更引起英宗的猜度與不安，終以“圖謀不軌”罪名將石下獄治死，龐大宅第沒收入官。所以，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滿招損，謙受益”，老祖宗的話還是智慧的護身符。人無論到了什么地步，都絕對不可以狂妄輕浮，用老百姓的話說即“得知道自己姓什么”！

嘉靖年間，韃靼族首領俺答汗率軍侵擾西北邊境，嘉靖帝派咸寧侯仇鸞為大將軍前去剿敵。仇鸞貪生怕死，不戰(zhàn)即請人疏通議和，屈辱示弱退兵，回京后又謊報軍情，騙得龍顏大悅，將石大人府賜予仇。后敗露，被革職，憂懼而死，此大宅再次被沒收入官，又賜給成國公朱庚。

轉眼到了萬歷年間，明神宗女兒壽寧公主出嫁。她是神宗最寵愛的女兒，神宗便將這座大宅賜給壽寧公主駙馬冉興讓。冉駙馬是什么背景有點難考證，后人只知其有雅興，重建了石府，堂皇富麗，還新添了優(yōu)雅園林，取名“宜園”，時人形容其“鳥語藏深處，云光斷遠山”，被譽為京師八大名園之一……

到了清朝，睿親王又在外交部街蓋起新府。新睿王府規(guī)模十分宏大，遠遠超過公主和駙馬的宜園，有房屋五百多間，中路建筑如同縮小的紫禁城三大殿，有東西翼樓、銀安殿、二道門、神庫、安福堂等殿堂，西路為王府花園，東路為宗祠、大廚房、磁器庫、燈籠庫和戲臺等，府門外還有馬圈和車房。到了末代睿親王中銓時，已是民國年間，王爺爵位形同虛設，既沒有祿銀，又沒有祿米，但王府依然揮金如土，修房子、修花園、安電話、吃西餐、買汽車……開銷巨大，很快就花光了祖上留下來的財產……

昔日睿親王府

一眨么眼，三百年大清朝，又馬嘶人喊過去了。老百姓們可鬧不清這些宮斗和宦海里的沉沉浮浮，也記不住一換再換的園子主人姓甚名誰。日久年深，張冠李戴，于是，“石大人胡同”便稀里糊涂地變?yōu)椤笆€馬胡同”……

1923年，在睿親王府原址上建立了北平著名中學之一的京師私立大同中學。在此后的屢拆屢改屢建中，王府原貌漸漸蕩然無存。首任校長是北大教授譚熙鴻先生，該校實行新式教育，很快就與當時蜚聲京城的貝滿、育英、匯文等幾所中學一同揚名天下。新中國成立后，大同中學被改名為“二十四中”，在北京市的中學中排名處于中上游水平。20世紀60年代，有一個哲學詞語“一分為二”是很走紅的社會學概念，二十四中竟也被一分為二，成為二十四中學和外交部街中學。再后來呢，外交部街中學又被更名為“一百二十四中學”。新千禧年里，不知又是哪一片云彩飛來，兩校又合二而一，回歸“大同中學”舊稱——真的是潮起潮落，云卷云飛，往雅了說，這不叫“折騰”，而叫作“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一百二十四中，在“文革”中的“就近分配”口令中，成為我的胡同中學。

二

我這個北京話中的“小丫頭片子”，居然就在外交部街中學里廝混了兩年半時光。那是最寶貴的冰雪聰明的青春年華呀!并非是我主觀想“混”，而是被強制地“混”著日子：今天到農村割麥子，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明天在學校里脫磚坯，說是蘇修要打來了，必須深挖防空洞，便燒出許許多多的紅磚。只有在初三的上學期，突然傳來偉大領袖的最新指示“要復課鬧革命”，一時，老師們亢奮得腰都挺直了，無須動員，一個個“蠢蠢欲動”，在連課本都沒有的荒謬面前，苦口婆心地教我們學會了“狼賴扶柴門毛”（“Long life Chairman Mao！” ，即“毛主席萬歲！”）。

我還被教會了一元一次方程，那是我這輩子最驚艷綻放的與代數(shù)擁抱的蜜月期。小學五年級即遭遇“文革”，北京1966—1968年學校關門，我連六年級的功課一點兒也沒學，就以“小學畢業(yè)”身份被分配進了我的胡同中學。此前那動蕩的兩年里，我們大院里有一位大醫(yī)將他的四個孩子關在家里，親自督學數(shù)理化；而我的家長被批斗，整日凄凄惶惶，自顧不暇，我也就“自由化”了兩年。這一“復課鬧革命”指示來臨，我感到自己可就慘了，根本不知道代數(shù)為何物。張老師嘴里的“正數(shù)”“負數(shù)”，在我看來簡直是魔法世界的語言，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什么。后來換了王老師，是位留用的“舊知識分子”，他的課就像是一把一把鑰匙，一點一點打開了同學們心中的銹鎖，也讓我重新找回了學習的快樂。記得后來學了半學期以后，學校頂著“右傾翻案”的無限大壓力，搞了期中語文和數(shù)學考試。語文是默寫生詞，這對于兩年來整天以“黑五類子女”身份囚在家里“自由化”看書的我來說太不難了，所以我就考了全班唯一的滿分。數(shù)學就兩道題，難得上了九霄云天，我憋到一節(jié)半課的時候，終于用一元一次方程給解出來了。班上另一個女生即那位大醫(yī)的女兒，用三元一次方程解出，我倆的得數(shù)一樣，老師證實都做對了！班上一共五十來名學生，只有我們兩個女生做出了那道題，這件事真給我自信，比后來我拿到新聞界最高獎價值還高。從此，我就喜歡上了數(shù)學，后來進工廠做工后，還堅持自學完初中三年的六冊數(shù)學課本，此竟成為我1978年考上大學的一個關鍵因素。人生真是步步連環(huán)啊！一直到現(xiàn)在，我也還沒放棄對數(shù)學的向往，前些時在微信上看到十道數(shù)學測試題，還忍不住做了做，結果做出了八道，對了六道！我認為數(shù)學和語文其實是并蒂蓮，在我們看不到的高空中，它們就合二而一，結成一顆自然果——就像當年吳冠中先生和李政道先生做過的一個有趣的私人小“游戲”：吳先生請李先生用高能物理的科學思維方法寫出他讀自己繪畫的感受，他則把自己對高能物理的理解用一幅畫表現(xiàn)出來。最后，兩個人都做了出來，發(fā)現(xiàn)雙方在高處互相“通電”而會心一笑。吳先生講起那件事時興致勃勃的，還拿出那幅畫給我看，上面畫有許多大大小小的行星，在沿著各自的軌跡運行著。當時我的領悟即“世界就是一個‘一’”。老子所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一”，吳先生笑呵呵地頷首。所以，什么語文——數(shù)學，什么文科——理科，什么藝術——科學，這全是我們人類愚昧的自我矯情，在“上帝”面前，哪兒有這么多無聊的分野……

話題扯遠了，還是回到我的外交部街中學生涯。1970年6月，正當我的學習有點起色的時候，突然變故又來了，說是由于連年把知識青年都送到廣闊天地去了，北京市就嚴重缺乏勞動力了，就需要把我們七〇屆的一半學生提前分配進工廠。于是，我就黯然告別了外交部街中學——之所以“黯然”，是因為心情極為復雜，一方面慶幸能進工廠，留在京城里不用上山下鄉(xiāng)了；又不甘心以這么低的學歷就終結學生時代；第三，心里總還是存有一個上學夢，自小的理想是考上當時北京市排名第一的女校師大女附中，然后考北大?，F(xiàn)在若去了工廠，萬一要是下半年恢復高中了呢？雖然我一直對自己被強行塞進這所胡同中學耿耿于懷，在老長時間里覺得她“委屈”了我，但現(xiàn)在突然要我離開，我心里還是涌起了“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的惆悵。

非常感念幾位老師。第一位是數(shù)學王祖容老師，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解鎖”老師。在那價值觀嚴重混亂的年代里，他竟然天才地調動起班上每一個學生，包括所謂的流氓學生，跟著他對數(shù)學有了興趣，造成了我們全班都很熱忱地上代數(shù)課的奇觀。還有年輕的女教師常老師，她并不教我們班，卻對我極為幼稚的少年詩作大加鼓勵，簡直像明燈一樣照亮了我的心……可惜我那時少不更事，并不知學校腳下的土地即為壽寧公主的宜園，不然，怎么著也得像黛玉葬花那樣，尋尋覓覓一番兩番。

常老師細眉細眼，扎兩根細短辮，有點兒南方口音，比我們大不了幾歲。后來我驚訝地發(fā)現(xiàn)，她就住在外交部街胡同西口，與我們協(xié)和大院斜對門的一個小四合院里。

考上北京師大女附中，是我從小的愿望，可惜被“文革”雨打風吹去

三

今天那院子已破敗不堪，被一間間支出來的小廚房擠得早就變了形，成為一只這兒那兒開了口的“餡兒餅”。但據(jù)考證，就在它的西面，曾建有“墨碟林”西餐廳，是北京最早的西餐廳之一，服務的“基本群眾”是協(xié)和大院當年那些從美國來的洋大夫。商人嘛鼻子最好使，哪兒能賺錢他們就能及時地出現(xiàn)在哪兒。今天，朝西一面的原建筑還在，其西洋的裝飾風格尚存，但也僅僅限于這點兒鋼筋水泥上的意義，墨碟林早消失了，早早變成了普羅大眾填飽肚子的平民飯館。而且還經?！俺穷^變幻大王旗”，昨天還掛著“云南米線”的招牌，今天就換成“楊國?！绷?。好在它們的服務對象也換成來協(xié)和醫(yī)院看病的人，不求吃好，只圖填飽肚子，加上便宜和快就行啦——有些對當下時代不管不顧，只要把錢賺到手的味道？

這是說的胡同西邊，而在胡同的緊東口，曾發(fā)生過一件特別神的事。那是1979年冬天，我從天津放寒假回到北京，某一天的某一刻，走過胡同東口1號院的瞬間，剛好郵遞員在喊：“1號院里有叫韓小蕙的嗎？誰叫韓小蕙？……”我條件反射地答道：“我是韓小蕙?！彼S即遞給我一封信，是我同學寫來的，她只知道我住的協(xié)和大院是胡同西口的第一個院子，卻不知道北京胡同的門牌號均是從東往西排序的，1號院是胡同東口的第一院，到了胡同西口，我們大院已經排到59號了——然而可真是上天佑我，不然怎么會那么巧，就那么幾秒鐘工夫，我恰好從那兒路過。也是直到今天尋根到此，我才知道，這外交部街1號院，原來竟然是著名京劇藝術大師李少春先生的故居。

李少春舞臺裝

李少春先生出身梨園世家，工武生、老生、文武老生，是京劇“李派藝術”的創(chuàng)始人。他自幼在家中受到藝術熏陶與嚴格的庭訓，十分刻苦，終于練就一身硬功夫。1934年年僅15歲，就在上海與梅蘭芳同臺合演《四郎探母》，得到梅大師的稱許和觀眾認可。1937年在天津演出，聲譽大起，一躍成為頭牌演員。此時楊小樓已去世，余叔巖已不再登臺，他馳騁于京、津、滬舞臺上，一時成為一顆耀眼新星。1949年以后，這位文武全才、不可多得的京劇表演藝術家，出任新中國實驗京劇團團長、中國京劇院一團團長，并于195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此時他的藝術創(chuàng)作熱情達到高峰，與袁世海、翁偶虹結成藝術團體，連續(xù)編演新劇，塑造了楊白勞、李玉和、少劍波等角色，成功運用傳統(tǒng)京劇表演技巧塑造現(xiàn)代英雄人物，使國粹藝術得以保存并發(fā)揚光大?？上н@么一位京劇功臣，卻在“文革”中慘遭迫害，于1975年黑暗即將過去時駕鶴西去，年僅56歲……唉，唉，唉，哇呀呀！

外交部街住過的名人還有侯德榜、陳雪屏、華南圭。

侯德榜紀念郵票

侯德榜先生是著名科學家、杰出化學家、“侯氏制堿法”創(chuàng)始人、世界制堿業(yè)的權威，同時還是中國重化學工業(yè)的開拓者、近代化學工業(yè)的奠基人之一。他出生于福建閩侯縣一個普通農家，青少年時代得姑媽資助在福州英華書院學習。1911年考入北平清華留美預備學堂，曾以10門功課1000分的令人不可思議的優(yōu)異成績譽滿清華園。1913年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化工科學習，又先后進入普拉特專科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學習、工作，獲得博士學位。由于學習成績特別優(yōu)異，在校期間即被接納為美國科學會會員和美國化學會會員，其博士論文《鐵鹽鞣革》在《美國制革化學師協(xié)會會刊》全文發(fā)表，并破格予以連載，至今還是世界制革界廣為引用的經典文獻之一。1921年，侯德榜接受永利制堿公司總經理范旭東的邀聘，離美回國，滿腔熱情承擔起續(xù)建堿廠的技術重任，并在短短幾年間破解氨堿法制堿技術的奧秘，主持建成了亞洲第一座純堿廠，其主要產品紅三角牌純堿1926年榮獲萬國博覽會金獎。侯德榜一生在化工技術上有三大貢獻：第一是揭開了索爾維法的秘密；第二是創(chuàng)立了中國人自己的制堿工藝——侯氏制堿法；第三是為發(fā)展小化肥工業(yè)做出了貢獻。他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培養(yǎng)了很多科技人才，桃李滿天下，備受敬重。但在“文革”中被冠以“資本家”罪名，一度無法工作。最終，他也沒熬過“十年浩劫”，帶著疑惑與苦悶逝于1974年，享年84歲。

陳雪屏先生（1901—1999）生前是臺灣大學心理學系的教授。從20世紀30年代起曾于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北大理學院心理系任教，曾代理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后出任過臺灣省教育廳廳長、“行政院”秘書長等職。順便介紹一句，他的女婿是大陸知識界人人皆知的當代華人歷史學家、漢學家余英時先生。

華南圭

華南圭先生(1877—1961）畢業(yè)于法國公益工程大學。歸國后，在1928年到1929年擔任北平工務局局長期間，制定了《北平河道整理計劃》等，提出了整治永定河及修建官廳水庫，將景山、中南海辟為公園等意見；還主持辟出沙灘經景山前門至西四丁字街的道路，辟出地安門東大街等為民造福工程。新中國成立后，出任過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總工程師、顧問。其間他的許多提案都獲得采納，比如建設煤氣工廠，在北京東郊建設工業(yè)區(qū)，為北京市全部胡同路面鋪瀝青，繼續(xù)對永定河進行整治并修建官廳水庫，開通京密運河并修建密云水庫等。老先生比較幸運，于1961年仙逝，享年也是84歲?，F(xiàn)今，華先生家的二層小洋樓還在，簇擁小洋樓的小院子也還在，大門處還有一株幾百年的老香椿樹，掐下一朵小葉，湊到鼻尖嗅聞，清香如故。

四

不過，你若以為我們胡同僅僅停留在此高度上，便也未免太小覷外交部街了。為什么它能被稱作“街”？是因為它系著數(shù)百年，甚至是中國近代史的風云際會呢！它與孫中山、宋慶齡、袁世凱、傅作義、周恩來、陳毅、黃華……都有過交集呢！

1912年，它親眼看到圖謀稱帝的竊國大盜袁世凱，滿臉堆著虛偽的奸笑，不得不暫時躬下身來，恭恭敬敬地在這里迎迓孫中山和宋慶齡。當時孫為遏制袁妄欲稱帝的狼子野心，凜然將自己的第一任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位置讓給了袁賊。而袁賊卻玩出種種花招，就是不肯到南京履行儀式，并擅自于當年的3月10日，在北京的“總統(tǒng)府”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tǒng)，盜取了革命成果。

外交部街胡同內，前清迎賓館大門

這“總統(tǒng)府”即今天的外交部街33號院。1907年清政府實行“新政”以后，為準備招待來華訪問的德國皇太子，特命外務部在石大人胡同建造迎賓館，并聘請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會員詹美生負責將之修建成一座完全西洋式建筑。該館于1910年建成，成為清末所建最豪華、質量最好，也是最地道的西式風格建筑群。整座院子造型宏偉，樓宇全部采用雅典神廟式屋頂，羅馬大柱，維多利亞門、窗、卷簾、花飾……此外還“庭前碧柳垂陰，芳草宜人。濃陰深處，參列銅制鹿馬數(shù)具，洵佳境也”。但是后來，計劃中的德國皇太子訪問并未成行，迎賓館也就沒用上，倒是被袁世凱盯上了這塊風水寶地。1911年，時任大清國內閣總理大臣的袁賊將內閣設在迎賓館內，還在這里謀劃了南北議和以及逼迫清帝退位等大事件。

袁賊就任民國大總統(tǒng)后，國內反對聲浪迭起，尤其政府與國會屢起沖突，內閣不穩(wěn)。在此情況下，詭計多端的袁世凱多次邀請孫中山入京，想借孫的威望鞏固自己的勢力。1912年8月18日，孫中山抱著疏通南北意見的良好愿望赴京。袁為表示禮讓，將總統(tǒng)府遷往鐵獅子胡同的陸軍部，騰出迎賓館作為孫中山的臨時居所。孫在北京的25天里，共與袁世凱長談13次，并在迎賓館內接見了包括遜清王朝攝政王載灃在內的各界人士以及不少外賓。經過他的努力調解，組閣危機徹底化解，政局得以穩(wěn)定，一時社會上呈現(xiàn)出一派安定祥和的景象。

9月18日，孫中山離京后，袁世凱的內閣政府沒搬回來，原在東堂子胡同的北洋政府外交部遷入迎賓館，從此，“石大人胡同”更名為“外交部街”，著名外交家顧維鈞曾在這里擔任過外交總長。日偽時期，偽“臨時政府”、偽“華北政務委員會”設于此?？箲?zhàn)勝利后，這里又成為傅作義的北平警備總司令部……

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在辦公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總理在幾個備選的地點中，拍板將這個大院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所在地，其時兼任外長的周總理，后來的外交部部長陳毅，都曾在這座大院里辦公。直至1966年“文革”浩劫前，外交部搬至東四大街新址?？墒俏矣譁啘嗀?、糊里糊涂了，我兒時的記憶里，從沒見威風凜凜的車隊、前呼后擁的武警在胡同里出現(xiàn)過。那時的司長局長們，也都是坐公交車，然后步行到33號院上班。胡同里除了上下班時間人流有所增多外，并無異常。我只記得那些外交官的穿著都比較好，深色西服比較多，也有少量大小格子的淺色西裝，還有深色呢子大衣，一個個風度翩翩，盡顯儒雅相，跟他們的外交官身份特別般配。外交部搬走之后，33號大院即清寂下來，我們胡同也隨之安靜了不少?？墒呛髞淼哪骋荒昴骋惶欤窃鹤油蝗话l(fā)瘋了，老吊車、大鏟車、渣土車，一片鬼哭狼嚎，一座又一座高大壯美的建筑——禮堂、賓館、圖書館、花房……統(tǒng)統(tǒng)被拆毀！隨之，在胡同居民們的目瞪口呆中，33號院長出了一幢幢丑陋無比的六層居民樓，除了居住功能外，什么藝術元素也不見，灰頭土臉的，就像晚間被賤賣的廉價菜。胡同傳說，是為了給外交部那些眾多的司長局長解決住房問題，時任外交部部長的黃華下了這個罪孽的拆遷令。等周恩來總理得悉此事后，大驚，大怒，大嘆惋，讓黃華做檢討——可是一切都為時已晚，昔日大清帝國的迎賓館，被拆得只剩下一個雙忠祠的中式大屋頂，外加一個歐式的大門樓，連大門外的兩座石獅子都不知去向。多年以后整治北京街區(qū)，恢復胡同原貌，有關方面重雕了倆石獅子置于原地?？墒窃愀饫?，過去我從它倆跟前走過時，記得它們特別高大，我得仰著頭看；可現(xiàn)在似乎矮了很多，恨不得讓我伸手都能摸到它們的腦袋——不知是我長高了還是石獅子變矮了。到現(xiàn)在我都沒解開這個謎團。

五

我們外交部街59號院（協(xié)和大院）雖然與老外交部33號院差著二十多號，但那只是從門牌編號上說的，實際上，協(xié)和大院的東邊院落與外交部院西墻僅一墻之隔。據(jù)老人們說，這里原是老協(xié)和的籃球場，沒有那道墻的時候，兩個院落是連成一片的，呈現(xiàn)著開放的姿態(tài)。哦，這就是了，到現(xiàn)在我們東小院里還有一個羅馬柱的殘臺座，大約有成人的一抱寬，膝蓋高，中間有碗大的一個圓孔，還能隱約看到一些雕刻的花紋——我小時可沒少在它上面跳來跳去。對不起了，原來你也曾是有溫度的歷史文物??！

此番，同樣的一個羅馬柱殘臺座，在33號院的大門內不遠，孤獨地隱身在一片雜草中，今天它的作用，就是被人拍照——左拍！右拍！上拍！下拍！邊拍邊大呼大喊：“太可惜了！”要真如我們胡同老少爺們兒傳說的那樣，那黃華也真是歷史罪人了。按說他也是出身某某大學，算得上是大知識分子，可連這樣的人拆起來都毫不手軟，所以你看整座北京城還剩下多少！33號院雖然遠不能與圓明園的規(guī)模相比，但它們是同一時代的建筑，其大禮堂的羅馬柱，其大屋檐的雕花紋飾，其窗欞、回廊、房間、陽臺……都是西洋風的杰作?。∵@樣的整體大院在北京城內絕無僅有，如今被一座座下里巴人的蘑菇般蝸居取而代之，其象征意義，其歷史堂奧，其福禍因果，其自然之思，其人生感慨，盡在思不透亦想不透的興嘆中！

原清朝雙忠祠，現(xiàn)在僅剩下這個門樓了

剛才說到雙忠祠。這雙忠祠盡管鑲嵌在大清迎賓館的西洋群體建筑之中，卻是典型的中國傳統(tǒng)建筑。廟宇式的大屋頂，雖非故宮、祈年殿一般的黃金色，而是黑琉璃瓦的，但這是等級問題，不可僭越。歇山頂，四梁八柱，紅窗彩繪，左右各帶三間耳房，中式建筑的基本元素都在。別看今天雙忠祠已經破落得就剩下一個門樓了，但在乾隆十六年（1751）剛落成的時候，還是非常有氣勢的：有紅墻環(huán)繞護衛(wèi)，有大門、左右門、二門，然后是三間正屋、走廊，還有一座碑亭。當初是為紀念乾隆眼中的兩位忠烈而建，為都統(tǒng)、一等伯傅清和左都御史、一等伯拉布敦。我專門去查了史書，想弄清“一等伯”是什么官職，這兩位有啥“英雄事跡”，可惜清朝的無數(shù)官職帶有女真部落的特點，竟然像退潮的海灘一樣貝殼滿地，繁密而復雜，把我弄得都要吐血了還是一頭霧水。該書中只有幾句語焉不詳?shù)脑掃€有點兒用，是說當初為了大清國的開疆辟土，有一批驍勇善戰(zhàn)的八旗官兵跟著后金部落首領，后來的開國皇帝努爾哈赤，舍身舍命地浴血奮戰(zhàn)，打下了大清的江山。想來這兩位被樹為楷模的“忠烈”，就是這樣的貴族忠臣吧。算了吧，反正那兩位在后世子孫眼里已經越來越不重要，雙忠祠逐漸被大清后世子孫所擠占、挪用，最后連袁世凱的總理衙門都冷落了它，它變成北洋外交部的檔案保管處——到現(xiàn)在還剩下這么個門樓趴在胡同里，好賴印證著一段歷史，就已經算它福大命大造化大了!

六

還是讓我們回到今天吧。今天已然是21世紀，買東西都不用出門了，手機點個卯，“唰——”，鈔票就無影無蹤了，當然不幾天，貨品也就穩(wěn)穩(wěn)地送到家來啦！

在雙忠祠對面，是外交部街46號，獨門獨院。大門似也平常，也是一般百姓家的灰瓦屋頂，與周圍居民院落的平房自然銜接，既不顯得富麗堂皇，也并不鶴立雞群。但退后幾步，踮起腳尖兒看，就能看到院落里有一座三四層也許是四五層的獨棟樓房，神秘氣息間或從那總是緊閉著的大門里瀉出來。這里最早先也是一大戶人家的宅子，后來不知從何時開始，變成了趙镕將軍家的住宅。趙1923年參加國民革命，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南昌起義和湘南起義，1930年參加紅軍，經歷過長征、抗戰(zhàn)、解放戰(zhàn)爭，在軍中擔任重要職務，1949年以后任華北軍區(qū)后勤部副部長，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可能就是那時吧，將軍一家被安置在北京中心城區(qū)這座中西結合的院落中，享受著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趙將軍有一男兩女三個孩子。其最小的女兒趙小妹是我外交部街中學的同班同學，當然也是“文革”中被強行“就近分配”進入這所中學的。她瘦瘦的，黃頭發(fā)，尖下頦，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平時為人很內斂，并無紅二代的驕橫與戾氣，只是默默地獨往獨來，跟誰都不說話。對于我們經歷過的篩土、脫磚坯、走遠路、割麥子……她也都堅持著熬了下來，既不積極爭先，也不拖集體后腿，這對于羸弱的她來說是有很大難度的。更有難度的是她每天頑強地堅持著不吭聲。其實她也正處于豆蔻年華，也是很需要友誼的陽光雨露加以滋潤的。后來有一段時間，她果然跟我們班上一位個性鮮明又智商超群的女生做了朋友，于是她的上學下學路上，也就終于有了一個伴兒。最后的結局不出窠臼，未等我們畢業(yè)，她也和當時的軍干子弟一樣去當了兵，聽說是在一家軍隊醫(yī)院當護士，之后就再無消息了……現(xiàn)在時光飛逝，想來她也已是花甲之年的阿姨級人物了，不知她的這半輩子是怎么過來的。我愿她平平順順，可別坎坷蹭蹬——可惜今天34號院門更是終日緊閉，連一點點風光也不肯泄露出來了。

在倒海翻江的大時代浪潮中，任何人想要自保，哪怕如中將之家的這位默默不語的小家碧玉，也都幾乎是做不到的事。本來人生就艱難，一個人從呱呱墜地至福樂壽，再到駕鶴西去，很少聽說有一帆風順、事事皆順的；而吾儕剛好又處于反清——北洋——民國——軍閥混戰(zhàn)——抗日戰(zhàn)爭——世界二戰(zhàn)——國共內戰(zhàn)——建新中國——“文革”浩劫——改革開放……一場又一場總共28年、55場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的中國社會大劇變、大動蕩、大革故鼎新的百年風云激蕩中，誰人能不是“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呢？

普通小百姓不足道，即如揮揮手影響時代進程的歷史大人物，亦擺脫不了社會和命運的掌控！過去在我的印象中，模模糊糊的，仿佛我們外交部街中學大門正對面，曾有過一座巨大的影壁墻，得有北海公園九龍壁那么高，至少一半長，不記得其上有什么花飾浮雕，好像只是洋灰抹平之后又涂了一層赭紅色而已。它的背后是什么，不清楚，應該只是一兩個不起眼的小平房院落吧！因為直到今天也還是這樣，變成了幾家專門針對中小學生的小門臉零食店。全沒想到，民俗學家王蘭順先生語出驚人，說那里曾是李鴻章李氏家族在北京的祠堂，號稱“李公祠”！

北京李鴻章祠堂

李鴻章何等人物？晚清洋務派四大權臣曾國藩、張之洞、左宗棠之領銜者，曾為清廷平剿太平天國，曾創(chuàng)建中國海軍的第一支隊伍北洋水師，曾與帝國主義列強簽下一系列喪權辱國條約……中國近代史沒有他就寫不成。但他明明出生于安徽合肥肥東，他家的祠堂怎么會修到北京外交部街來了呢？卻原來，不管這位李鴻章李中堂李大人有著多么震天響的“賣國賊”罵名，也不管有多少公開的彈劾和暗地的小報告，其對大清的忠心耿耿與累累貢獻，慈禧太后還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允許他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多處修建了李家祠堂，是大清一代唯一享此殊榮的漢人官吏。北京的這座李公祠，正門是在西總布胡同，其寬闊一直綿延到外交部街胡同——卻原來我模糊記憶中的那塊赭紅色大墻，不是影壁墻，而是祠堂的后山墻。祠堂內的規(guī)格之高令人咋舌，李鴻章挨了多少罵，他就得到了清廷的多少安撫與嘉獎，慈禧太后竟稱贊他為“再造玄黃”之人，簡直是拿他當作人間無二的救星了。在今天北京天壇公園的“百花園”內，有一座敦敦實實又極為精致的中式亭子，六角攢尖頂，六梁十柱，二層重檐，橙黃色寶頂。雙重檐面均為米黃色和橙黃色琉璃瓦鑲嵌，藍色琉璃瓦鑲邊。檐角上站著一大牛首帶三小獸，橫梁彩繪，大柱紅漆，下面由一圈紅色坐欄蜿蜒連接。你道這是天壇亭？非也！這是從我們外交部街李公祠搬去的李家亭，時在20世紀70年代末。

現(xiàn)如今，李鴻章灰飛煙滅，李公祠物非人非，一切都成為歷史的下腳料。書寫至此，著實令人唏噓，使我想起兩千多年前《詩經》中就曾表達過的感慨：愴然天地間，人生一浮萍……

七

“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影影憧憧的光陰，形形色色的人物，赫赫獵獵的風聲，明明滅滅的煙云，“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屈指，八百年過去了！今天的外交部街胡同，仍然長不過721米，寬不過9米，但褪去了“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的英雄氣，繁鬧出一派“醉里且貪歡笑”的市井碎片。

被路北一側的收費停車位占去三分之一，胡同一下子顯得那么狹小局促了。再雜以野草一般冒出來的小餐館、小雜貨店、小理發(fā)店、小按摩店、小洗衣店、小五金店、小手機店、小旅館、小菜店……所營造出的鄉(xiāng)村集市特有的戲謔與喧鬧，而昔日老北京胡同的靜雅文化風景，已不見蹤影。就連交往的語言，也很少聽到“北京話”而成為“南腔北調雜彈”。真正的老北京人，胡同里的老街坊，已越來越多選擇將自家小平房出租給外地人，然后拿著租金去住幾環(huán)以外的單元樓。故此，真正的“老北京風”——包括談吐、著裝、吃食、生活習慣、衛(wèi)生素養(yǎng)、嗓門音高、待人接物禮儀，以及約定俗成的“老理兒”等等，也都加速度地“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了……竊以為，這些物質的乃至非物質文化遺產，真到了必須加緊實行保護與傳承的緊要關頭了——在此，特提請東城區(qū)非遺保護辦公室楊建業(yè)主任關注此問題，不然，若“北京文化”在我們這輩人手中消失掉，咱們可就成為愧對祖宗的不肖子孫啦！

話說著容易，上嘴皮子對下嘴皮子一碰，齊活。可真要實施起來，就是堪比盲人睜眼、讓癱瘓者站起來、讓老年人返老還童更難的事。在我們這個星球上，這叫作“大城市病”。放眼紐約、巴黎、倫敦、羅馬、雅典、馬德里、里斯本、布魯塞爾、阿姆斯特丹、悉尼等等，無論是“超大級”還是“次大級”，哪個城市也沒能解決貧窮、困頓、骯臟、混亂、丑陋、喧鬧、充滿犯罪和黑惡的“城中村”現(xiàn)象。甚至，許多歐美大城市還是窮人越聚越多，貧困區(qū)域越滾越大，使得富人和上層人士紛紛舉家“勝利大逃亡”，舍城市而遁入小鎮(zhèn)、鄉(xiāng)村……

窗前明月光，哎喲額的神，慶幸這回北京市政府是動真格的了！這幾年，不單疏解了大紅門、動物園批發(fā)市場、天意、秀水、神路街……的散亂人口，而且步子緊著邁，對積累疊加有年的沉疴，果斷全盤醫(yī)治。甚至不惜采用“人盯人戰(zhàn)術”，落實到每一條街道和每一個胡同，鐵了心也要除去一切病灶。擁護呀擁護！譬如我們外交部街胡同，現(xiàn)在已經面貌大變，褪去了幾十年強加在她身上的一塊塊補丁，露出了“勝卻人間無數(shù)”的天然本色。

——哈，你好，多年未見你這超模般的身材了！

——嘿，你好，居然還能還原出你的青春靚笑！

——哇，你好，咱們支持政府的整治大行動，一定要讓大北京給地球全體城市，做出個宇內第一的榜樣來！

胡同整治后，居民院門回歸了老北京風格 韓方生 攝于2018年

至此，有關外交部街的變遷故事，還遠未說完。比如，還有7號院原中央合作銀行金庫北平分庫的故事；有30號院元貞觀舊有的歷史風貌與華北文工團的故事；有36號院基督教圣公會道圣堂的故事；有38號院仁記洋行及它所起到的歷史作用的故事；有今天的西總布小學后門、昔日北京電車公司舊址里，曾發(fā)生的京師警察總長與北京電車公司之間的故事；有44號院原墨蝶林西餐廳的變遷故事……恨不能每一扇院門背后，都演繹著神秘莫測的電視連續(xù)??；卻原來每一個院落內部，都是一部繁復精彩的非虛構傳奇。

而我最最熟悉的59號協(xié)和大院，更是住過中國近代、現(xiàn)代和當代醫(yī)學史上，很多位聲名顯赫的國之大醫(yī)，他們的故事更是一部長長的連續(xù)劇——我將另外著書講述。否則素描于這緊緊縮縮的篇幅中，會對不起那些拯救我們于病魔利爪的大醫(yī)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