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飛，現(xiàn)為首都師范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教授，曾獲得俄羅斯利哈喬夫院士獎，第二屆“閱讀俄羅斯”獎和俄羅斯人民友誼勛章。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紀俄語詩史》《詩歌漂流瓶》等，主要譯著有《三詩人書簡》《“百事”一代》《薩寧》《俄羅斯美女》《抒情詩的呼吸》《俄國文學(xué)史》《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悲傷與理智》等。

1907年6月，上海商務(wù)印書館出版了馬君武自德文轉(zhuǎn)譯的《心獄》，此書即托爾斯泰的《復(fù)活》之節(jié)譯。在此后綿延百余年的《復(fù)活》中國譯介史中，這部名著被數(shù)十次重譯，各種版本層出不窮，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復(fù)活》譯本多達300余種，譯者中不乏大名鼎鼎的翻譯家，如耿濟之、高植、汝龍、力岡、草嬰、喬振緒、刁少華、石枕川、李輝凡、王景生等等。在他們之后重譯《復(fù)活》，我無力、也無意與他們一較高低，但畢竟也采取了一些個性化的嘗試，梳理出幾點體會。

首先是整體調(diào)性的傳導(dǎo)?？v觀托爾斯泰的三部長篇小說，會發(fā)現(xiàn)他越寫越慢，越寫篇幅越小，越寫結(jié)構(gòu)越簡潔，而調(diào)性卻越來越滯重。如果說《戰(zhàn)爭與和平》是一部樂觀激昂的民族史詩，《安娜·卡列尼娜》是一出社會性的家庭悲劇，《復(fù)活》則是一部深刻的道德懺悔錄。從1889年到1899年，托爾斯泰共花費10年時間才完成他的這部巨著，而在此之前，《戰(zhàn)爭與和平》只寫了6年，《安娜·卡列尼娜》只寫了4年，可篇幅比前兩部小說都要小的《復(fù)活》，所用的時間卻等于前兩部小說所用時間之總和?！稄?fù)活》這部小說的整體調(diào)性，就是史詩般磅礴的敘事和充滿道德感的說教、小說精致的情節(jié)結(jié)構(gòu)和作者激憤的主觀立場、滯重凝練的文字推進和悲天憫人的情感覆蓋這一切的相互交織。因此，我在翻譯過程中便試圖盡量譯得滯緩一些，不想讓托爾斯泰在中文中顯得過于“通順”，過于平緩，而試圖借助某些不太常見的詞語搭配或句法結(jié)構(gòu)，以“降低”譯文讀者的閱讀速度。我遵循楊絳先生提出的“點煩”原則，盡量節(jié)約用字，一律去除“的”、“了”等可有可無的字；在遇到原文中兩個以上并列的形容詞時，盡量避免“……的……的……的”的漢語呈現(xiàn)，以免在節(jié)奏和語感上顯得拖沓，而盡量把那些形容詞的修飾意義加以整合，多用符合漢語習(xí)慣的四字詞組來表達；在翻譯對話時，我也借鑒影視劇臺詞的翻譯經(jīng)驗，用以節(jié)儉為原則的漢語口語習(xí)慣譯出，并不追求對原文對話中某些語氣詞的逐一“等值”再現(xiàn)；對于俄語中大量出現(xiàn)的長從句，我也做了盡量簡潔化的漢語句法處理。其結(jié)果，我的《復(fù)活》譯本要比大多數(shù)其他漢譯本少很多字。

其次，對小說中具有地道俄國味的風俗、稱謂、度量衡等語言因素進行“去俄國化”的歸化處理。小說第一部第十二節(jié)描寫聶赫留多夫、卡秋莎與伙伴們一起玩俄式捉人游戲，這是兩位主人公最初的相愛場景：“卡秋莎面帶微笑，閃爍著像被露水打濕的黑加侖一樣的黑眼睛，向聶赫留多夫飛奔而來。他倆跑到一起，雙手緊握?！痹牡酱藶橹?，因為熟悉這種游戲的俄國人知道其規(guī)則，而中國讀者卻未必清楚，因此，我在“雙手緊握”后面又加了一句話：“這表明他倆贏了這場游戲。”俄國人相互之間的稱謂五花八門，有尊稱和卑稱、愛稱和昵稱等，表示尊重的時候用名字加父稱，表示親切的時候指名不道姓，而且名字會根據(jù)親昵程度的不同發(fā)生多種變化，小說中第一部第二節(jié)的一句話最好不過地說明了這些不同用法：“她們喚她時既不用卑稱‘卡季卡’，也不用愛稱‘卡堅卡’，而是中性的‘卡秋莎’?！边@里的“卑稱”、“愛稱”等定語都是我加上去的。在更多情況下，我在處理各種稱謂時多采取“中性”譯法，讓主人公更多地以同一個名字出現(xiàn)，比如“卡秋莎”，以減輕中國讀者的閱讀和記憶負擔。

俄國獨特的度量衡單位也會讓漢語讀者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比如所謂“俄畝”、“俄里”、“俄斤”、“俄尺”、“俄寸”、“普特”等到底是什么概念呢？譯到這些地方，我通常都要進行“換算”，將其譯成通行的“公頃”、“畝”、“公里”、“公斤”等，以便于漢語讀者理解。在第一部第二十三節(jié)，有人談到遇害的商人斯梅爾科夫是個“巨人”：“他可是條壯漢，我聽說，他超過1米95，有130多公斤！”在原文里，說話人稱這位商人高“12俄寸”、重“8普特”，“12俄寸”即“2俄尺12俄寸”，俄人在說身高時通常會自動略去人人都有的2俄尺，1俄尺=0.71米，1俄寸=4.4厘米，經(jīng)換算此人身高為194.8厘米；至于他的體重“8普特”，則1普特=16.38公斤，為131.04公斤。第一部第三十節(jié)寫到關(guān)押瑪絲洛娃的囚室“是個長方形房間，7米多長，寬不到5米”，這句譯文也是換算的結(jié)果，原文為“長9俄尺，寬7俄尺”。翻譯文學(xué)作品，有時也要手持一臺計算器。當然，《復(fù)活》原文中用到的“盧布”、“戈比”、“公頃”等單位，因為早已為漢語讀者所接受和理解，便也在我的譯文中得到沿用。

第三，一律不加譯者注釋。古今中外的小說家在寫作其小說時均很少加注釋，因為他們完全有能力把要解釋的東西置入作品的字里行間，不需另做說明。但在翻譯作品中，所謂“譯注”卻成為譯者手中一件似乎不可或缺的工具，當下漢語譯著幾乎無一部無譯注，有的竟每頁加注。當然，對于學(xué)術(shù)著作而言，如亞里士多德的《詩學(xué)》等，注釋本身就是學(xué)術(shù)性的體現(xiàn)，甚至就是該書的出版意義之所在，但是那些面向普通讀者的文學(xué)名著譯本，其中的譯注似不宜太多太煩，因為讀者往往不得不中斷閱讀，去查看譯者添加在頁面底端的或多或少的注釋。翻閱當下的外國文學(xué)名著譯本，發(fā)現(xiàn)其中的很多譯注似乎是可有可無的，而一些必須加注的內(nèi)容似乎也可通過對譯文的靈活處理來加以表達。我在重譯《復(fù)活》時做了一種或許極端的嘗試，即一律不加譯注，而把需要做出的相應(yīng)解釋置入譯文正文?！稄?fù)活》第二部第三十節(jié)寫道：“起初，聶赫留多夫想在書本里找到這一問題的答案，于是便購買了與這一問題相關(guān)的所有書籍。他買了意大利犯罪學(xué)家龍勃羅梭、加羅法洛和菲利的書，還買了德國經(jīng)濟學(xué)家李斯特、英國心理學(xué)家摩德斯萊和法國社會學(xué)家塔爾德的書，并仔細閱讀。”此處提及的6位歐洲學(xué)者，在原文中原本都是沒有“頭銜”的，他們名字前的身份都是我加進去的，目的是避免加注。第一部第四節(jié)有一句話：“聶赫留多夫嘲笑自己，稱自己是布里丹的驢子?！蔽覄t處理成：“聶赫留多夫嘲笑自己，稱自己是法國哲學(xué)家布里丹筆下被餓死的驢子，它面對兩捆同樣的干草不知所措?！边€有一種處理，即對原文讀者而言眾所皆知、而中國讀者卻未必耳熟能詳?shù)亩韲鴼v史事件，我也將需要做出的解釋盡量放到譯文中去。比如，第三部第五節(jié)有這樣一句話：“自俄國革命運動發(fā)端時起，尤其在1881年3月1日亞歷山大二世遇刺之后，聶赫留多夫?qū)Ω锩咭恢睕]有好感，抱有蔑視?！痹谠闹袃H有的一個日期“3月1日”的前后，我分別加入了“1881年”和“亞歷山大遇刺”兩個補充。

第四，保留作品中的法、英、德等外文，但把漢譯加括號置入正文。托爾斯泰用外文不外這么幾個用意：一是為了現(xiàn)實地再現(xiàn)當時的社會氛圍和生活現(xiàn)實，因為當時的俄國上流社會人士在沙龍、舞會、會議等場合常說外文，尤其是法文；二是為了塑造人物性格，讓某位人物說某種外文，其實與讓他身穿什么樣的衣服、做出什么樣的行為一樣，也是意在讓讀者更貼切、更生動地感受到這個人物的音容笑貌，乃至內(nèi)心深處；三是借助外文單詞來突出地強調(diào)某個細節(jié)，或營造幽默、嘲諷、奇異化等語言效果。也就是說，讓人物說外語，在托爾斯泰這里無疑是一種有意識的語言表現(xiàn)手段。對于原文作品中的外文，中譯一般有三種處理方式：一是在譯文中保留原文，以腳注的形式在頁面底端給出漢譯；二是在正文中直接譯成中文，再在腳注中標明“原文為XX語”；三是在譯文正文中用異體字排出外文的漢譯。這三種方式各有利弊，但似乎均無法同時達到兩個目的：既能表達出原作者使用外文的用意，同時也不對漢語讀者的閱讀造成過多干擾。我在重譯《復(fù)活》時采取了一個折中的方式，即外文原文照排，在外文之后的括號中提供中譯，并注明原為何種語言，試圖在不打斷讀者閱讀流暢的同時讓讀者感受到原作中作者特意運用的語言塑造手段。

最后，參考英譯本。我手邊的《復(fù)活》英譯本被視為最權(quán)威的英譯之一（Leo Tolstoy，Resurrection，translated by Louise Maud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2），譯者露易絲·莫德（Louise Maude，1855–1939）是英語世界最著名的托爾斯泰譯家之一，她與其丈夫艾爾默·莫德（Aylmer Maude，1858–1938）曾長期生活在俄國（露易絲更是生于莫斯科，在俄國長大），是托爾斯泰的密友，艾爾默·莫德還寫出最著名的托爾斯泰傳記之一《托爾斯泰傳》。露易絲的俄語和英語幾乎都是母語，再加上他們夫婦與托爾斯泰的密切往來，她翻譯的《復(fù)活》自然很可信，據(jù)說托爾斯泰曾認定，英文中不可能再有超過露易絲·莫德的托爾斯泰作品譯文?！稄?fù)活》第三部第六節(jié)有一段克雷里佐夫的講述：Я познакомился，между прочим，с знаменитым Петровым (он потом зарезался стеклом в крепости) и еще с другими.這里括號中的“在獄中用玻璃自殺”（зарезался стеклом в крепости）究竟是“割腕”還是“割喉”呢？拿不定主意的我去參看英譯本，見英譯為：who afterwards killed himself with a piece of glass in the fortress，英譯并不點明所割的人體部位，只說明“用一塊玻璃自殺”，于是我就譯成“割破血管”：“我在那里還認識了著名的彼得羅夫（他后來在獄中用碎玻璃割破血管自殺了）和其他一些人?！痹诘谌康诎斯?jié)，聶赫留多夫請求押解官允許他去探訪瑪絲洛娃，押解官問道：Маленькая, черненькая？這里的черненькая（有點黑）有可能引起歧義：是指瑪絲洛娃有點黑的頭發(fā)或眼睛（前文多次提及瑪絲洛娃的黑頭發(fā)和黑眼睛），還是指她有點黑的膚色（流放途中的長時間跋涉會使瑪絲洛娃膚色變黑）？查看英譯，發(fā)現(xiàn)露易絲·莫德處理為A little dark one，也就是說，把具體的所指泛化、模糊化，于是我便譯成：“個子不高、有點黑的那個姑娘？”在翻譯文學(xué)作品時參考其他語種的譯本，不失為一個好辦法，因為一部文學(xué)作品中較難翻譯的東西，往往會令所有語種的翻譯家都感到棘手。在翻譯時參考其他語種譯本，觸類旁通，借助旁觀者來迂回理解，或可成為一道路徑。

托爾斯泰開始寫作《復(fù)活》時年過六旬，我在接近他的這個年紀重譯他的這部書，感覺像是與他進行了一場跨越時空的漫長交談。

譯文： 大雨只下了一小會兒。一部分烏云變成雨水落下來，一部分烏云飄走了，最后一陣垂直的、細密的雨點打在潮濕的土地上。太陽又露出臉來，一切都在閃亮，東方的地平線上方現(xiàn)出一道彩虹，彩虹并不太高，卻很耀眼，紫色最為濃重，彩虹的一端若隱若現(xiàn)。

“是啊，我剛才想了些什么？”待大自然的種種變幻告一段落，火車駛?cè)胍坏纼蛇叾际歉咂碌臏羡?，聶赫留多夫問自己道，“是的，我想到，所有這些人，包括典獄長、押解人員和各種公職人員，大多是溫順善良之人，他們之所以變得如此惡毒，蓋因他們擔任了公職?！?他想起馬斯連尼科夫在聽他談起監(jiān)獄里的情形時所表現(xiàn)出的冷漠，也想起典獄長的嚴厲和押解隊隊長的殘忍，后者不準體弱者上大車，對在火車上痛苦不堪的產(chǎn)婦熟視無睹?！八羞@些人顯然都是鐵石心腸，沒有最起碼的同情心，這只是因為他們擔任了公職。作為公職人員的他們，仁愛之情難以滲入他們的心靈，一如雨水難以滲入鋪滿石塊的土地?！甭櫤樟舳喾蚩粗仢M彩色石塊的斜坡，雨水未能滲入地下，而呈一道道溪水流淌下來，他心里想道，“或許，這陡坡必須鋪上石頭，可是看到這寸草不生的土地畢竟讓人傷心，它原本也像坡頂?shù)耐恋匾粯?，能長出糧食、青草、灌木和樹木。人也這樣，”聶赫留多夫想道，“或許，這些省長、典獄長和警察都不可或缺，可是看到這些人喪失了人類最主要的品質(zhì)，即相互友愛和相互憐憫，畢竟令人恐怖?！?/p>

“問題在于，”聶赫留多夫想道，“這些人將不是法律的東西視為法律，卻不將上帝置于人心中的亙古不變、不可或缺的法則視為法則。正因為如此，我和這些人在一起時便感覺特別難受?！甭櫤樟舳喾蛳氲溃拔揖褪呛ε滤麄?。的確，這些人很可怕。比強盜更可怕。強盜畢竟還有惻隱之心，這些人卻不會憐憫，全無同情心，一如這些寸草不知的石頭。他們的可怕之處就在這里。都說農(nóng)民起義首領(lǐng)普加喬夫、拉辛可怕。這些人卻可怕一千倍?！彼^續(xù)想道，“如果提出一個心理學(xué)問題，即如何讓我們這個時代的人，讓這些基督徒、人道的人和善良的人干下最可怕的惡行，卻不覺得自己有罪，那么答案只有一個，就是保持現(xiàn)狀，就是讓這些人去做省長、典獄長、軍官和警察，也就是說，首先要他們堅信，有一種被稱作國家職務(wù)的事務(wù)，在做這件事時可以像對待物一樣對待人，不用對人持有人性的、兄弟般的態(tài)度；其次，讓這些擔任國家公職的人構(gòu)成一個整體，這樣一來便不會有人單獨承擔他們殘忍待人的各種行為所導(dǎo)致的后果。沒有這些前提，我們這個時代就不可能出現(xiàn)如我今天所見的這些可怕事件。問題在于，有些人認為在某些情形下可以不以愛心待人，其實這樣的情形是不存在的?？梢圆灰詯坌拇?，比如可以不帶仁愛之心砍樹、做磚和打鐵，但對待人卻不能沒有愛心，就像對待蜜蜂不能沒有謹慎。蜜蜂有此天性。如果你對待蜜蜂不夠謹慎，便會使蜜蜂和你自己都受到傷害。對待人也是這樣。不可能不是這樣，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友愛是人類生活的基本法則。的確，人無法強迫自己去愛，一如他不能強迫自己去工作，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結(jié)論，認為人可以不以愛心待人，尤其在他被人寄予厚望的時候。你若沒有愛人之心，就老老實實地坐著，”聶赫留多夫想到，他指的是自己，“隨意對待自己，對待物，但獨獨不能隨意對待他人。只有在想吃東西的時候吃東西，方才有益而無害，同樣，只有在具有愛心的時候與人交往，方才無害又有益。只要縱容自己不以愛心待人，就像自己昨天對待姐夫那樣，那么，如我今天所見的那種面對他人的殘忍和野蠻便會無邊無際，給自己帶來的痛苦也會無邊無際，我通過自己的生活已深知這一點。是的，是的，是這樣的，”聶赫留多夫想道，“這很好，太好了！”他一遍遍地對自己說，體驗到了雙重快樂：清涼替換了令人痛苦的暑熱；他思慮已久的一個問題得到了極其清晰的解答。

——劉文飛譯自《復(fù)活》第二部第四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