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4年高中畢業(yè)，進工廠當過四年鉗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1986年獲得碩士學位。80年代初期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主要作品有八卷本《葉兆言中篇小說系列》，三卷本《葉兆言短篇小說編年》，長篇小說《一九三七年的愛情》《花煞》《別人的愛情》《沒有玻璃的花房》《我們的心多么頑固》《馳向黑夜的女人》，散文集《流浪之夜》《舊影秦淮》《葉兆言絕妙小品文》《葉兆言散文》《雜花生樹》《陳年舊事》等。

1 桃花扇底看前朝

明朝初期的南京，明太祖朱元璋在這定都開國，當了三十一年皇帝，他兒子明成祖永樂大帝繼往開來，又接著干十八年。應天府因此成為戶籍人口最多的城市，根據(jù)文獻記載，朱元璋初入南京，人口只有九萬五千人。到洪武四年，精確統(tǒng)計應天府戶口，全城“軍民官吏人戶凡二萬七千一百五十九”。

過去更在乎的是戶口，是看有多少戶人家，通常是按戶口收人頭稅，而不是像今天這樣，以人口為統(tǒng)計單位。按照專家的推算，洪武四年，南京城中各色人等，已接近三十九萬人，在當時，可以算是一個很說得過去的大城市。然而朱元璋還不是很滿意，他老人家苦孩子出生，好不容易當了皇帝，一心要成為中華歷史上最大的土豪。

對于城市管理，朱元璋喜歡大換血，喜歡玩人口大挪移。喜歡換來換去，這種近乎極端的做法，完全是憑著自己的個人意志，給南京原住民帶來滅頂之災，留下了一道道難以磨滅的創(chuàng)傷，讓南京在短時期內，成為一個全新的移民城市。萬歷年間的南京人顧起元，在《客座贅語》中便寫道：

高皇帝定鼎金陵，驅舊民置云南，乃于洪武十三等年，起取蘇、浙等處上戶四萬五千余家，填實京師，壯丁發(fā)各監(jiān)局充匠，余為編戶，置都城之內外，名曰“坊廂”。

明朝人眼里的“蘇、浙”是蘇州和杭州的意思，當時還沒有江蘇這個詞，江蘇省還沒有誕生，坊廂的具體解釋就是，安置在城里的居民為坊，弄到城郭之外去住的是廂。中國古代城市區(qū)劃，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隨著城市擴大，“坊廂”又往往可以泛指市街。當時大規(guī)模人口“填實京師”，據(jù)《上元縣志》記載有兩次，一是洪武十三年，徙五千三百戶富民于京師，一是洪武二十八年，移直隸蘇州等十七府及浙江等六布政司小民進京。在朱元璋的進京指標中，既有全國的富人，也有窮人，即所謂為富人配套服務的低端人囗。

到洪武末年，南京人口大約是七十萬人，無可爭議地成為全國排名第一的大都市，不折不扣的首都，面積最大人口最多。因為有太多移民，這時候的南京話已不純粹，不純粹就變成了國語，就是通行的普通話。永樂大帝遷都后，南京人口立刻走入低谷，將近一半的人去了北京，當官的走了，工匠們走了，許多從事三產(chǎn)的服務人員，也浩浩蕩蕩地跟著走了。

當然，說當官的都走了并不完全準確，南京仍然還有一個很大的官場。物無兩大，權以一尊，雖然南吏部不與銓選，南禮部不知貢舉，南戶部無斂散之實，南兵部無調遣之行，可是南都的六大部名義還在，級別仍然。畢竟此次遷都與以往南京歷史上的亡國不一樣，應天府不再是首都，仍然還是留都，大明王朝的太祖墳在這，祖宗在這。江南經(jīng)濟地位已無可動搖，這里的財政收入是中央政府的經(jīng)濟支柱，首都可以北遷，必須還有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在這幫著看家護院，幫著收租子。

粗略地估算，永樂大帝遷都，南京人口急遽下降到三十萬人，然后又慢慢增加，到明朝末年，應天府常住人口，至少有五十萬人?？傮w而言，明朝時期的南京，生活水平相對還是好的，還是安定的，富庶的，社會風氣呢，卻有點越來越不像話，《客座贅語》對此就有記錄：

正、嘉以前，南都風尚最為醇厚。薦紳以文章政事、行誼氣節(jié)為常，求田問舍之事少，而營聲利、畜伎樂者，百不一二見之。逢掖以呫嗶帖括、授徒下帷為常，投贄干名之事少，而挾倡優(yōu)、耽博弈、交關士大夫陳說是非者，百不一二見之。軍民以營生務本、畏官長、守樸陋為常，后飾帝服之事少，而賣官鬻爵、服舍亡等、幾與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見之。婦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漿、工織纴為常，珠翠綺羅之事少，而擬飾倡妓、交結姏媼、出入施施無異男子者，百不一二見之。

再解釋一下，正德和嘉靖之前，也就是1505年明武宗當皇帝前，南京民風還是十分醇厚。推薦人才，講究以德服眾，講究真才實學，那時候的讀書人很有些讀書人樣子。所謂“逢掖”，是古代讀書人穿的服裝，引申為讀書人，“呫嗶帖括”這詞早已不用，前面兩字是朗讀，后面兩字是經(jīng)卷，抱著書死讀的意思。漸漸開始不像話了，讀書人再也不像讀書人，老百姓呢，也越來越不像老百姓，越來越不循規(guī)蹈矩，越來越不靠譜。

仍然是以服飾為例，明朝初年穿衣服有嚴格規(guī)定，絕不允許亂來。正德和嘉靖之后，天高皇帝遠，規(guī)矩不再是規(guī)矩，穿紅戴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頭上帽子千奇百怪，腳上鞋子也是五花八門：

足之所履，昔惟云履、素履，無它異式。今則又有方頭、短臉、球鞋、羅漢靸、僧鞋，其跟益務為淺薄，至拖曳而后成步，其色則紅、紫、黃、綠，亡所不有。

必須交代清楚，這些五花八門的鞋，不是穿在女人的三寸金蓮上，是蹬在大老爺們的腳上。因此在明朝的中后期，你若在南京大街上行走，看見一位男同志趿著一雙大紅繡花鞋，千萬不要吃驚。

明朝初年，嚴格規(guī)定老百姓的服飾，庶民只能是“服淺色”，不得穿金戴銀，首飾也不允許用金玉珠翠。到明朝中期，特別是到了晚明，經(jīng)濟發(fā)達了，老百姓日子好過了，國家律令開始置若罔聞，“巾服違制之禁，視若弁髦矣”。上上下下都不講規(guī)矩，影響從來都是相互的，越是不允許，大家越是想試試。按照規(guī)矩，教坊司樂工，也就是在妓院打工的老少爺們，其地位卑鄙，只能戴青色卍字巾，系紅綠褡禣，常服則綠頭巾，所謂的綠帽子，以不同于士庶。然而在明朝后期卻壞了規(guī)矩，已經(jīng)“與朝臣無異，且亦衣練鵲如士夫”，“進賢冠束帶，竟與百官無異”。

秦淮名妓的服飾，號稱“時世妝”，競相為世人所模仿。本來只能“戴明角冠，皂褙子”的賤民，突然引領時裝潮流?！敖鼤r冶容，猶勝于妓，不能辨焉”，既然良家婦女不再“恥類娼妓”，結果便是“女裝皆踵娼妓”，“奴隸爭尚華麗”，大紅禮服竟然可以作為“常服”，“擔石之家非繡衣大紅不服，婢女出使非大紅里衣不華”。男子服錦綺，女子飾金珠，早已非常普遍，封建的等級制度，朝廷制定的各種規(guī)矩，各種條條框框，說打亂就打亂了。

古代婦女拋頭露面的機會不多，清規(guī)戒律對她們的約束，往往最不容易奏效，“男子僭于外，法可以禁止，婦女僭于內，禁有所不及，故移風易俗，于此尤難”。女人的事有時候比男人還難辦，晚明時的很多南京婦女竟尚虛榮，在服飾上爭奇斗妍，往往不顧經(jīng)濟實力?！八咨腥丈荩瑡D女尤甚，家才擔石，已貿綺羅，積未錙銖，先營珠翠”，最后的結果便只能是“生計日蹙，生殖日枯”，“貿易之家，發(fā)跡未幾，傾覆隨之，指房屋以償逋，挈妻孥而遠遯者，比比是也”。

最過分的是南京某些尼姑，雖然遁身空門，卻仍然心系紅塵，“衣服綺羅，且盛飾香纓麝帶之屬，淫穢之聲，尤腥人耳”?？催^《金瓶梅》的人常會懷疑，當年的社會風氣怎么可以是那樣，怎么可以，答案是當時確實就那樣。還是拿讀書人來說事，往好里說，是解放思想，打破了等級制度，已經(jīng)有一點點資本主義萌芽。往不好里說，整個社會風氣相當墮落，人心不古，讀書人帶了一個非常壞的頭。

晚明時期的中國，發(fā)生了兩種混亂，都是不可收拾，都是亡國之兆。在北方，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愈演愈烈，最后把崇禎皇帝活生生地給逼死了。在南方，則是社會風氣的越來越不像話，越來越下流，“人情以放蕩為快，世風以侈靡相高，雖逾制犯禁，不知忌也。”百毒俱發(fā)，勢在必亡，而南都的繁華卻更勝于以往?？疾飚敃r的南京，形象地說，就是娼盛和文盛。娼盛用不著過多解釋，余懷《板橋雜記》描述當時的妓院，有一段文字非常精彩：

屋宇精潔，花木蕭疏，迥非塵境。到門則銅環(huán)半啟，珠箔低垂；升階則猧兒吠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丫環(huán)畢妝，捧艷而出；坐久則水陸備至，絲肉競陳；定情則目眺心挑，綢繆婉轉。紈绔少年，繡腸才子，無不魂迷色陣，氣盡雌風矣。

所謂文盛，并不是文章寫得有多好，而是文化人鬧得太歡，折騰起來沒完沒了?？斓洁l(xiāng)試之年，各地讀書人都跑南京來準備高考，借著“文戰(zhàn)”之名，想怎么風流，就怎么風流，能如何快活，便如何快活?！敖Y駟連騎，選色征歌，轉車子之喉，按陽阿之舞”。南都名妓的價格可不便宜，鴇兒愛鈔姐兒愛俏，男人要有錢，還得有才，還得長得好看，否則人家根本就看不上。譬如當時的名妓王月，字微波，《板橋雜記》中說她“曲中上下三十年，決無其比也”，又說她面色“如建蘭初開”，“如出水紅菱”，能寫一手漂亮的楷書，能畫蘭竹水仙，能唱吳歌。

關鍵是人家架子還大，“南京勛戚大老力致之，亦不能竟一席”?？墒且坏┧粗辛苏l，情況就完全不一樣。金錢誠可貴，自由價更高，王月看中了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妹夫孫臨，便與孫“擁致棲霞山下雪洞中，經(jīng)月不出”。大姑娘可以倒貼，只圖個快活，這位叫孫臨的帥哥，與王月的結局始亂終棄，他后來娶了另一位名妓葛嫩娘為妾，葛并沒有名列秦淮八艷，身份也遠低于王月，因為不止一次出現(xiàn)在電影銀幕上，后來名氣甚至比王月還大。

至于《桃花扇》中的男主角侯方域，也是個既有錢又有才的帥哥，不僅名列“明末四公子”，而且排名還在方以智前面。他云游金陵，就住在桃葉渡，“日夜招故人善酒者，挾妓彈琵琶終飲，所治盤饌甚盛，所費不貲”。公子哥只會亂花錢，隨身所帶的銀子很快用完了，便大大咧咧地賒賬。因為賒賬，引起口角發(fā)生沖突，于是酒后無德，竟然“急叱出撾殺之，投其尸秦淮水中”，其行為與流氓惡霸并無兩樣。那時候，“侯氏勢方張，見者皆咋舌不敢問”，也就是大家都裝著沒看見。

崇禎十一年，公元1638年，南京鬧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正好是鄉(xiāng)試之年，眾多東林黨的后人到南都參加科舉。說起東林黨，大家會想起魏忠賢，想起閹黨，到崇禎年間，閹黨已經(jīng)失勢。東林黨人的繼承者揚眉吐氣，組成一個新的團體叫“復社”，一時間，凡是東林的后裔都依附復社，這個小團體風頭很健，很能來事。這一年的南闈鄉(xiāng)試，年輕的王謝子弟和東林孤兒，聯(lián)翩入場，氣焰雖然很盛，可惜戰(zhàn)績并不理想，明末四公子中的侯方域，陳貞慧，冒辟疆，紛紛落榜下第。

當時有個叫阮大鋮的文化人，在南京也是大出風頭。阮頗有才華，最初同樣是個東林黨，在《東林點將錄》中綽號“沒遮攔”，名列二十四位，比黑旋風李逵只差了兩名。后來投靠了閹黨，為士林所不齒。魏忠賢被清算，他也跟著身敗名裂，兩頭都不討好，便逃回老家隱居。偏偏家鄉(xiāng)又來了農民軍，不得不到南都避亂，在南京買房置地。阮大鋮是個頗有心計的人，喜歡拉幫結派，與流寓于南都的安徽紳士結合，發(fā)起組織了一個“群社”，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說：

大鋮避居白門，既素好延攬，見四方多事，益談兵，招納游俠，希以邊才起用。

所謂邊才，是專指治理邊疆的才能。阮大鋮野心不小，與復社的年輕人相比，他應該屬于文壇前輩。晚明時期，南京人特別愛看戲，那時候最紅火的劇作家是阮大鋮。大家一邊欣賞他的戲，一邊憤憤不平罵娘，罵阮大鋮，罵他曾經(jīng)附逆閹黨。南京人的戲曲欣賞水平很高，政治正確的覺悟更高，當時閹黨已成為人人喊打的落水狗，攻擊閹黨便成為一種時髦。因此一方面，阮大鋮的戲在南京很叫座，另一方面，也出現(xiàn)了梨園弟子罷演《燕子箋》的一幕，這可是阮大鋮最有名的代表作。

阮大鋮的戲當時真的很火，不僅老百姓喜歡看，很多復社名人也忍不住一次次去觀摩。大家覺得這樣做很不好，怎么能夠為這么一個逆賊捧場呢。于是便有了《留都防亂公揭》，也就是一張要驅逐阮大鋮出南京的大字報。當時在這個大字報上簽名的，有侯方域，有冒辟疆，還有黃宗羲，共計一百四十多名，都是有頭有臉的文化名人。阮大鋮立刻聲名狼藉，灰頭土臉，再也沒辦法在南京城混下去。

發(fā)生在南京的《留都防亂公揭》，成了孔尚任的《桃花扇》中一個重要情節(jié)。說起當時南京，沒有一本書能比《桃花扇》更合適，更形象，更傳神。當年真如戲，今日戲如真，《桃花扇》中大唱了正氣歌，而侯方域與李香君的愛情故事，其實就是“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

《桃花扇》一劇，皆南朝新事，父老猶有存者。場上歌舞，局外指點，知三百年之基業(yè)，隳于何人？敗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chuàng)人心，為末世之一救矣。

南京人必須要感謝《桃花扇》，這本書雖然在北京完成，首演也在北京，描寫的卻是貨真價實的南京，說的也是地道南京故事。大家都知道清朝文字獄厲害，能出現(xiàn)《桃花扇》這樣一本愛憎分明的書真是奇跡。桃花扇底看前朝，阮大鋮的戲曲雖然曾在南京叫好叫座，還是很容易地便被大家唾棄和遺忘，畢竟政治正確最容易深入民心。在《桃花扇》中，阮大鋮屬于不折不扣的反派，是壞人，侯方域與李香君則是正面形象，是好人。復社同人都是正能量，與阮大鋮一正一邪，黑白分明。

阮大鋮在南京當過南明的兵部尚書，他這樣劣跡斑斑的還能重用，也可以看出南明小朝廷的不堪。清軍來了，阮又很快投降，非常無恥地帶領清軍攻打福建，心里一心惦記著想當滿人的福建巡撫。他這樣的漢奸敗類，如此結局意料之中，讓人不太能接受的是侯方域，這位《桃花扇》中的正人君子，曾經(jīng)在南京大出風頭的第一號男神，當年的學生領袖，最后也落水成了漢奸。

文學中的正面形象常?？梢悦扇?，南京人可能還不知道，與阮大鋮相比，深得秦淮八艷之一李香君喜愛的侯方域，所作所為，并不比阮大鋮好到哪里。他降清之后，曾為清軍統(tǒng)帥張存仁出謀劃策，獻計掘開荊隆口黃河大堤，為清廷剿滅令其頭疼的反清武裝，坐穩(wěn)中原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清史稿·張存仁傳》便有記錄：

六年八月，起授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隸、山東、河南三行省，巡撫保定諸府，提督紫金諸關，兼領海防。盜發(fā)榆園，為大名諸縣害。存仁聞歸德侯方域才，貽書咨治盜策，方域具以對。存仁用其計，盜悉平。

中原許多地區(qū)一度曾因此變?yōu)闊o人區(qū)，死傷以百萬計。大家或許都知道侯方域參加了清廷的科舉，對于明遺民來說，這是很不光彩的一件事，因此，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并沒有應試科舉這一幕，而是虛擬了他與李香君雙雙出家入道。后人在改編《桃花扇》時，增加了這個情節(jié)。很顯然，并不是孔尚任不知道應試這事，顯然是知道了不愿意寫。然而助紂為虐，與清政府合作，為張存仁獻計出點子，讓張十分精準地扒開黃河大堤，孔尚任肯定不知道，如果他知道，大約也就不會再寫《桃花扇》了。

青樓皆為義氣妓，英雄盡是屠狗輩，這件事，在南京的李香君肯定也不知道。秦淮八艷的意義，就是她們都懂得人生的“大義”。李香君要是知道了，一定會為自己當初愛上這樣一個男人痛悔不已，肚腸子都會悔青。

2 殺了金圣嘆

自古以來，南京人一向喜歡看熱鬧，尤其喜歡看殺人。清軍兵不血刃進入了南京，這個城市看似風平浪靜，沒有什么特別波瀾，好像什么事也沒發(fā)生。說起來是亡國，大明朝這一次是真的沒了，南明小朝廷在南京鬧騰沒幾天，終于完蛋。一轉眼，又是十多年過去，一般老百姓心目中，早已沒什么改朝換代意識。老百姓永遠老百姓，滿人要說了算，就讓滿人說了算。讓大家剃頭，留發(fā)不留頭，南京人一開始都覺得挺別扭，這事非同小可，“蓋此身發(fā)，四大五常，恭惟鞠養(yǎng)，豈敢毀傷”，也曾想抵抗，最后剃了也就剃了。

1661年的秋天，金圣嘆在南京三山街被殺了頭。他好歹也算是位歷史文化名人，評點《水滸》，評點《西廂記》，編《唐才子書》，基本上可以算是著名的文學評論家了，不過當時看熱鬧的南京老百姓，未必真知道他是誰。事實上，與金圣嘆一起被砍腦袋，還不是一個兩個，是一大堆人：

至辰刻，獄卒于獄中取出罪人，反接，背插招旌，口塞栗木，挾走如飛。親人觀者稍近，則披甲者槍柄刀背亂打。俄爾炮聲一震，一百二十一人皆斃死。披甲者亂馳，群官皆散。法場之上，惟血腥觸鼻，身首異處而已。

這樣的殺人看著有些轟轟烈烈，南京歷史上屢遭屠殺，老百姓無數(shù)次經(jīng)歷了自己的被殺，能在街頭熱熱鬧鬧看殺別人，這樣的機會并不多，尤其是要殺那些有名望有來頭的角色。一千多年前，曾有兩位被捕獲的皇帝，在南京街頭被砍掉腦袋，他們是后秦的姚泓和南燕的慕容超。除了這個遙遠的歷史記憶，著名的砍頭示眾，還有朱雀橋邊砍殺張麗華，傾國傾城佳人貌，原來紅顏是禍水，張美人從胭脂井里與陳后主一起被拉上來，成了亡國的替罪羊。

滿人逼著漢人剃發(fā)，剃了也就剃了，殺文人金圣嘆也一樣，殺了也就殺了。這是個非常嚴重的事件，金圣嘆因為“哭廟案”被砍了腦袋，很少有人去認真計較這是為什么。很顯然，案子并不簡單，同案在南京三山街一起被批發(fā)砍頭的多達十八人。關于金圣嘆被殺，民間更多的只是看熱鬧，只是講段子，是說他臨死前怎么樣，怎樣表演，如何幽默，說了什么，捉弄了什么人。版本太多，都煞有介事，都很好玩，真假難辨：

斫頭最是苦事，不意于無意中得之。

割頭，痛事也；飲酒，快事也；割頭而先飲酒，痛快痛快！

民間議論金圣嘆的被殺，向來以戲說為主，都是不靠譜的八卦傳聞，禁不起推敲。譬如他臨死前，曾告訴兒子，說花生米與豆腐干一起擱在嘴里咀嚼，有火腿味。又說毛豆放在鍋里水煮，“啖之以醋，當有蟹味”?？愁^不要緊，只要玩得爽，金圣嘆留給民間的形象，才華橫溢能文善詩，落拓不羈放浪形骸，仍然還是晚明名士風范。

事實真相當然不會這么簡單，作家孫犁先生在“文革”前，買得一部商務印書館辛亥革命那年排印的《痛史》，兩函共二十冊。這本書最初價格四元七角，孫犁購書時，經(jīng)過多次轉手，定價已漲到十五元，當時應該是很貴的一套古舊書。在《痛史》中，有本小冊子叫《哭廟紀略》，孫犁讀完，寫了一個讀書后記，對“哭廟案”的分析非常到位。

哭廟案來龍去脈并不復雜，順治十八年，皇上駕崩，哀詔下達到蘇州吳縣，府衙設靈舉哀痛哭三日。這時候，新任縣令任維初，嚴刑催繳賦稅，杖斃一人，又大舉盜賣官米，中飽私囊。吳中百姓不堪其苦，以金圣嘆為首的幾個秀才，便把文廟大門打開，在廟里痛哭，義憤填膺地寫了“揭帖”，公然要求驅逐縣令。

“哭廟”是蘇州一帶的習俗，文化人經(jīng)常玩的把戲，官府有什么不法之事或不當之舉，士子們便聚集在文廟，作《卷堂文》向孔夫子哭訴，然后再召集民眾，向更上一級官府申告。所謂“吳下士子，好持公論，見官府有貪殘不法者，即集眾倡言，為孚號揚庭之舉，上臺亦往往采納其言”?！版谔枴笔乾F(xiàn)在已不用的古詞，有兩個意思，一是君王的號令或詔命，還有一個就是呼吁，這里應該是前一個解釋。明萬歷四十四年，松江府的學子一齊發(fā)討伐檄，飛章投揭，討伐董其昌，兒童婦女競傳“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到處張貼聲討的大字報和漫畫，連娼妓嫖客的游船上也在輾轉相傳，結果董的住宅被搶被焚，連城外白龍?zhí)兜臅鴪@樓居也被焚毀。

人多勢眾的“哭廟”，往往能讓官府不敢輕視，但是進入清朝后的這次哭廟，情況卻發(fā)生了變化，因為已經(jīng)改朝換代，老皇歷撞上了堅硬的南墻?？迯R的目的是向上峰告狀，要求罷免縣令，而縣令所作所為，恰恰又是上峰的意思，告縣令就等于是告上峰，于是上峰十分惱火，在心里盤算了一番，便讓手下寫了一個很惡毒的奏折，向朝廷解釋：

一、“看得兵餉之難完，皆由蘇屬之抗納?！?/p>

二、秀才“廁身學宮，行同委巷。因哀詔哭臨之日，正臣子哀痛幾絕之時，乃千百成群，肆行無忌，震驚先帝之靈，罪大惡極”。

三、“縣令雖微，乃系命官，敢于聲言扛打，目中尚知有朝廷乎？”

四、“串兇黨數(shù)千人，群集府學，鳴鐘擊鼓，其意欲何為哉！”

這個奏折真的很惡毒，結局便有了南京三山街殺人一幕，南京老百姓只知道看熱鬧，根本沒意識到哭廟案已被官方定性為一場意識形態(tài)斗爭。在明朝，特別是晚明，官方對文人通常是一種放任的態(tài)度，名士風度往往會得到追捧。大家似乎都忘了，如今已經(jīng)是大清，是人家滿清在當家做主，滿清統(tǒng)治者不喜歡文化人沒規(guī)矩。規(guī)矩從來都是人定的，不能說明朝沒規(guī)矩，明朝只是有規(guī)矩而不執(zhí)行。譬如同樣是學規(guī)，明朝就有嚴格規(guī)定，在明太祖頒布的《禁例八條》臥碑中明確寫道：

一切軍民利病，工農商賈皆可言之，惟生員不可進言。

清朝有同樣規(guī)定：

軍民一切利弊，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

同樣的照抄規(guī)定之外，滿人鄭重其事地加了一條：

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xiāng)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

與明朝當權者相比，清朝政府顯然更害怕士子搗亂，無論哪朝哪代，官員都不會喜歡學生運動。滿人做事，遠比漢人認真，明人是不講規(guī)矩，有法不依，清人講規(guī)矩，定了法就要執(zhí)行。文化人千萬不能太把自己當回事，殺個把文人，本來跟殺雞一樣，金圣嘆有點小名氣，有名氣又怎么樣，照樣殺，殺了再說。殺金圣嘆，江南的士子都覺得挺過分，這很讓讀書人寒心，然而說殺就殺，“血腥觸鼻，身首異處”，還真把文化人給嚇住了。

清廷知道漢人內心不滿其統(tǒng)治，不狠狠收拾一下，不知道朝廷厲害?？迯R案是清廷給江南士子們看的一個臉色，所謂恩威并重寬猛相濟，不給點厲害看看，不知道馬王爺幾只眼。槍桿子里出政權，刀把子捏在別人手上，清兵以一種和平方式，進入了南京城，沒怎么殺人，沒怎么殺南京人，并不意味著人家就好說話，就傻，就講道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血淋淋的教訓都放在眼前。

1645年端午節(jié)過后的第十天，清軍進入了南京城，也就是在同一年秋天，江南鄉(xiāng)試便繼續(xù)舉行。對于中國南方的讀書人來說，科考一刻都不曾被耽誤?？婆e在，孔孟之道就在，孔孟之道在，中國就在。滿人在降清的漢人幫助下，很會對癥下藥。繼續(xù)舉行鄉(xiāng)試的舉措非常重要，它足以磨滅明朝遺民的亡國傷痛。事實上，只要科舉還在，讀書人機會還在，江南的人心就可以保持穩(wěn)定。

哭廟案收拾的是文人試圖干政，清朝政府的意思很簡單，讀書人嘛，犯不著胡思亂想，你就給我老老實實地讀幾本書，繼續(xù)孔孟之道，學優(yōu)登仕，攝職從政。用未來可以當官，可以榮華富貴做誘餌，把讀書人像驅趕羊群一樣，都攆到了科考這條逼仄的小道上。然而科場也有科場的邪門歪道，康熙皇帝第一次下江南，回鑾之際駐蹕南京，對江南的民風并不滿意：

朕向聞江南財賦之地，今觀民風土俗，通衢市鎮(zhèn)似覺充盈，至于鄉(xiāng)村之饒、民情之樸，不及北方 ，皆因粉飾奢華所致。

盡管給康熙爺看的都是光鮮一面，他還是一眼就看出了江南的真相。這地方有些富裕是真，說白了，所謂富裕，也不過是表面，無非財稅繳得多，GDP高，老百姓看上去闊氣，并不比北方人更有錢?！胺埏椛萑A”是前朝留下來的壞毛病，而且社會風氣也不理想，大家競相虛榮，“民情”不夠質樸，“人情以放蕩為快，世風以侈靡相高”，讀書人風氣很壞，很惡劣，最具體的表現(xiàn)就是科場舞弊。

事實上，早在哭廟案之前，在南京的三山街砍殺金圣嘆之前，清廷已借江南鄉(xiāng)試科場案，收拾過一回江南的文化人。鄉(xiāng)試每三年進行一次，江南鄉(xiāng)試從1645年開始，這一年是乙酉年，十二年過后的丁酉年，以南京為考場的江南科場舞弊案事發(fā)，后果相當嚴重。本來作為明朝遺民，去參加清廷的鄉(xiāng)試，在江南文人心目中，就已經(jīng)是個羞于言說的傷痛，就已經(jīng)掉了身價，畢竟這件事很不光彩。后人改編《桃花扇》，寫到了侯方域失節(jié)，最具有代表性一幕，便是他竟然參加了清廷鄉(xiāng)試。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南京人忘不了不久前的《留都防亂公謁》，當年那群意氣風發(fā)的年輕人，在滿清的科考指揮棒下，怎么會突然那么沒有骨氣，突然就都喪失了民族自尊。身上安排新頂戴，胸中整頓舊文章，當時人的心目中，去參加滿人的鄉(xiāng)試屬于失節(jié)，參加了還要作弊，作弊了又讓人抓住把柄，實在是太狼狽不堪。丁酉科場案起于順天，延至江南河南山東山西，許多考場均受到波及，這說明雖然已經(jīng)到了清朝，考場的風氣還和晚明一樣。然而說起風氣不正，也不是南京一處，最后予以懲處的力度，則是江南科場的舞弊案為最重，影響也最大最深遠。

丁酉科江南鄉(xiāng)試發(fā)榜，輿情大嘩，落榜的士子多怒其不公，于是又開始哭文廟，辱考官，疑神疑鬼，物議沸騰。萬般皆下品，唯有詩書高，清廷早知漢人有各種考場惡習，當時的國史侍講方猷，弘文檢討錢開宗，被任命為江南鄉(xiāng)試主考官，臨去南京前，順治皇帝曾當面告誡，讓他們必須秉公行事。沒想到最后還是出了問題，出了大問題，舞弊案被揭發(fā)出來，順治很生氣，龍顏大怒，立即下旨：

方猷等，經(jīng)朕面諭,尚敢如此，殊屬可惡。方猷、錢開宗并同考試官，俱著革職,并中式舉人方章鉞,刑部差員役速拿來京,嚴行詳審。本內所參事情，及闈中一切弊竇，著郎廷佐速行嚴査明白，將人犯拿解刑部，方拱乾著明白回奏。

作為江南鄉(xiāng)試的主考官方猷和錢開宗被正法，妻子和家產(chǎn)籍沒入官。同考官十八人，除已死的盧鑄鼎外，全部處絞。被認定參與作弊的中式舉人方章鉞等八人，各責四十大板，家產(chǎn)籍沒入官，父母兄弟以及妻子流徙寧古塔。審理此案的刑部官員，也因“讞獄疏忽”，分別受到處分。

江南鄉(xiāng)試科場案要點，并不是誰在舞弊，而是借題發(fā)揮。與后來的哭廟案一樣，它的重判和嚴判，只是代表著清廷要展示的威嚴。殺頭也罷，籍沒充軍也罷，科場既然是獵取名利的最有效手段，其中流弊就不可能完全根除。中國人的惡習向來難改，明朝是這樣，清朝后來也是這樣，好壞不過五十步笑一百步。事實上，很快清廷對于此中奧妙，也開始漸漸睜眼閉眼，該抓的抓，該放的則放。

清代中葉以后，每到各省該放考官時，皇上會下諭旨，“某省著某某人去”，選一些自己喜歡的在京文官，叫他們去充任“學政”，去主持考試。被點到名的大臣要“陛辭謝恩”，當京官清苦，這是皇帝一種特殊恩典，故意叫他們去外地弄些“外快”。所以文官們都盼著這一任命，高高興興離京去，一路遇見風景名勝，又吟詩又作賦，等任務完成了，滿載而歸，還可以刻一本詩集。

丁酉江南科場案與哭廟案的共同點，都是突然放出大招，狠狠地殺了一下文化人的傲慢。為什么要殺一殺文化人的傲慢，因為當時的江南初定，安穩(wěn)還只是表面現(xiàn)象，江南并沒有真正馴服，反清情緒還在蔓延，抗清義士還在活動。南京人不太會去想金圣嘆該不該殺，皇上肯定是金口玉言，他說要殺，必死無疑，老百姓很少會有這樣那樣的覺悟，在他們心目中，只能選擇盲從，朝廷永遠是對的，被殺的人永遠是應該被殺。

南京人也不太會去進一步琢磨，在他們城市中進行的丁酉江南鄉(xiāng)試，究竟有沒有舞弊。這種事情，從來都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反正考官已斬首，不舞弊又怎么會殺頭呢。那些金榜題名的舉子，大多已經(jīng)返鄉(xiāng)，也統(tǒng)統(tǒng)抓起來?！皫熒鸂窟B就逮，或就立械，或就數(shù)千里外鋃鐺提鎖”。逮捕入獄，再押到北京，舉行當廷復試，“每人以滿兵一人夾之”，士子們怕交白卷，遭極刑，只好戰(zhàn)戰(zhàn)兢兢“盡心構藝”。

有必要解釋一下，江南鄉(xiāng)試科場案中的江南，并不是特指長江下游以南的江南地區(qū)。這個江南其實是明朝的南直隸，具體范圍包括江蘇和安徽兩省，再加上后來從江蘇分割出去的上海市。明亡于清，清朝就給南直隸改了名字，改為江南省，事實上，江南省的大塊面積，并不在長江之南，蘇南皖南之外，蘇中蘇北淮南淮北，都屬于江南省。最后為什么不選擇在南京復試，倒不是說怕在這里再次舞弊，而是這么大張聲勢地拉到北京，動靜和影響都可以放大許多，能起到更好的震懾作用。

當時的江南省中，有兩個地方專出文化人才，一是江蘇蘇州，一是安徽桐城。鄉(xiāng)試科場中被認定舞弊的方拱乾和方章鉞父子，北京參加復試時被認定不及格的吳兆騫，就分別來自這兩個地方。前者是安徽桐城人，后者是蘇州吳江人，他們都很有才華。以他們的錦繡文章，中舉很正常，沒中舉才是怪事，然而腹有詩書也沒用，沒地方去說理，說你舞弊就舞弊，統(tǒng)統(tǒng)流放寧古塔。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方章鉞與考官方猷都姓方，都姓方便是一家人，便有嫌疑，其實這個方，一個在浙江，一個在安徽，從未同宗。吳兆騫成名很早，“松林吳兆騫，才若去錦翔”，當時“諸前輩巨公，恨不識吳生”。因為少年得志，難免恃才傲物，吳兆騫曾對當時極有文名的汪琬說：“江東無我，卿當獨步”。就是這么一個名士，在北京復試時，都到了那個節(jié)骨眼上，還要玩名士氣，竟然當堂繳了白卷，理由是讓他這樣的大才子補考，懷疑他會作弊，實在是污辱他的人格，是可忍，孰不可忍。

結果當然非?？杀?，與金圣嘆相比，方章鉞和吳兆騫沒被砍去腦袋，只是流放寧古塔，已屬非常幸運。對于清廷來說，用意很簡單，就是要收拾收拾心高氣傲的江南文人，殺一儆百，殺雞給猴看。清初的哭廟案，科場案，以及后來更加令人驚悚的文字獄，基本上都是這個路數(shù)，就是要嚴厲懲治，懲前毖后，要把南方士子收拾得服服帖帖。跟明朝相比，跟晚明的自由開放相比，江南文人的名士氣從此大大收斂，清朝皇帝眼里的“粉飾奢華”，也立刻大打折扣。

南京人開始像北方人一樣，變得越來越“質樸”，越來越聽話，越來越?jīng)]有情調。換句話說，清朝時期的南京，再也不會有秦淮八艷，再也不會有《板橋雜記》，更不會有學生運動，唐伯虎點不了秋香，李香君也不會遇到貌似一身正氣的侯公子。改朝換代就是改朝換代，改朝造成了很多不一樣的東西，換代讓南京人變得不再像過去那樣瀟灑。明朝的南京是浪漫的，生機勃勃，活色生香，起碼大多數(shù)時間是這樣，清朝則是徹頭徹尾的現(xiàn)實主義，呆滯刻板，暮氣沉沉。

清朝的南京變得不太可愛，變得老實本分，變得木訥無趣。清朝的南京，開始讓人感到有一種別樣的傷痛。

3 南京城里的柏林墻

南京人都習慣偷懶，不太會去想“南京”這兩個字怎么來的，清軍進入南京城，就仿佛歷史簡單重復，趕緊要做的一件事，先給南京這個城市改名換姓。于是在北京開會，滿漢大臣召集到一起議論，拿主意說觀點。大伙七嘴八舌，小心翼翼地揣摩圣上意思。其實這時候的順治，還是個小皇帝，只有七八歲，根本不明白事，當家做主的是攝政王多爾袞。

很快，過了兩個月，順治二年的閏六月十八日，方案終于有了，清廷正式下令，將南京應天府改名為“江寧府”，原設的府尹改為知府。緊接著，多爾袞又給在前線督戰(zhàn)的多鐸下指示：

南京著改為江南省，應天府著改為江寧府，設知府不設府尹。掌印指揮、管屯指揮暫留，余指揮俱裁去。其衛(wèi)所改為州縣，俟天下大定，從容定奪。

好一個“俟天下大定，從容定奪”，勝利者的口氣，說起話來就是不一樣，就是牛。這指示有兩層意思：其一，多爾袞說的南京，是指南直隸，也就是大南京的意思。這個大南京的范圍，最初由明太祖朱元璋欽定，前面已經(jīng)解釋過，包含江蘇安徽和上海，現(xiàn)在改名為江南省。其二，應天府才是地道的南京城，江寧也不算什么新名稱，一千多年前，東吳亡國，南京就叫過“江寧”。當時是晉武帝南巡，慨嘆“外江無事，寧靜于此”，因此只是給南京恢復了這么個名字。

江寧這名字顯然復古，出主意的肯定是漢人大臣，滿人剛入關不久，哪會有這腦子。與元朝的蒙古人一樣，滿人根本不把南京這座城市可能會有的反叛放在心上。北方的漢人王朝特別忌諱南京的王氣，因為所謂的金陵王氣，很可能會讓我們的國家處于分裂狀態(tài)，因此隋朝統(tǒng)一中國，立刻毫不含糊地將南京這個城市給滅了，把六朝的痕跡燒得一干二凈。滿人跟蒙古人都是少數(shù)民族，他們知道廣大的漢人地區(qū)，都可能生出一份反叛之心，在哪都差不多，都一樣，犯不著要特別防范南京這一個城市。

滿人很善于用兵，八旗鐵騎指向哪，打到哪。自從入關以后，基本上逢戰(zhàn)必勝。南京只是一個必須認真對待的重要據(jù)點，在前期，它是進一步南下西征的中轉站。天下大定之前，一方面，在級別上，南京的政治地位先要降下來，再也不允許稱什么“京”，再也不是“留都”。對于發(fā)跡于東北的滿人來說，北京才是他們不折不扣的南京。另一方面，改名江寧后的南京，仍然“為江南根本之地，綰轂十省”，仍然還是東南地區(qū)的政治中心和軍事重鎮(zhèn)，不可小覷。也就是說，清政府要憑借這個地方，控制南方。

滿人在數(shù)量上是很少的，漢人可以不服氣，不服氣也沒用，誰厲害誰狠，誰厲害誰就是精英，誰厲害誰就是狼。漢人只是羊群，清朝的天下事實上也是漢人幫著打下來，當時進入南京的清軍，有很多都是投降的明軍。大家都知道史可法沒投降，英勇就義，然而大多數(shù)晚明的軍事將領，都十分狼狽地投降了，都成為滿人的爪牙。多鐸給朝廷的奏報便稱，先后投降的總兵有二十三人，監(jiān)軍有兩人，副將有四十七人，騎兵和步兵二十三萬八千人。

當兵的都投降了，老百姓還能怎么樣，只能看熱鬧。南京的城市級別降低，降低就降低吧，這樣的歷史，過去也曾經(jīng)歷過。當時南京最大的漢官是洪承疇，洪是明朝重臣，降清以后，又得到了滿人重用，官做得比在明朝時還大。洪承疇到南京來坐鎮(zhèn)，主要是起到一個安撫作用，他是漢人，又是前朝的大官，有他在場面上支撐，南京人的亡國情緒會少許多。

要控制和管理南京這座城市，也不是什么難事。根據(jù)記載，當年在南京的清軍，真正屬于八旗軍的數(shù)量，少得讓人不敢相信。實際兵力僅僅為“左翼四旗滿洲、蒙古二千名，弓匠五十六名，鐵匠五十六名”。這個數(shù)字并不是想當然，還是有出處的，在《欽定大清會典則例》里有確切記錄。

此外，維護南京安全的還有綠營兵力四千人，原來是明朝江南提督曹存性的部下，降清后被編入了綠營。這個比例很有意思，計算起來，綠營的人數(shù)比八旗軍多了將近一倍，可是這些“南兵”基本上就是做做樣子，完全沒什么戰(zhàn)斗力，管管南京城里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還可以，指望他們緬懷舊主，能夠揭竿而起，起義造反，根本不可行。

也不能說沒有一點反抗，起碼在南京的外圍，在東南沿海，反清復明的戰(zhàn)斗還在進行，還在繼續(xù)。南京人心里顯然也還不服氣，可是滿人不跟你們講道理，他們來到這個城市，作威作福，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最先開始感受到這份委屈，是生活在南京的貴族，在過去，這個城市屬于他們，吃香喝辣為所欲為，偏偏人家滿洲人是提著一把屠刀來管理南京，才不會把這個城市中的什么貴族和世家放在眼里。

一大批原明朝的勛貴高官，被削爵免職，被抄沒家產(chǎn)。中山王徐達的后裔魏國公徐文爵，被除去封號。徐文爵有個弟弟徐青君更慘，被“籍沒田產(chǎn)，遂無立錐”，最后不得不“與傭、丐為伍，乃為人代杖”。勛戚貴族如此，一般士紳的境況，顯然會更糟糕。形勝當年百戰(zhàn)收，子孫容易失神州，不亡國不知亡國恨，真亡了國，再抱恨也來不及了?？蓱z一片秦淮月，曾照降幡出石頭，有點文化的文人，只能靠書寫詩歌來言志抒懷。

1645年的5月，明朝的南京官員們出城投降，迎接清軍。這個場面很戲劇性，清軍大隊人馬開了過來，耀武揚威進城。清軍和平進入了南京，立刻將城市的東北部劃為八旗軍營地,原來的老百姓呢，對不起，該去哪去哪，統(tǒng)統(tǒng)驅逐：

分通濟門起，以大中橋北河為界，東為兵房，西為民舍，通濟、洪武、朝陽、太平、神策、金川凡六門，居大清兵。

軍令如山，沒有任何商量余地。南京城立刻大亂，原來住在這里的南京原住民，不得不“日夜搬移,提男抱女，哀號滿路”，眾多居民不得不移家城西和城南，造成“西南民房一椽，日值一金”。官兵軍爺免不了要趁亂搶劫，趁機撈一把，清軍統(tǒng)帥多鐸為嚴肅軍紀，“斬兵搶物者八人”，效果如何，也只有天知道。老百姓都害怕兵荒馬亂，都擔心家破人亡，沒想到這個災難說來就來：

百姓俱狼狽走,稍遲則刀棍交下，立斃。什物悉為兵有,百姓止走空身而已。

南京城東北部，就這么眼睜睜地成了八旗軍的地盤，滿人反客為主，鵲巢于是鳩占。很快，到順治六年，為確保滿漢分居，互不干涉影響，干脆在南京城東部修筑“滿城”，專供旗人居住。自南京城有史以來，這狀況是第一次出現(xiàn)，竟然出現(xiàn)了“城中城”，在城市內部又加修了一道城墻。仿佛過生日切蛋糕，活生生地切了一刀，硬是生造出了一個滿城，與舊城以一道高高的新城墻為界限：

起太平門，沿舊皇城墻基,至通濟門止

不熟悉南京城市格局的讀者，對這道區(qū)分滿漢的古代柏林墻，不會有什么感覺，也繞不太明白。清朝當局曾先后兩次修建南京城中的滿城，具體方位是以原明皇宮為基礎,將皇宮的東墻和南墻拆掉，利用南京城的東南城垣。滿城西側，從太平門內皇宮角竺橋至通濟門，沿用舊宮城西墻，添造城垣，南接通濟門東側。滿城的西側城墻上開設兩道城門，以便與漢人居住的區(qū)域相互往來。北側城墻是將原明皇宮北墻進一步延伸，整個滿城“長九百三十丈，連女墻高二丈五尺五寸,周圍三千四百十二丈五尺”，是清代直省各駐防城中面積最大的。

滿城中修筑了箭亭和校場等軍事設施,當然還有八旗營房，滿漢分居是清朝的一大特色，國內其他城市中也有滿城，大多按八旗方位進行布局，紅黃藍白，各有各的位置。南京城內的這個滿城如何布局，在清代方志以及史料中，并無明確記載，后人因此也很難弄明白。清道光年間，江寧將軍祥厚曾奏稱:

奴才聞得有人在朝陽門迤南并正陽門之東、西倒塌裹披城墻土坡上種地……查驗得鑲黃、正白、正藍等三旗界之裹披城墻均于早年坍塌,磚塊無存。

根據(jù)此段文字，可以認定到了清道光年間，南京城里這道柏林墻已名存實亡，很多地方已經(jīng)坍塌。同時也可以認定，位于朝陽門，也就是后來改名的中山門以南，正陽門也就是后來的光華門兩側城墻，屬于鑲黃正白正藍三旗的轄境。這與八旗方位中通常鑲黃旗位于東北，正白旗位于正東偏北，正藍旗位于東南的規(guī)定相吻合，說明清代南京滿城的內部格局，非常可能也是遵照了傳統(tǒng)的八旗方位。

這道區(qū)分滿漢的柏林墻，足以造成一個城市的兩種不同文化。南京城里的滿城，就好像一個巨大兵營，行政上不受地方府縣管理，江寧將軍是南京八旗駐防的最高長官,其職責為“鎮(zhèn)守險要，綏和軍民，均齊政刑,修舉武備”。軍事事務是駐防將軍的首要職掌,不過駐防旗人的日常生活, 譬如婚喪嫁娶，譬如養(yǎng)贍救濟，必須也得過問，別人想管都管不了。

滿城也因此自成體系，成為南京享有特權的城中之城，《欽定八旗通志》上便有明確記載：

江寧駐防旗員給園地三十晌至十晌不等

換算一下，每個旗員可分得六十畝至一百八十畝土地，這可是一個不小的數(shù)字，人人都大地主。八旗官兵的主要收入，按說是清廷發(fā)給的糧餉，將軍每年俸銀為一百八十兩，俸米九十石，佐領俸銀一百零五兩，俸米五十石五斗，驍騎校俸銀六十兩，米三十石。自雍正朝起，對將軍和副都統(tǒng)等高級官員，另增給養(yǎng)廉銀，數(shù)額是正常薪俸的數(shù)倍甚至十幾倍。大家都知道滿人馬上得天下，不擅耕種，有了土地也只能收地租，這是一筆很大的收入，當時旗田地租年收入總數(shù)為三千九百九十兩，根據(jù)《佚名奏報江寧駐防八旗每年鹽菜及地租項下用銀數(shù)目事》記載，乾隆年間的具體分配情況為:

江寧將軍一員，每年銀八百三十兩;江寧副都統(tǒng)二員，每員每年銀二百二十兩;左翼協(xié)領四員，每員每年銀二百兩;左翼佐領二十四員，每員每年銀八十兩。

由此可見，當時旗人在南京的日子十分快活，可以充分享受打下江山的種種好處。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當然應該是老子和老子的后人來享受。清代設立理事同知一職，專門負責審理旗人與南京原住民的訴訟。理事同知在官制上為地方屬員，不隸屬于八旗駐防。自康熙朝起，清廷將理事同知定為旗缺，只有旗人才能出任此職。因此，雖然名為地方官員，其職責只是保護駐防南京的旗人權益，在處理各種糾紛時往往袒護旗人。

在南京的江南貢院，存有一塊《韓紹文等立頌德碑》，為雍正年間的理事同知赫勝額歌功頌德,說他“儀型雖往，恩德猶存”，“自蒞任以來，旗民安堵，強梁斂跡,宵小潛蹤”，說他“片言折獄,秉正持平，哀矜勿違，小大以情”，說他“無偏無袒，至公至明”?！鞍捕隆笔前簿訕窐I(yè)的意思，“強梁”和“宵小”都是屬于壞蛋，明白事理的人都知道，秉正持平是對斷案的最基本要求，卻還要專門拿出來歌頌，足見當時秉公執(zhí)法，不偏袒旗人，實屬非常難得。

在八旗制度下,朝廷會按月發(fā)給糧餉，駐防兵丁不允許從事農工商等產(chǎn)業(yè),過著不勞而獲的快樂生活。南京城中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滿漢矛盾，譬如滿漢不通婚，禁止旗女嫁與漢人，旗人男子則可以娶漢人民女為妻。又譬如旗人有很好的福利待遇，擁有政治和司法方面的特權，不受地方法規(guī)約束，旗人的不法行徑便在所難免。特權很容易產(chǎn)生腐敗，更容易造成罪惡，江寧駐防官兵“日就縱馳，至不堪言，更且習氣大壞,多有窩盜包娼、行竊詐民，甚之重利盤債、罵官鬧衙，無不任為”，而“該管之官反行百計袒護”，地方官府雖受其擾，亦無可奈何，無計可施。

當時在南京，出現(xiàn)過一種讓市民哭笑不得的盜匪，俗稱“旗盜”。一度十分猖獗，沒辦法收拾。不是旗人直接參與了偷盜，而是一些投靠旗人的本地刁民，在為非作歹干壞事：

晝則倚勢行兇，夜則糾眾打劫。地方官追捕急迫，彼即仍竄歸旗，無從究詰。

所謂投靠旗人，又叫“投充”，其實就是投入到旗人名下，打著旗人招牌，狐假虎威傷天害理。順治和康熙年間,八旗官兵買賣人口之風，曾經(jīng)非常厲害，一般老百姓自然不愿意賣身為奴，可是到了后來，風氣開始轉變，漢人百姓竟然會主動投入旗下為奴。 投充者既有孤身前來，亦有干脆攜家?guī)Э?，包括自家的田地投靠。一旦投入旗?掛名旗奴，其田地即可免除官府賦役。受經(jīng)濟利益的驅動，一些南京人不惜投充為奴，更有奸惡之徒，借投充之機，仰仗旗人的特權威勢，在地方上橫行無忌:

投充名色不一，率皆無賴游手之人,身一入旗，奪人之田，攘人之稼。其被攘奪者憤不甘心，亦投旗下。爭訟無已，刁風滋甚。

根據(jù)嘉慶年間的《新修江寧府志》記載，江南地區(qū)原住民投充旗奴所帶來的騷擾，最嚴重的地方就是南京。所謂“南民投充，惟江寧為多”。這是讓傲慢的南京人感到很不光彩的一段歷史，因為當時的投充，“非盡艱窘而然也”,并不是迫不得已，并不是走投無路，不得不這么做，而是“半屬作奸惡棍，半屬逋罪強徒，急欲逞兇，遂爾走險”，結果就是“一經(jīng)收錄，大肆猖狂，或伙赴市廛以陵商，或橫行村鎮(zhèn)以詐懦。有司憚其惡而不敢制，小民畏其威而不敢言”。

沒有人說得清楚，隔絕南京市民與旗人的柏林墻，什么時候被拆除。跟北方的萬里長城一樣，南京城里這道滿城城墻，更多的只是一種擺設，并沒有起到真正的防御作用，它提供的是一種心理上安慰。因為年久失修，更重要還是因為沒什么實用性，很多地段都坍塌了，坍塌也就隨它坍塌。一段接著一段毀壞，壞了也沒人去修繕，滿城的旗人不會去修，南京的原住民也不會去修，跌落在地上的舊墻磚，正好被貪小便宜的人拿回家派上用場。

從清朝中期，到太平天國，到晚清，到民國，到國民政府，到汪偽時期，都會有一些南京老百姓渾水摸魚，偷偷地將舊城磚挪為家用。甚至官家也參與過盜拆明城墻這些事，民國初年，大清沒了，南京城內“手不任執(zhí)殳，肩不能荷鋤”的旗民，由于生計問題，一度在地方政府默許下，靠拆舊城磚賣錢度日。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黃埔軍校也遷到昔日的滿城，蔣委員長曾作過批示，同意軍校拆些城墻磚建校舍，因為有關人士反對，遂告停止。

橫貫在南京城內的這道柏林墻，最后是不是就這樣茫然無存，不得而知。遺忘總是很容易，今天大多數(shù)南京人的記憶中，好像從來就沒有過這么一道城墻。晚清時期的魯迅曾經(jīng)在南京讀中學，當時南京人心目中，顯然還留有一道柏林墻。再過不了幾年，就辛亥革命了，漢人和滿人的對立情緒，多少還是有那么一點點。魯迅先生喜歡騎馬，在滿城區(qū)域里騎馬，會招到清兵呵斥，不止呵斥，還會向學生娃子扔石頭。魯迅他們也不甘示弱，也會用石頭進行還擊，結果當然是誰傷害不到誰，大家都只是扔著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