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文學試圖擺脫思想的束縛，已經(jīng)經(jīng)歷過了許多次文學思潮和文學流派的沖擊和洗禮，讓文學回到純而又純的技術(shù)操作層面，似乎成為某些“純文學”作家炫耀文學技巧的大纛，用“純美主義”來遮蔽多彩的社會與慘淡的人生，這讓一般的寫作者陡然產(chǎn)生出了許多敬畏之心，甚至面對波瀾壯闊的社會圖景和洶涌澎湃的人類苦難都視而不見，生怕被熱烈的生活所感動，而在作品中流露出價值的理念來，被主張“純美主義”的批評家和高蹈的技術(shù)派作家詬病和恥笑。

文學可不可以遠離社會和思想，這是不是哈姆萊特之問，顯然是一個偽問題。文學是可以作為一件把玩的藝術(shù)品而存活于世，但它絕不是文學的唯一，更不是文學的導向和主流。倘若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學僅僅就是限于這樣一種所謂的“純美”模式之中，它肯定是陷入了技術(shù)制約思想的藝術(shù)怪圈之中，那是一個文學的悲哀結(jié)局。

我十分激賞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于社會“異化”和文學作品思想“傾向性”的經(jīng)典性闡釋：一、文學的意識形態(tài)性就是作家面對客觀的現(xiàn)實世界必須做出明確的價值判斷，它必須是審美性的，但是它又必須將其意識形態(tài)的“傾向性”植入文學作品之中；二、馬克思在《致斐迪南·拉薩爾》中提倡“莎士比亞化”，就是要求作家揭示生活的本質(zhì)，而生活的本質(zhì)最重要的方面則是反映出客觀世界里的生活與思想。雖然馬克思也提到了審美意識形態(tài)中的個性化、情節(jié)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等問題，但更重要的問題則是客觀地反映你所看到的真實世界的景象，這是一個作家創(chuàng)作的前提；三、為什么要提倡現(xiàn)實主義的藝術(shù)方法，尤其是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方法？作為一個能夠?qū)陀^世界做出即時性反映的作家來說，這才是真正推動歷史前進的“火車頭”，也就是一個作家面對客觀世界的歡樂與痛苦，是否能夠從感性世界上升到理性世界，將其融入具體的描寫之中，則是一個作家在“意識形態(tài)審美”過程中必須考慮的關(guān)鍵問題，當然，同時它也是衡量一個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者思想和藝術(shù)高下的試金石；四、百年來的文學史始終在思想和藝術(shù)的悖論中盤桓而不能自拔，其糾結(jié)點就在于大量的作家作品陷入了這樣一種悖論之中：思想性強的作品，其藝術(shù)性就弱化，而藝術(shù)性強的作品卻思想性銷蝕或模糊。其實這個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做出過明確的答案，同樣，在《致斐迪南·拉薩爾》中，馬克思之所以推崇“莎士比亞化”，而批評了文學作品的“席勒化”，就是因為要遏制那種把文學作品“變成時代精神簡單的傳聲筒”，這是現(xiàn)實主義或批判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的原則性問題，它必須遵循的藝術(shù)審美原則是：將觀點越隱蔽對作品越好！亦如恩格斯在《致敏娜·考茨基》中所說：“我認為傾向應該從場面和情節(jié)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應當把它指點出來?！边@才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作家對于世界的情感泄露和批判，并不是一種簡單的呈現(xiàn)，而是通過多種的藝術(shù)手段來加以表現(xiàn)，比如采用比喻、反諷、變形、夸張、隱喻等藝術(shù)方法來折射作者思想表達的間接效果，這就是魯迅所提倡的“曲筆”。

作家和批評家、評論家所采用的文學表達方式是不同的，前者是形象思維方法，后者卻是采用抽象思維方法。所以，我以為作為一個批評家和評論家，無須隱瞞或遮蔽自己的觀點，對于文學批評而言，就是：“觀點越清晰明朗對于批評的對象來說就越好！”然而，我們的批評家和評論家能有幾人秉持這樣的批評風骨呢？

針對近些年來文學批評和文學評論愈來愈媚俗化的傾向，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就是：一、馬克思主義批判哲學的評論觀念究竟過時了沒有；二、批評者是否需要保持其批評的獨立性，他（她）可否與作家反其道而行之，“變成時代精神簡單的傳聲筒”；三、一個持有知識分子“護照”的批評者應該用什么樣的姿態(tài)來從事文學批評事業(yè)。

其一，毫無疑問，近四十年來，世界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和社會發(fā)展的話題，更是一個嚴肅的學術(shù)話題，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在不斷繼承和發(fā)展中得以獲得生命的，而作為文化和文學的批評者，更要繼承的是其直言不諱的批判價值立場，2015年我就在《文藝研究》上發(fā)表了《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生態(tài)及批評觀念與方法考釋》一文，開宗明義地表述過這樣的意念：“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精髓是懷疑與批判的精神。如果沒有這種批判意識，馬克思主義就不可能發(fā)揚光大，但就是這樣的人文社會科學常識，在我們今天的批評界卻成為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這是時代批評的悲哀，也是幾代批評家的悲哀。誰來打撈具有批判精神的文藝批評呢？這或許是批評界面臨的最大危機。也正是由于這種危機的存在，我們這一代研究者才負有重新建構(gòu)文化與文藝批評話語體系的責任?！蔽阌怪靡?，從當前中國的文學形勢來看，我們面臨著的仍然是兩個向度的批判哲學悖論：首先，就是馬克思所提出的對資本社會的批判，具體到文學界，即商品文化漫漶浸潤現(xiàn)象的泛濫已成潮流。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資本對文學每一個毛孔的滲透所造成的墮落現(xiàn)象，在二十年的積累過程中已然成為一種常態(tài)的慣性，這種滲透有時是有形的，有時是無形的，但卻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商品文化的侵襲往往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它是與多種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媾和在一起，從無意識層面對人的大腦進行悄無聲息的清洗的。其次，就是馬克思所指出的文學應該反映“歷史必然性”的批判向度在這個時代已然逐漸消逝。在現(xiàn)實生活題材作品中看不到“歷史必然性”的走向，而在歷史題材作品中也看不到“歷史必然性”的脈絡(luò)，歷史被無情的遮蔽也已經(jīng)成為一種作家消解生活的常態(tài)，而文學批評者也在歷史的語境中失語，也就成為順其自然的閉目塞聽現(xiàn)象，如今我們看到的是滿是一種“傳聲筒”的聲音。

鑒于上述兩個向度批判的缺失，竊以為，即使是在今天，使用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哲學對其進行學術(shù)性和學理性的厘定，甚至是較大的外科手術(shù)，仍然是十分必要的，同時也應該是十分有效的措施。

其二，既然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批評和文學評論需要保持批判的張力，那么，就需要批評者持有獨立批評者的權(quán)利，這個權(quán)利由誰來賦予呢？由于廣大的批評者都認為這個權(quán)利是來自外力——那只無形之手，而我卻以為它更來自批評家和評論家本人的內(nèi)心——那個藏匿在靈魂深處的恐懼。毫無疑問，我們在歷次的文化運動的拷問中，喪失了一個批評者應有的獨立價值判斷的立場，不是沒有思想，而是不敢思想，或是聞風而動的思想，處在一個失魂落魄的境遇中，所以，我們不敢正視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哲學原理，放棄了懷疑的批判精神。

作為一個批評家和評論家，面對紛繁復雜的大千世界，可否與作家反映世界的方法反其道而行之，直接成為“時代精神的傳聲筒”呢？我個人認為答案是不具有唯一性的，質(zhì)言之，我并不反對持有這種批評方法的批評家和評論家的存在，他們有作為“傳聲筒”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但是，這不能成為其他批評家和評論家持有獨立個性的批評和評論，否則就會形成文化和文學批評嚴重的失衡狀態(tài)，一個沒有獨立與個性批評的時代是一個悲哀的時代，“傳聲筒”越多，對文學批評就越發(fā)不利，如果我們連古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批評態(tài)度都沒有，文學批評就毫無希望。

我們重返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哲學，就是要去除那些到處都可以見到的那種“傳聲筒”式的評論和隔靴搔癢式的溫情主義文學批評，用獨立而犀利的馬克思主義批判哲學精神取代“傳聲筒”效應，弘揚絕不留一絲溫情的批評。

文化批評，尤其是文學批評一定是需要獨立性的，關(guān)鍵就在于我們能否破除自己心中的那道魔咒。

其三，倘若我們需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批判哲學的文藝學方法，那么，我們就必須完成一個批評者面對世界和面對文學的人性洗禮。一個持有知識分子“護照”的批評者應該用什么樣的姿態(tài)來從事文學批評事業(yè)，這個詰問才是我們這個時代文化和文學真正的“哈姆雷特之問”。

談這個問題之前，我認為需要說明的是，在當下中國的知識界存在著一個嚴重的背離現(xiàn)象：知識分子的貴族化與媚俗化是并存于同一時空之中。這就造成了持有兩種不同“護照”的知識分子，前者就是約翰·凱里所批判的脫離“大眾”的精神貴族，如果將他們比喻為拿“藍色派司”（設(shè)若藍色象征著浪漫）的引導者的話，那么后者就是持有“紅色派司”的知識分子。這個現(xiàn)象并不奇怪，但是，如果不從這個表面現(xiàn)象看到事物的本質(zhì)，那就是我們對于這個世界的文化盲視。

我一直是以人、人性和人道主義這三塊人類發(fā)展的人文基石作為我認知解讀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坐標，失卻了這樣的坐標，無論你是哪一種類型的知識分子都是偏離了你的職責和義務(wù)的偽知識分子——沒有良知的批評者應該是沒有資格進入批評行業(yè)的。

誠然，在中國百年文學史的長河中，我們也不缺乏有理想、有擔當、有思想的獨立批評家和評論家，但是，在種種制約下，那些批評家應有的品格就遠離他們的社會良心和自由心靈而漸行漸遠了。也許中國不乏在藝術(shù)表現(xiàn)層面十分優(yōu)秀的作家和有思想的批評家，但他們對一己之外的事物毫不關(guān)心，唯利是圖，這些失去了一個知識分子底線的作家和批評家是永遠成不了真正的作家和批評家的，其關(guān)鍵就在于他們沒有是非標準，缺少人文情懷，他們更沒有對社會與世事的批判能力和勇氣?；仨鴼v次文學運動中許多批評家和評論家的種種行狀，你能窺視到許多浮游在歷史顯微鏡下的許多軟體細菌，卻尋覓不到一絲脊椎動物的痕跡。所以那些揚言作家要和知識分子劃清界限的鼓吹者，儼然是與多年來鄙視知識分子良知觀念緊緊相聯(lián)系的。俄羅斯“白銀時代文學”為我們提供的不僅僅是那些異彩紛呈、數(shù)量巨大的文學文本，更重要的是它為我們展示了一個國家與民族文學批判精神的強大感召力和自覺的生命力，這些都是因為他們有別林斯基這樣一流的偉大批評家掌握著文學發(fā)展的航向。亦如以賽亞·伯林總結(jié)了別林斯基的批評個性的幾點要素那樣：追求崇高的真理；為人民的利益而介入文學的社會批評；堅守道德本質(zhì)的文學和批評；將美學融入人性的文學批評之中。所有這些，都體現(xiàn)出了別林斯基在本質(zhì)上仍然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批評家。如果沒有這樣人性化的理想主義作為一個批評家的思想支撐，我們的文學批評和文學評論是沒有希望的。

我們的作家需要直面慘淡的人生嗎？

我們需要秉持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哲學精神去對當下的文學進行批評與評論嗎？

我們需要高舉別林斯基的批評火炬去照耀我們前行的文學之路嗎？！

無疑，我想在這有限的文字里為讀者諸君提供一些答案，但是其中尚有許多語焉不詳之處，尚祈各位能夠在思想的空白處填寫出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