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詠梅:寫作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應是雌雄同體的
黃詠梅 作家,在《人民文學》《收獲》《鐘山》《花城》等雜志發(fā)表小說百余萬字,出版小說《一本正經(jīng)》《隱身登錄》《少爺威威》 《走甜》《后視鏡》等,曾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十月》文學獎、《鐘山》文學獎、“林斤瀾優(yōu)秀短篇小說家獎”、“汪曾祺文學獎”等。
在上個月剛剛揭曉的第七屆“魯迅文學獎”中,作家黃詠梅的短篇小說《父親的后視鏡》榮膺其中,收獲了眾多關(guān)注。今年是詠梅移居杭州的第六年,她在西湖畔作為專業(yè)作家的光陰,已達到了在羊城晚報“花地”任職文學副刊編輯、記者時間的一半。
我們所熟悉的詠梅,經(jīng)歷單純、性格明麗,充滿好奇心,和復雜糾葛的人事篤定地保持距離。但在創(chuàng)作的筆下,她關(guān)注的卻往往是她所缺少的;她不寫自己,但也從未離開過生活。時光褪去她的青澀,獲得大獎后的詠梅依舊坦然地與熟悉她的讀者交流“我沒有長篇崇拜”,但目前正處于“重新尋找語句的瓶頸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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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精神姿態(tài)決定了作品的深度
羊城晚報:編輯與作家,這二重身份既貫穿著你的童年,又是你成年后一度的“兼職”。這給你的文學選擇帶來些什么?
黃詠梅:新聞報紙副刊對我的影響,等同于童年生活對一個人成長的影響。我父親編副刊編了幾十年,我的第一篇文學作品是在副刊發(fā)表,大學畢業(yè)后第一份工作也是編副刊。小時候,除了讀一些文學書籍外,讀得最多的是報紙的副刊作品。這種生活經(jīng)歷讓我從小就離文學很近,或者說,是在一個文學氛圍濃郁的環(huán)境里成長的。
在羊城晚報的“花地”編副刊十三年,對我的寫作起到了重要的幫助,除了閱讀到更多好的文字之外,重要的是接觸到更多跟自己志同道合的文學中人,很多大家、名家既是我的作者、采訪對象,也是我精神上的老師,跟他們的接觸使我潛下心來,同時拓展了寫作的道路。至于新聞這個行業(yè),我在小說里倒很少寫到,也幾乎不選取新聞事件作為創(chuàng)作素材。但是做報紙養(yǎng)成一貫對事物的敏感、求知、求真的習慣,使我對生活的人與事、對細節(jié)的觀察等方面都保持著敏感,所以,我的小說題材比較雜,涉及的領(lǐng)域也相對寬泛,對生活的感受力也相對敏銳。
羊城晚報:作為多年的同事和朋友,我們時常會在你的作品中看到很多共同經(jīng)歷的生活片段,例如《負一層》等。不禁要問,你是一個現(xiàn)實型的作家嗎?
黃詠梅:應該說,每一個作家都是現(xiàn)實中的作家,至于你定義的“現(xiàn)實型”,我理解為“現(xiàn)實主義”作家吧。但我不是那種一貫被認定寫宏大現(xiàn)實主義題材的作家,可能說是個“生活型”作家更合適吧。我一貫在生活里,在他人的講述里獲得寫作的故事和想法。所謂生活積累,對于作家來說,最重要的是當一個有耐心的聆聽者、觀察者。虛構(gòu)是寫作的一種能力,需要作家有超出經(jīng)驗的想象、獨特的思考。
羊城晚報:你在一篇創(chuàng)作談中曾說過:“并不是說但凡要當作家就必須不幸,必須痛苦,必須都要冬天只穿一條單褲,必須失去享受幸福的權(quán)利,只是,他們必須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保持精神的冷?!毕胝埬阃ㄋ钻U述一下這個觀點。
黃詠梅:“精神的冷”主要是說作家的一種精神姿態(tài),不是冷漠,而是一種距離。作家的精神姿態(tài)從某種程度來講決定了他作品的深度。一個作家的精神姿態(tài)如果一直停留在“小確幸”上,大概寫出來的東西會趨向于心靈雞湯。如果作家與現(xiàn)實之間保持著某種溫情脈脈的關(guān)系,那么,他寫作動力和情感動力也主要是源于好奇和認同,寫作就容易停留在風花雪月、附庸風雅的層面上,其思想也多半在現(xiàn)實經(jīng)驗的層面上滑行,難以思考和發(fā)現(xiàn)被現(xiàn)實經(jīng)驗遮蔽的一些東西,以及其中存在的某種本質(zhì)。當然,并不是說作家都必須去受苦受難,必須一直保持憤怒,而是內(nèi)心要保持一種警惕,一種現(xiàn)實與自己的精神信仰、理想生活以及人生趣味不能統(tǒng)一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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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作品在于反映了時代變遷下人的命運
羊城晚報:“七十年代作家”的標簽已隨這個創(chuàng)作群體的超級多樣性而難以成型。但也有權(quán)威意見認為,這一代作家之所以尚未進入經(jīng)典殿堂,是因為缺乏“個人記憶的歷史框架”。不過,在你的作品里,其實是能體會到一種“年代感”的,它恰到好處地上接“革命年代”、中連改革開放、下啟網(wǎng)絡時代,說是一種“歷史感”并不過分。你自己如何看待這一點呢?
黃詠梅:我們都是70年代出生的人,一定有很多共同的感受,因為我們就是生活在這個承前啟后的時間段中,最得心應手的還是寫這個時間段。經(jīng)典需要時間來認定,而不是當下的什么人。我想,假以時日,你所讀到的這種“年代感”,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會成為新一代讀者的“歷史感”。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進入歷史的方法,我們這一代人,作為非親歷者、旁觀者,或者教科書的塑造者也好,對于歷史的表達,擺脫了意識形態(tài)的框架,擺脫了宏大敘述的魅惑,更愿意從個體的角度進入,表達人在時代之下的生存和生命感。我覺得好的作品,不是我們常說的反映了時代變遷,而是在于作品反映了時代變遷下的人的命運。這個命運包括,時代的命運(也就是外部命運)對人的命運(也就是內(nèi)部命運)的影響,外部命運和內(nèi)部命運有著勻稱的節(jié)奏、呼吸,內(nèi)外形成小說的復調(diào),這才是一篇豐富的優(yōu)秀小說。
羊城晚報:評論者認為你是為數(shù)不多的、不強調(diào)女性意識的年輕女作家,不糾纏于只屬于女性的困惑、私生活與情調(diào),也不刻意確立一種女性話語模式以對抗男性的話語權(quán)威,反而顯得比較獨特。這是你有意為之嗎?
黃詠梅:女作家一旦開始寫作,就面臨著被窺視的危險,因為讀者會一廂情愿地認為,女作家寫的都是自己的那些經(jīng)驗,甚至私生活,這跟一度流行的“私化小說”有很大關(guān)系。此外,人們一談女性寫作,就容易跟情感、身體、欲望這些形容詞發(fā)生關(guān)系。我其實挺反感這種關(guān)聯(lián)的。在我的創(chuàng)作思維里,女性只是一個寫作的角度或者視角。我的寫作口味很駁雜,寫我感興趣的,寫我能寫的。我并不是一個女權(quán)主義者,寫作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應該是雌雄同體的,相比“女權(quán)”,我關(guān)注“人權(qu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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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徙會帶來文化差異上的興奮
羊城晚報:對于作家而言,遷徙總是耐人尋味的。2012年移居江浙,來到自古詩意盎然的“文化天堂”,生活和文化環(huán)境上的騰挪更大,不知你在文學上的感受和追求有何變化?
黃詠梅:在浙江定居之后,生活節(jié)奏一下子“慢”了下來。浙江的語言、飲食和浙江人的文化、氣質(zhì),對我的影響肯定會慢慢地在作品中有所體現(xiàn)。打個不太恰當?shù)谋确?,在廣州時我偏愛喝鐵觀音,到了浙江,我愛上了西湖龍井茶,并且喜歡用玻璃杯泡,一邊欣賞茶葉一根根像跳舞一樣在水中沉浮,一邊聞著那股清香,這過程必不可少。浙江相對精致的審美習慣也影響著我作品中的審美趣味。另外,生活節(jié)奏的放慢給了我更多的時間去思考作品本身,從而對生活中的芥豆之事都能有所體悟。
遷徙會帶來文化差異上的興奮,但同時也意味著一個根據(jù)地——方言的丟失,這其實對我來說是把雙刃劍。過去我的作品是帶有嶺南“粵味”的,有很多粵方言的運用,但如果再套用在浙江日常生活描寫里,就顯得不恰當。所以,我也存在一種離開根據(jù)地的惶惑,目前,我的寫作就處于一個重新尋找語句的瓶頸中。
羊城晚報:這篇獲獎的《父親的后視鏡》,因出現(xiàn)了運河和杭州人熟悉的一些地名,而被視作你移居江浙后的代表作。是這樣嗎?
黃詠梅:倒也談不上是我在浙江寫的代表作,這只是我在浙江生活后寫的一篇小說,里邊寫到了杭州一些地方,但說實在的,這些地方換作廣州也是成立的。因為我自己都不知道,這個“父親”是杭州人還是廣州人,他哪里人都不像。要真正融入到這個地方,寫出這個地方的人物、風物,我想,還需要生活得再久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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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熱愛短篇,沒有長篇崇拜
羊城晚報:為什么短篇小說會成為你最經(jīng)常選擇和最擅長的體裁?短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對你而言就是創(chuàng)作目標本身,還是通向長篇的驛站或素材簿呢?
黃詠梅:我熱愛短篇,也沒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大概就是一種天然、天生的喜歡吧。我對寫長篇的熱情遠不如短篇,我沒有長篇崇拜,也不覺得字數(shù)多的作品就厚重,短篇就單薄。
羊城晚報:《父親的后視鏡》在發(fā)表當年就入選了“2015羊城晚報·花地文學榜”十佳短篇小說。評委們指出,觀照普通的小人物、甚至是“邊緣人”正在成為你的一大特色。從何時起,你開始走上這條類似張愛玲“從普通人里尋找傳奇”的文學路呢?
黃詠梅:我從寫作一開始就喜歡寫小人物,因為我本身就是個小人物啊。你有沒有發(fā)現(xiàn),普遍我們這代作家都喜歡寫小人物、邊緣人,大概因為這樣能相對容易地書寫自己對這個時代的一種情緒:面對現(xiàn)代化進程中,對于改變的無所適從、無法掌控的惶惑。跟很多70年代出生的文學青年一樣,我的確喜歡過張愛玲,仔細想想,張愛玲對我的影響,不是“從普通人里尋找傳奇”,而是從日常生活里體味生命感,從個體命運里透露出時代感?,F(xiàn)在倒不太會回頭去看張愛玲的作品了,她對我來說成為一種底色,一種情緒狀態(tài),具體的寫作來看,我受張愛玲影響不是太大。
羊城晚報:近兩年,朋友們發(fā)現(xiàn)你的生活里多了一個主角——一只貓咪,你為之投入了很多的感情。很巧,你獲獎后的最新作品是《給貓留門》。貓,讓你悟到什么?再順便問一句,你下一步創(chuàng)作計劃中那部關(guān)于現(xiàn)代女性的長篇怎么樣了?
黃詠梅:說到貓,我可以跟你聊三天三夜,哈哈。我覺得貓跟作家有很多共性,宅在家里、孤獨高冷、好奇心重等等。據(jù)說貓能保持好奇是因為它們健忘,我覺得對于作家來說,經(jīng)驗、習慣、記憶這些東西會阻擋他的好奇心,會讓作家看不到很多東西,所以有時候健忘未必是一件壞事情。我時常羨慕貓有一雙萬事都覺得新鮮的眼睛,我甚至經(jīng)常會順著貓凝視的方向去看,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很傻吧?
我現(xiàn)在是在寫長篇,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種厚厚的長篇,十來萬字的小長篇吧,合同上寫的是明年6月交稿,但我覺得夠嗆,因為我寫得很慢,我一直都寫得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