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美國超驗主義代表人物、文學評論家瑪格麗特·富勒完成了她的杰作《十九世紀的婦女》初稿，并出版游記《湖上夏日》。后者是富勒與友人結伴西行的記錄，結構松散，但文采斐然，引起紐約著名出版人霍拉斯·格里利的注意。格里利收購的紐約《論壇報》面臨同行競爭的壓力，試圖通過改版吸引讀者，打開市場銷路；同時，他又是一位富于情懷的報人，希望借助報刊媒體提高民眾道德修養(yǎng)和審美情趣，普及民眾教育，將《論壇報》打造為“人民的論壇”。同年8月，格里特向富勒正式發(fā)出邀請。

格里利開出的條件非常誘人：不僅薪酬豐厚（每周三篇專欄文章，年薪500美金），而且提供住宿（當時的紐約居大不易）；更重要的是，《論壇報》擁有5萬訂戶，讀者群則不下數十萬人，正是富勒長久期待的平臺；另外，格里利保證，富勒將享有充分的新聞采訪和排版自由。面對紐約的巨大誘惑，身處波士頓坎布里奇的富勒并未立即應允，而是再三沉吟。

富勒的顧慮來自康科德。“康科德圣人”愛默生聞訊富勒即將加盟《論壇報》，已通過書信明確表示反對。報刊文章在他看來不是純文學，只是茶余飯后的談資，不具備恒久的生命力；將天才浪費在這樣乏味、應景的寫作上，顯然并非明智之舉。自1839年經熱心的皮博迪小姐（小說家霍桑的妻姐）介紹與愛默生相識之后，富勒憑借超群的智力和才華贏得了愛默生的敬重，而她本人對這位大作家更是無比敬仰，由坎布里奇至康科德半日往返的便捷車程使得二人的聯(lián)系更為頻繁。幾年下來，她已不知不覺將康科德視為精神故鄉(xiāng)，與梭羅、霍桑以及教育家奧爾科特（《小婦人》作者路易莎·梅·奧爾科特之父）等人也結下了深厚友誼。接受格里利的邀請意味著切斷與波士頓-康科德文學圈的聯(lián)系，她內心難以割舍。

但促使富勒離開的力量似乎更為強大。由于父親病故，身為長女的富勒面臨巨大的經濟壓力，她早先在奧爾科特“神廟學?！弊鲋旨孀鼋處?，最終分文未得。擔任“超驗主義喉舌”《日晷》主編兩年間，由于刊物銷路不暢，之前商妥的每年200美元編輯酬勞也無法兌現(xiàn)。作為“超驗俱樂部”的一員，她對他們樂觀豁達的生活理念極為認同，但對他們的凌空虛蹈、不切實際又未免心存疑慮。

同樣遭到質疑的還有愛默生的行為方式。愛默生的樂善好施遠近聞名：他為長期經濟困窘的奧爾科特一家源源不斷地提供經濟援助，為梭羅提供食宿和就業(yè)機會，并為作家霍桑等提供低廉租房。但在這背后，富勒卻發(fā)現(xiàn)他孤高冷傲、難以親近的一面。“他缺乏溫暖”，富勒在致友人書信中抱怨說，“而且難以捉摸”。對于曾經付出的這一段情感，富勒在致愛默生的一封書信中曾不無傷感地喟嘆：“我不是僭越者……假如我誤踩了邊線，一定會退出，將果園歸還給合法的主人?！痹诟凹~約之前的告別信中，富勒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你追求學術，我追求生活。”。批評家將這一論斷看成是富勒擺脫愛默生文人團體的影響而“走向心智成熟”的表現(xiàn)。

促使富勒將目光轉向紐約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她的名篇《偉大的訴訟》（出版時更名為《十九世紀的婦女》）在《日晷》刊載后，反響強烈，但也不乏批評之聲?；羯７蛉怂鞣苼啽阗|疑富勒這樣一位未婚女子，如何能勘破婚姻的奧秘。更多的批評文章認為作者的筆力似乎僅限于中產白人婦女，視野過于狹隘，未免以偏概全。雄心勃勃的富勒在友人建議下打算將它擴展為一部著作——更多的創(chuàng)作素材、更廣的社會層面、更為龐大的閱讀群體，顯然沒有比紐約和《論壇報》更好的平臺。

富勒在《論壇報》發(fā)表的文章大體可分三類：注重文學審美的作家作品翻譯介紹、從政治社會學入手的嚴肅的文藝批評，以及一些短訊和時評。她最為擅長的當然是文學理論和批評。在富勒眼中，批評者應該同時具備哲學家和觀察家的特征。文學批評的用處并不單單是為作品“貼標簽”，而是通過鑒賞評判，“過濾”出好的作品。批評家的角色應該是“發(fā)現(xiàn)作品中真實的、本質的能量”，并將它傳達給讀者。和愛默生一樣，富勒倡導一種新型的美利堅文學。她認為文學樣式必須隨特定的歷史語境和地理環(huán)境而更新——工商業(yè)的發(fā)展以及蒸汽船、鐵路、電報等科學發(fā)明不僅造就了期刊的黃金時代，也拓寬了文學的范圍。她將這一種新型的文學樣式稱之為“歷史羅曼司”，相當于歐洲人的史詩。用她的話說，“小說就是今日的民謠。通過它了解我們的時代”。由此，她高度評價霍桑的《故事重述》，贊揚梅爾維爾的海洋小說以及科克蘭的邊疆小說。其實早在1843年，在致友人信中，富勒便將美國作家比喻成在大河邊勞作的農夫：歷史的長河流逝，大浪淘沙，沖積出一片新的土壤，作家應當像農夫一樣善于從這片嶄新的土壤中汲取養(yǎng)分，從而創(chuàng)作出屬于這個特定年代的史詩。

富勒文學批評的對象包括愛默生、愛倫·坡、彌爾頓、勃朗寧等，后收入《文藝論文集》。她書評涉及的對象還包括歐仁·蘇、喬治·桑以及巴爾扎克等法國作家。她批評好友愛默生“單句和段落過于出彩，如馬賽克或勛章墻，令人眼花繚亂”，并由此沖淡主題。富勒評價霍桑語言“懶散”、風格“蒼白無力”：“他總是在暗示，卻沒能揭示我們存在的神秘。”但同時也贊揚作家在《古屋青苔》《胎記》《拉帕奇尼的女兒》《天路》《好小伙布朗》等小說中對人性的刻畫：“霍桑細致而無畏地探究人性的奧秘”，堪稱“當今最好的作家”。不同于霍桑對女性作家的偏見，富勒對“亂涂亂畫的女人”抱有相當同情，但對無病呻吟的“客廳詩人”卻毫不留情。在她看來，布萊恩特、歐文和庫珀不過是歐洲文學拙劣的摹仿者。朗費羅和洛威爾也乏善可陳。她批評名詩人洛威爾“漠視人物內心情感動機，看不到人物性格的發(fā)展”。當時新英格蘭最負盛名的詩人朗費羅，在她眼中也是名過其實——他被指控“剽竊”：他的詩是“精妙的模仿……內心缺乏激情，亦無視外在風景”，甚至連意象也不是他自己的：“真正的意象是人行道邊躍入眼簾的一朵鮮花，自然而富有詩意。”總之，從內容到形式，毫無創(chuàng)新可言。

作為批評家，富勒一向秉持公正立場，對外國作家也不例外。她評價巴爾扎克“思想膚淺”，但同時又贊揚他技藝高超，是“無情的外科醫(yī)生”，《高老頭》臨死一章令人心痛欲碎，堪稱“巴黎的李爾王”。相比于“富于感召力”的喬治·桑，歐仁·蘇盡管“筆觸細膩大膽”，但他缺乏想象力，其創(chuàng)作才情遠低于桑。一言以蔽之，富勒認為偉大的批評家比偉大的詩人更難得，因為批評家必須具備“綜合批評能力”，要用“更高尚的觀點”同美國新近出現(xiàn)的商業(yè)主義和膚淺庸俗的物質主義展開對決。從這個意義上說，富勒在美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被嚴重低估：“富勒自始至終是一位批評家，滑稽的是時至今日，人們只記得她是女性主義者，卻忘記她是一位批評家”。

離開康科德之后，富勒逐步遠離自我中心的愛默生，投身于社會改造。身處紐約，她對勞動婦女和窮人的悲慘境遇感同身受：她在報社附近目睹市民捐資興建教堂，而四周流離失所的窮人卻無人問津；她為愛爾蘭移民遭受的不公待遇大聲疾呼；好友亨利·錢寧成立“紐約監(jiān)獄協(xié)會”，她于1844年在錢寧陪同下走訪“星星”女子監(jiān)獄，此后她的文章也多由文學評論轉向政治文化和社會揭露。除了女犯，她關注的對象還包括流落街頭或生活在救濟院的城市貧民——她在文章中痛斥富人居高臨下的態(tài)度，并強調樂善好施對社會進步的重要意義。在演講中她宣稱“這是一個嚴峻的社會現(xiàn)實”，而社會理應肩負有責任，幫助不幸之人。此外，她還參觀了貝爾維貧民院、民工子弟學校、瘋人院、感化院和布萊克維爾島監(jiān)獄等場所。在慈善醫(yī)院，她注意到“哺乳的母親和新生兒一道暴露在男性訪客肆無忌憚的目光之下”，由此呼吁保護個人隱私。在情況更為糟糕的瘋人院，人滿為患（須擴建一倍才夠），“病人蜷縮在墻角，對陌生人無動于衷，心里沒有希望，眼里也沒有期盼的光芒”。布萊克維爾島監(jiān)獄專門關押刑事犯，其中有700名女犯。富勒留意到在獄中女教官卻寥寥無幾；除了懲罰，也沒有其他讓人悔過自新的機會和途徑。在她看來，只有根據犯罪的性質將犯人分類，進行教化和改造，才能實現(xiàn)自尊和身心健康。她本人熱心為女犯開設道德文化講座，幾乎每周造訪一座監(jiān)獄或濟貧院。

富勒認為，貧困是對美國這個“充滿機遇的國度最大的嘲諷”。紐約富人聚居在以華盛頓廣場為中心的中城區(qū)，窮人則居于下東區(qū)，涇渭分明，老死不相往來。而“紐約有足夠的資源和財富，有足夠善良的意愿，有足夠的管理智慧”來解決貧困問題，因此應對公共管理和慈善機構進行改造，使其轉型為民生服務機構。然而，在政黨分肥體制之下，無論民主黨還是輝格黨，對此都無暇顧及。于是富勒呼吁紐約市民：針對社會不公的現(xiàn)象，人們不能視而不見，必須立刻采取行動。而上述文章，亦堪稱20世紀美國新聞界“扒糞”運動之先聲。照富勒的看法：“濟貧院、瘋人院、監(jiān)獄……這些都不是問題，體制才是問題?！钡c激進派主張不同的是，富勒反對通過暴力革命變更社會制度，而寧愿訴諸基督教的福音——一個人人平等、相親相愛的社會才是千禧福音。關注美國社會不平等現(xiàn)象并為之大聲疾呼，富勒本人也由此完成“從超驗自我到公共良知”的轉變。

1846年8月，富勒作為美國第一位被派駐海外的女記者，開始游歷歐洲。在英法等國，除了與華茲華斯、卡萊爾、喬治·桑等名流晤面，她將更多的時間用于參觀曼切斯特和利物浦的機械學院、紐卡斯卡的煤礦、設菲爾德的鋼鐵工廠，以及巴黎和里昂的教育慈善機構和工廠。在巴黎，她參觀成人夜校，感慨工人階級多么需要這樣的教育，并希望返回美國之后，也要興辦類似的機構。吸引她注意的還有托兒班，母親外出上班，可以代為照管窮人家的孩子。在里昂，她訪問了織工居住的棚戶屋，對不人道的工作環(huán)境大為同情——包括9歲的孩子在內的一家人，沒日沒夜在織機上勞作，食不裹腹。此外，她還曾獲邀參加杜勒里宮的皇家舞會，但她憂心的卻是巴黎地下流行的小冊子《饑荒的吶喊》中“冬天挨餓的貧民階級”。歐洲的種種社會弊端也促使她反省美國由財富不平等造成的社會危機。她報道在里昂舉辦的女子室內音樂會，其場景令她聯(lián)想到紐約“星星”女子監(jiān)獄的犯人；在格拉斯哥目睹貧窮婦女流落街頭，其境況則令她聯(lián)想起但丁的《神曲·地獄篇》。

富勒對奴隸制深惡痛絕，不止一次公開抨擊贊同奴隸制的政客。她為1844年1月麻省的廢奴集會而大聲歡呼，隨后又在《論壇報》撰文高度評價愛默生的廢奴演講。她從羅馬發(fā)回的報道將意大利人民的自由解放同美國的廢奴運動相提并論：“奴隸制的罪惡造成了美國社會虛假的繁榮，政客們利欲熏心，不惜為此悍然發(fā)動戰(zhàn)爭，高尚的道德情感甚至在個人身上也已被遺忘。”而身在歐洲的富勒，卻致力于做一名時代的見證者。“這些值得銘刻的事情在我眼前呈現(xiàn)，假如我無法投身革命，我會很樂意成為它的歷史學家?！?/p>

富勒相信新聞“是我們文學中最重要的部分”，它既有修辭力量，又有政治良知，它是“教育民眾最有效的工具”。她在“美國文學”一文中寫道：報紙不僅提供“新聞”，更能“傳播知識，并能播撒思想的種子”。從1844年底接手文學板塊，到1846年夏遠赴歐洲考察，她共發(fā)文250篇。其中既有文學批評，更多社會觀察與評論，比如針對紐約市政當局負責聾啞人培訓機構的年度報告所作的評論，富勒要求為聾啞人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權。這些專欄文章和書評社論不僅拓展了文學的疆域，更喚起民眾對社會改造各項事業(yè)的關注和了解，有助于提升國民的道德水準，也有助于踐行美國民主。富勒深知她與愛默生的區(qū)別：文學家追求美，而記者要求真。她所從事的是“偉大的民眾教育”，《論壇報》由此成為“偉大的道德工具”，富勒則被譽為“紐約的公共良知”。

1850年，富勒乘船由意大利返回美國，在紐約港附近不幸遇難，年僅4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