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物,一詩,一幅畫 ——浙江故事的細節(jié)閱讀
圖4劉貫道《消夏圖》局部美國納爾遜藝術博物館藏
圖2《五百羅漢》局部日本大德寺藏
圖3玉絳環(huán)金華金東區(qū)曹宅鎮(zhèn)鄭剛中墓出土
圖1水晶璧與絲絳浙江臺州黃巖南宋趙伯澐墓出土
趙伯澐的絲絳,賀鑄 《玉鉤環(huán)歌》中相互贈答的物色與詩情,會聚在 《銷夏圖》里,雖然三者之間的聯(lián)系是虛線,但它串連起來一脈不斷的宋元士風,卻是很真實,因為三事中的每一事,后面都有更多的實例可為支持。
“越地寶藏:一百件文物講述浙江故事”,是正在浙江省博物館舉辦的一個專題展覽,展覽導讀說它是 “以浙江歷史發(fā)展為基本脈絡,通過文物展示浙江歷史文化的縮影”。有評論道, “縱觀此展,國寶迭出,足見誠意。以百件文物為限,編訂六大單元,器類、時間,兩條線索交叉互現(xiàn),可見匠心” (丁雨 《用一百件寶貝講述浙江往事》, 《北京青年報》2018年 7月20日)。由百件文物,得見濃縮的歷史,那么反過來,也不妨以一件文物來鋪排細節(jié)。百物,是濃縮法;一物,是擴展法,都是神與 “物”游、視通萬里的讀“物”法。一 “物”之外,更援引一首詩和一幅畫,是因為物中有詩也有畫,畫中有物也有詩,三者共同組成跨越時間與空間的故事場景。
“一物”
浙江臺州黃巖南宋趙伯澐墓的發(fā)現(xiàn),以保存完整、清理及時而成為近年浙江考古的重要成果。墓主人為宋太祖七世孫,生于紹興二十五年,卒于嘉定九年。出土文物中最可珍視的是七十余件絲綢服飾, “越地寶藏”展在題作 “武林舊事:繁盛都城的時代風尚”部分,展出了其中的幾件。此外,又有投龍玉璧一,水晶璧一。玉璧乃南唐物,有四十九字銘文,言明為 “大唐皇帝昪” “設醮謝土”, “投詣西山洞府”,自是珍罕,難得尚在于玉璧與水晶璧出土時均有 “絲繩帶”系結(jié)。系結(jié)玉璧的一根,長232厘米,系結(jié)水晶璧的一根,長270厘米 (圖 1)。
被稱為 “絲繩帶”者,其時名作 “絳”,或?qū)懽?“縚”,乃野服所用。絲絳雖然和水晶璧系結(jié)在一起,但從長度來看,此絳用來系腰方才合宜。
燕居之服,稱作野服或道服,又或直掇、直裰。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一 《論衣冠異制》: “晉處士馮翼,衣布大袖,周緣以皂,下加襕,前系二長帶,隋唐朝野服之,謂之馮翼之衣,今呼為直掇?!币胺Q,首見于 《禮記·郊特牲》。把野服與隱逸的形象括結(jié)在一起,大約以 《晉書·隱逸》中的張忠傳為早。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于泰山”,苻堅遣使征之, “及至長安,堅賜以衣冠,辭曰: ‘年朽發(fā)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晉書》出唐人筆,而沈約 《宋書·隱逸》中的戴颙傳已經(jīng)描寫了身著野服,灑然有出塵之姿的隱者風神。 “戴颙字仲若,譙郡铚人也,父逵,兄勃,并隱遁有高名”, “衡陽王義季鎮(zhèn)京口,長史張邵與颙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颙憩于此澗,義季從之游,颙服其野服,不改常度”。順便說一句,戴颙雖為譙縣铚人,卻是因為“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因此也可納入 “浙江故事”。
至于道服,它的基本特征,便如前引郭若虛之語,是“布大袖,周緣以皂,下加襕,前系二長帶”,乃宋元繪畫常見的形象,只是 “道服”之稱和它的意義,今人解讀這一類圖像的時候很少道及。羅大經(jīng)《鶴林玉露》卷二 “野服”一則曰,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并自言緣由,道 “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作者又述其所見云, “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jié)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又 “裳必用黃”云云。若舉“浙江故事”中的人物吳興趙孟頫為例,則他的 《自寫小像》,所服即為道裝,只是此服或被稱作 “披白衣,扎巾帽”、 “著宋裝”,道服在圖像中的文化內(nèi)涵,在如此解讀之下,不免被消解掉了。
道服之于士人的意義,其實屢屢見諸宋人筆端。如范仲淹 《道服贊》,其前小序云:“平海書記許兄制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潔其身也”,因贊之曰 “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遙是與”,云云。“清其意而潔其身”,洵為道服之要義。魏野 《上知府趙侍郎二首》之一 “公退無余事,逍遙只道裝”;王禹偁 《道服》“楮冠布褐皂紗巾,曾忝西垣寓直人。此際暫披因假日,如今長著見閑身”;陸游 《新制道衣示衣工》 “良工刀尺制黃絁,天遣家居樂圣時”,所詠也都是這一番意思。趙孟頫書《赤壁賦》卷所繪蘇軾像可為宋人詩句作圖解。野服也正是在詩筆和繪筆的長久縈回中成為十分明確的角色認定。趙孟頫 《自寫小像》對幅有明宋濂題贊,云 “珠玉之容,錦繡之胸,烏巾鶴氅,云履霜筇,或容與于漚波水竹之際,或翱翔于玉堂金馬之中”,不惟服飾態(tài)度形容恰切,于畫像主人公的生存方式亦揭橥透徹。這里的 “鶴氅”,亦道服別稱之一,腰間不束帶,便略如氅衣,因從道士之衣的鶴氅借意。所謂“或容與于漚波水竹之際,或翱翔于玉堂金馬之中”,也正是士人的共同心態(tài), “野服”,則即這一傳統(tǒng)理想的 “物化”。
絳環(huán)和絳鉤的流行肇始于宋。服道服,腰間系絳,講究者便用絳環(huán)或絳鉤來括結(jié)這一根絲絳。不過既逍遙,既閑適,既所以 “清其意而潔其身”,金銀自然不宜,兩宋絳環(huán)與絳鉤于是多用玉?!段骱先朔眲黉洝?“七寶社”條列舉各式 “奇寶”,中有 “玉絳環(huán)”; 《夷堅志·補》卷二十一 “鳳翔道上石”一則說到趙頒之在京師時,“玉工來售絳環(huán)”。
絳環(huán)適如其名,即是環(huán)不是鉤。它的佩結(jié)方式,見于日本大德寺藏南宋周季常《五百羅漢》中的 《僧俗供養(yǎng)》一幅,圖繪身穿道服的一位信士,其腰下系絳,中間用環(huán)括結(jié),分垂兩邊的余絳下綴流蘇,應即郭若虛所云 “前系二長帶”,絳環(huán)的質(zhì)地似可認作白玉 (圖 2)。浙江金華金東區(qū)曹宅鎮(zhèn)鄭剛中墓出土一枚劍環(huán)式青白玉環(huán),長 6.4、寬 4.1、厚 0.9厘米
(圖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宋墓·金華南宋鄭剛中墓》,圖版五〇:1,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今藏金華博物館,此為參觀所見。據(jù)同墓出土墓志,鄭剛中生于北宋元祐三年,紹興二年登進士第,授佐文林郎溫州軍事判官,累官為監(jiān)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因忤秦檜,紹興十七年罷官,卒于紹興二十四年。紹興二十六年追復舊職,十月安葬。 《宋史》卷三百七十有傳)。以這一枚玉環(huán)與畫圖相對看,可以認為此即玉絳環(huán)。那么再來看趙伯澐墓出土絲絳,式樣與長度,即繞腰一周,括結(jié)絳環(huán)之后,前垂二長帶,也與畫圖相合。畫圖作者原是明州 (今寧波)的民間佛畫家, 《五百羅漢》中的世間情,當也是 “本地風光”。
“一詩”
一首詩,便是北宋賀鑄的《玉鉤環(huán)歌》。選取這首詩,第一是因為作者與浙江的關系。賀鑄字方回,號慶湖遺老,衛(wèi)州共城 (今河南輝縣)人,祖籍會稽山陰 (今浙江紹興)。他在 《慶湖遺老詩集自序》中說道, “慶湖遺老者,越人賀鑄方回也”, “吾家特會稽一族”, “鑄十五代祖,乃秘書外監(jiān)之從祖弟,諱知之”。秘書外監(jiān),即唐賀知章。第二是作者與宋宗室的關系。賀鑄六代祖賀景思的長女許嫁趙匡胤,宋立國后追冊皇后,因可算作皇后族人。賀鑄妻為宗室趙克彰女,克彰,太祖、太宗幼弟魏王廷美之重孫,卒贈濟國公,謚良恪。第三,賀家五世任武職,賀鑄本人解褐授右班殿直,其后監(jiān)軍器庫門、監(jiān)臨城酒稅等,俱為武弁,至元祐七年,李清臣、蘇軾等推薦入朝為承事郎,始入文階。然而賀鑄卻是宋代詞壇卓然一大家。他的好友程俱說道, “方回少時,俠氣蓋一座,馳馬走狗,飲酒如長鯨;然遇空無有時,俛首北窗下,作牛毛小楷,雌黃不去手,反如寒苦一書生” (《賀方回詩集序》)。這也正是他的特別之處。
《玉鉤環(huán)歌》詩前小序曰: “諸王孫士濘、澄、源,以蒼玉螳螂鉤見貺,助飾野服,因以珉玉盤、博山爐、成氏箭、建琖、龍茶五物并此歌為報?!痹娫疲?“良工得玉藍溪窟,相璞命形心匠出。螳蜋倔彊疑有骨,頸系一環(huán)猶莫屈。鏡湖老狂厭袍笏,素裰纁縚須此物。價比連城不容乞,王孫輟好人所難,何以報之明月盤。薰爐波面山巑岏,吾鄉(xiāng)美笴鹍雞翰。閩瓷兔盌霜毛寒,稱是頭貢雙龍團。聊送公齋增冗長,短歌粗可評珍貺。吾方野裝事游放,跼步臞顏曳藜杖,薄暮微吟江漢上。彼漁丈人誤相訪,謂似三閭大夫樣?!痹娔私B圣四年作于江夏,作者時官寶泉監(jiān)。
王孫贈與賀鑄的玉鉤并環(huán),即所謂 “頸系一環(huán)猶莫屈”,是覓取美玉,倩良工仿古式而制。無錫市雪浪鄉(xiāng)元延祐七年錢裕墓出土一副玉絳環(huán),可為參照。此鉤即螳螂鉤式,玉環(huán)紋樣則是一幅 “春水”圖。中國國家博物館藏一枚元代螳螂鉤,螭首,鉤身碾制龍紋,背后橋形鈕的方孔內(nèi)套一玉環(huán),是又一種樣式?!耙陨n玉螳螂鉤見貺,助飾野服”,野服的意義,已如前述,
那么這一份 “珍貺”正是不俗。而用以報謝的珉玉盤、博山爐、建琖、團茶也俱為雅物,自是經(jīng)過一番挑選。博山爐焚香,建琖、龍茶則品茗之尤物, “頭貢雙龍”,當來自頒賜。珉玉盤可作陳設,也可置果品。至于成氏箭,據(jù)詩中形容,是淇水之濱的美竹所制作,或有可能是出自賀鑄之督造 (賀鑄曾任監(jiān)軍器庫門,程俱 《宋故朝奉郎賀公墓志銘》稱他 “治戎器,堅利為諸路第一”)。 《玉鉤環(huán)歌》三換韻,意思也有三層。第一是言贈物之好。 “王孫輟好”之 “好”,從 “價比連城”說,可讀作“好物”之好 (白居易 《簡簡吟》 “世間好物不堅牢”);從“王孫輟好”說,可讀作愛好之好,即愛其意蘊。 “聊送公齋增冗長”,這里的 “長”,是長物之長。末了再說道,野服系鉤環(huán),策杖行吟,以如此妝束,而見出遺世獨立風骨傲然如屈子。
一幅畫
一幅畫,便是今藏美國納爾遜藝術博物館的元劉貫道《銷夏圖》 (圖 4)。劉貫道與浙江并沒有直接關聯(lián)。畫家生卒年無考,關于他的事跡,材料也很少。 《消夏圖》的名氣似遠在他的 《元世祖出獵圖》之下。此幅作品的題材與風格,在元代亦非主流,甚至可以說,畫面呈現(xiàn)的更多是宋代氣息。若從畫中之物讀取作意,便可見出它與前面所舉一物一詩的關系,即它是畫家用于造境或曰表現(xiàn)風雅生活的各種 “道具”的集成,而一器一物在圖式中是賦予了象征意義的。
畫中的器物可以別作兩部分,一是實景,即畫面之前景;一是虛景,即圖畫之背景,亦即屏風畫中物。
實景里的器物,為居于畫面左方的一張臥榻,下開壸門,底有托泥。其側(cè)置一踏床。臥榻之端一個帶托泥的方案。方案中心部分,一個荷葉蓋罐,又露出半邊的湯瓶和盞托一摞,此為茶事所需。一具辟雍硯,又書卷二十包裹在竹書帙里,置于硯邊,此為書事所需。又滿插著靈芝的長頸瓶一,掛著銅鐘的樂器架一,是為案頭清物。方案之側(cè)一個三彎腿帶束腰的四足小幾,幾上置冰盤,此 “消夏”之細務。
屏風畫,便是此圖之虛景。畫面深處又是一架山水屏風,前方臥榻一張,榻上一個小小的書案,案上放著書冊、辟雍硯、筆格和筆,案旁一個投壺。主人坐榻,小童手奉博山爐立于側(cè)。畫面左邊一個方桌,桌邊茶盞并盞托凡兩副,又一摞茶盞倒扣在桌子中間,此外則食盒一,注碗一,注子一,荷葉蓋罐一。桌旁一具有蓮花托座的風爐,爐上坐著銚子,一童子手持銚子的長柄方在煎茶。貼著桌腳一個大水盆。虛景與實景中的各項物事,在此構(gòu)成完整的敘事:理想與當下,是一致的,也是合一的。
再回到實景中的士人:臥榻上面的主人公一身燕居之服,右手輕拈拂塵,左手漫拄書卷,背倚隱囊,一雙方舄脫在踏床。隱囊后面豎一把阮咸。細審燕居之服,乃頭覆烏紗,烏紗下面戴小冠,冠側(cè)橫貫一簪。上身半坦,露出心衣的右側(cè)鉤肩,外面罩著的一襲道袍半褪于肩下。道袍當有系腰之絳,而士人右肘的衣袖下方,便正露出絲絳下端的流蘇。
《世說新語·巧藝》云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里,人問其所以,顧曰: “謝云 ‘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與已經(jīng)成為典故的 “幼輿丘壑”不同, 《消夏圖》中的主人公乃置于士人向往的另一番閑適之境。畫家以諸般細節(jié)鋪陳清雅,幾乎在在有所依據(jù)——有來自詩的故典,有來自物的古意——且頗存宋院畫的體物精微和造型準確。那么也可知 《消夏圖》主人公的小冠、烏紗,心衣、道袍乃至微露于衣下的系腰之絳,實在無一閑筆,是以士人唱贊的野服寫其精神、寫其瀟灑閑適之境。
趙伯澐的絲絳,賀鑄 《玉鉤環(huán)歌》中相互贈答的物色與詩情,會聚在 《銷夏圖》里,雖然三者之間的聯(lián)系是虛線,但它串連起來一脈不斷的宋元士風,卻是很真實,因為三事中的每一事,后面都有更多的實例可為支持。
余絮
書寫,乃士人生活之日常,筆、墨、硯之外,紙的選用自然也有一番講求。 《清異錄》卷下 “砑光小本”一則曰: “姚豈頁子侄善造五色箋,光緊精華。砑紙版乃沉香,刻山水林木,折枝花果,獅鳳蟲魚,壽星八仙,鐘鼎文,幅幅不同,文縷奇細,號砑光小本?!迸思?《中國科學技術史:造紙與印刷卷》中引述此節(jié),并解釋道: “姚豈頁,字萬真,長安人,舉進士,任后梁、后唐及后晉三朝要職,其子名姚惟和。姚惟和與其兄弟在姚府第內(nèi)造出可稱為歷史上最精美的砑花紙?!?“造紙時間大約在九三四至九三六年。他們以帶有香味的沉香木為雕版,先由畫師畫出山水、樹木、折枝花果、獅鳳、蟲魚、壽星、八仙、鐘鼎文等畫稿,再由刻工按畫稿逐一刻在雕版上,最后將雕版置于紙上強力壓之,則所有圖畫或鐘鼎文都顯現(xiàn)于紙面,迎光視之,十分精美。我們可將此稱為無墨印刷,即無須任何墨料而使雕版文字、圖案呈現(xiàn)于紙上?!比q臺北故宮博物院舉辦了一個 “宋代花箋特展”,作為展品的二十余件宋人墨跡,所使用的都是花箋,原是通過特殊的攝影手段,拍攝出肉眼不易察覺的花箋圖案。于是見出薛紹彭 《元章召飯?zhí)匪庙蓟ü{為銅瓶梅花,張即之 《致殿元學士尺牘》所用砑花箋為蓮池圖,黃庭堅 《自書松風閣詩》,則為秋瓜圖,諸如此類 (何炎泉《暗香疏影:宋代砑花箋紙之制作工藝與書寫文化》,載《宋代花箋特展》,臺北故宮博物院二〇一七年)。策展人提出: “這些出現(xiàn)在文人尺牘上的紋飾,與當時的器物、服飾、家具等的關系如何?”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其實每一種圖案都可以找到它在當日的流行情況,可見這一份士人偏占的風雅,卻不妨貼近時尚。這里且說砑花箋中的對蝶紋,因為——或許是巧合——皆與浙江有關。
對蝶圖案是風行于唐宋時代的一種裝飾紋樣,瓷器所見尤多,又或取此式制為佩件。出自遼寧朝陽北塔天宮的一枚遼代玉對蝶,兩只蝴蝶的尾部分別做出一個環(huán)孔,相對處蝶須間的小孔里穿系銀絲,正是佩飾的形制。對蝶紋樣在宋代又有名曰孟家蟬,雖然或與史事相連稱它為讖語 (見北宋朱彧 《萍洲可談》卷一),然而這一紋樣卻是盛行不衰,且使用頗為廣泛,與遼代玉對蝶相似的銀對蝶也成為風行的女子佩飾,浙江出土者即不止一例。而出自浙江大學北宋一號墓的銀對蝶,是置于銀釦定窯白瓷粉盒里,雖然很可能是偶然,卻更像是在回應一個唐代的傳說。段公路 《北戶錄》卷三 “鶴子草”條曰:鶴子草,蔓花也, “草蔓上春生雙蟲,常食其葉,土人收于奩粉間,飼之如養(yǎng)蠶法,蟲老不食而蛻為蝶,蝶赤黃色,女子佩之如細鳥皮,號為媚蝶”。
使用或曰選取對蝶紋砑花箋作書者,便是蔡襄,為 《致通理當世屯田尺牘》一通,它也稱 “思詠帖”,乃名作。書云: “襄得足下書,極思詠之懷。在杭留兩月,今方得出關。歷賞劇醉,不可勝計,亦一春之盛事也。知官下與郡侯情意相通,此固可樂。唐侯言王白今歲為游閏所勝,大可怪也。初夏時景清和,愿君侯自壽為佳。襄頓首。通理當世屯田足下。大餅極珍物,青甌微粗。臨行匆匆致意,不周悉?!笔諘笋T京,字當世,以三魁天下而有 “馮三元”之稱?;实v三年四月,蔡襄去杭,致書與馮,并贈以 “大餅”亦即大龍團茶以及青瓷茶盞。唐侯即唐詢,時為福建路轉(zhuǎn)運使?!巴醢捉駳q為游閏所勝”,乃閩中斗試貢茶事,王、游二氏皆建溪壑源產(chǎn)白葉茶之園戶。這里視為極珍的 “大餅”與賀鑄 《玉鉤環(huán)歌》中的“頭貢雙龍”,也是一個呼應。青瓷茶盞當是蔡襄 “在杭留兩月”所得,應出自當?shù)亍m蓟ü{選取的花色多為當日流行的裝飾紋樣,對蝶紋即其一。這一通寫于杭州的書札,箋紙從何而來,尚不能知曉。鄞縣 (今浙江寧波)高似孫作 《剡錄》,卷七中的一節(jié)以 “紙”為題,從剡藤、剡紙、剡硾等等一路數(shù)下來,直到羅箋,道: “蘇易簡《紙譜》曰:蜀人造十色箋,其文謂之魚子箋,又謂之羅箋,剡溪有焉?!绷_箋的制作方法與砑花箋很是接近乃至相通。前面提到的金華鄭剛中有詩題作 《希父刪定惠近詩一軸成四韻謝之》,起首即道 “小砑花藤字畫精”。那么對蝶紋砑花箋,焉知不是出自有造紙傳統(tǒng)且流行對蝶佩飾的越地呢。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此為配合“越地寶藏”展舉辦的講座之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