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戀歌：從〈詩經(jīng)〉到李商隱》 川合康三 著 郭晏如 譯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中國古典詩詞一直是海外漢學界研究的熱點，海外學者的研究不僅推進了中國古典文學在域外的傳播，也為我們提供了富有新意的視角。一些學者努力嘗試著去貫通殊異的文化背景，往往能從一些我們自己早就習焉不察的現(xiàn)象中尋繹出新鮮雋永的意味。

日本學者川合康三近著《中國的戀歌：從〈詩經(jīng)〉到李商隱》就是這樣一部作品。川合康三是日本漢學界名流，這一次，他從愛情這個人類共通卻又很難溝通的話題入手，涵泳中國古代的戀愛文學，盡管考察的時限僅截至唐代，卻涵蓋了詩歌、神話、辭賦、小說等多種文體，試圖既從中發(fā)現(xiàn)“所有文化圈共通的要素”，又揭示出“中國獨特的要素”。

超脫于單一的文化背景，使他對李白、陶淵明、魚玄機的看法別出心裁

全書最別開生面的片段，正是從 “世界文學”的立場出發(fā)，對古今中外不同的文學傳統(tǒng)時時加以審視比照，特別著重評述了中日戀愛文學之間的異同嬗變，從修辭技巧、內(nèi)容主旨乃及傳播接受等多個角度著眼，深入淺出地考較評析這些作品同工異曲而又各出機杼的特色。

作者論及漢樂府《上邪》中羅列了眾多匪夷所思的自然現(xiàn)象，諸如“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等等，以此宣示矢志不渝的情意，就說像這樣通過講述不可能的自然現(xiàn)象，來表達希望戀情持續(xù)的修辭手法，在日本最早的詩歌總集《萬葉集》中就開始大量出現(xiàn)，是日本戀愛文學所擅長的，在中國同類作品中倒是比較少見，從中也可以看出中日在表達感情上的不同。在介紹唐代女詩人魚玄機時，不僅提醒讀者留意森鷗外的小說《魚玄機》，還特意指出她在《情書寄李子安》里抒寫對戀人的懷念，“像這種有特定的某人對某人的思念的詩，在日本的相聞歌里司空見慣，可是倒不如說相聞歌是特殊的，過去西歐和中國的情詩，都不是特指，而是普遍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魚玄機的詩是珍貴的例子”。

有時候即使并未明確言及參照的對象，在解讀中也時常呈現(xiàn)出新穎獨特的視角。在討論陶淵明的《閑情賦》時，作者就擺脫了以往用道德標準來加以衡量的窠臼，特別強調(diào)賦中反復鋪陳個人愿望無法達成的憾恨，指出懷著妄想?yún)s實現(xiàn)不了的滑稽，“是陶淵明獨有的怪異感”，而在中國古典文學的譜系中，類似陶淵明這樣“把失意的男性當作中心非常罕見。這種失意不是深深的絕望，而包含著自嘲和揶揄”。在評析李白《玉階怨》中“玲瓏望秋月”時，則指出因為語序的自由和曖昧，反而極大地拓寬了“玲瓏”所指涉的范圍，“不僅月亮’玲瓏’，眺望它的女子也‘玲瓏’，進而不僅是女子，在這以前提到的‘玉階’‘白露’……女子和她身邊的一切都蘊含在‘玲瓏’當中”，由此使得作品的意蘊更趨豐富深永。這些別出心裁的分析評斷，雖然仰賴于敏銳而細膩的文學體驗能力，恐怕也和作者超脫于單一的文化背景息息相關(guān)。

從廣闊的視野去考察“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文學”，也會造成過度詮釋

不過在作者娓娓道來，涉筆成趣之際，有時也難免略有疏失錯謬。比如在介紹西晉詩人孫楚將悼亡之作出示給友人王濟時，他順帶說起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名號就來自和這兩人有關(guān)的“漱石枕流”的故事，“這不在《世說新語》里，而是《晉書》卷五六《孫楚傳》的記載”。其實“漱石枕流”一語最初正見于《世說新語·排調(diào)》篇，《晉書》的相關(guān)記載也是源出于此。夏目是日本的國民作家，川合舉這個例子想說明中日文化的共性，而其中出現(xiàn)偏差，則說明他討論時對中國文獻有疏忽。

作者在努力貫徹其初衷——既從中發(fā)現(xiàn)“所有文化圈共通的要素”，又揭示出“中國獨特的要素”——之際，有時還不免偏執(zhí)一端，過分注重“所有文化圈共通的要素”，而相對忽視了“中國獨特的要素”。

比如在討論阮籍《詠懷詩》中“昔日繁華子”一篇時，他就對其在整個《詠懷詩》中的意義感到困惑。詩作從安陵君、龍陽君此二人的角度出發(fā)，表達了“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的深切期盼，川合康三不解的是，《詠懷詩》的特征是思緒百般搖擺，但都是內(nèi)省和思辨性的詩。相比之下，“昔日繁華子”歌詠的歡愉在 80多首《詠懷詩》中確實顯得格外特殊。不過，親歷紛亂的阮籍在創(chuàng)作時本就習慣隱約其辭，此詩表面上雖然表現(xiàn)安陵君與龍陽君之間的愛戀，可其主旨恐怕正如前人所推斷的那樣，“言安陵、龍陽以色事楚、魏之王，尚猶盡心如此；而晉文王蒙厚恩于魏，不能竭其股肱而行將篡奪，籍恨之甚，故以刺也”（《文選》五臣呂延濟注）。中國古典文學中一直就存在著以男女戀情來喻指君臣關(guān)系的悠久傳統(tǒng)，阮籍也深深沉浸在這一傳統(tǒng)之中，此詩不過是由此承襲衍生的一個變例而已。作者竭力要從以往的解讀模式中掙脫出來，將其視作單純表現(xiàn)其二人愛戀的作品，似乎缺少了對這一古典文學傳統(tǒng)的同情之理解。

作者特別注重從廣闊的視野去考察 “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文學”，可有時過猶不及，也會造成過度詮釋。比如在研讀李商隱的《夜雨寄北》時，盡管提到清人馮浩曾認為此詩是“寄內(nèi)”之作，但他也明確意識到，“在日本，有‘北の方’這種指妻子的詞，但在中國似乎并沒有這樣的意思。從寫作的時期來看，說是送給妻子，也有不妥當?shù)牡胤健?，可知無論從語言習慣還是從詩人行蹤來看，“寄內(nèi)”說都缺少確鑿無疑的佐證?？上Ф刀缔D(zhuǎn)轉(zhuǎn)糾結(jié)了半天之后，他卻依然認定“‘北’這個曖昧的說法，似乎也暗示著對方是密不可宣的異性”，推測詩人寄贈的對象應(yīng)該是某位不知名姓的神秘女子，潛意識中大概仍受到日語使用習慣的影響而以彼律此。將此詩視為“寄內(nèi)”之作固然不足憑信，轉(zhuǎn)而指實為寄贈給另一位私下愛慕的異性，似乎更是虛無縹緲而顯得牽強附會，反不如近人俞陛云所說的那樣，“詩本寄友，如聞娓娓清談，深情彌見”（《詩境淺說》），解說雖然平實無奇，恐怕更可信據(jù)。探尋“共通的要素”，本來是藉此參照比較，以便更好地理解“獨特的要素”，可一旦畸輕畸重，甚或本末倒置，卻很可能事與愿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