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簡·奧斯汀能否優(yōu)化經(jīng)濟學思考
你正在做什么?答案很簡單,在閱讀這份報紙。但從一個經(jīng)濟學的視角來看,你正在做別的事情:你在發(fā)出某種信號,讓別人知道你是什么樣的人或是你想成為什么樣的人。這是經(jīng)濟學家羅賓·漢森(Robin Hanson)和作家兼軟件工程師凱文·西姆勒(Kevin Simler)在他們的新書 《頭腦中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Brain)中所提出的一個大膽的假設——你看報紙的行為其實是一種展示或炫耀,不僅可以吸引伙伴,也可以讓你的對手們“瑟瑟發(fā)抖”。
在漢森和西姆勒看來,超過90%的人類行為可以解釋為釋放關于自己的信號。我們的大腦會“自欺欺人”,隱瞞那些我們羞于承認的動機。漢森和西姆具體分析了一些人類行為背后的隱藏動機。比如,人們做禮拜不單純是為了宗教信仰,也是為了尋求在共同體中的歸屬感。再比如,蘭德公司一項為期7年的研究表明,使用更多醫(yī)保的人們并沒有比那些沒有醫(yī)保的人更加健康,有些人看病的目的并不僅僅是為了治愈疾病,也是在釋放一種對自身疾病感到憂慮的信號。
漢森和西姆勒最具顛覆性的解讀是在對教育問題的討論上——教育不僅僅是在傳授知識,也是一種馴化方式,是為了有助于將來的工作這一隱藏動機。書中提到一項研究:來自世界欠發(fā)達地區(qū)的未受過教育的工人比起發(fā)達地區(qū)的工人更沒有效率,即使是那些簡單的重復性勞動。在他們看來,未受過教育的工人不會按時可靠地工作;他們比較迷信;更喜歡通過間接暗示而不是直接命令的方式獲得工作指示;無法接受與其預設的文化身份相沖突的任務和角色;完成任務時的路徑依賴。但在相對發(fā)達的社會,學校教會了這些事情——老師獎勵學生遵守紀律,孩子們也被訓練得接受測量、評分和排名,由此產(chǎn)生的想要位居前位的進取心,通常會持續(xù)十多年,是人類得以馴化的系統(tǒng)性練習。
然而,單一的經(jīng)濟學視角和有意規(guī)避價值判斷的思維方式也使得他們的思考存在許多問題。前不久,多倫多發(fā)生槍擊案,造成十人死亡,根據(jù)警方調(diào)查,槍手的作案動機可能是發(fā)泄對女性的仇恨。他曾在Facebook上發(fā)文稱:“為‘INCEL’(‘非自愿單身’的英文縮寫)的復仇已經(jīng)開始?!痹撌录l(fā)生后,漢森在博客中表示:“那些更難獲取性生活途徑的人在某種程度上和那些低收入人群的遭遇是一樣的,他們也可以爭取在這個方面的再分配,當需求沒有得到滿足時,可以暗示性地以暴力相威脅?!贬槍@番言論,Slate雜志發(fā)表批評文章稱:“羅賓·漢森是美國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經(jīng)濟學家嗎?”顯然,漢森的議論缺乏更多維度的視角。從經(jīng)濟學來看,INCEL群體的訴求也許可以被理解甚至應當被滿足,但從社會學或是心理學角度看,對女性的歧視、“重度直男癌傾向”可能是他們單身的主要原因,這時就不能僅僅以需求滿足的經(jīng)濟學模型來理解。
總的來看,《頭腦中的大象》中對“信號的釋放”以及“無意識的動機”的強調(diào)意在表明,我們行為中最重要的部分是隱藏的動機本身,而非行為的結果。然而,這本書的最后一句話——“我們并不完美,我們是競爭的社會動物,自私且自我欺騙,但是我們能合作登陸月球”,卻反過來承認我們行為的結果比動機更重要,這就自相矛盾了。其實,“我們在發(fā)送關于自己的信號”不是新論點:歐文·戈夫曼(ErvingGoffman)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xiàn)》(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就在討論我們發(fā)送的信號如何被他者所詮釋;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他最知名的著作《區(qū)分》(Distinction)中也提到,一個人如何做出選擇以便向他者呈現(xiàn)其個人的社會空間,這決定了他的社會地位和身份。這些文本均展示了人類行為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额^腦中的大象》對信號和無意識動機的關注則是以另一種方式:試圖將人類復雜多樣的行為簡化為單一的規(guī)則。
用單一的等式解釋復雜的人類行為,這似乎是經(jīng)濟學家們一貫的做法,也是他們的理論目標。文學評論家加利·索爾·莫森(Gary SaulMorson)和經(jīng)濟學家莫頓·夏皮羅(Morton Schapiro)在《美分與感性》(Cents and Sensibility)一書中借鑒以賽亞·伯林 (Isaiah Berlin)著名的“刺猬與狐貍”的比喻來描述經(jīng)濟學和人文學的差別。狐貍與刺猬的區(qū)別,來自古希臘詩人阿爾奇洛克斯的殘句:“狐貍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莫森和夏皮羅以此類比:人文學家就像狐貍,總是在試圖呈現(xiàn)和反映人性以及人類行為的復雜性和特殊性;經(jīng)濟學家則像刺猬,永遠在尋找對復雜現(xiàn)象的統(tǒng)一解釋,他們喜歡將龐大而復雜的人類行為簡化成等式和模型,諸如供需曲線、反映失業(yè)率與通貨膨脹關系的菲利普斯曲線、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的關聯(lián),等等。
莫森和夏皮羅還以1992年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獲得者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為例來說明知識分子們對經(jīng)濟學的高度崇拜。貝克爾認為經(jīng)濟學方法是一種適用于所有人類行為的綜合方法,他經(jīng)常強調(diào)“所有人類行為都可以被視為追求功效最大化的參與者在各種市場中,在一系列偏好中積累最適量的信息和其他輸入的行為”。這一邏輯被貝克爾用來解釋一切,包括生育、教育、時間管理、犯罪、婚姻、社會互動以及其他社會學、法律和政治問題。在關于家庭的研究中,貝克爾將孩子視為婚姻關系中特有的資本,這種資本產(chǎn)生的利益是,一對夫婦從養(yǎng)育孩子的過程中所能獲得的快樂。在莫森和夏皮羅看來,貝克爾的觀點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么有錢人相比窮人更不愿意生孩子,因為他們在養(yǎng)育孩子上投入的時間更加昂貴,這意味著“投資成本”更大,因此他們更愿意少量而集中地投資,以獲得相同收益。這種解釋當然忽略了文化、心理、道德等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
那么,當缺乏道德維度的經(jīng)濟分析作用于實踐時會產(chǎn)生怎樣的負面影響?典型的案例是世界銀行曾對非洲盤尾絲蟲病控制項目作出的一項評估。盤尾絲蟲病也被稱為河盲癥,是一種寄生蟲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區(qū)流行,會致人失明。1974年,七個西非國家聚集在一起,與捐助者聯(lián)系并開始創(chuàng)建由世界衛(wèi)生組織監(jiān)督實行的盤尾絲蟲病控制方案。該計劃取得了巨大成功,因為它防止了成千上萬人失明。然而,參與該方案的經(jīng)濟學家無法證明這項計劃是值得的,因為受到幫助的人實在太貧窮了,拯救他們的視力不會帶來經(jīng)濟效益。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中稱,“減少由盤尾絲蟲病引起的失明和痛苦有人道主義好處”,但是,“這些好處從本質(zhì)上講是不可測量的,在這里我們不能計算”。換言之,盤尾絲蟲病控制項目改善了世界上最貧困人口的生活,這是該項目如此令人敬佩的原因,出于同樣的原因,這個項目在經(jīng)濟學上并不值得。傳統(tǒng)的成本效益分析差點中止一項被廣泛認為是非洲歷史上最成功的衛(wèi)生干預措施。幸好,這個故事有個圓滿的結局:1987年,擁有伊維菌素(一種防止河盲癥的藥物)專利的制藥公司默克決定永久地將它送到需要它的國家。
莫森和夏皮羅總結道,傳統(tǒng)經(jīng)濟學的分析方法存在三種偏見:第一,它忽視了文化的作用,總是尋求對人類行為的純粹結構性解釋;第二,它不能真正解釋規(guī)范或者處理規(guī)范性問題;第三,它不注重敘述,忽略了要了解一個人就必須講述關于他的故事這一事實。對此,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利用人文學科的研究尤其是現(xiàn)實主義小說來拓寬視角,并將這三個缺失的因素重新引入經(jīng)濟學——“現(xiàn)實主義小說是狐貍的領地。人們普遍認為的 ‘情境倫理源于實際案例’的這種說法是非常糟糕的。托爾斯泰已經(jīng)在他的小說中意識到抽象原則不應該超過人類現(xiàn)實。這也是亞里士多德所明確闡述過的一個哲學中的古老概念:有些事情不能只靠一般陳述解決問題?!币虼耍瓘娬{(diào),要通過閱讀偉大文學來鍛煉我們的思考習慣。夏皮羅也舉例指出:“閱讀小說時會發(fā)現(xiàn),有些主人公好像不知道該使用哪個叉子,有錯誤的鄉(xiāng)下口音……這能讓你更好地預見現(xiàn)實生活中那些更貧窮的學生在剛接受精英教育時的不適應,并解釋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的斷裂。沒有人比簡·奧斯汀更好地解釋這一點?!?/p>
類似觀點也出現(xiàn)在哈佛商學院教授米希爾·德賽(Mihir Desai)的 《金融的智慧》(The Wisdom of Finance)一書中。“智慧”正是金融領域所缺少的。德賽為金融與社會其他領域的脫軌而感到遺憾,并試圖通過一系列引人入勝的故事來解釋和理解經(jīng)濟學概念,將基本的金融原則與人文學科中對應的實例相結合,“通過人文科學的棱鏡考察金融,將有助于我們在金融中注入人性”。
反對聲音也有?!秱惗貢u》編輯、小說家約翰·蘭徹斯特 (John Lanchester)對 經(jīng) 濟 學思考中融合人文視角的想法就不置可否。他認為:“刺猬不想向狐貍學習,現(xiàn)實主義小說是公式的莊嚴敵人,將行為簡化為規(guī)則與關注人類的各種復雜性和特殊性,這兩件事情是截然相反的。”
(本文綜合編譯自John Lanchester發(fā)表于 《紐約客》的文章 “Can Economists And Humanists Even Be Friends?”和R ichard Bronk關于 《美分與感性》的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