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初基督新教傳教士來華，因清政府禁教，只能在粵、港、澳等地活動。他們?yōu)榉奖阍诨浄窖缘貐^(qū)傳教，便在本地文人的幫助下，開始學習和研究粵語。來華傳教士意識到中國幅員遼闊，粵語地區(qū)僅在最偏遠的廣東一帶，故而《圣經》的初譯不能選擇粵語，而應選擇文言或官話。因而，傳教士學習粵語一開始只是為了口頭傳教和日常交流，并沒有著眼于用粵語翻譯《圣經》，這種情況到1860年后才有所變化。

《圣經》粵語譯本自1862年有單篇譯文面世開始，至1894年新舊約全本譯成，共歷時32年?！妒ソ洝坊涀g本從書寫文字和排版格式看可分為如下三種：粵音漢字本、粵音羅馬字本、粵語英語對照本（這種對照本包含粵音漢字本）。下文僅解釋第一個系統(tǒng)，即以漢字寫就的《圣經》粵語譯本。

1862年，美國長老會首發(fā)其端，以美國圣經公會的名義在廣州出版了《馬太福音》粵譯本，隨后又于是年出版了《約翰福音》粵譯本，兩者皆由美國長老會的丕思業(yè)牧師（Rev. C. F. Preston）譯成。繼而，英國圣公會決定參照馬禮遜漢譯本《圣經》，并以廣州城內土話為標準語音來翻譯粵語本《圣經》，遂有1867年《路加福音》（由Rev. W. Louis譯成）和后續(xù)的譯作。

有意識地翻譯出粵語全譯本《圣經》的計劃，直到1868年后才被正式提上議程。1868年，在粵各教派的傳教士聯(lián)名撰寫了一封公開信，呈送到英國圣書公會和美國圣經公會，要求翻譯一部全本的粵語《圣經》。在這封公開信里，這些在廣東的傳教士們認為，“我們應該擁有一部通過合作而產生的、唯一的口語譯本。這一工作的目的是獲得一部口語語體的標準譯本，能夠被所有說廣東話的傳教士所使用，無論他們來自英國、美國還是德國”。這是一項跨國、跨宗派的合作計劃。

自1869年起，在粵語方言區(qū)活動的傳教士正式著手實施這一項翻譯計劃。當時他們成立了三個地方性委員會，大家分工協(xié)作，統(tǒng)一以公認經文（希臘文、拉丁文）為底本，以廣州城內土話為標準音開始了翻譯工作。主要譯者包括英國惠師禮會（Wesleyan Mission）的俾士牧師（Rev. George Piercy，1829—1913）、美國長老會的丕思業(yè)牧師、德國禮賢會（Rhenish Mission）的Adam Krolczyk牧師（1872年Krolczyk牧師去世后，由另一位牧師J. Nacken接替其職）。

這項工作產生的單卷譯文有：1871年出版的《路加福音》和《歌羅西書》，1872年出版的《馬可福音》和《使徒行傳》，1873年出版的《馬太福音》和《約翰福音》。至此，四福音書的粵語譯本才告完成。同一時段，英國循道會傳教士俾士陸續(xù)譯出了《新約》的其余各章，并于1877年私印了其粵語譯本《羅馬人書》和《啟示錄》。1886年，《新約全書》粵譯全本修訂完成出版，其中四福音書《歌羅西書》和《使徒行傳》為此前的委員會所譯出，而其他篇章則來自俾士的譯文。

1873年后，《舊約》的粵語譯本才陸續(xù)出版。英國圣公會先于1873年出版了《創(chuàng)世記》，后于1875年出版了《路得記》和《詩篇》，又于1886年出版了《出埃及記》。1888年，美國圣公會出版了粵語本《摩西五經》。1894年，美國圣公會輯合了此前出版的《舊約》單篇粵譯本和剛完成的新譯篇目，對其進行整體的修訂，合在一起完成了第一個《舊約》粵語全譯本，并在上海出版。至此，粵語譯本新舊約二書合璧，《圣經》粵語全譯本才宣告完成。這個版本，后世稱為粵語《圣經》“聯(lián)合本”（Union Version Cantonese Bible）。

1894年的全本粵語《圣經》，共有80余萬字，使用了3000多個不同的漢字。這個譯本一直流傳至今，而且其流通范圍并未局限于粵語地區(qū)。此后，以此譯本為底本，在不同地區(qū)有不少重排或重印版本。1900年，這個譯本的《新約全書》，由在上海的美國圣經公會印行，共有246頁。1908年，美國圣公會在日本橫濱刊印了粵英對照版《新約全書》。1913年，在上海的美國圣經公會出版了《舊新約全書》（廣東土白），書分2卷，除目錄外，《舊約》部分共1308頁，《新約》部分則有400頁。這個以1894年全本粵語《圣經》為底本的譯本，此后沿用了百余年時間，直到2010年香港圣經公會對其進行修訂重排，以《新廣東話圣經》為題出版。

受粵語譯經的影響，傳教士譯者還同步編寫或創(chuàng)作了一批整篇皆以粵語寫就的文學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將粵音完全標準化書寫在案，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工作。因為此前傳統(tǒng)的“粵語文學”其實是以“三及第”文體寫成，即雜糅了文言、官話和粵語（或其他方言）等多種語言。

19世紀基督教粵語文學可分為如下五大類：《圣經》粵語翻譯；粵語圣詩，包括贊美詩、感恩詩等；敘事性作品，包括基督教漢語短篇故事和長篇小說；粵語布道書冊、福音調和類作品；其他世俗性作品。下面我們僅就敘事性作品來看粵語小說的出版情況。

現(xiàn)存的基督教粵語敘事性作品數量不少，以篇幅長短可分短篇和長篇，以寫作的性質可分翻譯和原創(chuàng)。大多數長篇小說是翻譯作品，大多數短篇故事是原創(chuàng)或改編的作品。筆者所知的長篇敘事性作品主要有：俾士翻譯的《續(xù)天路歷程土話》（羊城惠師禮堂，1870年）和《天路歷程土話》（羊城惠師禮堂，1871年）、容懿美翻譯的《人靈戰(zhàn)紀土話》（羊城浸信會，1887年）和英為霖譯《辜蘇歷程》（羊城真寶堂，1902年）。短篇故事（集）有：理雅各改寫的《浪子悔改》（1859年）和《落爐不燒》（1861年），哈巴安德（Andrew Patton Happer，1818—1894）翻譯的《張遠兩友相論》，俾士翻譯的《曉初訓道》（Peep of Day）（羊城惠師禮堂，1861年，故事集）、《新本貧人約瑟》，花波氏翻譯的《述史淺譯》（廣東長老會，1888年，故事集，篇幅較長），哈巴禮理翻譯的《曉初訓道》三部（1874—1899），美國嚕但牧師著那師奶翻譯的《指明天路》（羊城真寶堂，1901年，故事集）等。

19世紀基督教粵語文學翻譯和創(chuàng)作方面最著名的三位傳教士分別是花波氏、丕思業(yè)和俾士。三人有“三重奏”之美稱。丕思業(yè)和俾士兩人都參與了粵語《圣經》的翻譯，前者的貢獻是在傳教書冊和圣詩方面，后者的貢獻則在粵語長篇作品和圣詩方面?；úㄊ系淖髌?，筆者所知只有一部《述史淺譯》，此書共有五卷，收羅了各種短篇故事，來源是《圣經》和傳教事跡。

除了花波氏之外，在廣州的女傳教士如容懿美和哈巴禮理（Lily Happer，即后來的Cunningham夫人）都值得一提。容懿美在1887年用粵語重譯了班揚的長篇小說《人靈戰(zhàn)紀土話》，波乃耶（J. Dyer Ball）對此書的評價較高，稱贊“該譯本很好，所用的俗語風格頗佳”。哈巴安德及其夫人（Mrs. Happer， Elizabeth Ball）和女兒哈巴禮理三人都撰有一系列的粵語作品。其中，哈巴禮理在其閑暇之時，極為勤奮地寫作（著、譯、編）了一大批粵語作品，大部分是闡釋《圣經》的作品。她所作的敘事性作品包括：The Sweet Story of the Cross（故事集）一書的粵語翻譯、The Story of the Bible Women（未知出版地和時間）和《曉初訓道》三卷本系列（Peep of Day Series）。后者預設的讀者是孩童和婦女，皆由廣東長老會出版。該書的第一卷即是英國福音作家莫蒂母（Favell Lee Mortimer，1802—1878）所著《曉初訓道》（Peep of Day）一書的粵語翻譯，出版于1879年。第二卷譯自莫蒂母的另一部小說Line upon Line，出版于1888年。第三卷則是Line upon Line的續(xù)集，出版于1889年。

總之，基督教粵語文學的興起，與《圣經》的粵語翻譯和流播密切相關。這些作品興起于19世紀60年代初，成熟于80年代，內容大多與基督教相關，寫法偏近寓言，以短篇故事為主，長篇小說成就亦不俗，最優(yōu)秀的長篇作品無疑是《天路歷程土話》《續(xù)天路歷程土話》《人靈戰(zhàn)紀土話》和《辜蘇歷程》四部小說。筆者認為，在語言使用方面和引進新思想方面，全文皆以粵語寫成的文學作品比同一時期的其他作品更具有革命性。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