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埃爾·法伊

法國隊在世界杯上高歌猛進，最終捧起大力神杯。這是一支非洲血統(tǒng)球員占三分之二的歐洲球隊，人們不免議論紛紛，調侃揶揄和贊美之聲皆有之。法國球員和官員都站出來表明態(tài)度：我們是法國人，基于共同國家信念集合在一起的法國公民。法國隊奪冠，理應被視為文化融合和移民夢想的實現(xiàn)，不過整個法國社會的融合絕非參加世界杯那么簡單，若能像競技體育一樣同心協(xié)力，許多社會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身份認同問題復雜而微妙。法國歌手加埃爾·法伊2016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說《小小國》，正是以他早年在非洲的經(jīng)歷為原型的。小說在法國售出70萬冊，獲得包括龔古爾中學生獎在內的多個文學獎項，已翻譯成30多種語言。小說開篇就表達了主人公的身份認同危機——他時?；乇茏约旱姆侵薇尘?，然而成為巴黎白領的他又有一種“認不出自己”的困惑。在酒吧電視上，他看到新一代難民冒險逃離母邦，幸運之舟終于在歐洲土地靠岸，不禁回憶起自己在非洲的生活，“一種沉重的憂郁就像熱帶地區(qū)的驟雨一樣將我擊垮”。這本半自傳體的小說既坦露心跡，又觸碰了許多沉重話題，所謂“小小國”可能不限于具體的某一國，而是移民內心世界的隱喻。

多重身份

法伊1982年出生在東非小國布隆迪，父親是法國人，母親是盧旺達的圖西族人。1994年，盧旺達發(fā)生震驚世界的種族仇殺，100多萬人喪生。沖突也波及布隆迪，法伊被父親帶回法國，生活在巴黎郊區(qū)的衛(wèi)星城。長大后的他在倫敦從事金融工作，后辭職成為頗有名氣的說唱歌手。法伊的歌詞有很大一部分圍繞文化沖突與融合，文學編輯凱瑟琳·納博科夫（正是那位著名作家納博科夫的親戚）對歌詞十分欣賞，捕捉到了其中的故事性，鼓勵他寫作小說。法伊也意識到小說有比歌詞更廣闊的創(chuàng)作空間：“寫小說就像在大海之中選擇一片浮游之地；而一首歌就像一條流淌的河，有河岸，你就必須待在里面”。這部處女作獲得了出乎作者意料的巨大成功。

法伊在他的成長階段面臨一種尷尬處境：由于某些文化習慣和混血長相，他在歐洲被視為“黑人”，在布隆迪卻被看成是“白人”——在《小小國》里，甚至主人公的母親發(fā)怒之時，也會把他跟法國父親劃為同一類人。主人公（差不多就是作者本人）來自非洲最貧窮的國家，長大后卻在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寫字樓里工作。他既面臨強勢文明與弱勢文明的沖突，同時作為圖西族后代，又目睹了非洲民族之間的矛盾。他生在布隆迪的首都布瓊布拉，是當?shù)氐母辉ｋA層，家里雇傭了不少工人，移民巴黎之后反而淪為社會底層。如此多重的身份，難免會造成一種文化認同上的分裂，主人公童年的五彩夢幻終歸于幻滅，充滿了擁抱新世界之時的悲欣交集。

布瓊布拉的少年

法伊的主業(yè)是音樂，在小說創(chuàng)作上有些青澀之處，然而《小小國》中不乏一些職業(yè)作家才有的技巧，顯示出他全面的才華。小說開篇和結尾由成年后的敘述人來講述，主體部分的敘述人則是11歲的少年，穿插了少年與法國筆友的通信，以此來梳理每一個階段的事件。在受限制的第一人稱視角里，對許多具體的政治問題、種族問題都點到即止，作者沒有簡單下結論，而是突出對人類苦難的同情與反思。

由于使用了受限制的少年視角，不熟悉這段歷史的讀者會有閱讀障礙，需要做些功課。盧旺達和布隆迪是東非的一對鄰國，由胡圖族、圖西族、特瓦族三種人組成：在全部人口中，胡圖族超過八成；圖西族不到兩成，是國王時代的統(tǒng)治階層；居于山地的特瓦人比例很低。在舊的殖民體系之下，德國、比利時等國殖民者主要扶持圖西族勢力，刻意夸大了族群間的自然差別——圖西族人身材瘦高、鼻子細長，被認為更接近先進的歐洲人。人口占絕對多數(shù)的胡圖族長期處于劣勢地位，這種錯位不斷累積著群體分化與對立情緒。1994年，盧旺達的胡圖族總統(tǒng)與布隆迪總統(tǒng)一同墜機，被認為是圖西族控制的軍方所為，導致了兩國內部的仇殺。

主人公加比的故事自家庭矛盾而始，由民族矛盾而終。加比的父母之間存在文化鴻溝，爭吵不斷導致分居。他不知道怎么應對法國父親與圖西族母親的矛盾，此后更慘烈的民族沖突發(fā)生了：親友大多卷入內戰(zhàn)，母親因為目睹盧旺達的親戚被殺而精神失常，加比與妹妹作為法國僑民被接回巴黎，他們的父親在撤離前意外身亡。

民族身份對大多數(shù)人而言是一件生來如此、自然而然的事，就像吃飯、說話一樣簡單。然而法伊向我們展示了殖民地人民復雜曖昧的身份主體，主人公平時跟其他混血孩子一起玩耍，組成了布瓊布拉的富裕子弟群體，過著“陽光燦爛的日子”。由于這種“不純”的身份，他不斷被要求表態(tài)：在矛盾激化的父母之間，他很難做出抉擇；在此后的民族大仇殺中，本街區(qū)的圖西族青年要求他參與復仇，他不想成為兇手，卻無法避免被卷入的命運。從這一刻開始，他的童年時代就結束了。

《小小國》的結局有很強的象征意味：法國父親最終在非洲喪生，圖西族母親也在災難中精神失常，這是歐洲文明與非洲文明對抗性關系的結局。在小說末尾，長大之后的敘述人通過回溯人生，終于決定積極面對一切，返回故鄉(xiāng)尋找當年的朋友，并留下來照顧精神失常的母親——傷痕累累的非洲文明的象征。與此對應的是，他的妹妹不愿再提及早年經(jīng)歷，也不想重返母邦，這是另一類移民的人生。

跨文化的知識人

布瓊布拉被稱作“花園城市”，緊靠世界第二深的淡水湖坦噶尼喀，年平均氣溫在22℃左右。和這里的氣候一樣，小說的基調并非干涸絕望，而是洋溢著一種熱帶的憂郁。低沉的色調之外有一抹亮色，那就是作家的文學行動本身。

在成長階段，法伊這樣的移民無疑面臨各種困難，身份認同問題也會伴隨他們一生，但從另一方面來講，他們又成長為跨文化的現(xiàn)代知識人，在全球化時代發(fā)揮著特殊作用。正如歷史學家阿里夫·德里克所說，全球化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最后實現(xiàn)，催生了一大批跨國流動的包括大學教師、企業(yè)經(jīng)理、技術人員、IT精英等在內的現(xiàn)代知識人，移民身份和文化雜合的特點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可能會變成一種優(yōu)勢。當人們調侃奪冠的法國隊是“非洲隊”的時候，他們不應忘記這是世界文化融合的產(chǎn)物。法伊在音樂、文學等領域取得的成績，同樣是文化融合的一種成果。

德里克還指出，這類具有“雜合”身份的知識人一般只重視文化認同問題，疏于研究殖民地國家實實在在的經(jīng)濟落后、政治混亂等問題。從這個批評思路來審視法伊的文化實踐，后者做得還不錯。在《小小國》里，法伊寫到了布隆迪的階級矛盾。小說里有一段故事：主人公加比的生日禮物——BMX山地自行車被偷走，他和幾個傭人一起追蹤，發(fā)現(xiàn)自行車已經(jīng)被轉賣數(shù)次，到了鄉(xiāng)下一戶窮人家里。加比和傭人們奪回了自行車，這時賣車人早已不見，一輛自行車的錢對加比的家庭來說不算什么，而這家窮人卻損失了數(shù)年的積蓄。

在這部分敘述里，主人公有幾分任性，又有幾分懺悔。作家對少年敘述人的塑造頗有深意，小說還寫到法國父親對雇傭工人的冷漠。在受限制的少年視角里，階級矛盾只露出冰山一角，但無疑有很大的現(xiàn)實意義。在內戰(zhàn)結束后的布隆迪或是盧旺達，人們要面對的更多是這樣的社會問題。

法伊的文學實踐包含雙重意義：認同法國文化，并不意味著要放棄獨特的民族身份和文化傳統(tǒng)。經(jīng)歷過民族沖突和苦難的他，正以自己的作品（包括音樂）來顯示法國文化的多樣性，反對那些苛刻和不包容的聲音，彌合新世界里的文化裂隙。同時，他的成就也為本民族人民及其他移民帶來榮耀，利用跨文化知識人的身份來幫助非洲發(fā)展。最近兩年，法伊像他的筆下人物一樣回到非洲，甚至把家搬回母親的故鄉(xiāng)，這既有利于音樂創(chuàng)作，也能幫助當?shù)氐陌l(fā)展。與此同時，他又在歐美進行巡回演出以及發(fā)表文學作品。文化多樣性使才華橫溢的年輕人迸發(fā)出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