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2018年第7期|丁帆:先生素描(七) ——章培恒先生素描(下)
作者簡介:丁帆,學者?,F(xiàn)任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會會長、江蘇省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1979年以來在《文學評論》等刊物上發(fā)表論文四百余篇,有《中國鄉(xiāng)土小說史》等著作三十余種。
其實,讓我更加敬佩章先生的地方,是他品行當中的大度。遙想當年國務(wù)院學位辦委托南京大學中文系對學科目錄進行調(diào)整,在征得教育部同意后,將中國古代文學和中國古代文獻兩個二級學科合并,此舉不僅引起了南京大學中文系兩古專業(yè)的詬病,更是引起了章先生的強烈反彈。當年討論學科目錄調(diào)整時,大家認為是符合教育部縮減專業(yè)規(guī)模精神的,卻沒有考慮到傳統(tǒng)特色專業(yè)的特殊需求,章先生麾下的古籍所當時是中國古典文獻專業(yè)的重鎮(zhèn),擁有強將三十大員,改革首當其沖,我們的疏忽給他們的學科發(fā)展與人事安排帶來了危機和困難,雖然后來糾正了,大家還是心有愧疚。
在學科組會議上,章先生發(fā)脾氣了,他慷慨陳詞,無情地抨擊了這種對重要的傳統(tǒng)特色學科忽視的做法,作為一個南大人,且又是學科組秘書,我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記錄完章先生的意見,提交給學位辦,連續(xù)幾天都不敢正眼去看先生。然而,最尷尬、也是最麻煩的事情被我遇上了:學科組的許多文件需要每一個委員簽字,我思忖了半天還是不敢貿(mào)然上前請章先生面簽,只見先生坐在大廳的沙發(fā)上打盹,我硬著頭皮過去,輕輕地喚了一聲章先生,他突然抬起頭來,叫了我一聲丁先生,頓時讓我又驚又愧,驚的是前輩稱呼晚輩“先生”出乎我意料,受寵若驚;愧的是我們多有冒犯先生之處,先生卻對此事毫不介意,好像什么事情都沒有發(fā)生過,仍然與我和顏悅色、談笑風生。
再后來,我們?yōu)榱藢W科的事情去請教章先生,由復旦大學中文系的老校友許志英先生出馬,請復旦大學年輕的校友王彬彬帶隊,組成三人團隊去拜訪章先生,先生仍然高高興興地接待了我們,談吐自如,得體大方,沒有一絲前嫌過節(jié)之痕。想起這些往事,不由得讓人敬佩章先生胸襟大度的為人之道。
更讓我不能承受心靈之重的事情是在復旦大學評議章先生增設(shè)“古今演變史”專業(yè)的會議上的一件小事,它讓我一生都覺得虧欠先生的情義太多太多了。那日我的回程火車票是三點多的,飯后我欲直接去車站,章先生非得在賓館開了鐘點房讓我休息后再走,司機就在樓下等候,哪知道一個多小時后我下樓時,章先生居然帶著一幫研究所的弟子在樓下咖啡廳里邊喝咖啡邊等著為我送行,頓時,我真的是懵掉了,只覺得汗不敢出,無地自容,像我這樣一個晚輩,怎能經(jīng)得起如此大禮?不要說我,平輩學者都經(jīng)受不起,驚動一個拖著病體的前輩大師,這讓我手足無措,心潮久久不能平靜。每每回想起那幅感人的場景,我的脊梁骨上冒出的都是冷汗,再由冷汗變成了熱汗與熱淚。
的確,章先生是一個講義氣、重情誼的人,亦如吳中杰先生所言:“章培恒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 楊西光、王零如此器重他, 當然很使他感激。后來, 在民間輿論上對楊西光在復旦的整人行為和霸道作風多有譴責時, 他卻撰文贊揚楊西光的政績, 也確是他的真情實感?!睕]有這樣的俠肝義膽的“江湖義氣”,也許知識分子的性格之中就會容易缺鈣,生活中也會無趣?;蛟S,坊間流傳的章先生許多富有浪漫主義情愫的故事,并非件件靠譜,但是,我卻從中看見了先生做人率真的一面和敢于擔當?shù)臍馄?,敢于藐視世俗,獨立特行是做人最寶貴的一種性格特質(zhì)——無情未必大丈夫也!無此性情,就怕連學問都會做得無趣無味。讓“此情可待成追憶”者并不見得就一定“高尚”,而當時不惘然者也非道德的叛逆者,人性啊人性,你的名字叫弱者還是強者呢?
章培恒先生
我不知道章培恒先生有無吸煙史,因為自我上個世紀90年代見到他起,就從未見他抽過煙,但是先生飲酒的傳說甚多,風聞先生有過不俗的酒量,也聽過不少飲酒時的趣聞逸事。不過,在我與章先生的多次同席當中,見過他喝酒,但是沒有見到過他豪飲的場景,尤其是他患病以后,也就是呷幾口黃酒紅酒之類的色酒而已,偶有舉杯,也是少許而已。真正見證過章先生豪飲的場面的人,當然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那些老同事了。
吳中杰先生對章先生的酒事有一段精彩的描寫:“章培恒很有豪情, 喜歡喝酒, 而且酒量不小, 至少我從來沒有看見他喝醉過。他在二十年前曾發(fā)表過一篇文章, 說他酒渴難耐而身邊缺錢, 只能買七塊錢一瓶的尖莊酒來解饞。以前我在有關(guān)曹雪芹研究資料里讀到過‘酒渴如狂’ 的描寫, 原以為這只是藝術(shù)家的夸張之辭, 讀了培恒兄的文章, 才知道確有酒渴之事。我問他怎么養(yǎng)成喝酒習慣的? 他說他祖母喜飲, 在他幼小時就常用筷子蘸酒給他嘗, 再加上他父親開有酒坊, 取酒非常方便, 所以他從小就能喝酒。
“改革開放以后, 知識分子之間的交往漸多,大家一起喝酒的機會也就多了起來。上世紀80 年代初, 中山大學吳宏聰教授到上海開會, 賈植芳先生、培恒兄和我一起請他在復旦招待食堂吃飯, 已經(jīng)喝過幾瓶啤酒了, 培恒兄又去買了兩瓶加飯酒, 宏聰先生不知紹興老酒的后勁足, 初嘗之下, 覺得度數(shù)不高, 也就放膽大喝起來, 不料喝得大醉, 吐得一塌糊涂。他回廣州之后, 賈先生還寫信去慰問, 消息泄漏出去, 被吳師母知道了, 就把吳先生狠狠教訓了一通。
“但培恒兄說, 吳宏聰先生本來就不會喝酒, 喝醉了沒有什么稀奇, 他最得意的是與何滿子一起喝酒, 何先生三次敗陣, 而何先生在文人學者中是以善飲聞名的。這一次也是吳宏聰先生來滬, 章培恒請客, 何滿子先生等作陪, 喝的是紹興黃酒, 這回宏聰先生有經(jīng)驗了, 不敢多喝, 何滿子先生卻喝得大醉。何先生不服氣, 說他是專喝白酒的, 不能喝黃酒, 所以醉了不能算數(shù)。第二次, 他們喝的是竹葉青, 何先生又不行。竹葉青是白酒, 但有些甜味, 何先生說, 他是不喝甜味酒的, 所以也不能算數(shù)。第三次是電視劇《三國演義》劇組請一些專家提意見, 朱維錚帶了一斤董酒, 他們請何滿子先生一起飯后小酌, 董酒既是白酒, 又無甜味, 應(yīng)該合何先生胃口的了, 但何先生過來一看, 說: 你們怎么沒有菜光喝酒? 沒有菜, 我是不能喝酒的。這次是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 培恒兄洋洋自得。
“我的情況與培恒兄恰恰相反, 我母親自己不喝酒, 也不讓我喝酒, 所以我從小沒有酒量。培恒兄覺得我不會喝酒是一大缺點, 他對青年教師說: ‘可惜吳中杰不會喝酒, 他不能做江湖大俠?!?他聲言要培養(yǎng)我的酒量。而且倒真是實行起來, 不斷教我喝酒。有幾次, 已是深夜了, 他忽然叫人打電話來, 說外地某出版社有朋友來, 要我過去商量出版計劃, 我過去一看, 外地出版社朋友確是有好幾位在座, 不過不是商量什么出版計劃, 而是一起喝酒聊天。但無論他怎么培養(yǎng), 我的酒量仍舊毫無長進, 這很使他失望。直到后來, 培恒兄生病了, 一喝酒就發(fā)病, 所以只好戒酒, 有時朋友聚會, 他看著我們喝酒,自己只好喝清茶或礦泉水。我想, 這要有相當?shù)囊懔? 才能克制得住酒癮, 但也一定是很痛苦之事。不過他倒是堅持住了, 做到了點酒不沾?!?/p>
好一個“酒渴者”!好一個“江湖大俠”!只有在酒中才能尋覓到這樣的豪杰情趣之語,倒也應(yīng)了李太白的那個千古名句:“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蔽蚁耄孪壬染频墓适驴隙ê芏?,因為他的性格就決定了他是一個有豪情的人,吳中杰先生文中說到的中山大學的吳宏聰先生的確是不勝酒力者,上個世紀80年代,我與吳先生喝過酒,他只能算作“酒外漢”,而江湖上盛傳何滿子先生是“酒仙”,想必他與章培恒先生喝酒時,肯定是不醉不歸者。如今想來,我與章先生錯過了好多次豪飲的機會,此乃終生遺憾,除了我在先生面前因敬畏的怯懦,皆是因為幾次酒席先生坐在那里既不出擊,也不回避,不主動敬人酒,也不制止別人敬酒。倒是有兩次在復旦開會(一次是“古今演變”學術(shù)討論會,一次是為評審他新設(shè)置的“古今演變”學科),卻在飯后茶館聊天時,他叫了紅酒或洋酒,一口一口地慢慢品嘗,記得其中一次是那個撰寫煌煌五卷《日本漢學史》的弟子李慶從日本回來,章先生很高興,雖然已經(jīng)病魔纏身,還是喝了酒的,可見他是將情誼置于高位的。
據(jù)潘向黎說,與他家為鄰的章先生,時常和潘旭瀾先生一起喝酒,且紅黃白皆飲,啊,想起來了,章先生是紹興人,黃酒是基因里就帶來的酒因子。我想,白酒才是先生的最愛:“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側(cè)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復醒。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像這樣的詩句才配得上先生的豪情與性格。若先生與我痛飲黃龍,不僅是為酒中趣事,更是精神的教誨。痛哉,快哉!幸焉,榮焉!
許多學者將章培恒先生的治學研究方法歸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竊以為,先生讀書的那個時代流行的就是馬列文論,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有意識和無意識地受到蘇聯(lián)文藝理論的熏陶,尤其是50年代后期畢達柯夫《文藝學引論》教材的影響。但是,歷經(jīng)多年的方法論的鑒別,如何正確地理解和汲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華才是一個學者最寶貴之處。我以為,僅先生“文學的進步與人性的發(fā)展同步”的觀點和“打通古今演變”的方法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最大的汲取和運用,足以立足于學界百年,因為,人性與批判價值觀形成的方法論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華;而所謂“現(xiàn)當代”是一個正在無限延長的時間段,它在中國文學史的長河里不斷流淌,而非一個重新開掘的河流。所以,這也成為章先生后半生治古今文學史的一個獨具慧眼的亮點。
當年,章先生和駱先生的文學史煌煌大著出版,引起了中國古代文學界的熱烈討論,無疑,他的治史觀既得到了許多同仁的贊同,同時也受到了一些同仁的質(zhì)疑,而現(xiàn)當代文學界卻無發(fā)聲,作為一個從事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學人,我卻是異常激賞先生的這兩個相輔相成、相互支撐的有獨到見地的觀點,于是,便與傅元峰在2007年12月6日的《文匯讀書周報》上以《激活文學史的經(jīng)絡(luò)——簡評〈中國文學史新著〉》為名,發(fā)表了管窺之見,為了說清楚我們的觀點,摘要如下:“《新著》體現(xiàn)出一種全新的文學史建設(shè)意識。在《增訂本序》中,編者闡釋了其獨特的編纂原則,即‘文學的發(fā)展與人性的發(fā)展同步,文學內(nèi)容的演進是通過形式的演進而體現(xiàn)出來的’,‘盡可能地顯示中國文學的前現(xiàn)代期所出現(xiàn)的與現(xiàn)代文學相通的成分及其歷史淵源’。整體看來,全書較好地貫徹了這些寫作原則。對‘人性’與‘形式’的雙重關(guān)注,構(gòu)成這部文學史的基本視點,影響了它的文學分期與文學性質(zhì)的評判?!缎轮穼⒅袊膶W史分為‘上古’‘中世’‘近世’三個階段。基于人性與審美的文學性評判,每一階段不同時期的文學狀貌又體現(xiàn)出層次豐富的落差。對人性與個性的文化心理動因及內(nèi)涵的分析,是《新著》對不同時期文學風格和審美品性進行描述和判斷的前提。人性和個性因素構(gòu)成該書恒定而內(nèi)在的文學性線索,它與以往單純以朝代和編年的庸俗時間為線索的文學史不同,體現(xiàn)出獨特的史學品格?!瓕τ谥袊F(xiàn)代文學來說,形成了‘中國文學’作為文學母體的收納格局。在此格局之下,現(xiàn)代文學容易找到歷史歸屬感,并在人性與審美的貫穿之下,回歸到中國文學史的長編中去。這有望改變現(xiàn)代文學史區(qū)別于古代文學而存在的文學割據(jù)現(xiàn)實。長期以來,作為并列的二級學科,中國古代文學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之間形成了天然的學科壁壘,渾然一體的中國文學被斷然分為古代和現(xiàn)代兩個部分。中國文學史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寫作也因此形成一個尷尬的節(jié)點,影響了兩個學科的治史者對近代文學的學術(shù)指認。針對這種現(xiàn)狀,《新著》體現(xiàn)出深刻的彌合意識,編者不僅僅在斷代的意義上消除了這個學術(shù)盲區(qū),而且也在內(nèi)在的史學視角上進行了重大調(diào)整,向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拋出了一條人性發(fā)展的線索。正是由于人性視角的存在,編者能夠發(fā)現(xiàn)一些文學考古者所不能發(fā)現(xiàn)的文學事實。以往中國文學史的寫作,往往和中國文化史、社會變遷史相糾纏,文學考證和作家作品的發(fā)掘與闡釋傾向于類型化和程式化,盡管理論支撐有所更新,但呈現(xiàn)的總體文學格局依然缺乏變化?!缎轮繁M力離開紛繁的文化史和社會史主線,搭建文學形式變化與人性發(fā)展相因的歷史框架,這使它的文學審美意識和人性關(guān)懷比此前任何一部中國文學史都更濃郁。
“《新著》的學術(shù)意義絕不止于此。中國文學史,無論是古代文學史還是現(xiàn)代文學史,都有僵化的歷史主義的求真思維模式。對于文學的專門史來說,這種一元的治史方式會損害文學存在的豐富性。在此學術(shù)背景上,《新著》體現(xiàn)的前沿史學觀念彌足珍貴。它不僅改變并豐富了學界對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的認知,也在文學史學方面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科領(lǐng)域有諸多啟發(fā)。正如編者所意識到的那樣,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斷代的古今文學銜接期,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在文學的價值判斷方面,有薄古厚今、去中趨西的心理定勢?!逅摹膶W破立的‘革命’特征本身具有歷史功利主義的特色,《新著》作為一部文學史,形成了對現(xiàn)代文學基于人性和審美的召喚結(jié)構(gòu)。
“這些都體現(xiàn)出文學史家獨到的學術(shù)眼光,包含他們在文學史學方面的真知灼見。當下,中國文學史寫作者的文學標準往往是缺席的,他們對作品的評判只能是從眾的毫無學術(shù)個性的隨聲附和?!缎轮肪幷哂星逍训奈膶W史觀和明晰的文學評價標準,他們對文學偽經(jīng)典‘祛魅’,并對被庸俗文學史遮蔽的文學存在有諸多令人振奮的發(fā)現(xiàn)。
“《新著》的文學認證有豐盈的人性內(nèi)涵,記述文學經(jīng)典有相對比較明朗的文學標準,審美的文學性原則從未缺席。在中國古代文學的學術(shù)生長和現(xiàn)代文學的歷史歸納方面,《新著》體現(xiàn)出跨學科的學術(shù)魄力,提供了難得的對中國文學進行整體認知的路徑。這兩點決定了《新著》在文學史學研究領(lǐng)域的先鋒特質(zhì)?!?/p>
顯然,章先生注意到了我們這篇文章,隨即打電話給我,請我們就此觀點生發(fā)開來,再寫一篇長文,先生的邀請讓我誠惶誠恐,一是自知學識淺薄,害怕這種跨學科的文章寫不好會被內(nèi)行高手詬?。欢怯X得尚需查證更多的史料來支撐我們的觀點,要投入大量的工作量,一時難以成文,所以就暫時擱置下來了。孰料,沒幾日,先生又電話告知:已經(jīng)請《文學評論》的主編胡明先生留下了版面,請務(wù)必操觚。那時候我正赴臺灣東海大學講學,百事纏身,由此就一拖再拖,每每想起,實在是愧對章先生和胡明先生了。這么多年來,時常想起這筆文債,寢食難安,讓我對先生的厚愛感到深深的內(nèi)疚。先生駕鶴七年,我們應(yīng)該還這筆文債了,以此來告慰先生在天之靈。甚至這個題目也時時縈繞在腦際:《“古今演變”的治史觀念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格局重釋的意義》,這是一個揚長避短的設(shè)計,我想,先生天上有知,應(yīng)該會同意我們這個論斷與寫作路徑的。
章先生的追悼會正值我在外出差,沒有能夠親臨現(xiàn)場送別,而他的幾次追思會和紀念會我都沒有去,就是想以文字的形式來表達我的哀思。我以為章先生肯定會對我笑著說:是,是,是。這樣最好,這樣最好。我也會假裝幽默一把:章先生,您生前,我喊您章先生,您走后,我可叫您章大師啦。先生仍然會笑盈盈地說:不敢當,不敢當!
在2017年的紀念“章培恒先生與中國文學研究”系列講座里,有這樣一段海報摘要吸引了我:
“陳寅恪先生在《贈蔣秉南序》中對自己的學術(shù)生涯進行了蓋棺定論式的總結(jié):‘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陉愂鲎约旱臑閷W大義之余,又以傳統(tǒng)的臨別贈序的方式寄托了當時已成為復旦大學知名教授的蔣天樞的殷切期許??梢愿嫖肯壬氖?,他的治學精神在千里之外的復旦園,在蔣天樞這一代的學者及其后學中,得到了傳承和發(fā)揚。從蔣天樞先生的言傳身教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在20世紀的艱難歲月里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優(yōu)秀品質(zhì)仍然薪火相傳,如縷不絕?!?/p>
“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之典生僻難解,據(jù)查,“侮食自矜”四字出自南齊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侮食來王,左言入侍。”《文選注》給這句下注解說:“《漢書·匈奴傳》曰:‘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F壯健,賤老弱也?!蹦敲催@里“侮食”有為覓食而屈膝受侮之意。
而“曲學阿世”的解釋應(yīng)為:曲:彎曲不直;阿:迎合;世:世俗。指歪曲自己的學術(shù),以投世俗之好。例:《史記·儒林列傳》:“務(wù)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陳寅恪先生對學生蔣天樞的評價如此之高,可見文人士子最講究的就是氣節(jié)風骨,即便再迂腐,大節(jié)不虧,是為守正之本;代代相承,也是應(yīng)有之義。蔣天樞先生又將這種風骨精神傳給再傳弟子章培恒,讓其在復旦大學中文系里承傳。想當年,章先生因展示了自己年輕的風骨,遭致了打擊,而“囚首垢面”的他躲進了蔣天樞先生的一統(tǒng)小樓里,并沒有“管他春夏與秋冬”,后來的種種行狀足以說明章先生未泯的豪情。因為種種原因,恕我不能贅述。但是,也非如那個講座海報中所說:“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優(yōu)秀品質(zhì)仍然薪火相傳,如縷不絕。”
從王國維到陳寅恪,從蔣天樞到章培恒,中國近代以來的知識分子從古代文人士子嬗變到現(xiàn)代知識分子,經(jīng)歷了多少風風雨雨,許多人在大浪淘沙中沉淪了、折戟了,而僅有極少數(shù)的人還在堅持著、肩扛著。因為他們相信未來。
俄國批評家別林斯基說過:“我們的時代主要是歷史的時代。我們的一切思想,一切問題和對于問題的答復,我們的一切活動,都是從歷史土壤中,在歷史土壤上發(fā)展起來的。人類早已經(jīng)歷過堅信無疑的時代;也許,人類會進入比他們以前經(jīng)歷過的更加堅信不疑的時代;可是,我們的時代,是認識、哲學精神、思考、‘反省’的時代。問題——這便是我們時代最主要的東西?!保ā秳e林斯基選集 第五卷》第503頁,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
看不到“問題”的時代,是一個違背了歷史邏輯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悲劇的時代,只有陷入哈姆雷特式的哲思詰問之中,人類的人性才能夠得以前行與發(fā)展:是生還是死?將是我們永遠面臨的人生難題,這也是文學的難題,人文學科知識分子的難題。
章先生,您同意我的說法嗎?我期待你仍然說出:是,是,是!
在這個暗夜里,我謹以此文悼念章先生,亦是渴望像先生這樣老一代的知識分子陪伴我走過人生最后一段精神旅程。
2018年3月31日10時初稿于南京仙林大學城
4月5日清明時節(jié)夜雨中于依云溪谷寓中
本文刊于《雨花》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