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漢學家高羅佩在博物學研究領(lǐng)域頗有成就。

蓋烏斯·普林尼·塞孔都斯是古羅馬時代的博物學者，也被稱為老普林尼，以區(qū)別于他的侄子小普林尼。老普林尼用拉丁語撰寫的NaturalisHistoria(NaturalHistory)曾是西方早期歷史上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讀本。

嚴格地講，中國學界把老普林尼的 Naturalis Historia翻譯為《自然史》，這個翻譯在觀念上不恰切，應(yīng)該把其翻譯為《博物學》或《博物志》，更為準確。在西方歷史與中國歷史的早期，無論是西方的哲人及“naturalist”，還是中國的士人及“博物君子”，他們在探究現(xiàn)象界、本體界與人文社會的方法論上只能是知識的宏大性觀察，而不是實驗。

中國古代畫史是近年來施錡博士執(zhí)著拓展的一個重要研究方向，而《宋元畫史中的博物學文化》這部專著即是她在這一研究方向下沉淀的階段性成果之一。在這里，我想就這部專著及她持有的研究方法論簡約且集中地談幾點，以饗學界同仁。

值得提及的是，在從事具體研究時，無論我們怎樣給中國古代畫史下定義，中國古代畫史的內(nèi)涵還是由形成于系譜的歷代畫家及其作品所構(gòu)成的。實質(zhì)上多年來，中國美術(shù)史論界以往對中國古代畫史的研究，其主要還是定位于繪畫本體及其審美表現(xiàn)形式與技法風格的研究上。是書作者則規(guī)避了以往研究的窠臼，調(diào)整了研究觀念，她把博物學（natural history）作為自己研究中國古代繪畫的透鏡，從而把中國古代畫史研究還原于中國古代文化與歷史的宏大背景中，以追問宋元兩朝繪畫與文史之間所交融的現(xiàn)象和本質(zhì)之關(guān)系。

在這樣的研究視域中，中國古代繪畫已不再是一種純?nèi)坏耐庠趯徝辣憩F(xiàn)形式。作者把畫面形式本體所呈現(xiàn)的物象與人等諸種元素緊密地維系于中國古代文史傳統(tǒng)中，通過透視中國古代官制、宗法、政治、宗教、民俗、器物與服飾等文史成因，從而把中國古代畫史研究向博物學領(lǐng)域拓寬與拓深。從學理上講，她是借助于中國古代畫史研究，在博物學研究觀念的策動下，有效地發(fā)現(xiàn)、思考與解決文史研究的問題。在她的視域中，畫面所表現(xiàn)的物象與人等元素，必然是對一個特定時期之文化與歷史的審美記憶，這些元素反過來也成為對文史領(lǐng)域的有效注解，而不僅僅是一個個表現(xiàn)畫家個人意境的審美元素。這就是從一件古畫看文化、看歷史，而不再是囿限于狹小的視域。

當然，這部專著把中國古代畫史研究置放于文史研究、博物學的宏大背景下，這或許也將有效推動中國古代畫史研究成為了一門更厚重的學問，推動研究者面對中國古代繪畫作品給出前所未有的新發(fā)現(xiàn)及更為準確的詮釋。中國古代水墨丹青的背后正是博物學意義上的文史。

就我對作者的了解，她的研究興趣不僅定位于中國古代美術(shù)史，多年來，她也沉浸于西方美術(shù)史及其文史的脈絡(luò)中，“西學”是她的知識結(jié)構(gòu)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應(yīng)該肯定地講，她是一位有能力對中西美術(shù)史進行比較研究的青年學者。可以肯定地說，作者在把博物學及其研究觀念恰切地帶入中國古代畫史研究，以透視宋元畫史背后的博物學文化時，這本就是把中西學術(shù)觀念匯通于一體，以形成交集于中西美術(shù)史之間的跨語言、跨民族與跨文化的研究立場。

在這里，我有必要就“博物學”這個概念的語源系譜給出一個簡約的追溯，以便讓 《宋元畫史中的博物學文化》這部專著的讀者了解作者的研究立場是怎樣定位的。從學理的邏輯上來看，只要理解了博物學這個概念的歷史成因，也就能夠獲知這部專著的學術(shù)價值所在。

博物學是從西方舶來的一個學術(shù)概念，其英文源語概念為“natural history”。特別需要強調(diào)的是，倘若把“natural history”按照現(xiàn)代英語之字面意義翻譯為“自然歷史”，這一定是因為不了解這個學術(shù)概念的發(fā)展邏輯而給出的誤讀。在這個學術(shù)概念的意義組合邏輯上，其中心詞“history”的原初意義不能被轉(zhuǎn)碼為漢語譯入語——“歷史”。我們把“natural history”翻 譯 為 “博 物學”，它作為一個漢語譯入語概念，一般讀者是很難從漢語字面上直接提取其源語概念的本質(zhì)性意義的。那么，在印歐語系中，“history”的原初意義又是什么呢？

在語源學的邏輯上，我們可以把“history”再往上一個層級追溯至拉丁語“historia”，總納相關(guān) 《拉丁語詞源詞典》對“historia”的釋義，我們至少可以獲取兩種如下的釋義詞條：“a narrative of past events,history.” 或 “l(fā)earning through research,narration of what is learned.”從 對 “historia”的 釋義，我們可以見出這個拉丁語術(shù)語含有現(xiàn)代英語“history”的意義，同時，也含有 “探究”（“l(fā)earning through research”）的意義。

讓我們再往上一個層極的語源追問，拉丁語“historia”的語源是古希臘語，我們總納相關(guān)《希臘語詞源詞典》的釋義，至少可以獲取如下三種相關(guān) 的 釋 義 詞 條 ：“inquiry”“to learn through research,to inquire.”或 “written account of one's inquiries,narrative,history,prob.”從釋義詞條的排序上，我們可以判斷，“history”的原初語源意義即為“inquiry”，其轉(zhuǎn)碼為漢語譯入語就是 “探究”，而其中“narrative,history”則是后起的意義。因此，無論是拉丁語 “naturalis historia”，還 是 英語 “natural history”，它都應(yīng)該被翻譯為是一門對自然探究的 “博物學”，或翻譯為“博物志”。這兩種翻譯的漢語修辭在學術(shù)意義的表達上是最為恰切的。

在西方古代文史傳統(tǒng)的發(fā)展歷程上，我們可以把博物學的源起追溯至古希臘哲學家群體那里，其中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就是早期的博物 學 者 （naturalist），當 然 還 有與他同期及后來的哲學家們，他們都是博物學者。古希臘的哲學家出于對其所生存的世界之好奇，以探究自然世界存在的多樣性問題，他們博物多聞，所探究的現(xiàn)象涉及了自然客體（natural objects）、生 物 體 （organisms）、地 理 學 （geology）、 天 文 學（astronomy）、 工 藝 技 術(shù)（technology）、藝 術(shù) （art）與 人文（humanity）等領(lǐng)域。因此把“nature”這個詞語轉(zhuǎn)碼為“博物”，在漢語譯入的修辭上是極為恰切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把“naturalist”翻 譯 為 “博 物 學者”，而不是轉(zhuǎn)碼為 “自然學者”。

從古希臘哲學發(fā)生的基本動因來解釋，他們的探究是思考于現(xiàn)象界與本體界之間，其終極目的是為人尋求一個安身立命的家園。當然，從本體論的角度來判斷，他們的探究也是為了兌現(xiàn)以思想解釋宇宙，從而構(gòu)成自己的哲學體系且滿足哲人的征服欲。無論怎樣，在古希臘時期，由于知識的發(fā)展還沒有體系化為精細的現(xiàn)代學科分類，他們的探究與思考在綜合性與多樣性中呈現(xiàn)出極為廣博的知識學養(yǎng)。

從古希臘羅馬到中世紀，再到文藝復興，無論“natural history”這個學術(shù)概念的內(nèi)涵與外延因不同歷史語境所產(chǎn)生怎樣的變化和調(diào)整，我們均可以把這個概念依憑其豐富的知識內(nèi)涵翻譯為博物學或博物志。其實，中國學界把“natural history”翻 譯 為 “博 物學”或“博物志”，在漢語譯入修辭揀選的立場上，也可以見出中國古代文史傳統(tǒng)在生成與發(fā)展的觀念中，含有對應(yīng)于西方古

代文史傳統(tǒng)的自在邏輯。毋庸置疑，與古希臘哲人同期的先秦諸子即是如此。先秦諸子對宇宙及人文社會的探究和思考在知識的多樣性上，也本然地界定了自己的博物學者身份。關(guān)于先秦諸子及其學說的博物多聞，我不需敷衍，讀者也必然自明于其中。但是無論怎樣，我在這里還是要簡約地追問一下漢語 “博物”這個概念的語源系譜。

在先秦典籍中，“博物”這個修辭的自覺性使用最早見諸《左傳》?！蹲髠鳌吩谡压甑尼尳?jīng)（《春秋》）文字中即把子產(chǎn)稱譽為 “博物君子”：“晉候聞子產(chǎn)之言曰：‘博 物君子也。’”（[周]左丘 明 傳 ，[晉]杜 預 注 ，[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見于《十三經(jīng)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世界書局阮元?？瘫?，下冊，第2024頁）子產(chǎn)是春秋時期鄭國的著名政治家。事實上，中國古代士人把博物多聞判識為君子安身立命的學養(yǎng)所在，那是一種極具人格褒揚的譽稱?！稌x書·帝紀第一》對晉宣帝司馬懿的稱譽也冠以 “博學洽聞”：“少有奇節(jié)，聰朗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保╗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 1974年版，第一冊，第 1頁）于此，我不妨再舉兩例。

春秋吳國的季札曾是被孔子所仰慕的圣人，司馬遷在《史記·吳太伯世家》中也把季子尊稱為“博物君子”:“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嘧x《春秋》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jié)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 1963年版，第五冊，第 1475頁）季札出訪鄭國時曾與子產(chǎn)有交腹之談，那是記憶于中國春秋時期兩位博物君子的對話。需要提及的是，如果我們把書寫于《左傳》與《史記》中的“博物君子”轉(zhuǎn)碼為現(xiàn)代英語，即可以擇取“naturalist”這個術(shù)語。當然，“博物君子”就是“博物學者”。

到了漢代與魏晉時期，“博物”這個術(shù)語的使用則更為顯著了。范曄在《后漢書·袁張韓周列傳》曾引尚書陳忠上疏對周興的舉薦，譽稱周興為“博物多聞”：“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孝友之行，著于閨門，清厲之志，聞于州里。蘊櫝古今，博物多聞,《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屬文著辭，有可觀采。”（[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后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六冊，第1537頁）而時值西晉，張華編撰了地理博物類神話志怪小說集 《博物志》，而《博物志》就是行世于中國古代文史傳統(tǒng)的第一部博物學讀本。漢語學界相關(guān)學者曾 把 “natural history”翻 譯 為“博物志”，這個漢語譯入語就是從張華這部小說集的命名上直接提用的。這也證明中西兩種異質(zhì)文化在并未有直接影響的格局下，雙方各自存在著共同性，這也是異質(zhì)語言可以進行轉(zhuǎn)碼的基本原則。

從張華在《博物志·序》中所給出的自述，我們不難見出此書就是那個時代中國的百科全書式的讀本：“余視《山海經(jīng)》及《禹貢》《爾雅》《說文》、地志，雖曰悉備，各有所不載者，作略說。出所不見，粗言遠方，陳山川位象，吉兇有征。諸國境界，犬牙相入。春秋之后，并相侵伐。其土地不可具詳，其山川地澤，略而言之，正國十二。博物之士，覽而鑒焉?！保╗晉]張華撰：《博物志·序》，見于[晉]張華撰，范寧校證：《博物志》，北京：中華書局 1980年版，第 1頁）張華在其《序》中所言的 “博物之士”就是“naturalist”。

都穆是明代金石學家與藏書家，曾與唐伯虎交好，都穆曾就《博物志》明代賀志同刻本撰 《跋》，從中我們可以見出都穆對此書的評價，《都穆跋弘治乙丑賀志同刻本》言：“張茂先（張華）嘗采歷代四方奇物異事，著 《博物志》四百，晉武帝以其太繁，俾刪為十卷，今所傳本是也。茂先讀書三十車，其辨龍鲊，識劍氣，以為博物所致，是書固君子不可廢歟！”（[明]都穆撰：《都穆跋弘治乙丑賀志同刻本》，見于[晉]張華撰，范寧校證 ：《博 物 志 》，北 京 ：中 華 書局 1980年版，第 149頁）張華“讀書三十車”，確然為博物之士。關(guān)于《博物志》的成書問題，史稱張華“嘗采歷代四方奇物異事”撰 《博物志》四百卷，因晉武帝以其繁多，使刪減為十卷。其實，現(xiàn)下十卷本《博物志》就其所涉及知識領(lǐng)域的宏博已實屬那個時代的百科全書了，就不要說未刪減之前四百卷的 《博物志》了。當然，四百卷的《博物志》是否屬實，此還需要考證。

讓我們的思路再回到古羅馬那里去，蓋烏斯·普林尼·塞孔都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是古羅馬時代的博物學者，也被稱為老普林尼 （Pliny the Elder），以區(qū)別于他的侄子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 老 普 林尼用拉丁語撰寫的Naturalis Historia(Natural History)曾是西方早期歷史上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讀本，其內(nèi)容涵蓋了天文學、地理學、藝術(shù)、動物學等。嚴格地講，中國學界把老普林尼的 Naturalis Historia翻譯為 《自然史》，這個翻譯在觀念上不恰切，應(yīng)該把其翻譯為《博物學》或《博物志》更為準確。在西方歷史與中國歷史的早期，無論是西方的哲人及“naturalist”，還 是 中 國 的 士 人及 “博物君子”，他們在探究現(xiàn)象界、本體界與人文社會的方法論上只能是知識的宏大性觀察，而不是實驗。

我在這里無意于詳究西方“natural history”與 中 國 “博 物學”這兩個術(shù)語的語源系譜，只是想借助一個簡約的語源邏輯追溯，提示一下中西文史傳統(tǒng)上“natural history”與“博物學”作為學術(shù)概念所含有的那種百科全書式的宏大文史觀念；因為《宋元畫史中的博物學文化》是把博物學作為一種自覺的研究觀念以探究宋元畫史，倘若不了解這一點，只把這部專著視為一般的中國古代畫史研究讀本，那便是徒入寶山，空手而歸。在學理上，對一個術(shù)語的語源追溯，所帶出的必然是這個術(shù)語及其語源背后的文化與歷史。

博物學是一個集納綜合性知識以達向多樣性探究的宏大學術(shù)領(lǐng)域，在當下全球化及學科交叉的時代，把博物學觀念帶入研究與思考中，這必然對當代學者的知識結(jié)構(gòu)、學術(shù)視域與研究方法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性書寫是學者自身學術(shù)品質(zhì)的呈現(xiàn)。關(guān)于《宋元畫史中的博物學文化》這部專著的評價，其實我不必咨嗟稱詠且為之延譽，相信中國美術(shù)史論界可以從這部文本中讀出其厚重與精彩。

讀完這部專著后，我最為深切的感受就是，在中國古代畫史的研究方法論與學術(shù)觀念上，作者是相當清醒、自覺且有著自己的研究立場的。她認為對每一件中國古畫給出的研究判斷，都可以在以下七個不同的維度上展開：真?zhèn)蔚蔫b別、圖像的意義、繪畫的風格、畫者的意圖、觀者的接受、收藏的歷史與媒質(zhì)的特征。中國古代畫史研究界皆知，對一幅古畫進行品鑒與判斷，這是一件精微且細致的研究工作，但是這種對古畫本身的微觀研究容易形成一種偏執(zhí)的深度，而讓研究者忽略了思考影響古畫成形的文史背景。事實上，任何一幅作品的創(chuàng)作都是那個特定時代文史元素的顯現(xiàn)，中國古代畫史的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兩者本身就不可切割，中國古畫與頤養(yǎng)其生成的文史之間本然就息息相關(guān)，中國古畫的鑒賞并不限于作品本身技術(shù)風格的賞鑒。

《宋元畫史中的博物學文化》這部專著的貢獻之一在于借助建立中國古代繪畫圖像史的博物學研究立場，捕捉從水墨丹青中所透露的諸種文史信息,以打通古畫在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之間的文史脈絡(luò)，力圖把中國古代畫史研究提升至一個更深厚的知識結(jié)構(gòu)與學術(shù)修養(yǎng)的平臺上。也正是如此，作者把古畫的個案研究還原于文史背景上，把古畫的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合二為一。

作者從事中國古代畫史研究，為什么首先嘗試把博物學觀念定位于宋元畫史研究？就我的了解，這是因為在她看來，歷史上傳世的宋元古畫，大多出自宮廷畫院和畫史名家（或摹仿者們）之手；在一定程度上，這些古畫在表現(xiàn)形式及內(nèi)涵上必然呈現(xiàn)出那個歷史時代的主流文化思想，并且也記憶著兩朝宮廷與坊間豐富的日常生活觀念。作者之所以把自己的博物學研究定位于宋元兩朝，是因為在中國古代的卷軸畫史上，宋元大致是奠定畫史傳統(tǒng)的階段。在中國古代歷史的文化發(fā)展邏輯上，宋元上承唐代，下續(xù)明清，不但不斷受到官制、宗法、政治、宗教、民俗、器物與服飾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并且與周邊的交流往來也日益頻繁。當然，這部專著也嘗試著從明清繪畫的個案研究出發(fā)，以追溯畫史，去思考經(jīng)由宋元畫史衍伸而來的博物學文化問題。

在學術(shù)研究的觀念上，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與美國漢學家薛愛華 （Edward Hetzel Schafer）對作者有著較大的影響。在國際漢學界，這兩位漢學家分別代表了兩種博物學研究的方法論，然而，作者并不是不做任何過濾而直接把這兩種方法論拿來生硬地使用，而是在不同程度上分別借鑒了兩位漢學家的研究方法論，并給予了選擇性與匯通性的整合。這就是我們所主張的比較藝術(shù)研究者或中外比較美術(shù)研究者應(yīng)該持有的研究立場。可以說，這部著作在研究觀念與方法論上所凸顯出的特點之一，就是對宋元畫史的一個個博物學問題進行“縱深”的探究時，又把個案研究 “平鋪”于文史發(fā)展的網(wǎng)絡(luò)中，最終在思考、研究與書寫中達到了共時性與歷時性的自洽。這部專著把中國古畫研究投射在博物學的宏大背景上，從而規(guī)避了對古畫研究那種狹隘的 “以物唯物”的封閉性考證，系統(tǒng)性地狀寫了積淀于宋元畫史中的博物學文化之脈絡(luò)與圖景。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