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廉，1982年生。先后就讀于中山大學物理系、人類學系、中文系，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博士。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在《收獲》《十月》《花城》《作家》等刊發(fā)表作品，被各類選刊、選本大量轉載。著有長篇小說《獲救者》，小說集《內臉》《非法入住》《聽鹽生長的聲音》《生活課》《倒立生活》《北京一夜》等?，F(xiàn)任職于廣東省作家協(xié)會，兼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語言文化學院創(chuàng)意寫作專業(yè)導師。曾獲首屆“紫金·人民文學之星”文學獎、十月文學獎、有為文學獎、花城文學獎等，入選廣東省青年文化英才。

將寫作和所學專業(yè)非要連接在一起的想法，對我來說好像是一個極其不可思議的事情。自從我知道世上有寫作這回事以來，就在潛意識里認為寫作是每個人的權利，就像吃飯、喝水、上廁所一樣，是一項人的基本權利。時至今日，我持之以恒地寫作了十來年，還專門系統(tǒng)讀了各種文學史和文學理論，可我仍舊是這么想的，也每每在不同的場合宣講。表面上看，我似乎是在勵志，其實只不過表達著我對寫作的那份感恩之情。這種心情就像是那種獲得過上帝福澤的虔誠信徒，愿意把上帝的福音傳布給更多的人。

我對寫作的認識是從寫日記開始的。就像是原始人發(fā)明了結繩記事，我發(fā)現(xiàn)了文字可以補充脆弱的記憶。還是小學生的時候，放寒暑假前，語文老師經(jīng)常布置的一項作業(yè)便是寫日記。那會兒可不像現(xiàn)在有各種各樣的培訓班，那會兒是玩耍的狂歡節(jié)，幾個人圍著一堆建筑用的沙子，也能玩上整整一下午。在沙堆里掏洞，或是建造城堡，然后臨走的時候，又把辛辛苦苦堆成的城堡踏得粉碎，心中居然還會有一種詭異的快樂。（后來讀歷史，據(jù)說古羅馬暴君尼祿燒了羅馬城，只為欣賞火光，想起摧毀沙堡的往事，似乎也能有點兒理解。）總而言之，放假的那一個多月的時間轉瞬即逝，想起老師們的竹竿，害怕得要命。嗯，那時候的老師都會打人，家人和學生都覺得特別正常。因此，在極度的驚恐之中，我一兩天寫完了一個月的日記，這自然充分鍛煉了我的虛構能力。在日記中，我是個愛學習愛勞動的好孩子，從來不玩沙堆，只做好人好事，度過了一個無比充實的假期。當然，絕非全然虛構，那樣的虛構有時讓自己也覺得荒唐，便想起那些難忘的玩耍經(jīng)歷，忍不住也寫一些出來。寫這些事情的時候，是純然快樂的，仿佛把歡樂的時光溫習了一遍，同時，又以文字為載體，保存了下來。

這種重溫歡樂的寫作，讓我迷戀，于是，我的日記逐漸少了那些虛構的好事，多了一些好玩的趣事。從那時起，寫日記成了我的一個愛好。當然，我沒能做到天天都寫，但一個星期總會寫上一兩篇。當然，我應該也是受到了父親的影響。他每天都寫日記，而且還會寫滿滿的一頁。我有時也會好奇他到底記了些什么，但我又很怕去看，覺得那是另外一個我不了解的世界，我不想貿然進入。因此，我從未偷看過父親的日記。

在一篇談寫作和不同學科背景的文章中，我大談寫日記， 并非是跑偏了，而是蘊含著我的一個觀念，那就是寫作與個體生命意識的成長有著極大的關系。換句話說，我猜測，寫作極有可能是一種人類的本能。這個本能的開掘，暫時還沒有一門可以教學的課程可以與之順利銜接，不如說，這個本能的成長、達成有賴于生命的內在發(fā)展與外在際遇，在合適的時機，這個本能便可以成為最輕便卻也是最直接的工具，接續(xù)和轉化心靈所承載、分泌的一切。寫日記只是這種本能的一種自然表現(xiàn)罷了。我們寫日記，其實并沒有設定閱讀對象，但我們依然在其中傾訴，仿佛有自己以外的什么意識可以聆聽到自己傾訴的這一切。如果這個本能在人幼年時得以引導，是很可能會保持一生。當然，這個本能如果一直沒被喚醒，那就和人類的其他許多本能一樣，沉睡在深海一般的潛意識中了。

因此，我大膽揣測，寫作是一種本能，也是一種獨立的精神現(xiàn)象，它的種子與具體的學科學習沒有關系。但是，我想強調的是，它的生長卻一點也離不開各種學科的學習。

在我的童年時期，我和其他人一樣，保持著對于自然世界的極大興趣。通過學習之后，我被告知，各種奇妙的自然現(xiàn)象，比如風雨雷電，其背后居然都有著規(guī)律可以解釋，這是我在意識懵懂階段經(jīng)歷的第一件極為震驚的事情。這種震驚引發(fā)了我極致的興趣，我拆解了全部的玩具，玩具內部的齒輪聚合正如大自然背后的規(guī)律一般，看著這支離破碎卻猶如神諭般的“規(guī)律”，可以享受到創(chuàng)世般的快樂。這種興趣一直伴隨著我的整個成長，一直到青春期的結束。成為一名科學家因此也成了我理所當然的人生理想。在我閱讀科學家傳記的時候，也發(fā)現(xiàn)了許多科學家有著動人的文采。愛因斯坦、居里夫人都寫得一手好文章，而且它們的行文幾乎沒有花哨的修辭，只因積年累月的思考，讓許多段落沉淀著濃郁的哲思。就像愛因斯坦說的：“在科學思維中，永遠存在著詩歌的因素?！蹦敲矗坏貌惶岬窖Χㄖ@（大家都知道他提出的物理模型：薛定諤的貓），這個量子力學的奠基者，竟然出版過詩集，有著媲美職業(yè)詩人的才華。

所以，當時的我認為，文學是完全靠天分的，是不需要接受教育的。我可以完全投入到科學家的夢想中去，而文學和寫作這回事則可以一直當成愛好保持下去。整個中學時代，我的確是這樣想和這樣做的，并且取得了相對不錯的平衡。我在參加奧林匹克物理競賽中取得了名次，也在作文課上時常入選范文，并且還有余暇創(chuàng)辦了學校里一份完全由學生編輯的報紙。物理老師和語文老師都對我青眼有加。幾年后，新世紀開始的第一年，我考入了中山大學物理系，我以為真正開展研究的好日子更是要開始了。

但是，半個月后，我就苦不堪言。我發(fā)現(xiàn)我對高等數(shù)學完全沒有感覺，看著沒有了數(shù)字、只剩下一堆符號在頁面上變幻來、變幻去，有一種極度空虛的感覺，甚至開始懷疑，那些公式和這個具體實在的世界是真的有關的嗎？這是學業(yè)上的困境。還有另外一方面，我獨自從西北來到廣東，從氣候、語言到飲食，感到了各種不適，那種青春的敏感自然會把這些東西給放大，從而造成了一張孤獨的大網(wǎng)。我必須承認，在那之前，我可從來沒有一個人獨自生活過，我沒有住過校，每天中午都會回家吃飯、午休，再騎著自行車去學校?？涩F(xiàn)在，我被丟在了一個完全陌生的異質的地方。

是的，不得不說，還有那空曠而寂寥的環(huán)境。那一年，2000年，正好是中山大學珠海校區(qū)建成的第一年，所有的本科生都必須前往珠海校區(qū)，在那里讀完大一大二后，再返回廣州的老校區(qū)。因此，我們這批人被忽然從刻板的高中生活中拽出來，放在那樣一座自由而開放的舞臺上，大家都懵了。這是大學生活么？和想象中的大學生活完全不同嘛。我曾經(jīng)無比著迷的世界規(guī)律與本質，在這種處境下，似乎變得和我自己的生活沒有關系。這是讓我最為驚恐的一件事。我在中學時代，尤其是高三，玩了命地學習，就是抱定了一種信念，只要我考上了大學，那么我的生活就像是野馬脫韁，來到了廣闊的草原上，任我隨意馳騁。我的科學家之夢更是觸手可及。誰知道生活的真相竟然是如此殘酷，我連跟自己的關系都沒處理好，怎么去處理那些掌管世界規(guī)律的公式？或者說，即便我努力再去拼命學習那些公式，探究世界的規(guī)律，可我心中卻忽然無端端生長出了一個巨大的空洞，而我在物理學上的努力，不僅對這個巨洞于事無補，反而還在擴大著這個巨洞，讓這個擴張的巨洞隨時都有可能把自己給吞噬掉。

這個時候，我發(fā)現(xiàn)閱讀文學，似乎能修補那個正在擴張中的巨洞。因為在文學中，描寫了太多的人生，讓我在這個人生的轉折時期可以作為某種鏡像感到踏實。文學的親戚：哲學，似乎味道也很好，其中箴言一般的句子有著宗教式的感染力。原本我思考的問題都是具體可感的，即便世界的本質和規(guī)律，也是在物理學的框架之內，各種實驗和公式都是堅實的依靠。但這個時候，文學和哲學促發(fā)了我對形而上問題的思考，我才意識到，那個擴張的巨洞原來存在于每一個人的心底，那種虛無是生命的陰影，就像事物不能擺脫陰影，虛無也是生命不可避免的陰影。

虛無的陰影之所以令人無比恐懼，更是因為它的根須是植根于那深淵一般的死亡峽谷。我很小的時候，大約是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第一次意識到這個意識本身有一天是注定要消亡的，我感到了天旋地轉般的恐懼和痛苦。那種無法理解這種消亡的心情，讓我的眼睛幾乎有了淚水。那應該是一個下午，父母都去上班了，我一個人在家，百無聊賴地想到了這件事。從此，盡管我看上去和別的小朋友一樣貪玩、無憂無慮，但實際上，我的心底已經(jīng)有了一份揮之不去的沉重。當成年后離開熟悉的環(huán)境，置身完全陌生的境地，那個壓抑的問題也伺機而動，因為我意識到，從此以后，在精神意義上，我都要一個人獨自生活下去了，那條看不見的臍帶被剪斷了，那么我必須為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找到意義。

但，找到意義，世間還有比這更難的事情嗎？盡管從小長到大，從長輩到老師，從社會、媒體到各種教育機構，都對“意義”這回事給出了形形色色的答案。我不愿意去“解構”這些答案，說這些答案大部分是社會文化機制去建構和規(guī)訓出來的（很可能是這樣），我是愿意敞開心扉的，去相信他們的誠意，去接納那些答案，可是，作為一個獨立的人的那顆心，卻是極為固執(zhí)的。要讓人的心去真正相信什么東西，實在是很難很難的。正如人不再諦聽自己內心的時候，轉而去相信什么東西卻是很簡單很簡單的。

確實沒有一門學科像哲學那樣追問關于意義的這回事。文學自然也是追問的，但是文學的追問被覆蓋在厚厚的故事、細節(jié)與生活表象之下，我們往往看不清那樣的追問，或是追問也很容易被稀釋，或是用表象來代替答案。但是，哲學便不然了，哲學得把追問暴露在白紙黑字上邊，然后還得絞盡腦汁用正面的、但抽象、復雜的方式去回應追問。我坐在珠海校區(qū)的圖書館里，面朝著大海（據(jù)說那片海叫伶仃洋，油然而生一種悲壯的感覺），從古希臘時期開始讀哲學。其間，還選了哲學史的課程來輔修，我終于不再獨自摸索，而是進入了人類的智慧空間。

我發(fā)現(xiàn)“軸心時代”（雅思貝爾斯提出的）的哲學家們都對生命充滿了純真的熱情，他們關于人生的諸多論述迄今看來依然引人深思。到了康德這樣的哲學家那里，極度的抽象思辨讓人難以進入，必須一手拿著解讀的著作，一手拿著原著（也是翻譯成漢語的），方能領略一二。因此，這么說起來，還是近代以來的哲學家更讓人親近。那些歷史久遠的古典哲人，他們在面對生死、世界等根本問題時，是無所畏懼的，死只是生的反面。這自然和他們那個時代宗教文化比較發(fā)達有關，而人類歷史不斷發(fā)展，技術理性也侵入到對生死的理解中，因而死亡的宗教色彩越來越弱化，人在面對死亡時的勇氣也越來越少。在尼采那里，“上帝已死”帶來的后果便是人間死亡的不可承受之重。他的心靈是那么強悍，提出“強力意志”，要為自己的生命塑造意義。因為他說：“受苦的無意義，而不是受苦本身，才是覆蓋于人類之上的詛咒。”為生和死的苦難要以一己之力賦予意義，那該是一種怎樣的不可能。意義的生成本來就是超越單個的存在的。個體的必死性與人類的永恒性歸根結底還是兩回事。尼采最后的發(fā)瘋通常被解釋為一種極致的孤獨，但我總覺得那其實是他的思想走到了一種無解的絕境。而加繆在《西西弗的神話》中的思想跟尼采相比，看似是虛弱的、被動的，卻是實實在在勵志的。我一讀再讀，那個推石上山再滾落的悲劇形象令我無法忘懷。渺小的個人終究成不了強有力的“超人”，他充其量只是一個苦役犯，但他本著把苦役進行到底的精神，完成了一種無限的反抗。加繆作為作家的思想，與純粹的哲學家有了分野，他更加立足于個人的立場，充分理解人的處境，因而他的思想充滿了生命力，他對歷史局勢的判斷也因為如此而異常準確，超出了與他同時代的引領一代思想風潮的薩特。這也讓我對文學的理解有了極大的升華，我更愿意從人及其處境的角度去思考問題，這讓我覺得自己是站在日常生活的大地上來思考問題，而不是憑空虛蹈的。

我袒露了這么多心路歷程，就是想說明，我終于發(fā)現(xiàn)文學才是自己心中所愛。當我有了這種想法，并努力爭取到了一個大學生的文學獎之后，便開始了轉系的行動。想轉系，首先得面對的是理工學院這方面老師們的同意，我和當時的副院長吳申尚教授寫信長談，也許是我的認真懇切讓他覺得應該認真對待這個學生，他也給我寫過好幾封信，說他求學與研究的歷程，讓我深為感動。他也對我提到高等數(shù)學的艱深，這讓我也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因為高等數(shù)學過于艱難，轉頭去從事文學是為了避難？我至今自然也無法否定這樣的因素，但是，這只是最表層的原因，深層的原因還是上面所說的人生危機。我反復琢磨了數(shù)月，認定了文學是我可以甘心情愿用一生的時間去對待的事業(yè)，最重要的是，做這行我也不懼怕失敗——只要寫出來的東西能發(fā)表就好了。我不指望用文學混飯吃，我會和其他人一樣找工作，然后一邊工作一邊寫作。我想，只要自己足夠努力，發(fā)表這回事還是可以做到的吧。我就懷抱著一腔熱情，找了幾個中文系的朋友商量，他們都表示支持，并且?guī)臀野岩庠競鬟_給了系里的領導。消息終于傳來，被拒絕了。其實這倒是不讓我太過意外，讓我意外的是理由：我們中文系比你們物理系好找工作，不要拉低了我們系的就業(yè)率。我傳達了我的意思：我保證自己一定會找到工作，不會失業(yè)。但沒人再聽我微小的聲音了。

中文系的其他朋友事后說：“我們也不大希望你能轉來?！边@更是讓我驚詫莫名。他們說：“倒不是因為你來了會和我們搶工作，而是你這半中腰殺過來，逃過了百篇作文的磨難，我們心里太不平衡了?！蔽疫@才知道，寫百篇作文，這是中文系的特色培養(yǎng)方法，是說到做到不打折扣的一百篇作文。我聽后，倒吸一口涼氣，反而慶幸自己沒有一開始就進入中文系，如果寫了一百篇作文出來，我自此一定會對寫文章生厭。因為對于年輕人來說，尤其是沒有經(jīng)受過小說這種虛構藝術的訓練，會把自己的真實經(jīng)驗全部變成文字（能否稱為文體意義上的“散文”都很難說，“散文”與“作文”豈能是一回事），因為那樣最為便捷，也更加具有舒暢的快感。但是，人的經(jīng)驗是很奇妙的，在人的頭腦中是一種沒有形狀的氣態(tài)一般的存在，一旦形成文字，反而是將其鎖定和窒息了。如果以后還想寫作，但那輕盈的形態(tài)已經(jīng)被書寫（破壞）過了，便會不再想繼續(xù)挖掘那塊經(jīng)驗的內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經(jīng)驗有點兒像窖藏的白酒，一定要在記憶的密封罐里捂得時間越久越好，雜質沉淀了，而香氣變得濃郁。當然，這也只是我個人的偏見，這種有些極端的訓練方式，也許對一些人也是受用的。就像?？思{說的，有些人注定要成為作家，怎樣的生活和經(jīng)歷都不能改變和阻止他。不過，迄今為止，我還沒有遇見經(jīng)受過一百篇作文洗禮后成長出來的作家。（話說回來，這個時代無論在哪兒，作家都如朱鹮這種珍奇鳥類一般罕見。）

既然如此，我把當時的人文學院逐個掃描了一遍，除了中文，還有歷史、哲學、人類學，看看哪里才是我的去處。掃描的辦法倒是很笨的，沒有去找人詢問，而是自己去圖書館找來相關圖書來讀，看看哪些符合自己的胃口。歷史和哲學，我本身就是很喜歡的，人類學之前是一無所知。但奇妙的是，我讀了人類學的書籍之后，激動得不得了，發(fā)現(xiàn)這正是為自己量身打造的學科一般。有理論：各種關于文化的理論，又不像哲學那樣艱澀，不像歷史那么遙遠；有實踐：人文學者一般都是坐在書房的椅子里思考問題的，可人類學要求你必須走出去，走向那些不起眼的角落之地，了解那里的人們，用他們的文化來反思主流的文化。我作為出生在大西北藏區(qū)（金銀灘草原，西部歌王王洛賓寫《在那遙遠的地方》的地方）的孩子，發(fā)現(xiàn)自己曾經(jīng)所置身的邊緣并非一無是處，甚至還包含著如此重大的學術內涵，怎么不令人激動呢？這類似于一種對于自己生命的再發(fā)現(xiàn)。因此，我毫不猶豫地決定要去人類學系。況且，我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有很多人類學家都有作家的才能，甚至還有精彩的文學作品。（想想列維施特勞斯的《憂郁的熱帶》中寫的：“去聞一聞一朵水仙花的深處所散發(fā)出來的味道，其香味所隱藏的學問比我們所有書本全部加起來還多?！保┪以敢獬蔀槟菢拥娜?。

可那個年頭，轉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各個學院之間壁壘森嚴得很。于是，為了能把事情一口氣說清楚，我只得分別寫信給了校長、理工學院院長和人類學系主任，經(jīng)過一系列的程序（極為不易），我終于順利轉系。拿到文件，看到0001號，內心百感交集。來到人類學系，人類學專業(yè)確實如我設想般對胃口，原本有些沮喪的大學生活變得充實豐富起來，寫作方面的興趣還在，但很明顯，文化理論的研讀讓寫下的文字變得深刻起來。通過了解人類的文化，也對寫作這回事有了逐漸深入的思考。這糾正了我曾經(jīng)對于文學的輕視，我以為這個行當只要有才華，都是可以混飯吃的。我從人類學的角度不經(jīng)意地去打量文學，反而得到了更多的滋養(yǎng)。我那會兒寫詩，也想寫點小說，但發(fā)現(xiàn)小說的難度還不僅僅在于修辭，更在于生活本身，我不知道該寫些什么，太宏大的題材于我當時來說大而無當，身邊的校園題材我更是碰都不想碰，那些所謂的“青春小說”完全敗壞了我對這類小說的興趣。大學生在那些作者的筆下，幼稚得如同中學生一般，看過《麥田里的守望者》這樣小說的人無法再接受那樣的膚淺。我意識到，自己熱愛文學的這顆心需要蟄伏下去，徹底蟄伏，哪怕遺落了都不可惜。那只能說明，自己并不具備寫作的能力。

于是我沉浸在人類學的思考和學習之中，人類學研究異文化，期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忽然讓我明白了海明威談寫作的話：“你總得想著別人”。我之前覺得，這和我寫作的初衷是不符的，我之所以有寫作的沖動，是因為我想表達自己，如果讓我一天到晚都想著別人，那對我來說寫作還有什么意義呢？但是，學習人類學讓我明白，他者的意義是多么重大：沒有他者，何來自我？文學中經(jīng)常會倡導人類精神共同體，像是英國詩人唐恩寫的：“誰都不是一座孤島，自成一體。每個人都是那廣袤大陸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有所缺損，因為我與人類難解難分。所以，千萬不要去打聽喪鐘為誰而鳴，喪鐘為你而鳴?！钡?，你從感性上模模糊糊地認同不代表你從理性上真正知曉。人類學的研究讓我切實感受到我和其他人共享著同一套文化體系，當然，這套體系是有層次的，是地方化的，但是在根本處卻是一樣的。文化塑造著我們的心靈，也塑造著我們的行為，我們在鏡中只看到自己，如何能看到那些決定自己、比自己更廣大的事物呢？那就是建構他者，獲得來自他者目光的注視，以及與他者心靈的交談。正如馬丁·布伯在《我與你》一書中寫道：“‘我―你’才是本質性的關系，才能創(chuàng)造出真正的關系世界，才能帶來真正的相遇和對話，帶來超越和意義，帶向對‘更高領域’的敞開，帶來真正的自我實現(xiàn)。”從文化的反思與建構到個人精神主體性的反思與建構，人類學與文學實在是有太多相通的地方。

大三的時候，我們全部被拉去廣東的東部山區(qū)進行田野考察。此前總以為廣東是中國最富的省份，但沒想到出了珠三角，還有許多貧困的山區(qū)?；洊|地區(qū)的山民大多從福建遷來，在遷徙和定居的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宗族，也保留了許多過去的文化細節(jié)。人類學考察和記者采訪大不一樣，特別忌諱走馬觀花，因此要大致選定自己所要了解的對象，反復去觀察與交流；更重要的是，問題的意識要在日常的聊天中隨時保持“在線狀態(tài)”。因為人類學講究的是以對象的視角去理解他們的文化，因此不能用太過刻意的問題去引導乃至扭曲他們。你得和他們慢慢聊天，從中甄別出文化的元素。一開始，他們以為我們是記者，還時時提防著我們，但后來發(fā)現(xiàn)我們問的問題都和拉家常一樣，才放低了戒備。久而久之，連賭六合彩被警察追捕、逃到山里的事情都和我們說了。

我在那里的日子，看似無所謂嘻嘻哈哈的樣子，實際上無比專心地在聊天，第一次感受到了“世相”這個詞語所包蘊的那些林林總總的東西。每一個人像沉重的石頭一樣，是那么深地沉在文化的水中。石頭的翻轉會激起微弱的漣漪，而水流的波動可以輕易讓石頭滾動。那些平凡的人，我一直記得，他們因為長期喝茶，牙齒變得褐黃，他們笑的時候，牙齒就會暴露出來。他們有強烈的歷史意識，他們未必都去研究族譜，但他們都從祖輩那兒牢記自己家族是從哪里遷來的。因此，他們敬畏祠堂，他們賺到錢之后，祠堂也得到了復興，他們在那里找到了更緊密的認同感。這些人的生活，如果不是我前來研究，和我是一點關系也沒有的，但是，我在了解他們生活的過程中，卻總是覺得和自己是那么息息相關。我甚至會幻想，假如自己出生在這里，又會如何看待這個世界，這種對于生命的假設，對生命本身來說意味著很多，也許還涉及生命的本質。反過來想，我已經(jīng)不可能出生在這里了，這是客觀的事實，但我依然做出這樣的假設，并按照相應的文化和生活邏輯，想象出我出生在這里的各種細節(jié)，從而推演出我的另一種命運。這不正是文學所要做的事情嗎？田野調查之后，我寫了篇人類學論文，關注的是國家主流文化對于鄉(xiāng)村社區(qū)的控制與滲透。

轉眼就要畢業(yè)了。盡管我特別有沖動去考人類學專業(yè)的研究生，繼續(xù)自己的“文化苦旅”，但對文學的熱愛讓我已經(jīng)開始“蠢蠢欲動”，我已經(jīng)琢磨著擺脫了學校的體制之后，自己可以隨心所欲地大干一番。于是，我的畢業(yè)論文變成了“四不像”（學術黑話叫“跨學科”），用人類學的視野研究沈從文的小說《邊城》，論及了人類學民族志的寫法問題。我在潛意識里幾乎完全把人類學和文學當成一回事了。人類學的有些教授自然對此不以為然，但好在，反正我也不是為了一個好分數(shù)才來轉系學習的。

畢業(yè)后，一直想找一個能糊口卻不忙的工作，因為必須騰出一部分時間來閱讀和寫作。我曾去一家動漫雜志社應聘，干了三天就受不了而辭職。此后，又和搞音樂的朋友一起做原創(chuàng)音樂，我們做的歌被彩鈴商買去，得了幾千元收益，就在我們摩拳擦掌聚集了一個三人組合準備正式進軍樂壇之際，朋友的音樂公司因為人心各異（他們都是出來創(chuàng)業(yè)的大學生）忽然分崩離析了，朋友遠走故鄉(xiāng)，我也只能就此終止了成為一名“詞人”的奮斗之路。我先后去一家學術刊物和出版社謀生，這倒是比較合適我的選擇。這些輾轉于時光風沙中的瘢痕，讓我見識著社會與人生，領教著理想與貧窮，我的微薄收入只夠我租住在校內的單身教師公寓，那白天也黑洞洞的筒子樓的樓道，那一層樓幾十家公用一間的廁所和洗手池，那狹小卻溫馨的室內單間，像是一艘無望而漂流的夜航船。

在我非常迷茫的時候，我讀到了庫切的自傳體小說《青春》，庫切作為IBM的一名程序員，卻懷抱著對文學的隱秘熱愛，在情緒和生活中充滿了與我相似的迷茫感受。在計算機程序員和庫切后來的那些耀眼的小說之間，有什么隱秘的關聯(lián)嗎？當然，就內容而言，《青春》中有著文學理想的程序員的形象，讓人印象極為深刻。如果是一個有著文學理想的語文老師，似乎就會平淡許多。作為計算機程序員，一個離文藝很遙遠的職業(yè)，恰恰具備這個世界的普遍性。那就是，大部分的人為了生活，其實都過著很不文藝的生活。但奇跡就在于，文藝的營養(yǎng)都是來自于不文藝的部分，如果文藝來自于某種“文藝生活”，那一定會帶給人一種難以掩飾的做作的感覺。而且，我認為他曾經(jīng)從事過程序員的工作，讓他的小說都具備了更加強烈和鮮明的形式感?？v觀庫切的小說，每一部長篇小說都有著獨特的結構，這讓作家有效避免了自我重復以及自我厭棄。因此，庫切最初給我的啟示，不在具體的寫作技巧上，而在于一種人生的態(tài)度。

我的寫作在“創(chuàng)業(yè)失敗”后才算是真正開始了。大學時代，寫過許許多多的詩歌，但那些詩歌已經(jīng)成為自我青春的見證，散佚了大半。大四的時候，在《讀書》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隨筆《做乘法的凱爾泰斯》，只因聽人說那是很好的雜志，只有作家張承志在大學時代在上邊發(fā)表過文章，這引起了我的虛榮心，便躍躍欲試，不想還能交上好運。文章發(fā)表后，我便畢業(yè)離校了，我這才記得投稿時留的地址還是宿舍的，因此，每個周末我都會從校園西區(qū)走到東區(qū)（需要走半個小時），去宿管員那里看看信件。但印象中一直沒能收到樣刊，至于稿費，好像是收到了。但是，我所決心要創(chuàng)作的小說，只有一些不成系統(tǒng)的片段。

讓我第一次領略到小說是怎么回事的，還是在那黑暗筒子樓里的黑暗經(jīng)驗。我終于體驗到了人性的惡是怎么回事，我也沒有回避自身所潛藏的惡，我的敘事在那種“斗爭”的狀態(tài)下找到了前行的動力。而一方面因為首次寫那么長的文章（《非法入住》約有兩萬五千字），一方面由于需要作品和自己保持一種疏離感，所以我用了第二人稱“你”來敘述，我覺得那個視角實在是非常符合我當時的心境。但也因此我被視為“先鋒作家”，老實說，我一開始并沒有那樣的自覺意識，當然也讀過文學史，讀過余華、蘇童、格非等作家的早期作品，那實在是先鋒得很，而自己的小說離那樣的先鋒確實有不小的距離。說到這里，我又得慶幸一下自己沒有一開始就讀中文系了，如果那時開始做論文，研究“先鋒”什么的，肯定會鎖死自己之后的寫作，總會想著“先鋒”應該是什么樣子的。但人類學的學習讓我讀小說時有種純粹的讀者視角，也就是希望故事好看，但又不止步于故事本身，渴望能有更深的意蘊。那便成了我的努力方向。《非法入住》寫好的半年后，在《大家》雜志順利發(fā)表，終于讓我堅定了寫作的道路。既然我一開始的目標只是“發(fā)表”，那么我此后所獲得的一切都讓我覺得奢侈。寫作十幾年，自然存在著對于“發(fā)表”這回事已經(jīng)麻木的時刻，但“發(fā)表”作為一種路標始終讓我保持著清醒：文學之路走得再遠，獎項與版稅再多，依然還得立足于“發(fā)表”。這其中蘊含著我對文學期刊編輯的巨大感激，在這個喪失了藝術與精神尺度的時代，他們依然是“尺度”的使者。因此，“發(fā)表”在我這里已經(jīng)成為一種鄭重的精神事件。

拉拉雜雜地說了這么多專業(yè)背景的學習與個人的經(jīng)驗心得，仿佛寫作之路非如此不可，其實這只是我這個人的路徑罷了，如果其中有些地方能觸動他人，在心靈的對話中促進了思想的生長與傳播，我就心滿意足了。其實，認識和實踐在很大程度上是兩碼事，還是以我多年的經(jīng)驗來說，寫作的時候越是忘記那些理論的東西，越是能獲得自由。但是，問題在于，如果沒有平時大量的理論思考，寫下的文字又不免蒼白無力。這正好說明了在人類心靈的疆域上，理性與感性是怎樣相互聯(lián)系和相互補充的。寫作，作為心靈的一種活動，不能偏廢于哪一邊。

在我看來，在這世界上，沒有任何知識和藝術可以像寫作這樣關涉到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又同時關切于個體精神深處的疼痛與歡喜，換句話說，寫作兼顧了人類與個人、兼顧了文化與心靈、兼顧了物質與生命，每個作家的重心都不同，有些作家擅長描摹物質，有些作家只盯著心靈，有些作家聚焦于文化分析，但他們都知道沒有寫到的、另外一側的事物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是因為自己的性情、經(jīng)驗等緣故不得不選擇了這一種罷了。寫作是一種探尋，文學是一種呈現(xiàn)，詩人米沃什提到文學是人類生活的“第二空間”，但這個空間與人間并非涇渭分明，而是如此密集地扎根于人間的土壤，以至于構成了人間的真實部分。當其他的學科、知識、體系、結論時過境遷之際，文學依然緊裹著它的內核，那些文學史的經(jīng)典在閱讀中再次復活，只是對它的闡釋和理解有了和時代同步的變化。不妨這么說吧，寫作特別像是在給人類的存在本身勾勒形象，我們借此來看見和理解自身。在今天這個劇烈變化的歷史時刻，文學看上去在遠離公眾，但是，另一方面，人類卻是如此迫切地需要文學為這個破碎和重聚的時代描摹出真切的心靈圖譜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