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創(chuàng)生與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中，一直伴隨著對西方文學思潮和文藝理論的全方面的譯介和接受。而作為東亞現代史上的先發(fā)國家，被竹內好視為優(yōu)等生的日本，在中國借鏡西方的過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中介作用。僅就魯迅而言，留日時期的魯迅正是在日本的大正年代的文化歷史語境中獲得了對西方文學與哲學新知的歷史性認知?！拔逅摹敝蟮聂斞笇N川白村的翻譯與介紹，也構成了西方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史上一個令學者屢屢反顧的具有典型性的案例。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魯迅的理論興趣轉向左翼思潮的過程中，則側重參詳的是日本學界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與翻譯，也應和了30年代中國學界大批量引進西方文學與思想資源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時代潮向。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出版界集中出版了一批譯介西方文藝思潮的著述。譬如宮島新三郎的《歐洲最近文藝思潮》以及升曙夢的《俄國現代思潮及文學》即是現代書局推出的既有概觀性又有專題性的專著，兩部書的作者都是30年代在中國形成了影響力的日本知名學者。

有當代研究者這樣介紹《歐洲最近文藝思潮》的作者及其著作：“宮島新三郎（1892—1934）以研究世界文藝思潮史、文學批評史見長。他著有《歐洲最近的文藝思潮》、《明治文學十二講》、《大正文學十二講》、《文藝批評史》、《現代文藝思潮概說》等。中國譯有他的《歐洲最近文藝思潮》（現代書局1930年版）、《現代日本文學評論》（開明書店1930年版），《文藝批評史》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文藝批評史》?！段乃嚺u史》以歐洲文藝批評為主，對世界文藝批評的起源發(fā)展做了全景式的描繪，在日本屬于這一領域中先驅性的著作。該書1928年在日本出版后，當年中國就有人把它編譯成中文，以《世界文藝批評史》為題出版（美子譯述，廈門國際學術書社版）。1929 年和1930年，先后又有上?，F代書局和開明書店出版了黃清嵋和高明的兩個譯本。宮島的《文藝批評史》是現代中國翻譯的唯一一種世界文藝批評史著作?！盵1]

與宮島新三郎的全景式的《文藝批評史》相比，這部《歐洲最近文藝思潮》討論的時間段比較集中，側重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的文藝思潮。宮島新三郎在序言中這樣定位自己的這本書：“歐洲最近文藝思潮，目的是在于歐洲文藝的主要思潮的最簡明且要約的敘述；所以可以說是歐洲文藝史的入門書。在這小冊子里，比較著重的是現代，尤其是大戰(zhàn)前后的文藝思潮——換句話說，便是浸透了全世界底以社會意識為基礎的新興文藝的思潮。類似的書，雖并不是沒有，但是把現代的文藝思潮和舊文藝思潮對照觀察的，卻或許只有這一本。因此，這本書量雖不大，卻是多少有些自負的呢！”盡管作者認為該書對于東方讀者了解西方的“新興文藝”，只是一本入門性的小冊子，但作者“把現代的文藝思潮和舊文藝思潮對照觀察”，構成了本書一大特色。《歐洲最近文藝思潮》由五個章節(jié)構成：歐洲最近文藝思潮的源流、浪漫主義的消長、現實主義運動、新浪漫主義諸相、改造期的文藝思潮，大體勾勒了西方從浪漫主義到象征主義（即“新浪漫主義”）的文藝發(fā)展的歷史軌跡。[2]

而升曙夢則是介紹俄蘇文學最力的日本學者，《俄國現代思潮及文學》中譯本近700頁，對當時的中國學界而言，堪稱是皇皇巨著?！冬F代》雜志刊登的關于該書的廣告這樣評價這本書在俄國現代思潮及文學研究領域的特征和價值：“本書分列各著名作家，襯以時代思潮而詳述俄國現代的文學，上溯至正當全俄國上下的人心被灰色的暗影所籠罩住的一八九○年，下及于蘇聯(lián)治下的一九三○年。議論見解，均極精辟而有獨到之處。著者升曙夢為現今日本最聞名的俄國文學研究者，已半生埋頭并浸沉于俄國文學研究之中，于俄國文學有極深切的體會。此書即系結晶其半生的研究而成，其價值可見。關于論述俄國現代文學的專書，如同本書那樣詳備卓出的，實屬罕見。本局特請許君譯出以餉一般研究俄國文學者，并備大學外國文學系學生作為重要參考用書?！盵3]《俄國現代思潮及文學》的特出價值，可能主要在于它是一部論述俄國現代文學的“詳備卓出”的專書。

除了現代書局出版的《俄國現代思潮及文學》，升曙夢的關于俄蘇文學的近十種著述也基本上被譯介到中國文壇，其中大部分都翻譯于30年代，迎合了中國文壇了解俄蘇文學的熱情。升曙夢在《寫給中譯本的序——呈譯者許亦非君》中的一番話，多少道出了中國文壇關注俄蘇文學的內在原因：

原來，我是個認為在貴國與俄國之間是有著很多的共通點的一人。在國家的特征上，在國民性上，在思想的特質上，這兩個國家是非常類似的。在這意義上，即使說中國乃是東方的俄國，俄國乃是西方的中國，似乎也決非過甚之詞。所以，俄國文化，比之世界任何一國，我相信在貴國是最能接受并最能正當地理解。就從那一點來說，本書由著你的秀逸的翻譯和非凡的努力，比之在日本，在貴國怕會看到更多的成功吧，我私自這樣期待著[4]。

升曙夢的判斷頗有遠見，堪稱預言了中俄兩國在未來的幾十年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但中俄之間的共通點，除了升曙夢所謂的“國家的特征”、“國民性”以及“思想的特質”上的類似，恐怕還在于30年代蘇聯(lián)的當下，即是中國的未來?！抖韲F代思潮及文學》的譯者許亦非在《譯后記》中寫道：

片上伸氏曾說：“俄國是從最初以來，就有著當死的運命的?！钡韲鴧s畢竟已擺脫這所謂當死的運命而自行蘇甦了轉來，在這蘇甦轉來的過程中，俄國的文學是與有大力的；至少可說是因為有這文學的推動力，俄國這才至于蘇甦過來了的。中國在目前，也正如過去的俄國一樣，已有當死的運命臨到頭上；然而，中國目前的文學又何其這樣浮淺而毫不隱含著一點深沉的力呢？這譯本倘能略略使驚覺到這一點，為譯者的我，就已十分滿足了。[5]

譯介的意義，似乎不僅僅關乎文學，甚至也關乎民族的命運，關乎中國在“當死的運命臨到頭上”的歷史關頭，如何“蘇甦過來”。翻譯的意義恐怕更應該在這一高度進行體認吧？只要想到魯迅在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的同時，把畢生相當一部分精力持續(xù)地投入在翻譯工作上，就可以體會到翻譯之所以堪稱“偉業(yè)”的原因所在。

關于升曙夢，譯者許亦非在《俄國現代思潮及文學·譯后記》中介紹說：“著者升曙夢，號直隆，我不大知道他的生平，只知道他曾經當過陸軍大學的教官，現已自行告退，在鄉(xiāng)間埋頭于俄國各方面的研究；他系日本最有名的一個俄國文學研究者?！薄罢珀P于十九世紀前半歐洲文學上的運動，全世界只有布蘭兌斯的一部十九世紀文學主潮史一般。在這一點上，本書可說是世界僅有的一部關于現代俄國文學的最詳實的歷史文獻或研究?！薄抖韲F代思潮及文學》的確當得上許亦非以及《現代》雜志上的廣告語的評價：“關于論述俄國現代文學的專書，如同本書那樣詳備卓出的，實屬罕見?！币虼?，升曙夢在《寫給中譯本的序》里毫不謙虛地自稱：“雖然像是自稱自贊，但關于這時代的研究，如同本書那樣完備的，就連俄國本國也還沒有。”這種“自稱自贊”在宮島新三郎那里也同樣見出。《現代》上關于宮島新三郎《歐洲最近文藝思潮》的廣告語“錄自原著者序”，序中作者亦自吹自擂：“類似的書，雖并不是沒有，但是把現代的文藝思潮和舊文藝思潮對照觀察的，卻或許只有這一本。因此，這本書量雖不大，卻是多少有些自負的呢！”

兩本書中都可以看出作者的自負。這是近代以來日本人特有的自負。在現代文學思潮的傳播史上，日本對西方的文學介紹的最力，他們在傳遞和研究西方文學與文化方面也的確當得起這種自負。也因此，使得中國留日的諸留學生作家通過日本人翻譯和介紹西方文學和文化思潮的中介，獲得了新知。除魯迅外，周作人和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諸公，都通過日本文壇了解西方的文藝思想。魯迅說“別求新聲于異邦”，其中日本的中介作用自然不容小覷。

最典型的例子當然是中國文壇通過廚川白村對弗洛伊德和象征主義的接受。在魯迅和郭沫若對弗洛伊德理論借鑒的過程中，廚川白村的中介作用是非同小可的。廚川白村也因此成為對現代中國影響最大的日本理論家，甚至比他在日本本土的影響還要大。梁盛志在40年代就曾經說過，廚川白村的“主要著作，幾乎翻完，他在中國所享的盛名，可說超過在本國以上”[6]。五四時期諸多中國作家都對他情有獨鐘，其中魯迅親自翻譯了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并用《苦悶的象征》作教材在北京高校開課。

廚川白村在中國影響之大的原因其實很簡單，他的“苦悶的象征”理論是把象征主義和弗洛伊德焊接在一起的文學發(fā)生學和創(chuàng)作論。象征主義和弗洛伊德都是五四時期最時髦的西方理論，兩者結合在一起當然就威力倍增。魯迅在《苦悶的象征》翻譯序言中闡釋這本書的主旨是“生命力受壓抑而生的苦悶懊惱乃是文藝的根柢，而其表現法乃是廣義的象征主義”[7]。所以《苦悶的象征》既是對創(chuàng)作心理的研究，又是文學發(fā)生論，處理的既是文學的本質，也是生命的本質。這也就是《苦悶的象征》第一章中所謂“人生的深的興趣，要而言之，無非是因為強大的兩種力的沖突而生的苦悶懊惱的所產罷了”。所謂的“兩種力”一是生命力，二是對這種生命力的壓抑之力。廚川白村沒有把壓抑之力看成是生命的負面因素，而是認為“無壓抑，即無生命的飛躍”[8]。正如伊格爾頓在《審美意識形態(tài)》中所說：“對內驅力的壓抑是所有偉大藝術與文明的基礎?！盵9]魯迅的《不周山》、郭沫若的《殘春》、郁達夫的《沉淪》都印證了這一點。理解了這一點，就很容易明白為什么魯迅、郁達夫和郭沫若全都在小說中處理苦悶與壓抑的主題。周作人當年為《沉淪》辯護，也從苦悶的角度著眼：

綜括的說，這集內所描寫是青年的現代的苦悶，似乎更為確實。生的意志與現實之沖突，是這一切苦悶的基本。[10]

郭沫若在1923年也說：“我郭沫若所信奉的文學的定義是：‘文學是苦悶的象征’?！盵11]魯迅、郭沫若和郁達夫揭示的正是人性自我壓抑的歷史，而他們的創(chuàng)作中的一個無意識的目的，就是把這種壓抑的歷史進程揭示出來，把非理性還原為歷史的另一種動力。

廚川白村的中介性表明，任何理論在旅行和傳播的過程中，都要經過某種中介環(huán)節(jié)，也必然要發(fā)生某種變異，這就是薩義德在《旅行中的理論》中提出的“理論旅行”概念，認為一種理論從一種境域一類文化一個時代旅行傳播到另一境域文化和時代的時候，勢必要受到傳播過程中的具體的時空和歷史語境的制約。而經過廚川白村改造過和變異了的弗洛伊德就是中國人更容易接受的精神分析學，其原初理論中諸如性驅力、死本能、俄狄浦斯情結等等容易令東方人產生陌生感的理論都經過了廚川白村的淘洗。廚川白村在《苦悶的象征》中這樣表達對弗洛伊德的不滿足：“我所最覺得不滿意的是他那將一切都歸在‘性底渴望’里的偏見，部分底地單從一面來看事物的科學家癖?！盵12]換句話說，廚川白村糾正了弗洛伊德用“性的渴望”來解釋一切的偏頗，這種糾正得到了魯迅的贊賞：“弗羅特歸生命力的根柢于性欲，作者則云即其力的突進和跳躍?！盵13]而經過廚川白村這一層紗布的過濾，弗洛伊德的理論就更有生命美學的色彩，作為一種文學理論，它也在具有前沿性的同時顯得更加溫和，更對中國人的胃口。

在中國現代文壇接受西方文藝思潮的過程中，作為中介的日本是一個值得專門研究的題目。20年代末直到戰(zhàn)前，中國出版界翻譯日本學者介紹西方文藝思潮的著作達到了一個高潮。僅上海出版界出版的日本學者和作家的關于西方文學理論和思潮的著作就有近30種。大致如下：

1926年，北新書局出版，升曙夢著，雪峰譯《新俄文學的曙光期》。

1927年，北新書局出版，升曙夢著，畫室（馮雪峰）譯《新俄的無產階級文學》；升曙華著，畫室譯《新俄的演劇運動與跳舞》。

1928年，北新書局出版，內崎作三郎著，王璧如譯《近代文藝的背景》。啟智書局出版，廚川白村著，綠蕉、大杰譯《走向十字街頭》?，F代書局出版，藤森成吉著，張資平譯《文藝概論》。開明書店出版，本間久雄著，沈端先（夏衍）譯《歐洲近代文藝思潮概論》。

1929年，北新書局出版，有島武郎著，張我軍譯《生活與文學》；片山孤村等著，魯迅譯《壁下譯叢》。大江書鋪出版，片上伸著，魯迅譯《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華通書局出版，升曙夢著，陳俶達譯《現代俄國文藝思潮》。現代書局出版，宮島新三郎著，黃清嵋譯《文藝批評史》。

1930年，大江書鋪出版，岡澤秀虎著，陳望道譯《蘇俄文學理論》。開明書店出版，宮島新三郎著，高明譯《文藝批評史》；本間久雄著，章錫琛譯《文學概論》。現代書局出版，小泉八云著，楊開渠譯《文學入門》；藏原惟人著，之本譯《新寫實主義論文集》。啟智書局出版，廚村白村著，綠蕉譯《小泉八云及其他》。神州國光社出版，千野龜雄等著，張我軍譯《現代世界文學大綱》。商務印書館出版，伊達源一郎著，張聞天、汪馥泉譯《近代文學》。

1931年，現代書局出版，小泉八云著，楊開渠譯《文學十講》；宮島新三郎著，高明譯《歐洲最近文藝思潮》。大東書局出版，廚川白村著，夏綠蕉譯《歐美文學評論》。北新書局出版，升曙夢著，汪馥泉譯《現代文學十二講》。

1932年，現代書局出版，小泉八云著，孫席珍譯《英國文學研究》。

1933年，中華書局出版，荻原朔太郎著，孫俍工譯《詩的原理》；岸田國士著，陳瑜譯《戲劇概論》?，F代書局出版，吉江喬松著，高明譯《西洋文學概論》。光華書局出版，芥川龍之介著，高明譯《文藝一般論》。

193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小泉八云著，侍桁譯《文學的畸人》。

1935年，開明書店出版，松村武雄著，鐘子巖譯《童話與兒童的研究》。

1937年，中華書局出版，岡澤秀虎著，侍桁譯《郭果爾研究》。開明書店出版，升曙夢著，胡雪譯《高爾基評傳》。[14]

或許正基于這種譯介的盛況，當年就有研究者指出：

日本新文學創(chuàng)作的翻譯，事實上是日本攝取了西洋文學，完全消化生長成立后，向中國的輸出。至于理解吸收西洋文學理論，以謀自國文學的革新，中國所走的路，正是明治以后日本曾走過的路。一方面直接學習西洋文學，一方面間接譯讀日本研究介紹西洋文學的論文批評，自屬事所當然。這方面作品的翻譯介紹，其數量之多，影響之大，要在日本的文學創(chuàng)作以上。[15]

這一研究者已經認識到，日本對西洋文學不僅僅是生吞活剝的攝取，同時也有個“完全消化生長成立”的過程。這種體認，有別于僅僅把現代日本視為譯介與傳播西方文學理論與文化思想的中介的理解模式，其中蘊含的啟示在于：當1930年代的中國現代文壇以日本為“中介”的同時，或許也需要思考應該怎樣以日本為“方法”吧？

注釋：

[1]王向遠：《中國現代文藝理論和日本文藝理論》，《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

[2]宮島新三郎著，高明譯：《歐洲最近文藝思潮》，上?，F代書局1931年版。

[3]這一則廣告載1933年10月1日《現代》3卷6期。

[4]升曙夢著，許亦非譯：《俄國現代思潮及文學》，上海現代書局1933年8月初版，第2頁。

[5]升曙夢著，許亦非譯：《俄國現代思潮及文學》，上?，F代書局1933年8月初版，第686頁。

[6]梁盛志：《日本文學對于中國文學的影響》。上篇 青木正兒著，梁盛志譯；下篇 梁盛志著：《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北京：國立華北編譯館1942年版，第111頁。

[7]魯迅：《譯〈苦悶的象征〉后三日序》，廚川白村著，魯迅譯：《苦悶的象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頁。

[8]廚川白村著，魯迅譯：《苦悶的象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頁。

[9]伊格爾頓：《審美意識形態(tài)》，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頁。

[10]周作人：《〈沉淪〉》，《晨報副刊》1922年3月6日。

[11]郭沫若：《暗無天日的世界》，《創(chuàng)造周報》1923年6月23日第7號。

[12]廚川白村著，魯迅譯：《苦悶的象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頁。

[13]魯迅：《苦悶的象征·引言》，廚川白村著，魯迅譯：《苦悶的象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頁。

[14]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編：《上海出版志》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21/node29060/node29267/node29269/userobject1ai54474.html。

[15]梁盛志：《日本文學對于中國文學的影響》。上篇 青木正兒著，梁盛志譯；下篇 梁盛志著：《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北京：國立華北編譯館1942年版，第1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