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作為秦漢時期對諸子思想綜合和總結(jié)的重要著作，涉及戰(zhàn)國秦漢間學術(shù)文化傳承的諸多方面，由淮南王劉安的眾多門客撰成，成于眾手，這些門客在撰寫時又廣泛征引或抄錄其他文獻。正是《淮南子》作者和成書方式的獨特性，使得《淮南子》在成書過程中存在明顯的文本來源多元化的特征。

首先是明引古書文本。所謂明引者，即直接標明所引書名或者人名?！痘茨献印访饕惹毓艜喾N。其中引用《老子》最多，有57處，主要集中于《道應篇》。其次引《詩》21處，引《易》13處，引《書》2處，引《周書》2處，引《春秋》《國語》《曾子》《莊子》《慎子》《管子》《韓子》《神農(nóng)之法》各一處。另外還稱引人名之語，如稱引孔子（仲尼、夫子）之語多處，或本《論語》，或本于其他古書；又有“黃帝曰”兩處，“堯戒曰”一處。有些先秦古書已經(jīng)亡佚，《淮南子》引書起到了保存古書的作用。如今本《慎子》殘缺，《淮南子》所引正是《慎子》佚文；《漢書·藝文志》有“《神農(nóng)》二十篇”，《淮南子》所引《神農(nóng)之法》可能就是其中的一篇。另外，將《淮南子》明引文本和所引書的今本進行對讀，可以看出《淮南子》客觀上為保存先秦文獻的古本原貌作出了貢獻，如《淮南子》所引《老子》文本很多與簡帛本《老子》相合。

其次是暗引古書文本。所謂暗引者，即不標明所引書的書名（篇名）或者作者名?！痘茨献印钒狄艜N類更多，所引文句數(shù)量更多。暗引的方式，有的是直接抄錄，有的則稍加剪裁加工，有的則是化用?！痘茨献印钒狄艜谋咀疃嗾邽椤肚f子》，據(jù)王叔岷《〈淮南子〉引〈莊〉舉偶》統(tǒng)計有223條之多，《莊子》33篇僅《說劍》《漁父》兩篇未被采用。其次則為《老子》，臺灣學者劉德漢舉出《淮南子》暗用或化用《老子》者95例，其中《原道》篇全衍《老子》之旨?！秴问洗呵铩穼Α痘茨献印返挠绊懸埠艽螅瑑H就《淮南子》直接引用的文本數(shù)量來看，《呂氏春秋》比不上《莊子》和《老子》，但在整個編撰的體系和結(jié)構(gòu)上，《呂氏春秋》的影響更明顯。《淮南子》在暗引某書時，往往會對文本稍作改動，以適應編纂者的身份地位和當時的政治文化環(huán)境，這些改動對于原書的?？焙陀栐b皆有幫助?？疾彀狄艜姆N類、引用文本的多少、引用某一種書的頻率，亦有利于我們了解《淮南子》的成書和思想傾向。

再次是采錄大量“公共素材”。所謂“公共素材”即神話傳說、歷史故事、寓言、哲理以及諺語等這一類材料。《淮南子》在對這類文本的使用上，無論是數(shù)量規(guī)模、文本分布還是頻次力度，都比之前的文獻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其中《說山》《說林》兩篇最為典型。這類“公共素材”共同構(gòu)成了《淮南子》文本強大的論說材料，豐富了文本內(nèi)容，延伸了文本的歷時性與空間性，形成了《淮南子》典型、獨特的文本特點。

最后是有些文本與簡帛佚書相合。《淮南子》除大量征引我們今天能看到的傳世古書以外，還采用了不少亡佚古書的文本，這一點可以通過大量的出土簡帛體現(xiàn)出來。比如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和《老子》甲本卷后古佚書《九主》《明君》《德圣》等篇屬于黃老著作，《淮南子》對此多有征引；《繆稱》與郭店簡《性自命出》論情多有相合之處；銀雀山漢簡《唐勒》篇可能是宋玉佚賦，文字與《淮南子·覽冥》論御馬一段相似。因此，合理利用《淮南子》與出土簡帛相同或相近的內(nèi)容，一方面可以重新校讀《淮南子》，促進《淮南子》的文本?？币约爸匦抡J識相關(guān)古籍的成書年代、真?zhèn)螁栴}、形成過程、思想來源等；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整理出土簡帛的文本內(nèi)容，如釋字、補正闕文、疏通文義等，進一步深入研究出土簡帛的學派性質(zhì)、學術(shù)傳承等。

《淮南子》文本來源的復雜性，一方面是由于《淮南子》本身的特殊性，如作者的群體化，淮南王劉安的政治身份和時代背景，但更重要的是《淮南子》也觸及早期文本文獻生成的一些共性問題，如作者、原始文本、異文現(xiàn)象、互文性等，這些問題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在早期文本文獻中。對《淮南子》進行文本細讀，考察其成書過程中的文本來源情況，不僅能使我們從文獻學的角度探析《淮南子》成書時的典籍流傳情況，更能從思想史的視角揭示該書與先秦學術(shù)特別是先秦諸子之間的承傳關(guān)系，乃至重新審視《淮南子》的主體思想及其思想與時代問題的必然關(guān)聯(lián)。具體來說，其價值和意義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可以進一步了解《淮南子》的編纂方式。將《淮南子》的文本問題放置在整個先秦兩漢時期文本生成的大背景下，深入探討文本文獻的作者、產(chǎn)生、流傳、材料來源、異文現(xiàn)象、互文性等諸多問題。從古文獻的流傳角度探討《淮南子》和先秦典籍在文本層面上的關(guān)系，嘗試解決戰(zhàn)國秦漢之間文獻的編纂、傳播、層疊等問題，同時亦可解決學術(shù)史上的疑難問題，如《淮南子》采用《左傳》凡12處，楊樹達《淮南子證聞》即云：“《淮南》書在漢初引稱《左傳》紀事，知劉歆偽撰之說為誣辭矣?！?/p>

第二，可以更好地閱讀并理解《淮南子》的文本內(nèi)容?！痘茨献印吩趥鞒踢^程中，出現(xiàn)不少訛誤。通過與所引之書（特別是出土簡帛）對讀，可以刊去偽謬，校訂訛誤，亦可對清儒?？敝檬ё饕豢陀^評判。同時通過對讀亦可以校勘相關(guān)先秦典籍，理解經(jīng)典原義。

第三，為進一步深入研究《淮南子》思想打下堅實基礎。通過梳理《淮南子》對先秦古書的采錄情況，將《淮南子》放在先秦兩漢學術(shù)史的大背景下進行考察，揭示《淮南子》在先秦與兩漢學術(shù)史的轉(zhuǎn)型時期所處的學術(shù)地位，理清《淮南子》對先秦諸子思想的傳承以及對漢代學術(shù)發(fā)展的影響。比如《繆稱》與《子思子》就有密切關(guān)系，通過考察《繆稱》對《子思子》文本的承襲，雖不能說《繆稱》全部取自《子思子》，但可以肯定《繆稱》保存的子思學派思想必定相當豐富。

第四，通過輯錄《淮南子》與出土簡帛相合內(nèi)容，一方面利用出土簡帛校正《淮南子》，進一步深入解讀《淮南子》的學術(shù)思想；另一方面，以《淮南子》為支點，進一步整理簡帛文本，探討出土簡帛的學派屬性、思想來源及學術(shù)價值等。通過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的對讀，不僅可以解決傳世文獻及相關(guān)文史研究中的一些疑難問題，并且對于出土簡帛的整理研究均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