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普希金不僅是被譯介得最多的俄國作家之一，而且也稱得上是知名度最高的西方詩人之一，在“中俄文字之交”中起過極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有論者認為，“說他的創(chuàng)作已經(jīng)融入了中國新文學創(chuàng)作的血脈，一點不過”。實際情況也是如此。早在1908年，魯迅以令飛為筆名發(fā)表了《摩羅詩力說》，文章重點介紹了八位歐洲浪漫主義詩人，其中便有普希金，“俄自有普式庚，文界始獨立，故文史家芘賓謂真之俄國文章，實與斯人偕起也”。魯迅在文章中再次確認了別林斯基的觀點，為中國讀者接受普希金提出了一個引導性的意見。

考察“五四”以后中國新文學的歷史，我們可以隨處感受到這位皮膚黝黑的俄羅斯人的影子，而在新詩發(fā)展的每一個階段，我們都能發(fā)現(xiàn)普希金的中國傳人，在這些詩人中，有的從內(nèi)容到形式都曾對普希金進行過認真的學習，有的則在詩歌精神、觀念和風格上受到過啟迪，其中不乏一些能夠標示詩歌時代轉(zhuǎn)折的大詩人，如郭沫若、戴望舒、艾青、臧克家、穆旦、北島、舒婷等。在很多中國人的心目中，普希金這個名字便與俄羅斯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只要提及那一片廣袤的土地也就會極其自然地想到普希金。

今日俄羅斯，各類書店的售貨員，只要一見到異鄉(xiāng)來客，十有八九都會向他（她）推薦民族詩人普希金。據(jù)說，曾有一位中國學者到俄羅斯訪學，在大街上因為沒有隨身攜帶護照遭到了警察的盤問。而在盤問的過程中，當這位學者告訴警察，他是中國的俄羅斯文學研究者，并當場向后者背誦了一首普希金的詩歌。這一舉動不僅解除了這名警察的敵意，而且還使他們交上了朋友。從某種意義上說，普希金的詩歌成了這位學者在俄羅斯自由通行的護照。

如今，歷史的腳步已經(jīng)踏進了二十一世紀，那么，十九世紀的普希金還能給我們什么啟示呢？除了文學史的意義，普希金這個名字還有什么現(xiàn)代性的意義？我們現(xiàn)在是否還需要閱讀普希金，或者說普希金的詩歌在什么層面上與我們當代的生活發(fā)生關系呢？是什么東西支撐著十九世紀的普希金來感動二十一世紀的我們？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他對美的敏感。這里也可分出兩個方面來認識。其一，普希金對藝術形式的探究。文學的發(fā)展并不按照進化論的原則，美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恒定性。閱讀普希金的詩歌，讀者就會發(fā)現(xiàn)，它們有著繁復多樣的內(nèi)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這些豐富的內(nèi)容大多被置放在一個個美麗的形式中，樸素鮮活的語言、和諧的韻律、悅耳的節(jié)奏、生動的比喻、深刻的象征，凡此種種，都賦予了庸常的現(xiàn)實以浪漫主義的光芒。其二，他藝術地看待生活的態(tài)度。無論是面對大自然的災難，還是日常生活的挫折，抑或是異性的拒絕，詩人都保有一顆赤子之心和一雙充滿發(fā)現(xiàn)的眼睛，因此總是能夠激發(fā)無盡的想象力，滿懷欣喜地去攝取其中的養(yǎng)料，甚至能夠在否定的現(xiàn)象中挖掘肯定的因素，然后，運用自己發(fā)達的理性去梳理它們，乃至最終選擇個性化的語言來抒發(fā)自己的感受。

其次則是他自覺的知識分子良知。普希金在履行自己的審美使命的同時，從來不曾忘卻自己的道德使命，他時刻意識到自己作為俄羅斯人對俄羅斯民族所應承擔的責任。詩人崇尚公平、正義等理念，并且把它們提到了信仰的高度，反對沙皇暴政。他在堅持這些理念時，感到了自信和力量，為此，詩人對普通俄羅斯百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普希金以他一生的創(chuàng)作和經(jīng)歷告訴我們，在缺乏詩意的社會中，做一名詩人是光榮的。

再次則跟人本身有關。閱讀普希金，我們不能不注意到詩人創(chuàng)作中始終洋溢著的人道主義理想，它們最大程度地凸現(xiàn)了詩人博大的愛心，體現(xiàn)了他對人的情感世界的重視。眾所周知，在普希金的文學遺產(chǎn)中，愛情詩占有很大的比重。愛情，這兩個動人的字眼，在普希金的詩歌辭典里，稱得上是關鍵詞中的關鍵詞。固然，他的不少抒情詩都是獻給那些激發(fā)過自己靈感的異性的，其中有著對溫柔的渴望、對青春的贊美、對時間流逝的感慨、對絕望的咀嚼、對愛的歡樂與憂傷的流露、情欲與精神的沖突，等等；令人驚嘆的是，如此豐富的篇章，卻絕少有雷同的表現(xiàn)。這一切，由于詩人天性的純潔而感人至深。不過，看待普希金筆下的“愛情”，我們不能停止于偏狹的理解，正如稍后于他的萊蒙托夫所說，那是一種“奇異的愛”，它常常包括友誼和同情的成分，蘊藏了深刻的社會內(nèi)涵，也因此能贏得廣泛的社會影響。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詩人只活了短短的38歲，但他畢生都在肯定生命的價值，抗擊生存虛無主義的侵擾。1836年年末，他在《哦，不，我并不厭倦生活》這首據(jù)稱是最后的詩篇中還說道，為了生活中的好奇心，為了“想象中親切的幻夢”，為了溫存的感受，為了所有的情感，應該熱愛生活、渴望生活。盡管詩人不斷遭受到命運的打擊，他在創(chuàng)作中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觸及死亡、痛苦、孤獨、絕望、悲傷等主題；然而，他都以自己旺盛的生命力將它們內(nèi)化為新的力量，在詩意的層面上加以提升，從負面的現(xiàn)象中找到正面的因素，使之成為“明亮的憂傷”“痛楚的甜蜜”“絕望背后的希望”“死亡之后的新生”，這些都非常貼近我們當代人的行為選擇，更是一種面向未來的人生觀，它們體現(xiàn)了一個古典詩人超前的現(xiàn)代意識。

1834年，果戈理曾經(jīng)預言，像普希金這樣的俄國人，兩百年才能出一個。但是，兩百年即將過去，俄國似乎也還不曾有新的普希金誕生，它再次說明了這位俄羅斯詩人那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獨創(chuàng)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