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9月3日中國抗日戰(zhàn)爭勝利紀念日的日益臨近，越來越多的人來到距離成都市區(qū)數(shù)十公里的安仁鎮(zhèn)，參觀中國最大的民間博物館——建川博物館中的抗戰(zhàn)系列館。

在館長樊建川看來，博物館里不應該只有春花秋月、才子佳人，還應該收藏歷史的經驗和教訓，讓歷史的“像素”更加清晰，讓民族的“警鐘”永遠長鳴。

從安仁鎮(zhèn)大新路轉進建川博物館，第一眼就能看見那個佇立在入口中央的“侵華日軍碉堡殘骸”，一名威武的戰(zhàn)士塑像佇立在上，他將手里的步槍高舉過頭頂，指向天空……

這是樊建川擁有的一千余萬件藏品中，體積最大的一件抗戰(zhàn)文物：高5米，直徑5米，壁厚約26厘米，重達數(shù)十噸。

“碉堡是日本鬼子留在天津的，我把這個巨大的水泥鋼筋砣子切成十幾塊，分裝在卡車上，奔波兩千里運回安仁?！彼匾鈱⑦@座來之不易的碉堡殘骸放置在入口處，除了視覺沖擊，還有更深一層的寓意：“侵略者的碉堡被打爛了，我把當年的碉堡變成了一個‘盆景’，殘破的碉堡上長出綠樹、鮮花，象征中日之間今后的和平?！?/p>

這座碉堡身后占地500畝的地方，就是樊建川十多年來“耕耘”的土地——中國目前規(guī)模最大的民間博物館——建川博物館聚落。

在這個公園式的博物館聚落中，抗戰(zhàn)、紅色年代、民俗、地震四個系列共29座場館的每一座，甚至每座場館里的每一件文物，都如同一個個微小的像素，構成了一幅巨幅歷史畫卷。

一個老兵的抗戰(zhàn)情結

2000年7月，樊建川聽聞北京某拍賣公司準備拍賣一批珍貴的抗戰(zhàn)史料，其中有日軍投降時交出的系列公文，上面列著日軍113個駐華部隊的名稱番號，是日軍侵華的鐵證。

拍賣目錄剛一公布，樊建川就聽說有買主從四面八方趕去，又聽說有海外商人湊足資金準備“豪奪”，還聽說一名神秘買家放出大話，勢在必得。樊建川擔心自己的資金無法與他們抗衡，于是希望找到賣主，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讓賣主開個價，然后撤拍。

可是賣主在哪兒呢？樊建川趕到北京，又輾轉到天津，發(fā)動一切能夠發(fā)動的朋友和“線人”，幾經波折?！盎蛟S是天意吧，我終于在拍賣的前一天找到了賣主，用我的真情與激情打動了他，他愿意撤拍。而我也以遠高于起拍價的價格將這批史料留下，留在中國人的手中?！狈ùɑ貞?。

樊建川說，自己之所以把抗戰(zhàn)文物作為收藏對象，是緣于自己的抗戰(zhàn)情結。他的父親和岳父都是抗日戰(zhàn)士，樊建川自己也有11年的軍齡，“對戰(zhàn)爭有著天生的關注”。

在“侵華日軍罪行館”的展柜里擺放著一件珍貴的抗戰(zhàn)國家一級文物——1945年8月15日的《每日新聞》報，上面用很小的篇幅報道了日本天皇頒布投降詔書的消息。而這張報紙是樊建川20年前在日本找到的。

當時，樊建川在國內的拍賣市場中幾次失手后了解到，是日本的收藏家在和他爭奪這些文物。他就想：“你能到中國來買東西，我也能到日本去買。用抗戰(zhàn)時的話來說：你可以掃蕩，我也可以反掃蕩。”

樊建川在日本當?shù)毓浣謺r發(fā)現(xiàn)，文物店鋪和地攤上有大量日本“二戰(zhàn)”時期的畫報、雜志，其中有不少內容與中國相關。他便取消了其他行程，專門收集這批東西。

“我見到就買，僅購買、翻拍的照片就超過30萬張。裝進集裝箱拉回來，一次基本上就把市面上的全部買走了?！倍菑堈滟F的報紙就是他在一個留學生的帶領下，在一家書店的閣樓上翻了3個小時翻到的。

從收藏癖到博物館

在收藏和建館成為樊建川的一種“責任”前，這僅僅是他的一個習慣，或者說，一種“癖好”。

經歷過物資匱乏的年代的人，總是容易形成搜集、收藏物品的習慣，樊建川也不例外。工作后有了工資，他到廢品收購站去找；到父親或岳父的老戰(zhàn)友家拜訪時，就管人家要；有時還在機關宿舍的垃圾堆里撿……那時能撿到的東西相當有限，一個月?lián)斓揭患紩芘d奮，把玩半天。

上世紀90年代初，市場經濟興起?！坝辛耸袌?，一下就變了。十幾年辛辛苦苦搜的東西，不如在市場上買兩年?！辈痪煤螅ùㄒ矎囊速e市常務副市長的任上辭職下海，辦起了房地產企業(yè)，搞收藏更有了“底氣”。

樊建川的收藏與別人不同。當時，古玩市場興起，近現(xiàn)代文物“不入流”。樊建川卻覺得，比起字畫古董，近現(xiàn)代的這些“火爆爆”的東西更能讓他產生情感上的共鳴：“我感到每件文物都在跟我說話：嘩——把你推到天上，嘩——把你拉到地下，高度緊張?！?/p>

許多文物都給樊建川帶來了意外的發(fā)現(xiàn)。一次，樊建川得到了一把日本陸軍大臣杉山元的扇子，上面寫著“忠烈”二字。此人是誰？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嗎？樊建川查遍了1945年蔣介石核準的日本戰(zhàn)犯名單、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受審的戰(zhàn)犯名單、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日本軍國主義侵華人物》，都沒有找到杉山元的名字。但樊建川總覺得扇子上刺目的“忠烈”二字在跟他“說話”。他開始了新一輪的查找，最終找到了這個軍國主義分子的侵華罪證。

但是，即使收藏的東西越來越多，樊建川也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可以建成一個博物館，因為在他心里博物館是“神圣、高不可攀的”。直到幾次展覽的舉辦以及業(yè)內交流，樊建川的藏品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肯定和關注，不少收藏被評為國家一級文物。

200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六十周年之際，樊建川的5個反映抗戰(zhàn)題材的博物館通過審核，正式開展。

“每個博物館都在代表我說話”

走進建川博物館的人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感受：建筑造型、展陳風格、展品內容和年代都迥然相異的20多個展館，卻帶給人一種隱隱約約的“相似感”。而知曉建川博物館建設背景的人則不難發(fā)現(xiàn)，這種相似感來源于它們共同的主人——樊建川。

建川博物館聚落中，幾乎每個場館的展陳設計都透露出樊建川的理念和想法、態(tài)度和風格，直白地在大到展廳場景、小到展品擺放中一一顯現(xiàn)。比如，戰(zhàn)俘館的地面是鋼板，代表鋼鐵意志；川軍館的地面用的是當時四川人家里最常見的石板，為的是讓人們不要忘記三百萬川軍戰(zhàn)士的流血犧牲。

“每個博物館都代表我在說話，都表明了我的歷史態(tài)度?！狈ùㄕf。

日軍侵華罪行館，他請來了日本的世界級建筑大師磯崎新來設計，這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在建筑大師面前，樊建川沒拋開自己的執(zhí)拗，他在磯崎新的設計方案上做了幾點改動：“最開始正門很大，我覺得不行，在旁邊開了一扇小門進去，用1931頂日軍鋼盔象征日軍侵華時的來勢洶洶；以前的大門變成了出口，臺階上雕塑著日軍的殘兵敗將灰溜溜地離開，象征抗戰(zhàn)勝利；最開始的設計是白色的，我堅決不同意，白色太純潔了，后來改成了灰色；這個館的尺寸本來要高大一些，我又把它降低了……”這些改動，樊建川都取得了磯崎新的同意。

在這座中國目前規(guī)模最大的民間博物館里，要把20余個展館仔細看完，據說需要3天。盡管不能一一閱盡它的館藏，有一處卻是參觀者必去的——中國壯士群雕廣場。

在這個廣場上，近一萬平方米的土地被抽象成一幅中國地圖，兩百多位抗戰(zhàn)將士的塑像靜靜地站立著：趙一曼、高志航、楊靖宇、狼牙山五壯士……這些抗戰(zhàn)中犧牲的烈士，站在他們用生命捍衛(wèi)的地方；還有一批人，站在當年他們全力守衛(wèi)的地方：毛澤東站在延安，鄧小平站在華北，陳賡、林彪、羅榮桓，還有一批國民黨將領……置身其中，仿佛置身當年的硝煙里，思緒萬千，不由熱血沸騰。

對話

它就是這個時代的縮影

解放周末：作為中國目前規(guī)模最大的民間博物館館長，在您看來，“民營博物館”和“國有博物館”最大的區(qū)別是什么？

樊建川：第一，他們主要的資金支持來源于國家，而我們首先要養(yǎng)活自己，考慮更多的是市場化，必須依靠文化和旅游的結合來“做生意”；第二，我們做的是對歷史的拾遺補缺，這部分是政府還顧不上做或者不方便做的，而社會有了解這些歷史和文化的需求，我們就來做；第三，對同一件事情的表述不同，著眼點不一樣。同樣是講戰(zhàn)爭，國有博物館可能從戰(zhàn)略戰(zhàn)術、敵我形勢、國際環(huán)境來講，而我們則講人情、講形象，更關心戰(zhàn)爭中那些具體的個體。

解放周末：跳脫出了宏大的歷史敘事方式，是否也正因為如此，更容易打上您個人的烙印？

樊建川：不能簡單地這么說。博物館是我一手創(chuàng)辦的，必定有許多我的想法，可事實上也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感受和意見，只是由我來把它表現(xiàn)出來。特別是對一些重大歷史題材的表述，我們的歷史觀、價值觀必須保持正確、一致，在這個基礎上再盡可能多維度地呈現(xiàn)當時的歷史，讓歷史的“像素”更加清晰。

解放周末：建川博物館的展陳非?！爸卑住?，甚至是“直楞楞”地告訴大家，何時何地發(fā)生了什么事，這件東西是什么。

樊建川：有的人把博物館做得很玄乎，我不贊成。博物館聽起來是陽春白雪，但事實上也可以是下里巴人的。

我一直在想，建川博物館一定要讓一個即使只有小學文化的人也能看懂，讓觀眾不用講解員、不用手機，只通過文物、文字和圖片就能把這事兒看明白，就能知道我們想說什么，深入淺出、通俗易懂，這是最重要的。

我一直說，“我們不說話，讓文物說話”，是強調博物館的本質。我覺得現(xiàn)在一些博物館“做偏了”，大量聲光電效果的介入，甚至還有VR、AR，把博物館做成了游戲廳、演藝場。我不是說不能用這些現(xiàn)代化的呈現(xiàn)手段，而是說它們不應該喧賓奪主，畢竟別人來博物館不是來看場景和多媒體的，更大的篇幅、更多的精力應該放在讓文物說話上，這是我們的原則。

可能有人會覺得我們做得很失敗，但我們主要還是針對那些對歷史感興趣的、能夠沉浸進去、靜下心來的人，所以我們有意識地把它做得純粹一點。

解放周末：您曾說，“中國十三億人，十二點五億都應該過自己平淡的正常生活，但應該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敲響警鐘，去做犧牲，我就想做一個敲鐘人?！薄扒庙懢姟焙汀盃奚笔侵甘裁?？

樊建川：世界上對博物館的主流理解是“收藏財富、傳承文化”。但是，博物館不應該只收藏春花秋月、才子佳人的東西，還應該收藏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博物館就是收藏民族記憶，這些記憶就是“警鐘”。

比如我一直想做一個“漢奸館”，困難很大，可我還是想做。為什么呢？因為一個有血性的民族才能得到世界的尊重。我覺得還是要把這個事情說出來，當以后萬一再有入侵者時，才不會有那些無恥的人背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去與侵略者合作。中國人應該更加團結，這是一個民族的基本要求。

解放周末：很多人認為博物館是公益事業(yè)投入大，效益卻并不樂觀。而有報道稱，建川博物館已經實現(xiàn)了每年近2000萬元的盈余，是如何實現(xiàn)的？

樊建川：我做博物館沒打算賺錢。建川博物館投資了30億元，就算每年盈余2000萬元，也不算賺錢。現(xiàn)在我們就是能把自己的隊伍養(yǎng)活，還有一點結余，也都拿來買藏品了。

博物館要生存下去，光靠理想沒有實干是不行的。如果只靠門票賺錢，60塊錢一張門票，20多個館，平均一個館就收兩三塊錢，水電費都不夠，怎么辦？除了博物館，我們還有紀念品、酒店、餐廳在支持，還提供會議、咨詢、培訓、策劃、道具出租等服務，現(xiàn)在還做成了博物館提供商，把博物館當成一個產業(yè)來做。

解放周末：社會上對您也存在著一些質疑的聲音。您怎么看待這些非議和質疑？

樊建川：有非議有質疑是很正常的。我剛開始搞建川博物館的時候，沒有人相信我會用這么大的一片土地來做博物館，都說我是打著幌子買地做房地產，或者只用其中的一小部分做博物館。到今天，十多年過去了，怎么樣嘛？你們來看看嘛！

解放周末：十年前，您和妻子就決定“將建川博物館聚落以及所有文物無償贈與成都市政府”。您會擔心將來捐出去后，建川博物館不再按照您的思路建設和發(fā)展么？

樊建川：一點兒都不擔心，由政府接管不是很好嘛！至于你說的問題，我們在公證的時候附了一個條件，就是說不能動我們已經建好、展好的東西。

有人問，建川博物館會不會以后就不發(fā)展了？我說，不發(fā)展就對了嘛。我也不期望它發(fā)展。就像武侯祠凝固在三國，都江堰凝固在漢代以前，杜甫草堂凝固在唐代，建川博物館就應該凝固在20世紀，它就是這個時代的縮影。

人物小傳

樊建川，建川博物館聚落創(chuàng)辦人及館長，四川省政協(xié)委員。

圖為樊建川在老兵手印廣場。這個廣場是他征集了4000多枚抗戰(zhàn)老兵手印建成的。他說，正是這些當年揮舞大刀長矛、擲手榴彈、埋地雷的手，擋住了來勢洶洶的日本侵略軍，力挽狂瀾，這些功勛卓著的手應該留下來。

記者手記

“館奴”樊建川

下過鄉(xiāng)、當過兵、任過教、當過官的樊建川，現(xiàn)在常常自稱“館奴”：“給博物館當奴隸，我一輩子背的包袱就是它了。”

“辭職撿破爛的副市長撿出80億捐給國家”、“傾盡億萬家產留住民族記憶”……樊建川的頭頂上有“光環(huán)”，互聯(lián)網更是將他的經歷助推成“傳奇”，但與此同時，質疑和爭議也與他形影不離。

面對媒體，樊建川有著相當豐富的經驗。當兵時，他因為學雷鋒和搞宣傳表現(xiàn)突出，被評為全師標兵；在第三軍醫(yī)大教書時，他曾經是宣傳隊的負責人；從政后，官至宜賓常務副市長，他更加深諳與媒體打交道的“玄妙”。在他的自傳中，曾不止一次地出現(xiàn)巧借媒體力量的事例。

他打理自己的微博，繁冗的工作間隙保持著每天數(shù)十條的發(fā)布量，擁有近150萬的粉絲。他點開手機給記者看：“我的微博現(xiàn)在做得很舒服，每天要漲1000多個粉絲。平均每條閱讀量在30萬左右，多的有上千萬?！痹诜ù磥?，這是建川博物館最直接、效果最好的“廣告”。

當然，他的“活絡”遠遠不只體現(xiàn)在對新媒體的接受和運用上。為了籌集建館資金，他曾到企業(yè)“拉贊助”。在沒有其他企業(yè)贊助的情況下，他告訴某企業(yè)領導，他的競爭對手已經出價，向對方無形施壓，最終獲得了一個較高的價錢。

而有的時候，他的自信又似乎到了聽不進意見的地步。一位來參觀的軍人提出，國防兵器館某件武器展品可能不對。樊建川得知后說：“他說的對就改嘛?！彪S后又說：“但是我覺得他說的是錯的。我覺得我們的武器介紹一點錯誤都沒有?！?/p>

他有著軍人的執(zhí)守，也有著商人的圓滑。

就像他解釋自己辭官下海一事的直白：“一是覺得我不太適合干這個工作，嘴巴太快了；二是覺得當時公務員收入太低了；三是覺得宜賓偏遠，不適合我搞收藏；四是我當常務副市長，風聞說要讓我當市長，我實在擔不起這個擔子，所以就決心辭職下海。”

就像他清楚光有一腔熱血不夠，要生存必須在商言商，正式開館的當天晚上就開大會專門給員工講營銷。

就像他一開始并沒有想到“博物館聚落”，只是想搞個“博物館超市”，讓博物館成為一種普通人都能隨時享受的文化形態(tài)，每個館花幾塊錢就能看，價廉物美……

而也正是這些多重身份的共同塑造，讓樊建川最終成為了他自稱的“館奴”，也才有了目前國內民間資本投入最多、收藏內容最豐富的民間博物館——建川博物館聚落。

“我想保留一些歷史的細節(jié)。時間將證明，這些藏品對我們的國家、社會肯定是有用的，是更有價值的藏品。”樊建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