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祖國的春天（中國畫） 程十發(fā)

泰戈爾（中國畫） 徐悲鴻

讀書仕女（中國畫） 林風眠

黃河在咆哮（中國畫） 楊力舟、王迎春

家家扶得醉人歸（中國畫） 豐子愷

作為最古老的畫種，人物畫曾在漢唐光耀畫壇，元代隨著文人畫的興起，傳神、載道的人物畫讓位于暢神、悟道的山水和花鳥畫，此后的千年間，人物畫漸趨式微。隨著20世紀的到來，人物畫成為中國畫壇成就最高的畫種，畫家之眾，作品之精，堪稱空前，其根源來自于現實的光芒照耀。脫離現實，陳陳相因，是傳統(tǒng)人物畫衰敗的緣由；關注現實，勇于創(chuàng)新，則是現代人物畫振興的關鍵。近日在上海中華藝術宮展出的“現實的光芒——中國畫現代人物畫研究展”，通過百位藝術家280余件代表性作品的展示，基本呈現20世紀以來中國人物畫的現代復興之路。此展是中華藝術宮2016年“同行”大型系列展主題大展，并入選文化部2016全國美術館館藏精品展出季項目。

20世紀以來，人物畫家的人數超過古典時期人物畫家的總和，人物畫作品更是數不勝數，如何遴選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系統(tǒng)呈現人物畫的現代復興之路，描摹百年來中國人的精神演進史，同時反映中國人物畫語言變革的發(fā)展脈絡，是此次展覽策劃的重點和難點所在。

傳統(tǒng)向現代的轉型

20世紀初期至21世紀初期近百年的歷史，中國現代人物畫與中國社會的發(fā)展基本保持著相同的脈動。20世紀初期，新的時代思潮沖擊封建舊文化，隱逸、遁世的文人畫觀念受到質疑，積極、入世的藝術得到提倡。以陳師曾、豐子愷、齊白石等人為代表的一批具有革新精神的藝術家沖出摹古的怪圈，以現實人物為表現對象，在人物畫中高歌紅塵悲歡，表現俗世情懷。他們的作品一掃傳統(tǒng)人物畫的孤高荒寒之氣，標志著中國畫由傳統(tǒng)向現代的轉型。此次展覽中來自北京畫院的齊白石藏品和上海中國畫院的豐子愷藏品，南北輝映，將觀眾帶入一個充滿人間情味的藝術世界。此次展出豐子愷的《家家扶得醉人歸》，描寫了兩對夫婦微醺相依的情態(tài)，畫面蕩漾著幸福祥和之氣。

如果說20世紀初期人物畫中的“人間情味”標志著人物畫由古典向現代的轉型，那么，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對“民間疾苦”的表現則是現代人物畫發(fā)展的關鍵時期。因為波瀾壯闊的民族救亡運動不僅使得大批藝術家直面苦難的現實，創(chuàng)作許多反映民間疾苦的人物畫作品，而且徐悲鴻、蔣兆和等人取法西方寫實主義的融合中西的藝術實踐還推動了人物畫乃至中國畫的革新進程。其中，蔣兆和的《與阿Q像》《流浪的小子》等藏品是大家難得一見的代表作。蔣兆和在藝術觀念上深受徐悲鴻影響，并率先于20世紀30年代開始寫實人物畫創(chuàng)作，完成于1938年的《與阿Q像》是其肖像畫代表作，體現了他強化中國筆墨表現力的成功探索，他在塑造其面部時，以皴擦代替了濕筆渲染，使人物的體態(tài)結構被塑造得結實有力，同時不失筆墨韻味。

1949年至1979年的中國人物畫作品是人物畫創(chuàng)作的現實主義時期，歌頌祖國新面貌，表現工農兵新風采，寫實水墨人物畫以特有的形式表達對時代與生活的禮贊。這個時期的人物畫代表作大多珍藏在中國美術館，20余件館藏精品是此次展覽的亮點之一。

時代與生活的禮贊

中國現代人物畫最主要的成就之一是寫實水墨人物畫的創(chuàng)立與發(fā)展。傳統(tǒng)寫意人物畫注重畫家主觀情感的表現，強調暢神和怡情，而弱化了傳神與載道。新的時代需要藝術反映現實，寫實水墨人物畫應運而生，徐悲鴻功不可沒。新中國成立初期，徐悲鴻寫實教育體系與來自延安的革命寫實傳統(tǒng)，以及從蘇聯引進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三者融合，由此產生“徐悲鴻學派”和“寫實水墨畫”，在中國形成強大的寫實陣營，并成為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中國畫壇之主流。寫實水墨人物畫大致分為南北兩派，北方以“徐悲鴻學派”為代表（此學派以徐悲鴻和蔣兆和為開拓者，亦稱“徐蔣體系”），南方以“新浙派人物畫”為代表?！靶焓Y體系”的寫實水墨人物畫，重視人物形象塑造，強調造型的寫實性，筆墨服務于造型。徐悲鴻力倡寫實主義，并以人物畫入手復興中國畫藝術，其人物畫代表作有《九方皋》《愚公移山》《泰戈爾像》《印度婦人像》《李印泉像》等。

與北方“徐悲鴻學派”相對的是南方的“新浙派人物畫”。與徐悲鴻學派相比，少了素描味，多了傳統(tǒng)水墨的韻致，更貼近中國人的審美心理。其開拓者有李震堅、方增先、周昌谷等。其中，尤以方增先的影響較大。他不僅在五六十年代創(chuàng)作了《粒粒皆辛苦》《說紅書》等寫實水墨人物畫的代表作，而且善于總結畫理畫法，他是繼徐悲鴻、蔣兆和之后寫實水墨人物畫發(fā)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在平衡筆墨與造型的關系方面做出了重要突破?！靶抡闩扇宋锂嫛钡牡诙囆g家繼承了這一流派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并在表現現實的深刻性和筆墨的豐富性上不斷探索，代表人物有馮遠、劉國輝、吳山明等。

除了寫實水墨人物畫在歌頌新時代中發(fā)揮重要的作用，工筆畫也呈現出新的發(fā)展面貌。傳統(tǒng)的工筆人物畫家面臨著如何將傳統(tǒng)技法與時代內容有機結合的問題，徐燕孫、潘絜茲、吳光宇、陳緣督、白雪石、陳少梅、任率英、王叔暉、陸鴻年、程十發(fā)、劉旦宅、陸儼少、錢松喦等均有突出的表現，他們一方面繼續(xù)自己所擅長的傳統(tǒng)題材人物畫創(chuàng)作，同時賦予傳統(tǒng)題材積極的現實意義。另一方面，傳統(tǒng)人物畫家積極投入現實生活的懷抱，創(chuàng)作反映新人新貌的新人物畫。新工筆畫以其通俗易懂的形式和濃郁的時代氣息，為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

中華藝術宮珍藏的林風眠作品，在此次展覽中也作為獨立的單元予以呈現。林風眠的水墨人物畫調和了法國印象主義、原始主義的色彩和中國傳統(tǒng)水墨的韻味以及民間美術的樸拙，在中國現代繪畫史上自成一體。林風眠的彩墨人物畫在藝術反映現實方面雖與時代主潮保持了一定的距離，但是，他對于人物畫形式語言的現代性探索具有重要的意義。

思想與語言的自覺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人物畫呈現更富活力的探索態(tài)勢，人物畫家在思想與語言兩個層面逐步走向自覺。思想上的自覺體現于作品中深厚的人文內涵或深刻的批判色彩；語言上的自覺體現為突破寫實性的單一手法，表現性和寫意性手法得到拓展。一些具有強烈憂患意識的中國人物畫家創(chuàng)作了一批體現自強不息民族精神之作，表達對這片土地真摯的情感。他們對人物的刻畫和事件的表現，不再停留在表面的客觀再現，而是上升到人性的高度，作品具有強烈的悲憫色彩和人道主義精神，代表性作品有周思聰《人民和總理》、楊力舟和王迎春合作的《黃河組畫》、馮遠《屈賦辭意圖》、韓碩《熱血》、李伯安《走出巴顏喀拉》、趙奇《九一八》、袁武《抗聯組畫》等。

思想上的自覺還體現于作品具有深刻的批判色彩。新時期以來，一批對藝術和人生具有深刻認識的人物畫家，顯示了他們思想型藝術家的理論高度，同時，他們將這一高度轉化為作品中的批判性鋒芒，這種批判色彩在都市題材人物畫中尤為突出。以劉慶和、李孝萱等藝術家以調侃、辛辣的筆調，表達著對現代都市生活的反思與批判，揭示都市生活的焦慮與無助。對都市生活的批判實際上是他們對當代人生存困惑的關注。

語言上的自覺首先體現為表現性水墨人物畫的興起。20世紀80年代初，德國表現主義以其強烈的象征寓意性吸引大批中國畫家，他們逐步摒棄寫實手法，脫離客觀敘事，以變形夸張的水墨語言表達主觀感受。周思聰、盧沉夫婦合作的《礦工圖》組畫，是表現性人物畫的經典之作，施大畏的《洗禮——記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削弱了主題性人物畫的文學性，強化作品的主觀表現性，追求交響樂般的雄壯和恢弘氣象。

語言上的自覺還體現在寫意性水墨人物畫的振興。在對傳統(tǒng)的反顧之中，水墨的寫意精神成為中國畫家孜孜以求的重點，對傳統(tǒng)意象造型法則的重新解讀以及對西方現代藝術的自由借鑒，使得寫意性水墨人物畫得到新的發(fā)展，比如田黎明對印象派光影和傳統(tǒng)沒骨畫法的融合，張培成對西方構成主義和中國民間美術的融合都是成功的例證。寫意水墨人物畫在戲曲題材方面具有突出的表現。戲曲的高度概括性與水墨的寫意性具有某種契合之處，早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關良開創(chuàng)戲曲人物畫時，即繼承了傳統(tǒng)簡筆水墨的寫意精神，筆墨簡練，意味無窮。20世紀80年代以來，朱振庚、韓羽、馬書林等諸多藝術家，在戲曲人物畫創(chuàng)作上表現出新的探索。他們對傳統(tǒng)寫意精神的再度挖掘，對自我情感的自由表達，對個性化和時代性的強烈追求，使得新時期的寫意水墨人物畫在語言自覺的層面上取得可喜的成績。

現實的光芒照耀著藝術的天宇，藝術的光芒輝映著現實的蒼穹。“現實的光芒——中國畫現代人物畫研究展”基本反映了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發(fā)展與進步、中國藝術的變革與創(chuàng)新，展覽呈現的不僅是中國現代人物畫異彩紛呈的發(fā)展概貌，更從藝術的角度反映中國社會日新月異的蓬勃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