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村施萬恒“海菜腔”傳承班。源生坊供圖

非遺保護這些年，留下很多演出、活動的檔案。然而，一旦傳承人老病或者去世，這個省級甚至國家級的非遺，就有可能出現(xiàn)后繼乏人的情況。原因在于，光有幾個人會，不是長久之計。非遺傳承應該還有一個更高的目標，那就是喚醒更大的群體，至少要讓村寨這樣的社區(qū)也能夠參與進來，而不單單是少數傳承人的事。當然，非遺項目反過來也對社區(qū)文化的重建負有使命。

源生坊是一個做民族民間音樂傳承保護的非盈利民間組織，機構常年設在云南昆明，現(xiàn)有骨干民間藝人50余人。平時這些藝人生活在村寨，當機構負責人籌到了錢，就以項目制方式，每次計量發(fā)放經費開展活動。比如，組織藝人外出演出，委托老藝人在村子里傳承教學，發(fā)給他們一定的生活補助等。

從2004年成立至今，源生坊走過了13年的艱辛歷程，從鄉(xiāng)村普及班到鄉(xiāng)村提高班，再到鄉(xiāng)村音樂歌舞藝術節(jié)，我們一直在摸索最本真、最純正的民族民間音樂保護之路，用符合文化自身規(guī)律的方式來做文化保護的事情。

源生坊的緣起

23年前，也就是1993年11月，中央樂團國家一級作曲家田豐，在云南省安寧市開辦了“云南民族文化傳習館”，招收了一批來自云南鄉(xiāng)村的民族民間音樂歌舞藝人辦學傳藝。他們艱苦奮斗7年，傳習館最終因缺少資金而倒閉，田豐先生也于2001年因病離世。

2004年，原田豐傳習館的21名學員，因一次赴美演出而聚集在一起。他們和紀錄片人劉曉津一起邀約成立了源生坊，想要繼續(xù)完成田豐先生所開拓的云南傳統(tǒng)民族音樂傳承保護大業(yè)。

13年前，非遺保護還不像今天這樣熱門，我們對云南民族民間音樂在鄉(xiāng)村的狀況幾乎一無所知。2004年，籌備去美國演出時的一些經歷，讓我們深入了解到民族文化傳承中面臨的危機。

2004年8月，為了便于美國人來選節(jié)目，21位老藝人和學員，背著行李，乘坐長途客車，又一次聚集到了距昆明30公里的田豐傳習館舊址——冊峨校區(qū)。

分手4年后重逢，他們都淚流滿面。隨后的9天時間里，大家一起排練節(jié)目。排練“栽秧鼓”這個節(jié)目時，一向領頭的普舊芬怎么都打不好鼓點，“哎喲，結婚生娃娃，都忘記了……”普舊芬曾經在傳習館學習7年，打鼓是她最擅長的技藝，僅4年時間，技藝就生疏到“想不起來了”。

佤族藝人巖兵用佤族樂器吹奏山歌的時候，叫了五六個彝族藝人在旁邊鼓掌。問他為什么，他說：“現(xiàn)在的人看演出喜歡熱鬧，我的樂器節(jié)目不熱鬧，有人鼓掌熱鬧一點?！?/p>

藝人們被現(xiàn)在社會的各種新鮮玩意兒弄亂了，不知道自己的什么東西是最好和最珍貴的。

2006年7月，大理巍山的彝族過火把節(jié)，縣政府組織各鄉(xiāng)村藝人在縣城進行“打歌”表演。巍山彝族“打歌”很有名，不同的鄉(xiāng)鎮(zhèn)打歌形式不同，著名的有“東山打歌”“馬鞍山打歌”“清華打歌”等。參演的節(jié)目，統(tǒng)一由縣政府從昆明、北京請來的專家評分，根據分數高低設有不同級別的獎勵。因為評分的標準有一項是“服裝整齊、隊形整齊”。于是，來自村里的老鄉(xiāng)們穿著綠軍褲、戴著白手套，來跳千百年流傳下來的民族歌舞。

這樣的場景讓我們震驚。源生坊主要成員是在田豐傳習館成長起來的鄉(xiāng)村民間藝人，他們受田豐先生引導，有強烈的民族文化自覺意識。就這樣，一個紀錄片人和一批民間藝人自愿聯(lián)合起來，要尋找一種途徑，按符合文化自身規(guī)律的方式來做文化的事情。

第一個階段：鄉(xiāng)村普及班

2005年12月，我們得到香港張頌仁先生的第一筆資助款后，建立了3個班：后寶云傳承班、張士林傳承班和王里亮傳承班。前兩個班進展順利，打了幾個電話，老藝人態(tài)度很積極，工作很快開展起來。

2006年3月，為了考察辦班情況，也為了建新班，我們來到紅河州垤施村的王里亮老師家。山高路險，我們走了兩天，王老師一見面就說：“要我教學生，不給錢我也愿意教，但要我一個一個地去敲學生的門，叫他們來跟我學，這個我做不來……”聽到他這么說，我們一行人傻了，怎么辦？

第二天，王里亮從外地回來的兒子出了一個主意：與村里小學合作，由學校組織學生和出教室場地，王里亮去教孩子們吹樂器，我們出生活補貼。這個主意好！我們很快和小學校長談妥，傳承班就辦起來了。

半年后，我們去檢查教學進度，王里亮說：“太困難了！學生調皮，把我辛苦做的三四十個小竹笛，大部分都弄斷了……”

我們想了一陣，給他出主意：做竹笛的材料山上就有，老師帶著學生動手做樂器，自己做的東西，他們就會愛惜。王里亮也認為這個主意好，傳承班就又辦了一陣子。

紅河州石屏縣巴窩村的后寶云傳承班，主要教唱歌和跳煙盒舞。到了檢查學習進度的時候，我們發(fā)現(xiàn)學生們不愿學煙盒舞里比較難的技巧舞。問原因，后寶云說：“技巧舞很多動作要在地上滾，學生把衣服滾臟了，回家爸媽要罵他們，所以很多學生不愿學。學技巧舞，手腿關節(jié)會痛，容易受傷?！?/p>

想來想去找法子，最后我們去昆明的一家裝修市場，買了便宜的紅地毯，去體育用品店買了護膝護腕，把它們送到村子。后寶云傳承班又順順當當地辦了起來。

又過了幾個月，我們再下村里，看到紅地毯不見了，他們使用的是一塊更大、更寬的灰色地毯。村子里學技巧舞的人，都滾在地毯上練習。原來，紅地毯沒用多長時間就壞了，村里人開會，湊錢買了一塊更大的地毯。

之后，源生坊的七八個鄉(xiāng)村傳承普及班，大多都是這樣，一個村一個教員、一個方案，慢慢做起來了。

第二階段：鄉(xiāng)村提高班

普及班開辦幾年后，我們發(fā)現(xiàn)了新問題：普及班開展得好的地區(qū)，參加學習民族歌舞的人很多，但民間音樂歌舞中技巧性強、難度高的音樂歌舞，幾乎沒有人真正掌握。主要原因是：普及班的辦班方式對學生沒有任何約束力。老師不能要求他們堅持有始有終地學習，學習的進度和成績無從把握。為此，我們決定舉辦提高班。

要辦提高班，首先要解決經費問題。這個經費，不僅僅用于給傳授人生活補貼，還用于學生的學習獎勵。2011年，我們向張頌仁先生申請繼續(xù)和擴大資金，資助我們在鄉(xiāng)村做傳承。此前，因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普及班的傳承經費已經暫停了3年?，F(xiàn)在，我們想要探索的鄉(xiāng)村傳承提高班，需要更多的錢。幸運的是，張頌仁先生同意我們對云南民族民間文化傳承的判斷，給我們找了香港夢周文教基金會的長期資助。

2011年上半年，源生坊開始了鄉(xiāng)村提高班的探索，首先想到的就是條件最成熟的石屏地區(qū)。

海菜腔是石屏彝族（三道紅）的國家級非遺傳承項目，也是全國知名的民間音樂精品。龍朋鎮(zhèn)是建水、通海、石屏三縣交界之處，這里除了有石屏的海菜腔，還有其他鄰近縣的山悠腔、五山腔、四腔。它們的演唱形式相似，合稱“滇南四大腔”，是數百年彝漢文化交融的產物，也是云南民族民間音樂的代表。

海菜腔傳承是一個大工程。每一個曲子放開唱，可以唱好幾個小時。最基本的主要句式，唱起來最少要30分鐘。

我們開始的設想是，在村里找學生，然后請到昆明的源生坊小劇場，進行3個月一期的突擊教學。為此，我們在昆明租了兩處房子，準備把鄉(xiāng)村學生集中起來輪流培訓。

2011年11月底，在后寶云的巴窩村、施萬恒的桃園村，我們見到了他們各自帶的10多名學生。他們年齡在40歲左右，以女性居多，是家庭的主要勞動力。問他們愿不愿意學海菜腔，他們都表示愿意。但再問，如果去昆明是否可以時，則幾乎都表示去不了。這讓我們傳承班的設想變得很不確定。

后來，后寶云建議在村里辦班，我們的工作人員用常駐或定期下鄉(xiāng)檢查的方式督促他們學習。培訓班實行目標管理制，每期學員根據考試成績領取教學補貼。這樣，教員和學員可以白天干活，晚上利用空閑時間學習。

2012年1月17日，源生坊開始在石屏的桃園村、巴窩村分別創(chuàng)辦了施萬恒、后寶云的海菜腔傳承班。第一批提高班學生在頗有意味的“拜師”儀式中，開始了3年的學習生活。

“提高班”進展不錯。接下來一個月，我們在石屏縣曲左村創(chuàng)辦了阿家文四弦提高班，在紅河州垤施村創(chuàng)辦了王里亮、吳丙仁古歌和樂器班。自2012年到2017年，源生坊在石屏、紅河、巍山、南澗、石林、師宗、墨江等地，先后創(chuàng)辦了12個提高班，通過考核達標的學生有94人。

提高班傳承的項目，包括石屏彝族海菜腔、五山腔、山悠腔、四腔、冷腔、煙盒舞，四弦的《上四拍》《下四拍》，彝族花腰支系的四弦《阿里么舍莫》、花腰音樂舞蹈《思念調》《過黃河》《阿里么舍莫》《金鳥銀鳥飛起來》，紅河縣彝族的《攏總》舞樂、《種天種地》等古歌，巍山彝族的80套大刀舞、南澗彝族的小三弦、石林彝族的霸王鞭，以及師宗苗族的蘆笙調、墨江哈尼族的十二蘆笙舞樂、婚俗歌等。這些提高班的舉辦，基本達到我們的預期。

第三階段：鄉(xiāng)村音樂歌舞藝術節(jié)

2015年起，為了更大范圍地拓展源生坊的工作理念，我們連續(xù)兩年舉辦了源生鄉(xiāng)村音樂歌舞藝術節(jié)。通過與昆明地區(qū)5所大學及專業(yè)劇場聯(lián)合，我們組織了250位民間藝人和全國各地專家學者共聚昆明，大唱大跳民族歌舞。

藝術節(jié)后，我們又針對參加藝術節(jié)活動的藝人做了鄉(xiāng)村回訪，增開了提高班、推動多種形式和層面的民族音樂歌舞鄉(xiāng)村傳承。通過舉辦藝術節(jié)，我們對云南各地方的非遺傳承，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我們注意到，非遺保護盡管已經逐漸深入人心，但非遺保護究竟要保護什么、怎么保護？這類問題，學界和社會組織的看法并非都一致。

從實踐上看，非遺保護這些年，留下很多演出、活動的檔案。然而，一旦傳承人生病或者去世，這個省級甚至國家級的非遺，就有可能出現(xiàn)后繼乏人的情況。原因在于，光有幾個人會，不是長久之計。

因此，我們呼吁，非遺傳承應該還有一個更高的目標，那就是喚醒更大的群體，至少要讓村寨這樣的社區(qū)也能夠參與進來，而不單單是少數傳承人的事。

當然，非遺項目也對社區(qū)文化的重建負有使命。比如，我們在墨江哈尼族做婚俗歌的整理和傳承時，當地藝人就說，他希望教會學生后，他的兒子結婚時可以用傳統(tǒng)的方式辦一場婚禮。這位50多歲的藝人，在他6歲那年見過哈尼族的傳統(tǒng)婚禮，此后就再也沒有見過。

回首13年所走過的歷程，我們做的事情，或許有遺憾，但更多的是慶幸。

2012年，我們想以提高班的形式，在石屏的花腰彝寨做四弦和古歌的傳承。但見到張士林時，他已經病得說話都很費勁了，僅20多天后就去世了。在他去世前，我們曾對他做了采訪，得知他會100多套花腰歌舞和很多長篇敘事詩，但很大一部分沒有傳承下來。他的遺憾，說明非遺傳承之困難，也說明保護需要時間，需要正確方法。

同一年，我們在紅河縣的一位老藝人吳丙仁去世。好在他去世前幾個月，他的古歌傳承班順利開辦，《種天種地》等古歌找到了傳承者。

去年，阿家文老藝人去世。他去世前幾年，因病不能再彈琴。而我們在他們村子辦四弦提高班時，他身體還好，教了4個學生。如今，他的學生接著在村里辦提高班。

（劉曉津系源生坊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