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鎏金杵紋青銅十字架。 （中國民族博物館藏）

“文明，就是一件東拼西湊的百衲衣。”內蒙古自治區(qū)達茂旗出土的元代鎏金青銅十字架，某種程度上似乎就印證著這句話。

這件鎏金青銅十字架，四面排列有浮雕金剛杵紋，每個金剛杵圖案上均有鎏金裝飾，十字架上部的穿孔可用于懸掛。金剛杵是藏傳佛教的修行法器，象征力量與智慧、無畏與圓滿；十字架是基督教文化的標志，代表救贖與重生。如此“混搭”，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歷史上蒙古族文化的包容性。

時光回溯到700年前，初春的大漠陰山，白雪仍未褪盡，鐵騎揚塵，敖倫蘇木城還很年輕。這座城市，曾是鐵木真帝國版圖里最重要的風景之一。唐朝末年，操著突厥語的西域回紇人東遷，至河套以北的漠南地區(qū)定居，由此形成一個強盛的草原部落——汪古部。作為成吉思汗最為信賴的姻親部落，汪古部參與到建立元朝的宏圖霸業(yè)中，并在達茂草原上建造了一座規(guī)模宏大的城池——敖倫蘇木城。

與敖倫蘇木城齊名的，是嫁給汪古部部落首領長子的阿剌海別，她是成吉思汗的三公主。在經歷殘酷的軍事政治斗爭之后，阿剌海別被成吉思汗封為“監(jiān)國公主”。這個擁有無上權力的女人和被稱為“流失的文明”的景教，終使這個部落沒有被遺忘在時間的長河中。

蓮花座上的十字架，出現(xiàn)在一千多年前中國歷史上最負盛譽的時代。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平突厥，經略西域。貞觀九年，波斯人阿羅本懷揣被羅馬教會視為異端的“聶斯脫利派”教義來到長安，唐太宗允許其在中土傳教，這就是景教在中國的發(fā)端。唐朝末年，景教在中原衰落。

公元11世紀初，景教再次東傳，活躍于西北邊疆地區(qū)，居住在今包頭、東勝一帶的蒙古族克烈部人和漠南的汪古部人成為它的信徒。元世祖忽必烈的母親就是一個虔誠的景教徒，這位了不起的女性政治家，以過人的膽識和遠見，通過對景教的包容與拉攏，為其子奠定了一條開放的宗教政策之路，這使得大元帝國不僅從武功上，更從精神氣質上吸引著西方人的目光。

忽必烈，這位統(tǒng)一中國版圖的大汗，則以帝王之身與基督徒馬可·波羅保持了多年的朋友關系。景教也由此向南發(fā)展至福建泉州（該地為南方景教中心），歷經整個元帝國的興衰。

景教傳入中國，必然與中國文化產生交融與碰撞。在文化的他鄉(xiāng)，“不速之客”該如何融入，又如何在交往中保持自身的邊界，需要時間，更需要策略。本土化，成為景教的必然選擇。于是，借助早已取得民間認同的佛教力量，是景教中國化做出的理性實踐，蓮花與十字架即是我們當下所看到的國內留存出土的景教遺物上的基本符號。

然而，最詭譎的莫過于文化之生命，亦如四季交替、萬物輪回，及至元亡明興，景教也隨之消散在東去的長河中。而敖倫蘇木城這座今人看不見的城市，在看得見的器物中被記憶和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