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傳統(tǒng)之一即是文學與歷史的強烈關聯感。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抗日戰(zhàn)爭，從新中國成立到大躍進、文革、改革開放，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重大事件既是文學的對象、素材，也一再以其對于一代代中國人深入骨髓的影響要求著人們的回應。在整個漫長的二十世紀，文學作為一種精神存在，回應和參與著中國大地上的風云變幻。這種二十世紀的傳統(tǒng)到今天仍然被一些作家自覺不自覺地延續(xù)著，筆者認為呂新的新作《下弦月》也正處在這一脈絡當中，是二十一世紀開端上又一次對于文革經驗的重新敘述。

我們知道對于一種講述來說，最重要的不是講述的故事發(fā)生在什么年代，而是這個講述本身發(fā)生在什么年代。關于文革，我們可以看到文革當時的樣板戲中張揚革命烏托邦的講述，可以看到傷痕文學、朦朧詩運動中的二元對立邏輯下的文革反思，可以看到后現代寫作和先鋒敘事以性、權力、金錢對于革命敘事的解構。而《下弦月》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如果說有什么眼光、立場的獨特之處，則在于它以一種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人情”的尺度重新打量了文革。這樣一來，在呂新的敘事中，對文革的批判指向了其對于傳統(tǒng)人情的扼殺，而歷史受難者之間的互助互愛則有可能在文革倫理廢墟上重建一個有情的共同體。

為了充分表現這種對歷史的思考，小說由兩個世界的對照敘述構成。一個世界是林烈、徐懷玉和他們的三個子女組成的家庭，以及旁及的親人朋友們。小說主體部分細致地講了一個家庭的故事，而這個家庭是一個成員被迫分離的家庭。林烈因為在險惡的政治環(huán)境中說錯了話，在目睹政治斗爭的殘酷后恐懼出逃，妻子徐懷玉和好友蕭桂英結伴出門尋找他，孩子們由小舅子和姥姥照顧。后來，懷玉沒有找到林烈，無奈回家。林烈遇到了當年下放時的生產隊隊長黃奇月，善良仗義的黃奇月幫助他躲藏了起來。除夕之夜，懷玉和孩子們在家過年，林烈偷偷回家，隔窗遠遠地望了望家人，終于因為有人監(jiān)視而家人之間不得團聚，最后林烈又獨自回到了藏身之處。但是與此同時，還有另一個被冠在《供銷社歲月》名目下的小說世界。林烈一家人的故事，多數時候是被分為留守的孩子、尋夫的妻子、躲藏的丈夫三個部分來分頭敘述、齊頭并進的。三部分都是第三人稱全知視角，并不斷插入閃回、補充的楷體字段落。整個敘述充滿復調色彩，三方面互相對話、推進，共同呈現出文革中一個被運動打碎的家庭，以及家庭成員互相的親情牽連。而供銷社世界則完全不同，不僅篇幅上短得多，附在書中三章的后面仿佛附錄，而且是主人公萬年青的第一人稱限制性敘事。萬年青的自述，擺弄著文革典型的政治話語，仿佛一份向黨交心的政治自白書，這種敘述與前面林烈一家的故事敘述之間充滿張力，或者也可看做小說中兩個并置的大的復調聲部。如果說林烈一家的故事敘述是抒情的、嚴肅的、悲劇的，則萬年青的自述明顯是反諷的、戲謔的、喜劇的。兩個世界，前者是描寫的文革受害者生活，后者是文革中如魚得水的干部世界，一正一反，共同抵達了主題：文革對普通人情的破壞以及災難中家庭、朋友之情義仍然頑強地存在著。

小說中花最大力氣表現的，是文革中的人情。這是小說最主要的主題，也是寫得最見精彩的地方。而這個人情的冷暖，在兩個世界中的表現截然相反，我們不妨先來看看在革命干部自白的《供銷社歲月》中，它是怎么樣的。供銷社的副主任萬年青，小說著重寫了他和三個下屬的關系：售貨員胡木刀、趕車的劉大、售貨員陳美琳。胡木刀本是個好青年，被任命為供銷社售貨員。工作過程中這個年輕人經不住誘惑，偷吃了供銷社的糖果，于是萬年青狠狠地批評了他，結果是胡木刀承受不住壓力上吊自殺了。萬年青對此事的評論是：“他的這種自絕于社會自絕于人民的行為讓我們感到非常痛心?！?趕車的劉大原本負責趕著馬車去給供銷社進貨，可是后來供銷社賣掉了馬車，換了一臺小馬力的拖拉機。這樣一來，趕車的劉大失業(yè)了，覺得非常委屈。他找供銷社其他員工理論，這些人則要么否認劉大的功勞，要么揭傷疤地指責劉大曾經不小心翻過車，打碎了貨物害得大家倒貼錢。劉大生氣傷心地離開了，萬年青對自己說：“劉大是被他自己的那筆舊賬打敗了，是被他本人釀造的那壇酒醉過去了?！?而陳美琳這個美女，則因為家庭成分不好淪為了男人的玩物，名聲搞臭后被發(fā)配來條件較差的尖螞蟻供銷社。萬年青表面秉公領導，實際上對這個美女想入非非，在陳美琳向他告狀說開拖拉機的陳鐵牛騷擾她時，他聽到內心的聲音說：“要輪也不可能先輪到他，我還沒有怎么樣呢，他倒先提前動手了?！?萬年青與三個下屬的交往，在在體現出宏大革命話語之下人的冷酷、自私、虛偽。小說后來寫到萬年青賣糖時也禁不住誘惑吃了一顆，于是方體會到胡木刀的情有可原。體會到他人的不得已，寬容地對待人性的弱點，這些都屬于中國傳統(tǒng)表彰的“敦厚”美德。這種“敦厚”來源于有情地對待人事，是與政治的邏輯有所錯位的傳統(tǒng)人際倫理。革命干部萬年青，被政治話語裹挾，完全以革命的是非為是非，失去了人際交往時的彈性。更何況，革命是非的表面之下還隱藏著不干不凈的人欲。比如男干部對“蕩婦”陳美琳的覬覦，比如故事高潮部分葉柏翠書記一邊嘴里說著革命學習指示一邊和萬年青做愛。情節(jié)到了這里，革命追求完全成了人欲的虛偽面具，性替換了革命成了人真正的動機。

如果說在革命得勢者這里，人情的“敦厚”被遺棄了，那么小說作者呂新本人的敘述態(tài)度，其實可以當得起“敦厚”二字。呂新在訪談中曾批評道：“今天的人們，喜歡不負責任地夸張，喜歡把一切都妖魔化，無論好的方面還是壞的方面，一概都要推向極致，喜歡把一個人或一件事情說得一驚一乍，鮮血淋漓，似乎只有那樣說了，寫了，才是所謂的真實。我真的覺得很輕薄也很淺薄?！?于是呂新的寫作，也不把任何善惡極端化。一次又一次，萬年青在不合理的人事中會苦悶和反省，包括他后來同情過胡木刀，也覺得對于趕車的劉大內心有愧，也為了陳美琳最終再次被發(fā)配而悲傷。萬年青這樣的革命干部并非惡人，他們只是被文革邏輯主宰的凡人。然而革命并不能全方位地指明生活的是非，豐富的生活體驗還是會讓他們在某些時刻看到這種主流世界觀的裂隙，于是傳統(tǒng)的人情滲透過來，帶來更為復雜的倫理困惑。

更體現出作者“敦厚”之筆的，是對于林烈家庭的講述。林烈在外逃亡，遇到過在革命等級中苦苦求生而道德淪喪的人試圖把他交給公社而邀功，這是人情失落的極端表征。但是，他也遇到了黃奇月這樣的仗義之人，冒著風險來幫助他，說明人情在民間遠未失落。值得注意的是，黃奇月有一次告訴了林烈他和自己的二小舅子反目的事。兩人原本關系親密，后來運動來了，兩人不在一個隊伍里，于是二小舅子開始猜忌黃奇月，關系就壞了。黃奇月說起某些干部的作風道：“當然，也有那種一驚一乍的，一來了就要斗爭，就要深挖狠抓，每天背著手，看誰都像壞人，把人分成左中右，分成三堆堆。這么一引導，人們就會轉向，原來關系好的也會互相猜疑，甚至兄弟之間，姐夫小舅子也會變成仇人?！?這個觀察生動說明了革命運動是怎樣改造鄉(xiāng)土社會的，被改造的除了人與人的等級關系，還有傳統(tǒng)人情。革命邏輯至上以后，人情變成了不合法的，但是不合法的人情卻從來沒有消失。懷玉尋夫，講的是中國人千百年來喜歡講的家庭追求團圓的故事。故事終止在除夕到正月初一這段時間，可謂別有象征含義。除夕團聚包含著親情、鄰里之情、朋友之情，這些小說都寫到了。比如懷玉和鄰居石覺一家的交往。石覺出獄后找了一個刻蠟版的工作，后來發(fā)現搶了鄰居懷玉的飯碗，便主動放棄這個生計，去煤礦做工了。懷玉為了表達愧疚和感激，慷慨請石覺小石頭父子吃飯。這兩個家庭都是破碎的、遭難的家庭，是文革中的賤民家庭。他們之間能如此互相體諒、幫助，體現的是文革中人情的頑強存在。透過《下弦月》的視角，我們看到文革帶來的破壞很大程度上包括了中國基層社會的倫理感的混亂和淪喪。當家人之間、朋友之間、鄰里之間按照階級成分站隊，分裂成矛盾不可調和幾堆，那種凝聚鄉(xiāng)村共同體，讓人們在人際圈子中和睦地生產生活的人情就被放逐了。這個世界就成了干燥和硬化的世界，人倫的有機性不復存在。而能夠解救這種甚至影響至今的文革破壞的，就是恢復、張揚日常人情，用豐富的人倫圈子及其情感關聯修復破碎扭曲的共同體意識。《下弦月》展示給我們的，正是這種人情的力量，它受到摧折，卻又頑強生長。在后文革時代，在今天仍延續(xù)著文革影響卻也發(fā)生了更多變化的中國社會，當人的原子化被消費時代鄉(xiāng)村解體等因素加強，如何建立一個有情的共同體，仍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

呂新這本小說書名叫“下弦月”，這是只能在每個下半月的下半夜看到的彎鉤形月亮?？吹较孪以碌娜?，大約都是長夜難眠的懷憂者吧，所以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xiāng)。望月而想起故園親舊，這是中國傳統(tǒng)“月”意象的題中之意。這本小說中的很多場景，也籠罩在淘米水一般的月光之下。月光的稀微，仿佛暗示著那個過去了的特殊時代里人們的渺茫希望、微弱溫情，這一切面對時代風暴是脆弱的，但它們千百年綿綿不絕于中國大地，也可說是柔弱中自有其頑強吧。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