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順從的人》法文版

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于2017年2月7日患腦神經變性逝世，享年77歲?！顿M加羅報》《解放報》和《影視綜藝》等法國媒體按他2016年秋發(fā)表的新著《不順從的人》稱他為一個“不順從的人文主義者”，終生關注人的“獨立自主”，不為“善”與“惡”的概念所拘，勇于擺脫窠臼，自由思索，不斷探求文學相異性的路途。

茨維坦·托多洛夫曾以法國新文論弄潮兒的身份于上世紀70年代初在西方文壇嶄露頭角。他跟羅蘭·巴特和錢拉·熱奈特一道大論是弘，形成“結構主義分析”深層理論的“三位一體”，顯赫一時。孰料，羅蘭·巴特仙逝后，他突然于2007年發(fā)表《文學的危殆》，自相違背，給親身參與的“新文論”貼上“形式主義”、“虛無主義”和“唯我主義”三段式標簽，為結構主義在法國科研與教育界的專制敲響喪鐘。對此，評論界所執(zhí)各殊，衛(wèi)道的雅克-彼埃爾·阿邁特斥責他身為符號學“非同小可的人物”、《詩學》叢刊上顯赫的辯護士，居然“揭竿起義”，充當起“出殯哭喪婦”的角色，行為荒誕，是“言可非之事以為說”。

如今，托多洛夫已去，報界為斯人唱挽歌，認定他是個融入“自由社會”且有所創(chuàng)見的典范。他本為斯拉夫血統(tǒng)的保加利亞人，投入西方懷抱，成功轉型為拉丁秀士，其幻術當屬奧維德的稀奇變形神話。與他的同胞或曰先輩伊凡·伐佐夫、波特夫和瓦普察洛夫相映照，托多洛夫顯然更傾向于在當代選取“適者生存”的法則，擇良木而棲，以酬弘愿。

托多洛夫1939年生在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少年時代他讀到雨果的《悲慘世界》，后又接觸巴爾扎克和莫泊桑的小說，對法國文學產生濃厚興趣。他同時也讀了托爾斯泰、馬克·吐溫和卡夫卡的作品，拓展視野。1956年，托多洛夫進入索非亞大學，以文學為志向，相信這一途徑能夠“幫助一個人認識世界，豐富生活”。他向往西方的自由，在他眼中，巴黎是一個“自由交流的天地，無與倫比，充分體現(xiàn)法蘭西特征，令人憧憬”。

1963年，托多洛夫如愿抵達巴黎求學，于1967年進入巴黎國家科研中心，取得法國國籍，后當上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藝術與語言中心主任，跟錢拉·熱奈特共同創(chuàng)辦《詩學》雜志，躋身六角國的文化精英界。他涉獵歷史研究，加入列維·斯特勞斯的哲理與人類學陣營，陸續(xù)發(fā)表了40余部頗具影響的學術著作，宣揚個體自治的理念，既反對專制極權的意識形態(tài)，又不贊成極端自由主義，尤其警惕革命烏托邦的誘惑。作品主要有引進20世紀初俄羅斯形式主義流派的《文學理論：俄國形式主義文選》《歷史的倫理》《面對絕境，集中營里的精神生活》《普通生活，人的社會性考量》《惡名善誘》《藝術與生活，倫勃朗狀況》和《民主的隱秘之敵》，尤其是《結構主義詩論》《散文詩學》《批評之批評》《象征主義與闡述》《對話本體論》和《奇幻文學》；后一部文論分析了對卡佐特、波托基、雅利耶·德·里拉唐、納荷華和莫泊桑奇幻的感知，頗有新意，較早在法國文苑贏得了不小的學術聲譽。他的學術著作迄今已被譯成25種文字，在世界范圍傳播。

托多洛夫曾數(shù)度抽閑返回故國“旅游”，1981年發(fā)表《保加利亞游記》，對至今“還在受苦受難”的同胞流露憐憫，哀嘆：“我在法國受了33年的陶冶，精神面貌全非，令他們對我的人格格外陌生。各自的生活使然， 我只得佯作不見”。這位在西方發(fā)跡的貴人還鄉(xiāng)，乍陷始料不及的逆境，難免顯出一副窘態(tài)。抑或，此翁保有些許“斯拉夫情結”，故不完全像一般所稱，變成一個在價值觀上“歸順西方”的人。他畢竟還“合而不同”，甚至敢抒己見。

更為明顯的是，他忤逆當年法國主導潮流，公開抨擊1999年北約干涉南斯拉夫，悍然發(fā)動科索沃戰(zhàn)爭的侵略行徑。對此，托多洛夫跟雷吉斯·德伯雷一樣，不怕被氣焰囂張的貝爾納-亨利·雷維之流孤立，鼓起勇氣質疑北約進行的是一場“人道戰(zhàn)爭”。托多洛夫聲稱：“這是一個可怕的字眼。更引起我反感的，是它竟出自瓦茨拉夫·哈維爾這一位反極權主義猛士之筆。他奢談‘道德戰(zhàn)爭’和‘人道炸彈’，豈非奇談怪論！即使存在正義戰(zhàn)爭，炸彈總是殘忍的。我不是一個和平主義者，強調制止一場種族大屠殺的戰(zhàn)爭是正當?shù)?。但我們今天知道，這并非科索沃的情況。不應該再相信，為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釀成悲劇。應該干預，但不能自認為有權支配全世界的命運。因為，我們是一個‘人權國度’，盡管我們對這個辭令不敢恭維。以行善名義干涉，這并不是第一次，早可以追溯到十字軍東征。19世紀的殖民征服也正是打著維護人權幌子干下的勾當。”

托多洛夫進一步指出：“北約在南斯拉夫發(fā)動的戰(zhàn)爭，向我揭示一種新跡象：民主國家也可能出現(xiàn)近似極權國家的其他偏離舉動……我對民主的一些演化更抱懷疑態(tài)度。原則上，民主并非一種拯救理論，不能允諾地上天堂的降臨。民主制無意引導一國臣民走向完善，也可能傲慢過激，尤其在得勢之時”。他具體舉例說：“2003年的伊拉克戰(zhàn)爭惡果至今還在影響著中東和世界其他地方……西方在美國主導下進行的戰(zhàn)爭幾乎自此不斷，從南斯拉夫到烏克蘭，從阿富汗到敘利亞，從馬里到科特迪瓦。法國和聯(lián)合王國兩個老殖民帝國運動其中。在法國，新保守主義主張被左右兩翼一同接受?！?/p>

十分明顯，托多洛夫將矛頭直指弗朗索瓦·勒維爾、貝納爾·庫什奈和貝納爾-亨利·雷維一伙“人權斗士”倡導、在法國輿論界占據(jù)上風的“人道干預”論，反對法國沖在美國前面充當世界憲兵的角色。托多洛夫的同行，意大利符號學大師翁貝托·艾柯生前曾告誡歐洲知識分子，讓他們在意識到“自己已無濟于事時，最好保持沉默”。然而，托多洛夫并不認可艾柯研究出的語言規(guī)范“符號”，不那么甘于寂寞。他不但發(fā)表《文學的危殆》，在文論戰(zhàn)線“起義”，而且對他自己和妻子南茜·哈斯頓一同自愿融入的法國社會制度不乏微詞。菲利普·杜魯在《解放報》上撰文，稱他是“一個總想說‘不’，要對潛在危險發(fā)出警示的當代人文主義者”。在這方面，《廉潔》雜志發(fā)表專論，述及逝者生前最后10年對“法國民主”論題的深刻思考。托多洛夫說道：“今天在法國，議會服務于政府和共和國總統(tǒng)。立法與行政之間既無分離，也不平衡。政治干預，法官服從政府決定，威脅到了司法獨立（預審法官被取消）。一出影響大的社會事件，就炒作公眾情緒，要求修正法律，向強硬方向變動。這類由一種權力蠶食其他一切的現(xiàn)象，終歸還算傳統(tǒng)，近年來又增加了一切政治權力都屈從于經濟勢力的危險”。他尖銳批評新自由主義，提出“極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今天影響著廣大民眾，其信徒建立起強效網絡則更為可怕。這一意識形態(tài)與傳統(tǒng)的自由主義形成對立，嚴重妨礙自由企業(yè)，如同在向著古拉格邁步。人們將之約簡為經濟需要，被看成自足個體。公共的、甚至社會的財產都被當作不切實際的空想。在自由的名義下，進行著極端自由的搏斗?，F(xiàn)時極右翼也正是如此這般反對移民和穆斯林。無限制的經濟自由要求全面的自由表達，尤其是肆意排外。當然，自由是寶貴的價值，但在掌權人手里就變成了壓迫的淵藪。狐貍自由進出雞舍，意味著母雞的死亡。多數(shù)剝削或歧視少數(shù)，絕沒有什么光彩”。

他接著聯(lián)系法國當前社會實際，直截了當?shù)卣f：“現(xiàn)在，人們感到，政治階級的成員均系在宮廷培養(yǎng)，留在同一些圈子和派別中，不論在哪個黨里，皆沆瀣一氣，只是不能跟國民對話。黎民百姓聽不懂他們晦澀的辭令，全盤唾棄。種族內婚繁衍，這類令人難以置信的木頭語言繼續(xù)流傳下去，民粹偏離必將日益嚴重”。托多洛夫針砭法國當今社會的弊病，將其根源歸咎于制度。他強調：“視極權主義為邪惡帝國，并不意味著民主就是善的王國。民主披上良善外衣，禍患則潛伏其中”。因為，如果視民主為“善”，那么善的誘惑是危險的，托多洛夫從而提出要“抵制善的誘惑”：“誠實地說，民主本身會發(fā)生偏離，導致悲劇”。

他坦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在柏林墻倒塌后，實施新的進攻型政策。他們所聲稱的目標是“促進重大的民主價值和人權”。但具體可見的惟一結局，卻是這些國家強化了自己在世界其他地區(qū)的控制。如此行事，他們危險地接近了恥辱的極權主義功利實踐。“反人類的滔天罪惡都是以道德和人道的名義犯下的”。托多洛夫批評美國作為“最大的民主國家”在1945年向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重申“不道德的深重罪孽總打著道德的幌子，故而是邪惡的道德。人們跟與吾等有共同世界觀者講道德，而和他人則不然。我贊同德勒茲和拉康給邪惡下的定義，即生活在沒有他者境界的人屬于反?！薄Ｋ麛嘌?，使用暴力強行施善的意志，乃是極權主義禍患的源泉。正如俄羅斯作家、極權主義受害者瓦西里·格羅斯曼在其二戰(zhàn)小說《生存與命運》中所云：“黎明時分，老幼喪生，血流遍地”。由此，他主張關心個人福祉，對把“為了人類”工具化深惡痛絕。

基于這一原則，他覺得法國避而不談自己昔日的殖民主義歷史十分不正常，向報界坦率表示：“我無意給法國的殖民主義歷史描繪一個單色圖像?？墒牵S多文獻流露出對當年‘土著’的一種極度蔑視。然而，法國的殖民冒險并不只涉及一代人，而是綿延了150年，在人們的心態(tài)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對之保持沉默，似乎是民族意識上的一個空白，應該將之列進中學的必修課程?！边@里，托多洛夫對法國社會的敏感問題直言不諱，表露他性情耿直。

說到性情，托多洛夫是一個為人謙和的君子。2000年，女記者卡特琳那·鮑特萬在對他的專訪輯錄里寫道：“托多洛夫是一個思想溫和的智者，具有驚人的毅力。清廉自持，非同一般”。他的同僚、現(xiàn)任《書林》雜志主編奧列維·波斯泰爾-維奈回憶：“他樂意到編輯部，每兩周來開一次編輯會議，不引人注目地找個位置坐下，參加辯論時從不提高聲調，絲毫沒有過激情緒”。

托多洛夫一生為人樸實無華，雖受種種非難，但總靠自身的語言才華和勤奮寫作，在瓦斧雷鳴的時代，登上了法國學術研究的頂峰，卻仿效羅曼·嘉里的謙卑，堅持不懈地尋求人與人的相逢對話，消除偏見。“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他留下這般清泠泠的文學潮音，讓友人追懷。他的女兒在巴黎向法新社宣布，今年3月1日，弗拉瑪里翁書局將要出版故人的遺作《藝術家的成就》（Le Triomphe de l’artiste），《世界報》稱之為“文學的尾聲”，不免令讀者翹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