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巴勒斯坦的情人（節(jié)選）

你的言語……曾是一首歌謠

我試圖唱出

可是苦難封鎖了春天的唇

你的言語，像燕子，飛出我的家園

我們的家門、我們秋日的臺階

也都隨你遷徙，前往思念想去的方向

……

我們把這歌種入吉他的胸腔

自我們?yōu)碾y的頂層

我們把它彈奏給破損的星月……和石塊

可我已忘了……忘了……你這未知的聲音?。?/span>

銹蝕了吉他的，究竟是你的離去……還是我的沉默？

這首詩來自巴勒斯坦抵抗派詩歌的代表詩人馬哈茂德·達爾維什。這篇推送書評君跟大家分享達爾維什的詩歌與創(chuàng)作歷程。

當今時代，恐鮮有其他地區(qū)的詩人如中東地區(qū)的詩人群體，仍在關切民族存亡的話題，仍在為人類最基本的生存訴求吶喊。在巴以沖突的漫漫硝煙之中，馬哈茂德·達爾維什，是一位窮盡畢生為巴勒斯坦民族而歌的詩人。

這位在阿拉伯世界家喻戶曉的“巴勒斯坦的情人”，負有“民族詩人”、“民族代言人”的盛名。他美麗深情的詩篇訴說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難與抗爭，更呈現(xiàn)了這個民族的人性與尊嚴。他讓細膩、溫暖、堅毅的詞語于潤物無聲中綻放光芒，穿破苦難，給予他的人民力量與希望，也令其他國家的讀者為之動容。

“蝶之痕” 對祖國與流亡地的濃情

達爾維什1941年出生于巴勒斯坦北部村莊比爾瓦，1948年以色列建國后，他的家鄉(xiāng)被焚毀，興建新的以色列定居點。年幼的達爾維什隨家人前往黎巴嫩逃難，后遷居被以色列占領的海法讀完中學。上世紀60年代，他加入了同情巴勒斯坦事業(yè)的以色列共產(chǎn)黨，任該黨機關報的編輯，詩歌創(chuàng)作由此開始。

因被指控“思想激進”，達爾維什遭到以色列當局的長期監(jiān)視，先后5次被捕入獄。1970年，達爾維什前往莫斯科社會科學院學習一年，后前往開羅，任職于埃及《金字塔報》作家俱樂部。1973年，他開始定居貝魯特，任《巴勒斯坦事物》月刊主編。1982年黎巴嫩戰(zhàn)爭爆發(fā)，他被迫輾轉(zhuǎn)于敘利亞、突尼斯、約旦多地，后前往法國主編文化刊物《迦密山》，在巴黎斷斷續(xù)續(xù)生活了10年。1995年，隨著巴勒斯坦在約旦河西岸成立自治政府，達爾維什選擇回歸祖國，定居拉姆安拉和鄰近的約旦首都安曼。2008年，他于美國休斯敦接受心臟手術意外失敗辭世，享年67歲。巴勒斯坦為其舉行國葬，遺體被安葬于拉姆安拉。

馬哈茂德·達爾維什

達爾維什一生共出版30余部詩集和散文集。海法——貝魯特——巴黎——拉姆安拉，構(gòu)成了達爾維什半個世紀的流亡軌跡。他的詩歌在一個地點誕生，在一些地點成長，在另外一些地點成熟，又最終回歸祖國的空間原點。長成于海法的青年詩人悲憤地書寫被占境況下故土和人民的創(chuàng)傷，用質(zhì)樸的抒情詩號召民族堅韌反抗，呼喚“讓風暴刮起來”。

在貝魯特工作期間，頻頻出入車站、海港和機場的詩人記下“沒有姓名，沒有歸屬”的個體悲慘境遇，質(zhì)問“空虛的路途何時抵達”。旅居巴黎后，他得以用“旁觀者”姿態(tài)審視阿拉伯民族和世界，抒發(fā)對祖國和流亡地的濃情，“用梔子花的吶喊令祖國回歸”。1995年，詩人回歸祖國定居拉姆安拉，面對挫敗的現(xiàn)狀，他潛心創(chuàng)作，竭力用語言建構(gòu)一個詩意祖國，“捍衛(wèi)變化的語言里不變的土地”。他暮年的作品意象純美雋永，也摻雜了狡黠的諷刺。一如其《蝶之痕》所寫：“蝶過留痕，不可見/蝶過留痕，不消散?！弊鎳c多個流亡地的體驗與碰撞，為他的詩烙下隱隱散不去的痕印，地點（流亡地）的變換或增加，使他的詩獲得延伸和增殖。

書寫抵抗

“巴勒斯坦人”不是職業(yè)

巴勒斯坦的詩人似乎更為觀照詩歌現(xiàn)實責任的問題。他們更多表現(xiàn)出自覺背負的民族使命和社會責任感?！暗挚埂笔前屠账固乖姼璧年P鍵詞，更是解讀達爾維什詩歌的關鍵詞。書寫抵抗之詩，恰是達爾維什用自身的生命體驗對“詩歌何為、詩人何為”這一根本命題的現(xiàn)實回應。怒斥占領、壓迫、屠戮，呼喚英勇、革命、自由，“讓玫瑰生長在農(nóng)夫的臂膀、工人的拳頭、戰(zhàn)士的傷口”，是達爾維什的抵抗所要表達的首要訴求。但他的詩作，并不止于空泛的口號和濫情的宣言，也未淪為政治斗爭的附庸。

世人對巴勒斯坦的認知常常攜帶程式化的負面傾向：向以軍坦克投擲石塊的憤怒少年，頭蒙黑色面罩、手持槍支的“武裝分子”，居住在難民營的帳篷里、或是在世界各地輾轉(zhuǎn)流散的巴勒斯坦家庭……達爾維什所秉持的抵抗精神，更表現(xiàn)于抵抗這些偏見，抵御民族屬性所面臨的日漸消解的身份危機。他描繪富有本土風情的自然、宗教、民俗與神話景觀，將巴勒斯坦屬性扎根在詩行里；他圍繞巴勒斯坦人個體經(jīng)驗展開敘事，將一種本土的、個體的經(jīng)驗，高升至具有普世性意義的人文領空，呼喚人類的道義力量。

“巴勒斯坦人”不是職業(yè)，是“思念母親咖啡的我”，是“皮膚滲出露水、樹葉在手里長出的父親”，是“夢見白百合、橄欖枝的士兵”，是“被蝴蝶和露水打濕、在雛菊上方起舞的加利利女子”；巴勒斯坦亦不是口號，是“美得宛若茉莉的情人”，是“迦南人民靠近神的邊界的園圃”，是“在我語言里閃亮的杏花”，是“我翠綠而高聳的詩歌大地”。

這張阿拉伯文書法畫是馬哈茂德·達爾維什一首名為“Take My Horse and Slaughter It”詩歌的詩詞。書法從馬首到馬尾一次完成，右下角是作者的名字。

這張阿拉伯文書法畫是馬哈茂德·達爾維什一首名為“Take My Horse and Slaughter It”詩歌的詩詞。書法從馬首到馬尾一次完成，右下角是作者的名字。

達爾維什筆下的抵抗具有詩性的美學意義。他堅守“每一首美麗的詩篇，都是抵抗”，“我放棄的是創(chuàng)作直接的、意義有限的政治詩，而未曾放棄廣義的、美學意義上的抵抗，”達爾維什得出此言，恰源于他的詩人身份，時常受累于民族身份和“民族代言人”的頭銜?！霸u論家有時將我謀殺，/他們想要特定的詩篇，/特定的比喻?！碑斣娙嗽谂f作基礎上進行創(chuàng)新時，時常遭遇評論家和讀者的質(zhì)疑或誤讀。

無論是70年代詩人作出的離開祖國自愿流亡的抉擇，80年代詩中蔓延的悲觀情緒，90年代對奧斯陸協(xié)議的立場和對愛情、個體宣泄等“偏軸”主題的偏愛，還是2000年后題材的個性化、紛繁化，都不時被扣上“妥協(xié)主義”、“投降主義”等“罪名”，對此，達爾維什依舊主張革新詩歌的內(nèi)容與形式，并試圖消解這一被禁錮的“代言人”意識及言說方式。所以他寫下：“致評論家——/不要用茶匙/或是捕鳥的羅網(wǎng)/解釋我的話語！”

“共享詩人的精神地”

與阿米亥的互視

阿米亥的《野和平》語：“讓它來吧，/就像野花/突如其來，因為田野/需要一種：野和平?！边_爾維什和阿米亥這兩位巴以沖突中兩方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詩人，分別使用阿拉伯語、希伯來語兩種語言，義無反顧地書寫著同一片土地。同一時空下呈現(xiàn)出的二元對立的經(jīng)驗微妙而真實，在世界范圍亦不多見。此種對立性使得兩位詩人不可避免地互視對方，并形成某種競爭關系。

耶胡達·阿米亥（Yehuda Amichai,1924-2000）是以色列當代詩人，也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國際詩人之一。先后出版了詩集《詩：1948-1962》《現(xiàn)在風暴之中，詩：1963-1968》《時間》等十余部，2000年逝世。

達爾維什曾表示對阿米亥的欣賞，兼而提出巴勒斯坦詩人所面臨的挑戰(zhàn)：“他將巴勒斯坦的土地稱為以色列土地，不遺余力地書寫它，一些詩歌美得令巴勒斯坦詩人汗顏。于是這個問題實際上相當可怕：誰能把土地寫得更美，便比另一方更值得擁有這土地……他想依照自己所需來使用風景和歷史，而這基于我被摧毀的身份。于是我們之間存在一種競爭：誰是這土地語言的擁有者？誰更愛它？誰寫得更好？”

阿米亥也曾在訪談中指出巴以詩歌里某種對立的并置性：“我們在共享現(xiàn)實、風景，共享詩人的精神地?！边_爾維什深掘著土地的自然景觀，致力于用語言重塑被剝奪的家園空間。阿米亥綿密地書寫耶路撒冷，把“圣經(jīng)大地”的神圣與日常融為一體，用人與神的互動去傾吐人對土地的依附性。兩種書寫皆同樣真實而引人感懷。

處于“弱勢方”的達爾維什，對于處理沖突與差異的緊迫性有著理性覺悟，面對他者的注視，他的詩行噙滿悲傷卻不卑微，滲透艱辛卻不仇恨，“只要有一條活路，我們也愛生命。/我們打開花園的門扇，讓茉莉花綻放街頭/帶去一個美麗的白晝?！庇庠秸蔚莫M隘與謬見，呼喚一個相互理解對話的和平空間，或許比現(xiàn)實的政治紛爭更具人性情懷，且充滿純粹的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