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切斯特頓（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英國作家、文學評論家，經(jīng)常被譽為“悖論王子”。早年在圣保羅學校和斯萊德藝術學校求學。當過記者，于1925年起主辦《新證人報》（后改名為《G.K.周刊》）。散文風格多樣，文筆輕盈。文學批評頗獲稱譽。論著《文學中的維多利亞時代》（1913)及有關勃朗寧、狄更斯、薩克雷、喬叟的研究著作見解精當。

/ 蘋果是金色的 /

勞倫威爾·肯森 王詠梅 / 譯

G. K.切斯特頓(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1874-1936)是英國小說家、詩人、隨筆作家、報紙撰稿人、基督教護教學家。一生著書八十余部，出版有自己的刊物(《OK.周刊)。在去世之時，他已經(jīng)是英國最受尊敬、著作被最廣泛閱讀的作家之一。切斯特頓身材高大，個性開朗，胃口、酒量都很大，而且交友眾多，喜歡穿一件大披風，手拿劍杖。

切斯特頓的著作才智幽默，從不乏味。他的幽默以及由此而來的易于理解，有時候被誤認為是輕浮淺薄。在《異教徒》第十六章“論麥卡比先生與一種神圣的輕薄”的伊始，切斯特頓有力地回應了這一指責：

一位評論家曾以一種憤慨、理性的口吻告誡我說:“如果你一定要開玩笑，至少你不必拿如此嚴肅的對象開玩笑?！蔽矣靡环N本能的直率和驚奇回答道：“一個人若不拿嚴肅的對象開玩笑，拿什么開玩笑?”......拿極其重要的事情開玩笑的不是我，甚至不是某一類記者或愛開玩笑的人，而是整個人類......世界上最嚴肅、最可怕的事情——結婚、被處以絞刑——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笑話。

切斯特頓的著作所論述的確實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嚴肅的事情，即有關如何在一個不平凡的世界做一個平凡之人的事情。他常常會訴諸故事。尤其是奇幻故事(即“童話”)對我們產(chǎn)生的那種震撼力。在《回歸正統(tǒng)》(orthodoxy)中，他寫道“這些故事之所以說蘋果是金色的，是為了讓我們重新回憶起那個久已遺忘的時刻——我們發(fā)現(xiàn)蘋果是青色的。之所以描述河流中流淌著葡萄酒，是為了讓我們在一時的狂喜之中、記起河流中流消著清水?！?/p>

說服現(xiàn)代人《無論是20世紀初的英國人，還是21世紀初的中國人)，讓他們將自己已經(jīng)逐漸視為日常、平凡之物，視為神奇、不平凡，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切斯特頓在令人驚奇方面卻是一位大師。在他所有的著作中，他一次又一次成功地使讀者(甚至一開始不贊同他、反對他的讀者)以一種新的眼光看待世界。幽默是其策略的一部分。C.S路易斯承認，閱讀切斯特頓的著作是使他重歸基督教信仰的因素之一。在自傳中,路易斯寫道：

他的幽默是我最喜歡的那種——不是點綴在文中的“笑話”(如蛋糕中的葡萄干)，更不是一種泛泛的輕率和逗樂(那是我無法容忍的)，而是無論如何也無法與論證拆開的幽默……那把利劍之所以亮光閃閃，不是因為劍手定意要讓它那樣，而是因為此刻他正在捍衛(wèi)自己的性命，在飛快地舞劍。

/ 論正統(tǒng)的重要性 /

G. K.切斯特頓 王詠梅 / 譯

當今時代我們反常地使用“正統(tǒng)”這個詞，沒有什么比這更奇怪地表明了現(xiàn)代社會中一樁巨大而又無聲的罪惡。從前，異教徒以自己不是異教徒而自豪。世上的王國、警察、法官，他們是異教徒，而他是正統(tǒng)。他絲毫不以自己叛逆了他們而自豪，反倒認為是他們叛逆了他。那些冷酷得堅不可摧的軍隊，那些冷若冰霜的君王，那些體面的國家運行機制，那些合理的法律訴訟程序，所有這些都如迷失正途的群羊。這個人以自己是正統(tǒng)、以自己立場正確而自豪。倘若他獨自一人佇立在荒涼的曠野，他不只是一個人，他是一個教會。他是宇宙的中心，星辰圍繞著他轉動，十八層地獄中的所有折磨加之于他也不能使他承認自己是異教徒?？墒侨缃瘢瑤讉€現(xiàn)代的術語就己經(jīng)使他為自己是異教徒而自吹自擂了。他故意笑了笑，說：“我想我的思想非常異端。”然后環(huán)顧四周，尋求掌聲“異端“這個詞現(xiàn)在非但不再意味著錯誤，實際上還意味著頭腦清醒、勇氣十足。“正統(tǒng)”這個詞現(xiàn)在非但不再意味著正確，實際上還意味著錯誤。所有這些只能說明一點，那就是：人們現(xiàn)在不太在意自己的人生哲學是否正確了。因為顯然，一個人首先應該承認自己神志錯亂，然后才承認自己是異端。系著紅領結的波西米亞人應該以自己的正統(tǒng)而自豪?？植婪肿釉诎仓谜◤棔r應該認為，不論自己其他方面如何，至少自己是正統(tǒng)的。

一般來說，兩個哲學家因為宇宙觀不同，一個將另一個燒死在史密斯菲爾德市場，這是愚蠢的。這種事情在中世紀最后衰微時經(jīng)常發(fā)生，而且根本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然而，有一件事比因一個人的哲學觀而將他燒死不知要荒謬、不切實際多少倍，那就是習慣于說一個人的哲學觀無關緊要。這種情形在20世紀、在大革命時期漸趨尾聲時非常普遍。普遍理論處處遭到輕視。有關人權的教義與有關人的墮落的教義一起被擯棄了。無神論本身如今對我們來說太具有神學性了；革命本身太制度化了、自由本身太約束了。我們將不作任何概括歸納。蕭伯納用一句極其精辟的警句表達了這種觀點：“金規(guī)則就是不存在金規(guī)則?！蔽覀儗⒃絹碓蕉嗟赜懻撜巍⑽膶W、藝術中的細節(jié)。一個人對電車的看法很重要，一個人對波提切利的看法很重要，但一個人對總體事物的看法不重要。他可以反復考慮、勘察一百萬個事物，但他千萬不可發(fā)現(xiàn)那個奇怪的事物——宇宙。因為一且這樣做，他就會產(chǎn)生宗教信仰、迷失正途。一切事物都很重要，唯獨作為整體的一切除外。

我們幾乎無須舉例來證明今天人們在宇宙觀問題上這種徹底的輕率。也幾乎無須舉例來證明，我們認為一切都會對實際生活造成影響，唯獨一個人是悲觀主義者還是樂觀主義者、是笛卡兒主義者還是黑格爾主義者、是唯物主義者還是唯靈論者，這類問題不重要。盡管如此，我還是任意來舉一個例子。在任何一張茶桌旁，我們可能隨便都能聽到有人說：“活著沒意思?！甭牭竭@句話，我們的感覺就如同聽到有人說今天天氣很好一樣，沒有人認為這句話對說話人或對世界會產(chǎn)生什么嚴重的影響?？墒?，如果我們對那句話當真。整個世界就顛倒了過來。殺人犯將會因結束人的生命而被授予獎章。消防隊員將會因救人免于一死而受到責罰、毒藥將被當作藥物來使用；人身體健康時將要去請醫(yī)生；皇家救生協(xié)會將像一伙刺客一樣被鏟除。然而，我們從不思考這個問題：說話的這位悲觀主義者，他對社會究竟會起到鞏固作用還是瓦解作用?我們從不思考是因為我們確信理論無關緊要。

那些在英國開創(chuàng)自由的人無疑并不這樣認為。過去的自由黨人在廢除對一切異端的禁錮時，他們想的是，這樣做可以使宗教和哲學有一些新的發(fā)現(xiàn)。他們認為，字宙真理是如此重要，每個人都應當獨自為之作見證?，F(xiàn)代的觀點是，宇宙真理是如此無足輕重，任何人說什么都無關緊要。前者賦予探究以自由，如同人放開一只高貴的獵犬；后者賦予探究以自由，如同人往大海中扔回了一條不宜食用的魚。現(xiàn)在，自古以來第一次，任何人都可以討論人性，然而，現(xiàn)代社會對人性如此鮮有討論也是前所未有的。過去的禁錮意味著只允許正統(tǒng)者討論宗教，現(xiàn)在的自由意味著不允許任何人討論宗教。在其他一切盲目的祟拜都失效之時，高品位——人類最后一個、也是最可恥的一個盲目崇拜——成功地使我們保持了緘默。六十年前，一個公開宣稱無神論的人被視為品位低劣。隨后出現(xiàn)了布雷德洛派——最后一代信仰人士，即最后一代在意上帝的人。即便是他們也沒有能夠改變人們的看法，今天一個公開宣稱無神論的人仍然被視為品位低劣。但是他們痛苦的努力也取得了成效，那就是，現(xiàn)在一個公開宜稱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同樣被視為品位低劣。所謂解放就是將圣人與異教首領囚禁在同一座緘默之塔。于是，我們轉而談論安格爾西侯爵與天氣，稱這為一切信念的徹底自由。

然而還是會有一些人(我自己是其中一員)認為，對一個人而言，最實際、最重要的東西仍然是他的宇宙觀。我們認為，女房東在考慮房客時了解他的收人狀況固然重要，但了解他的人生哲學則更為重要。我們認為，將軍在對敵作戰(zhàn)時了解敵軍的人數(shù)固然重要，但了解敵軍的人生哲學則更為重要。我們認為，問題不是有關宇宙的理論是否會對事物發(fā)生影響，而是從長遠來看，是否有其他東西會對這些事物發(fā)生影響。15世紀，一個人因宣揚一種不道德的觀點受到拷打和盤問。19世紀，奧斯卡王爾德因宣揚這種觀點受到我們的大肆贊揚和吹捧，隨后又因將這種觀點付諸實踐而受勞役監(jiān)禁，傷心之至。上述兩種做法，哪一種更殘酷也許難以定論，哪一種更荒謬卻毋庸置疑。宗教裁判所那個時代至少沒有出現(xiàn)如此不光彩的事，即創(chuàng)造出一個社會，這個社會因一個人宣揚某種觀點而將他奉為偶像，又因他實踐這種觀點而使他淪為階下囚。

如今，哲學或宗教，即我們關于終極事物的理論，已經(jīng)差不多同時被驅逐出了它曾經(jīng)占住的兩個領域。普遍的理想曾經(jīng)統(tǒng)治著文學領域，而今它們已經(jīng)被“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驅逐了出去。普遍的理想曾經(jīng)統(tǒng)治著政治領域，而今它們已經(jīng)被要求“效率’(大致可以翻譯成“為政治而政治”)的呼聲驅逐了出去。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秩序或自由的理想在我們的書本中持續(xù)不斷地減少，機智和雄辯的理想在我們的議會中也是如此。文學故意變得少沾染政治色彩，政治故意變得少沽染文學色彩。有關事物之間關系的普遍理論就這樣被排斥出了文學和政治領域。我們有權發(fā)問：“我們從這種排斥中得到了什么?損失了什么?將道德家和哲學家拒之門外，文學進步了嗎?政治進步了嗎?”

當一個民族的各方面眼下都在日漸衰微，變得無效率時。它便開始談論效率。同樣，當一個人的健康極度受損時，他便首次開始談論健康。生機勃勃的有機體談論的不是自己的過程，而是自己的目的。一個人興高采烈地談論他朝向世界盡頭之旅，沒有什么比這更能證明他身體的效率了。一個國家不斷地談論它朝向世界盡頭之旅，即朝向最后的審判日和新耶路撤冷之旅，沒有什么比這更能證明它實際的效率了。傾向于追求崇高、狂熱的理想，沒有什么比這更有力地顯示出一個人掩飾不住的健康活力了正是在我們生命之初精力旺盛的嬰兒期，我們才想要得到自己追求不到的東西。我們說要努力提高效率，那些生活在強盛時代的強人們不會明白我們在說什么。希爾德布蘭德會說，他努力不是為了提高效率，而是為了大公教會。丹東會說，他努力不是為了提高效率，而是為了自由、平等、博愛。即便這種人的理想不過是把一個人踢下樓，他們也像人那樣考慮的是結果，而不像癱瘓病人那樣考慮的是過程。他們不說：“有效地抬起我的右腿。你會注意到我使用的是大腿和小腿的肌肉。它們狀態(tài)良好......”他們的感覺完全不同，充斥他們腦海的是這樣一幅美麗的畫面——那個人直挺挺地躺在樓梯下面在那種狂喜當中，余下的事瞬間就完成了。實際上，概念化和理想化的習慣絲毫不意味著現(xiàn)實生活中的行動無力。產(chǎn)生偉大理論的時代也是產(chǎn)生偉大結果的時代。在18世紀末那個祟尚感情和優(yōu)美語言的時代，人們非常強健、行動有力。感傷主義者征服了拿破侖，憤世嫉俗者卻逮不著德韋特。一百年前，我們的事情無論好壞都由雄辯家成功地控制。今天，我們的事情被擁有強權而緘默不言的人弄得一團糟，毫無改觀的希望。這種對豪言壯語和遠大理想的拒斥產(chǎn)生了一類政治上的侏儒，同樣也產(chǎn)生了一類藝術上的侏儒。當代的政治家要求擁有凱撒和超人那樣巨大的自由，他們聲稱自己太務實以至不能保持純潔，太愛國以至不能保持道德，結果讓一個庸才當上財政大臣。新一代的藝術哲學家要求獲得同樣的道德自由——用自己的力量摧毀天地的自由，結果讓一個庸才當上了桂冠詩人。我并非說，沒有人比那位財政大臣和桂冠詩人更強，但有誰敢說，有人比過去時代里那些為自己的人生哲學所左右、沉浸在宗教之中的人更強嗎?束縛是否勝于自由，這一點可以討論，但是，他們的束縛比我們的自由取得的成就更大，這一點每個人都難以否認。

藝術具有非道德性這一理論已經(jīng)牢牢地扎根在純藝術人士當中。他們隨心所欲地創(chuàng)作，隨心所欲地寫一首撒但戰(zhàn)勝了上帝的《失樂園》，隨心所欲地寫一首天堂被置于地獄之下的《神曲》。他們創(chuàng)作了什么?在為所欲為當中，他們創(chuàng)作出了比那位狂熱的吉伯林派天主教徒和那位嚴厲的清教徒校長更偉大、更美麗的什么東西來嗎?我們知道，他們只創(chuàng)作了幾首回旋詩。彌爾頓不僅在自己的敬虔方面勝過了他們，在他們的不敬虔方面也勝過了他們。翻遍他們小小的詩集，你找不出比彌爾頓更精彩的對撒但違抗上帝的描述，也感受不到但丁在描述祛里納塔蔑視地獄、高昂頭顱時所感受到的異教主義的偉大。道理很顯然：褻瀆之所以是一種藝術效果，是因為它取決于一種哲學信念。褻瀆取決于信仰，隨信仰的消逝而消逝。若有人懷疑這一點.就請他靜靜地坐下來，努力去對托爾產(chǎn)生一些褻瀆的念頭。我想，到了晚上家人會發(fā)現(xiàn)他已經(jīng)累得差不多筋疲力盡了。

無論在政治界還是文學界，對普遍理論的拒斥都證明尚未取得成功。也許自古以來，有很多不切實際、誤導人的理想不時使人類感到困惑，但是毫無疑問，在現(xiàn)實生活中，沒有什么理想比“實際性”這個理想更不切實際，更容易產(chǎn)生誤導。沒有什么比羅斯伯里伯爵的機會主義失去的機會更多。他確實是這個時代的一個永久的象征——一個理論上實際、實際上比任何一個理論家都不切實際的人。世界上沒有什么比那種祟拜世俗的智慧更不智慧的了。一個永遠考慮是這個還是那個種族強大、是這項還是那項事業(yè)前途光明的人，是一個對一切都不會持久地相信乃至促其成功的人。機會主義的政治家就像一個打臺球輸了就放棄臺球，打高爾夫輸了就放棄高爾夫的人，沒有什么比對即時成功的這種高度重視更無助于實際成功的了。成功很難取得，沒有什么比成功更易失敗。

發(fā)現(xiàn)機會主義的確失敗后，我禁不住想對它多加研究，結果發(fā)現(xiàn)它注定要失敗。我意識到，在開始時就著手討論理論要實際得多。我認為，那些曾經(jīng)為“父子同質”(Homoousion)這個正統(tǒng)教義爭得你死我活的人，比現(xiàn)在那些為《教育法案》爭吵的人要明智得多。因為那些基督徒教義學家是在努力建立圣潔的統(tǒng)治，所以他們首先要努力定義何謂真正的圣潔。今天的教育學家在努力爭取宗教自由，卻不嘗試去確立宗教或自由的含義。如果說過去的牧師要強迫人類接受一種陳述，他們至少會事先花一番氣力使該陳述清楚明了，但今天的圣公會信徒和不從國教者在因一個教義發(fā)起迫害時，甚至不去陳述教義的內容。

因為這些以及很多其他原因，我逐漸確立了一個信念：要回歸根本法則。這就是本書的總體思想。我希望來探討我最杰出的同代人，不是探討他們個人，也不是以純文學的方式探討，而是探討他們所傳授的學說內容本身。我關注的不是藝術表現(xiàn)生動的魯?shù)聛喌隆ぜ妨?，也不是個性強勁有力的吉卜林，而是作為異教徒的吉卜林，也就是說，我關注的是一個世界觀與我截然不同的人。我關注的不是作為當今最聰明、最誠實的人之一的蕭伯納，而是作為異教徒的蕭伯納，也就是說，我關注的是一個哲學體系非常穩(wěn)固、非常連貫，但也非常錯誤的人。我要重提13世紀的教義方法，總的希望是想把一些事情落實清楚。假定在街上人們因為一件事而發(fā)生騷亂，比方說很多有影響力的人都希望拆毀街上的一個燈柱。他們去征求一位身著灰衣的修士的意見。這位修士是中世紀精神的化身，他開始用經(jīng)院哲學家那種毫無生氣的語調說：“我親愛的弟兄，讓我們首先來思考一下光的價值。如果光本身是好的......“說到這里，他便被擊倒在地。而這可以算作情有可原吧。所有人都沖向那個燈柱，十分鐘內燈柱便倒下了，于是大家四處奔走相告，慶賀這種中世紀所沒有的實踐性?？墒请S著事情的發(fā)展，一切并非一帆風順。有些人拆毀那個燈柱是因為想要電燈。有些人是因為想要廢鐵；有些人是因為作惡，希望黑暗；有些人認為那個燈柱沒有盡職，另一些人認為那個燈柱盡職得過頭，有些人行動是因為想要破壞市政設施，另一些人只想砸爛點什么。于是夜間就發(fā)生了戰(zhàn)斗，誰也不知道他打的是誰。漸漸地，不可避免地，今天、明天或后天，大家認識到那位修士最終還是對的，一切都取決于光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只是我們原本可以在汽燈下討論的事情?，F(xiàn)在只得在黑暗中討論了。

—— G. K.切斯特頓 《異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