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捷克作家的“瘋狂世紀”
他叫伊凡·克里瑪
在讀到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shù)膬删碜詡鳌段业寞偪袷兰o》之前,我先讀的是崔衛(wèi)平翻譯的他的一部隨筆集——《布拉格精神》。這本書的文章被劃分為五個部分,探討的問題涵蓋了童年、記憶、文學、傳統(tǒng)、世俗和極權(quán)主義等等很多方面。
幾乎從一開始,我就被他強悍的思考力擊中了,那是一種字里行間散發(fā)出來的智慧,一種超越了意識形態(tài)的、只屬于讀書人的冷峻和清醒。當然,這其間也不排除我對捷克文學、乃至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文學的親近感,因為,我似乎總能從中找到更深層次理解本民族很多文學問題乃至社會問題的有效資源和參照物。比如他在對比思考納粹德國和蘇聯(lián)對捷克的占領(lǐng)時說:“通常并不是善與惡的力量在互相戰(zhàn)斗,而僅僅是兩種不同的惡的力量,它們在比賽誰能控制世界。”人,身在其中,只有綿延無盡的無力和絕望,像在全副武裝的納粹看押下、被打上恥辱烙印的猶太人的隊伍。他認為,這種絕望感決定了他的觀念和寫作的主題,但“極端的經(jīng)歷并不打開通向智慧的道路”,唯一拯救世界的希望不是復(fù)仇,而是“寬容”。
要知道,作為猶太家庭的一員,他和家人一起被關(guān)進納粹的集中營長達三年,見證了無數(shù)的死亡;被解救之后曾視蘇聯(lián)紅軍為正義的化身,他父親也由此具有鮮明的“左”傾傾向,加入了共產(chǎn)黨;而他的兩個舅舅死在為蘇聯(lián)工作的地下斗爭中,以至于布拉格的一個廣場以他們兄弟的名字命名。
之后克里瑪親歷“布拉格之春”、蘇軍占領(lǐng)和“天鵝絨革命”,也親見父親因莫須有的罪名被捷共政府清洗關(guān)押,直至開除出黨。他自己,則有三十多年的時間,作品不能在國內(nèi)出版,只能靠地下出版或者由人秘密帶往國外。一度,他也不被允許參加任何和文字相關(guān)的工作,只能靠領(lǐng)因花粉過敏而定義的殘疾人救濟金生活。無論是信仰還是經(jīng)歷,似乎都沒有給他“寬容”世界的理由,然而,他仍理性而平和。
據(jù)說,這個名字對中國讀者來說遠不如米蘭·昆德拉的捷克作家,在捷克國內(nèi)的聲譽卻遠遠超過米蘭·昆德拉,而且作品被全世界翻譯的語種僅次于他。因為拒絕流亡、因為參與“布拉格之春”,并一直堅持為爭取創(chuàng)作自由而斗爭,更重要的是,因為他的寫作始終和捷克這個民族血肉相連,使得克里瑪和赫拉巴爾、哈維爾并稱為捷克文壇的“三駕馬車”(一說是哈維爾、米蘭·昆德拉和克里瑪),在捷克作家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而紅遍了全世界的米蘭·昆德拉,捷克國內(nèi)已有二十年不出版他的書。他被視為失去了和本民族聯(lián)系的、靠展覽捷克經(jīng)驗取悅外國人的作家,他的“國際主義”甚至被視為是一種文化上的“叛國”行為。對這個曾經(jīng)在“布拉格之春”中并肩戰(zhàn)斗的同志,伊凡·克里瑪也感受到了米蘭·昆德拉出國之后寫作上的不中肯,也理解國內(nèi)讀者之所以敵視他,是因為他在國外享受著表達自由的時候,捷克國內(nèi)正在最深重的苦難中掙扎。但克里瑪仍然認定,米蘭·昆德拉是“這個世紀偉大的捷克作家之一”。正如他理解赫拉巴爾曾向當局表達的忠誠,只是為了出版作品,而不是關(guān)心政治、更不是政治投機一樣。他依然堅定地認定,整天泡在酒館里的赫拉巴爾是捷克最偉大的散文作家,是捷克文學的“君主”。
伊凡·克里瑪有一種智者的冷靜和客觀,更有一種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勇氣。尤其是當這種獨立思考被視為異端,放棄它可以獲得一切的時候,思考這種行為本身都可以變成代表一個作家的思想質(zhì)地和人格格局的勛章。
當然,用文學思考捷克的命運這件事情本身,對克里瑪而言還遠不止這么簡單。蘇聯(lián)坦克開到布拉格的時候,克里瑪和情人身在國外,妻子在另一個國家,父母和孩子也完全有能力離開布拉格。他可以像很多作家那樣,做一個流亡作家。但他幾經(jīng)斟酌,還是帶著“不確定、恐懼和放松”交織的感覺,冒著“再進集中營”的危險回了國。而在他不能出版作品、被審查被監(jiān)視的時候,他總是讓自己避免更激進,以免被勸離或者被驅(qū)逐。他不想離開捷克,不想離開母語。他幽默地說:“英語可以說一切,但表白愛情怎么能不用母語呢?”
他的世紀“瘋狂”的與眾不同
應(yīng)當說,全世界的讀者都不缺乏對“瘋狂”的二十世紀的認識。這個集中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集中了兩個陣營的“冷戰(zhàn)”、見證了人類制度的革命性創(chuàng)造和革命性變化、經(jīng)歷了人類的毀滅性災(zāi)難、甚至人性的根本性顛覆的世紀,給人類留下了無窮無盡的傷痛,當然,也留下了無窮無盡的精神資源。我們從太多的歷史讀物和文學作品中,見證了這一切。
然而,克里瑪?shù)膫春蛷闹屑橙〉男叛鏊伎己途窬?,依然能夠掀起頭腦風暴。不只是他作為一個災(zāi)難個體的獨特性,也不只是泛泛而言的,他在一個經(jīng)受了曠古災(zāi)難的東歐弱小民族中的代表性。更為重要的是他的思考方式,是他作為具有特殊內(nèi)涵和獨特歷史意義的作家群體中的一員,在思考歷史和未來、時勢和命運、精神和自由、獨裁和極權(quán)等等方面的獨特感知和獨特表達。一句話,伊凡·克里瑪借由一本自傳所達到的對一個世紀兼具寬度和縱深的描述,以及由此達到的對歷史的洞察和對文學的貢獻,乃至對宏大的人類問題的思考深度,不僅因為他作品的主題,更因為他文字的質(zhì)量。
伊凡·克里瑪出生于1931年,而《我的瘋狂世紀》則從他開始有記憶寫起。在被關(guān)到集中營之前,他的記憶是短暫而美好的:父母雖是猶太人,但不信仰宗教,他們出身貧寒,但非常勤奮,父親是工程師,母親畢業(yè)于商學院,是法國公司的職員。仿佛是突然之間,納粹來了,他們因為血統(tǒng)進了泰雷津集中營,接著分離、饑餓、死亡、恐懼等等一股腦進入他們的生活,世界飛速旋轉(zhuǎn)起來。
整部自傳,克里瑪采取的都是兩條線索并行的敘述方式:全書的主線是敘述經(jīng)歷,按時間線索回憶自己真實的生活和真實的經(jīng)歷;另一條則是談?wù)撛掝},用一篇篇探討某個相關(guān)問題的雜文,講述自己精神生活和思想生活的蛻變。比如,講完自己在集中營的經(jīng)歷,他緊接著附上一篇叫《極限》的雜文,綜合自己在集中營面對死亡的極限體驗和突然被解放的極限體驗,探討極限經(jīng)歷可能帶給人的犀利和偏頗。同時,他還對比和平時期人們在乏味的日常生活中的經(jīng)驗,體會一種人生的悖謬,那就是“沒有體會到深刻的苦難就很難真正體會到深刻的幸?!?,幸存者的極限經(jīng)驗會轉(zhuǎn)變成一種極限智慧。在與苦難和意識形態(tài)糾葛纏斗的時候,他始終未能忘掉人生,他將極限和日常、戰(zhàn)爭和世俗巧妙地銜接在一起。
讀人物自傳,我們很少有這樣的體會,就是在感性地體會他的經(jīng)歷和傳奇的同時,還能理性地直接認知這些經(jīng)歷和傳奇背后所牽涉的歷史和文化的深層次邏輯。尤其是對有文化隔膜和歷史隔膜的外國讀者而言,他不只是讓人了解和感受,更催人思考和懷疑。他的自傳無限拓展了我們通常所說的一部自傳的定義。他表達自己,同時也在啟迪智慧。只需要看看他附在每一章后面的雜文標題,即可明了他探討的都是何等重要的問題,他的書中該有什么樣的思想容量。比如:思想殺手、烏托邦、恐怖與恐懼、需要信仰、獨裁和獨裁者、知識分子的背叛、愚民或有關(guān)宣傳、揮霍的青春、秘密警察、關(guān)于精英、關(guān)于團結(jié)等等。在22篇這樣的小文章中,他幾乎探討了與人類社會有關(guān)的方方面面,不止是宏觀,更多的是史實和細節(jié),甚至他還會聯(lián)系歷史上的種種宗教現(xiàn)象。
伊凡·克里瑪用自己的方式給這個瘋狂世紀建立了一份歷史檔案。
所謂歷史,更多的時候并不具有實踐的功能。正如著名的自由主義哲學家以賽亞·伯林說的,無論我們在天才的引導(dǎo)下找到多少重新認識歷史的角度,比如馬克思說要注意經(jīng)濟和社會狀況的影響、黑格爾提示重視多種文化現(xiàn)象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和制度的生命力、弗洛伊德提示重視個人經(jīng)驗中的非理性和無意識因素的重要性等等,我們都無法借此推算未來將會如何。未來的運行總是超出歷史的暗示。我們所能做的,或許只是重新認識歷史,從而更深刻地體會自己身處的現(xiàn)實。面對現(xiàn)實,而不是未來,有時候是歷史最大的功用。
而很多小人物的歷史之所以會引起方方面面的重視,甚至隨著歷史的發(fā)展,其所獲得的情感功能和認識功能都會遠遠超過大人物,是因為唯有他們才真正體現(xiàn)了歷史進程中,絕大多數(shù)人做了什么,承受了什么,他們才是人類生活和經(jīng)歷的“極微量元素”的連續(xù)體(托爾斯泰語)。而他們之所以能夠引起更廣泛、更持久的情感共鳴,是因為他們?nèi)跣《盁o辜”,他們是被“大人物”左右的力量,他們是被動參與人類在一次次戰(zhàn)爭和變革中所體現(xiàn)出來的可塑性的主要組成部分。而且,所謂的人類進步,某種程度上只是制度的進步,人性沒有進步。人性永恒。
他用理性對待“瘋狂”
在已經(jīng)出版的兩卷自傳中,克里瑪在時間上寫到了“天鵝絨革命”成功,哈維爾當選總統(tǒng),他們這一代作家重獲創(chuàng)作自由——當然,后來,更多的變化早已發(fā)生,很多問題依然無解。在五十多年的歷程中,克里瑪既塑造了一個現(xiàn)實的自我,也刻畫了一個精神的自我?,F(xiàn)實的自我,在“瘋狂”的外部世界中如此無辜和弱小,因而顯得整部書都是精神的經(jīng)歷蓋住了現(xiàn)實的經(jīng)歷。再加上克里瑪長于理念和概括的表達方式,更使得現(xiàn)實的自我顯得扁平,而精神的自我更為豐滿和充實。
甚至,原本該做主干的經(jīng)歷和故事,都變成了密集思想的點綴。哪怕是克里瑪坦率書寫的自己的兩次婚外情,都沒有任何世俗氣息——他和妻子海倫相互坦誠地交談彼此出軌的感受,然后相安無事。當然他也檢討,自己把婚外情這種事情都歸結(jié)為“時代”,也有失厚道。
有關(guān)精神的自我,對克里瑪而言,對在極端情境下不斷尋求人身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作家而言,太重要了,也太急迫了,讓人無暇他顧。有時候,我甚至都恍惚,我是在讀一本自傳,還是在讀一部歷史學和社會學的著作。這種感受,跟讀卡夫卡和米蘭·昆德拉的感受接近,他們仿佛都不是在寫故事和人物,而是在表達某種需要探究、需要解密、需要不斷破譯和闡釋的人性隱喻或者政治隱喻。即便是更為幽默和有趣、舉重若輕的赫拉巴爾,仿佛也充滿了神秘的隱喻和暗示。
克里瑪在書中也寫到了對卡夫卡的認識、對米蘭·昆德拉的認識,當然,寫到了與更多作家的交往,比如哈維爾,比如赫拉巴爾,還有因創(chuàng)作《鼴鼠的故事》聞名世界的茲德涅克·米萊爾等等。他還記錄了薩特和波伏娃對捷克的訪問、他和來自自由世界的作家菲利普·羅斯的對談等等。
當然,他也無時不在思考捷克文學的傳統(tǒng),乃至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中文學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特征。他說,在占領(lǐng)政權(quán)時候的捷克,“作家被迫說含有寓意的話,尋找各種隱喻,這樣才能顯得與現(xiàn)實不相干,以便在和審查者的爭論中捍衛(wèi)自己的意圖”。同時,作家和讀者都對“荒謬”感興趣,都在努力捕捉政治制度的荒謬,而不是人生的荒謬。盡管他認同托馬斯·曼在《一個不關(guān)心政治者的觀察》中,對現(xiàn)代人精神政治化、把政治當成精神世界的唯一處所的犀利批評,但他還是無法回避這樣一個事實,即“在我們所生活的制度下,一切都已變成政治問題?!?/p>
在書中,他寫到的兩個人物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個是他的工程師父親。在納粹占領(lǐng)期間,父親作為專業(yè)技術(shù)人員被迫為納粹工作,但他的思想是鮮明左傾的,也做了一些秘密的斗爭。戰(zhàn)爭勝利后,父親的專業(yè)技術(shù)還被需要,但為納粹服務(wù)的歷史問題則需要審查,為此,他甚至被審判、被抄家,直至被捕入獄、被開除出黨。終于被釋放出獄之后,他畢生都為重新恢復(fù)黨籍而努力,這種努力在多年后甚至變成了父親的遺愿。
第二個是赫拉巴爾,那個寫作著名的《過于喧囂的孤獨》的天才作家赫拉巴爾,那個從妻子的角度寫自己的自傳的赫拉巴爾,一個整天泡在金虎酒吧的、可愛的作家。書中寫到,在和占領(lǐng)政權(quán)爭取創(chuàng)作自由的斗爭最為激烈的時候,作家們空前的團結(jié)??死铿敽退膸讉€朋友并不屬于赫拉巴爾最親密的圈子,但出于對他非凡的創(chuàng)作實力的尊重,他們決定用一種獨特的方式為他送一份六十歲的生日禮物,于是他們編寫了一份“詔書”,加封博胡米爾·赫拉巴爾為“捷克文學君主”,并莊嚴地贈給他本人。
這充滿了好玩兒的儀式感的一幕,是全書中特別溫暖,也特別輕松的情節(jié)。一個作家的價值在充滿了“愛嫉妒的競爭心”的作家群體之中、在那么嚴酷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之下被如此尊崇,在世界文壇上都不多見。當然,偉大的赫拉巴爾,充滿了奇思妙想和幽默精神的赫拉巴爾,那個把世界文學的水準提升到一個更高層次的赫拉巴爾,完全值得這樣的尊崇。然而,不久,赫拉巴爾就發(fā)表了有損尊嚴的、擁護現(xiàn)有文藝政策的文字,還不惜為此修改自己的小說。
克里瑪對比了他最好的小說之一《時間靜止的小城》未經(jīng)審查前和被審查后的片段,忍不住為赫拉巴爾惋惜,當然他也為他辯白:為什么當大多數(shù)人都屈服的時候,要求作家做英雄呢?然而,赫拉巴爾自己沒有解釋,也沒有辯白。他只是不停地寫作,偶爾把未經(jīng)審查的版本寄給地下出版社。
伊凡·克里瑪沒做過這樣的“糊涂事”,但他體諒、理解。包括對蘇聯(lián)占領(lǐng)后的流亡作家,在去與留問題上的選擇,他說,關(guān)鍵只在于“一個人認為什么樣的價值對他的生命最重要”。接著,他提到捷克歷史上非常典型的奇事:我們所有的總統(tǒng),除了瓦茨拉夫·克勞斯之外,都曾在自己生命中的一段時間里移民或被監(jiān)禁。
每當看到瘋狂世紀造成的人性瘋狂的時候,他都把自己和所有人一起放在歷史之中。
克里瑪?shù)摹般V嚒?/strong>
克里瑪在《布拉格精神》這篇文章中說:卡夫卡經(jīng)常抱怨,在布拉格,每一件東西都是小而狹窄的。2012年,我曾經(jīng)到過卡夫卡居住的布拉格“黃金小巷”,那種精致的窄小和近乎壓抑的逼仄,或許決定了他的作品只能向內(nèi),只能面向無限的縱深而不能面對更廣闊的世界——而克里瑪說,對一個只能承受而不能改變他自身的歷史和命運的城市而言,這種小而狹窄,是一種“人性的尺度”,是一種“不可思議的保存方式”,也是他感受到的這個城市最核心的“悖謬”精神之一。否則,這個城市,這個民族怎么能夠熬過那么多次的被占領(lǐng)、解放、又占領(lǐng)、又解放呢?他們怎么面對互相對立的東西在生活中來回出現(xiàn),怎么克服那難以計數(shù)的絕望呢?
“悖謬”是克里瑪概括出來的布拉格精神。在他看來,這個城市,從建筑到行事風格,無不體現(xiàn)了這種“悖謬”。而每一個布拉格人,也無不沾染了這種“悖謬”。他在自傳中,也反復(fù)觸及和呈現(xiàn)這種“悖謬”。當然,也因為對這種“悖謬”的體會,他從未流露任何可能令人反感的、基于閱歷而產(chǎn)生的智者的優(yōu)越感。能夠在一本自傳、一種最自我的文體中,努力擯棄看待世界和人的封閉式眼光,努力為讀者打開更宏闊的世界和更多元的視角,幾乎可以看作伊凡·克里瑪對“悖謬”最深刻的理解。
他在書中寫,一個美國記者采訪他,問了一個很多人都不好意思問的問題:為什么你的同齡人都死在了泰雷津,而你卻活了下來。他顯然無法回答,只能推斷各種偶然,包括父親的、運氣的等等,然后他不無悲憤地說:“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活了下來,這沒什么值得炫耀的,但也不是我的過錯”,進而,他說:“這是一個奇怪的世界,在這里你必須回答為什么他們沒有殺死一個孩子?!?/p>
至于在后來的描寫中,在經(jīng)歷被抄家、被審查、被監(jiān)視等等種種極端情況的情形下,“悖謬”的如此滲透更是比比皆是。它如此浩瀚,如此駁雜,如此卓異非凡,如此箴言連連,以至于使得整部書都像一部充滿了思辨色彩的啟示錄、一部充滿了刻骨絕望的希望之書。
克里瑪說:“這個世界一直發(fā)著瘋,在這樣的世界上,人們?nèi)绾文軌蛱钛a空虛,如何逃脫自己命運的無望?”他試著尋找答案,而最后,他借著自己小說的主人公,找到的是內(nèi)在的自我,是不假任何外求地做自己。他說:
“人生在世,即使是在最好的法律統(tǒng)治下,即使擁有了關(guān)于世界和人生的大部分決定權(quán),如果他在自己身上找不到自由,那么,他在世界上也找不到自由。如果高尚沒有從靈魂中產(chǎn)生,沒有人能授予他高尚;如果他不能擺脫自己給自己戴上的鐐銬,沒有人能將他從鐐銬中解脫……”
在書的結(jié)尾,當足以讓很多人歡呼自由的新政府對克里瑪許以各種職務(wù),包括新黨派的成員資格的時候,他統(tǒng)統(tǒng)都拒絕了。他不想當世界的救贖者,因為他意識到:世界并不需要救贖,人類并不需要帶領(lǐng)他們走向不久前還難以想象的高度的先知——人類更需要禮貌、工作、誠實和謙卑。這不禁讓人想起哈維爾身陷囹圄的時候說過的一句話:
“信仰生活,也許?!?/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