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則臣：每個人內(nèi)心里都有一個耶路撒冷

　　一部看上去貌似生僻艱澀的小說《耶路撒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被評論家譽為是70后作家迄今最具雄心的長篇作品。作者徐則臣力圖全景式地觀照70后這一代人在成長過程中表現(xiàn)出的生活現(xiàn)狀和精神困惑，探索他們進入中年之后的心路歷程。

　　該書自出版以來，已先后獲得騰訊書院文學獎、老舍文學獎長篇小說獎等�！兑�路撒冷》外文版權代理由安德魯·納伯格聯(lián)合國際有限公司取得。這種意想不到的收獲，使徐則臣的寫作更為自信。他的寫作是循序漸進的，從短篇、中篇到長篇，這個歷練保證了他對每一種文體都有一種基本的平衡感。他不掩飾自己寫作的“野心”，因為如果眼不高，手便會更低。他希望自己的這部小說完成后，這個題材別人就可以不必寫了。他用這個想法激勵和督促自己。

　　讀書報：小說的結(jié)構(gòu)采取了人物小傳式的結(jié)構(gòu)，是出于怎樣的考慮？每一章都以故事的主人公命名，并且在景天賜為中心，前后故事的主人公是對稱的。這么富有匠心的設計，使我猜測你在寫作開端就畫出一副人物關系表。

　　徐則臣：這個結(jié)構(gòu)的確是寫作之初就設計好了，我有一個比較清晰的人物關系表。倒沒有刻意要去做一個關系圖，構(gòu)思多年，在心里盤桓久了，人物自己就慢慢浮出了水面。這個對稱的結(jié)構(gòu)是想突出一個人的死對這群人的重要性。景天賜很小就死掉了，但他很多年里都堅硬地矗立在活著的人內(nèi)心最隱秘的角落，他們在“到世界去”的過程里，一直是扭著頭盯著這個死去的發(fā)小，而“到世界去”意味著“出故鄉(xiāng)”，也意味著“回故鄉(xiāng)”，這一出一回，都以景天賜為原點，所以用了這個對稱的、人物小傳式的結(jié)構(gòu)。當然，這樣的一個結(jié)構(gòu)也跟我對當下世界的理解有關系，網(wǎng)絡時代，高度發(fā)達的科技和資訊，世界是平的，也是透明的，就一件事而言，說是歷時性的，毋寧說是共時性的，小說的結(jié)構(gòu)也力圖印證這一理解。

　　讀書報：《耶路撒冷》以開放的視角描述70年代人的命運，標題卻是《耶路撒冷》。這是必須的嗎？我想如果一般的70后作家的寫作，多會止于向“內(nèi)”的視角。然而“耶路撒冷”出現(xiàn)了，它的出現(xiàn)，有何更深的寓意？

　　徐則臣：在我，是必須的，我找不到比它更合適的題目。我寫小說，多半先有題目，題目取不好，寫不下去，題目規(guī)定了我寫什么、如何寫。在小說整個寫作過程中，我一直籠罩在這題目的氣場下，這種感覺讓我相信，取對了。向“內(nèi)”有兩種：一是局限于自我的“內(nèi)”；二是深入自我的“內(nèi)”之后再出發(fā)，源于“內(nèi)”又超越“內(nèi)”，進入一種更寬闊、復雜、普遍意義上的，具有質(zhì)疑、反思和尋找能力的“內(nèi)”，《耶路撒冷》是朝這個方向努力。耶路撒冷跟宗教有關，但我更愿意把它理解為一種信仰的象征，一種理想主義，一種能夠讓我們內(nèi)心安妥的可能，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內(nèi)心里都有一個耶路撒冷。

　　讀書報：我想主人公身上應該有些你的影子。作品其他幾個70后人物也寫得很有特點，也突出了這個時代的弊病，比如一個因辦假證發(fā)財，一個有精神問題。在人物設置上，你有怎樣的想法？是否更多地考慮當今社會的精神狀態(tài)？

　　徐則臣：很多人都覺得初平陽是我替身，其實不是，但氣質(zhì)上可能比較接近，都是沒事兒找糾結(jié)型的。幾個人物我安排了不同的身份、出身和生活，意在盡可能開闊考察的視野，在不同類型的人物身上尋找他們的異質(zhì)性和共同性。我不敢說每個人都是一類人的典型，但還是希望他們身上呈現(xiàn)出的問題有其代表性。個體只對自身負責，但他們肯定也對應了時代的某種狀態(tài)和病象：就與時代之關系而言，一點隱喻功能都無法承擔的個體不值得去寫，可能也不存在。

　　讀書報：“我的臉上有個父親，心里一定也有，身上一定也有。我們身體里都裝著一個父親，走到哪兒帶到哪兒，直到有一天他跳出來；然后我們可能會發(fā)現(xiàn)，我們最后也是那個父親�！币组L安的這段話，我看了兩遍。小說中對于父輩的描寫也非常令人感動：易培卿的風流史和對于寫作《群芳譜》的執(zhí)著；楊杰母親的插隊史和北京情結(jié)……你從對于父輩的審視中，獲得了什么？感覺近年來70年代作家如李浩、喬葉等幾乎先后都進入這樣的反省。

　　徐則臣：我們不是憑空來的，而是被父輩塑造出來的。很可能也是可被父輩塑造的最后一代人。這一代人在獲得真正的自我意識之前，很大程度上在從事著父輩的未竟事宜，你可能在他們的方向上繼續(xù)走，也可能像易長安一樣，完全對著干，其實那也不過是反方向上的模仿或者延續(xù)。他們是我們的原點。我不喜歡動輒用“弒父”這樣斬釘截鐵的斷語，因為不存在絕對意義上的反叛和斷裂，但我們又不能不審視和反省，你不知道來路你就找不到去路，你找不到原點你就無法和他們區(qū)別開來然后自我確立，而我們已經(jīng)到了該看清楚自己是誰、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的年齡了。

　　讀書報：秦福小的奶奶秦環(huán)是小說中隱秘的主角。是她讓初平陽第一次知道“耶路撒冷”這個詞，至于讀完博士之后申請去耶路撒冷留學。但是，在閱讀中總能感覺出某些刻意。你覺得呢？是否是我閱讀的偏差？

　　徐則臣：之前也有朋友跟我提到這個問題，我嘗試給出自己的答案。假若僅僅是那時候聽到這個詞，接下來沒有足夠的故事和細節(jié)支撐，去耶路撒冷的確相當牽強。對初平陽來說，耶路撒冷在此后的很多年里一直在他耳邊響，在他的腦子里轉(zhuǎn)，他不斷完善對這個詞的理解，開始是一個聲音，然后是文字、地名，然后是與宗教有關的三教圣城，然后是信仰，然后遇到來自以色列的塞繆爾教授，這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和發(fā)小們內(nèi)心里都隱匿著一樁“罪”，就是景天賜之死，不管他們是否有清醒地意識到了，他們都需要救贖。耶路撒冷是個精神符號，不僅是救贖的象征，還是進入中年以后，每個人追求內(nèi)心安妥的不同路徑的象征，也就是說，在形而上的意義上，每個人內(nèi)心里都有一個耶路撒冷。

　　讀書報：年輕的作家，起點都相對較高，能談談你在中國傳統(tǒng)文學和西方小說中汲取的營養(yǎng)，對自己的創(chuàng)作形成怎樣的影響么？

　　徐則臣：實話實說，西方小說對我的影響更大，正如很多作家和評論家所言，我們是喝狼奶長大的。這是沒辦法的事�，F(xiàn)代小說是個舶來品，針對世道與人心的現(xiàn)代性，西方有一整套極為成熟的技巧和理論，拿過來就能用。而中國傳統(tǒng)文學中現(xiàn)代性恰恰是缺失的一個環(huán)節(jié)，直接從傳統(tǒng)文學中尋找可資利用的敘事資源，難度極大，接不上頭，所以對我們的寫作影響相對較小。但用漢字，寫中國，背離傳統(tǒng)無論如何是需要深思和反省的，也因此，在當下的寫作中如何實現(xiàn)我們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性轉(zhuǎn)化，就成了中國作家和學者的一個非常重要和迫切的任務。

　　讀書報：小說中的“專欄”豐富了小說的格局，是在寫作文體上有意識的創(chuàng)新嗎？

　　徐則臣：創(chuàng)新也許有兩種：為創(chuàng)新而創(chuàng)新；源于寫作和內(nèi)心的需要而創(chuàng)新，水到渠成的事。我更喜歡后一種。專欄完全是小說本身的需要。我想把對這一代人的思考盡可能放進這個小說，但故事和人物的負載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載故事和人物都會變形，變得刻意、矯情和不自然。我必須找其他的路。專欄是我能力范圍內(nèi)最可行的方法。

　　讀書報：在小說人物及地名上，你也用了很多心思。語言尤其精到。你追求的語言風格是怎樣的？在寫作上，以寫實見長的風格筆法，對于作家來說有怎樣的利弊？能談談你的創(chuàng)作規(guī)劃嗎？

　　徐則臣：我喜歡的語言是：開闊，樸素，從容，自然，飽滿有光，但那光是啞光。不管處理何種題材，作家在細節(jié)上的落實能力都最要緊，你不一定非得多么寫實，但寫實肯定是基本功，缺少寫實基本功的飄逸那就只能“飄”了，好的飄逸是語言和細節(jié)落實前提下的飄逸。我有一個長期的寫作規(guī)劃，比如在未來的十年里，要寫的幾部長篇的構(gòu)想都有了，但哪一部突然擠到前面來讓我先寫，說不準；本來要寫一部關于城市的長篇小說，但因為種種原因，我可能會先開始一部關于運河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