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部詩化童心(4)

　　移用中國神話到童詩中是邱易東的又一創(chuàng)造性實踐，其主要思路在引領孩子進入神話歷史的時間深處，由孩子的思想來透視神話人物或事件的精神風氣，漫游神話的目的在抒發(fā)孩子的內(nèi)心愿望與生成他們新的價值視野。如《我想目睹那一瞬間》，以“盤古開天地”的神話作為索引，寫一個被關閉在作業(yè)的屋子里的孩子對“盤古開天地”的歷史場面的神往，“我想親眼看看/那一瞬間/你是怎樣開天劈地/怎樣在一片混沌中/劈開亙古的黑暗”，“我想親眼看看/你頭頂藍天腳踏大地/怎樣為我們支撐著/你創(chuàng)造的這一片空間”，神話本體的宏大題旨突破了一般童詩所表現(xiàn)的窄狹的生活范圍，在“詩”上加重了“史”與“思”的成分，對于兒童在詩的審美經(jīng)驗上的更新與超越都有積極的作用。神話的奇異性元素必然會更易進入孩子的視野，被想象為能補平他們生活缺憾的魔具，如《一個女孩對五色石的期盼》就是童年的一種真實心理活動的寫照，“當我的課桌上驀地出現(xiàn)一道分界線/當我的安徒生童話被老師撕碎/我想起了你的五色石”，一個太渺小的女孩在對五色石的向往中體悟了弱女子“女媧”補天的崇高精神。這也正是詩人將神話作為一種氣質(zhì)植入孩子心底的根本意圖�！疤け榇蟮兀�飲干黃河/你終于仆倒在地/你的手杖卻神奇地化作/一片茂密的桃林/開出一片春天的燦爛/結(jié)出一片秋天的豐碩//夸父啊，我多想我的追逐/與你一樣悲壯/與你一樣輝煌”(《逐日的感覺》)，這就是詩人意欲感染同化孩子的神話精神，以富有壯烈的英雄之美的人格力量來陶冶孩子的情操，正是當下教育現(xiàn)實所欠缺的。孩子內(nèi)心深處懼畏并向往著高大的力量，以生動具象的神話人物對他們作積極的引導再好不過了，所以面對邪惡時才能拉開后羿的大弓，“在天地間創(chuàng)造這樣的輝煌/飄落和迸濺的火團/如滿天金色的羽毛/從天穹降落/然后樹綠了，草綠了/河流與炊煙重新在大地上蜿蜒”(《能夠拉開你的大弓嗎》)。

　　詩人對神話素材的兩面性作了積極的處理，一方面彰顯其果敢堅強的英雄本色，吸引其內(nèi)在的精神生命價值，另一面又以孩子的自我認同超越神話的某些消極因素。如對“天狗食日”的神話，孩子是這樣認識的，“果真有一條天狗嗎/果真它吞沒了太陽/使大地一片黑暗嗎”，“如果真是這樣/我不會擠在人群中/驚惶失措地呼喊/我會一縱身跳上天空/與吞噬太陽的妖魔決一死戰(zhàn)/哪怕我赤手空拳”(《永遠記住這個男孩》)。對“嫦娥飛月”的神話，孩子這樣說，“我是一個跨越世紀的中國男孩/向往太空的探險與旅行/我不要做天上的那些/悠閑的神仙”(《我不做悠閑的神仙》)。讓孩子在神話中自覺地成長，獲得自我意識，在精神上高大起來，就是詩人將神話素材移用入現(xiàn)代童詩的最終意義。

　　“地球的孩子”的意象在邱易東的創(chuàng)作中逐步明晰起來，1997年12月出版的詩集就被命名為《地球的孩子，早上好》。從中國到地球，是詩人寬博的文化視野必然的發(fā)展邏輯。而由“地球的孩子”擴延的想象空間，必然推廣到了宇宙間的生命氣象，由是邱易東的童詩在時空維度的意義拓展達致了特殊的高度，實現(xiàn)了其詩寫給現(xiàn)代兒童讀的藝術目的。這部分詩作的想象力寧靜致遠，氣勢龐大，超現(xiàn)實的真實性，只有在人類本初的孩子那里才可以大膽涉及�！安灰�宇航船不要UFO/也不需要掙脫地心的引力/駕著我的三套馬車/就可以遨游宇宙”(《宇宙驛站》)，“如果能夠，我真希望/俯看一次宇宙//你這渺茫又渺茫的空間/讓我的向往無邊無際”(《俯看宇宙》)。外在于地球的最神秘博大的宇宙，恒久地吸引著地球孩子的眼球，詩人以虔誠神圣的心情將這一切訴諸于文字，使我們可以在其中看見人類最富創(chuàng)見性的設想，它代表了最有希望感的未來人生�！案杏X宇宙/感覺一雙神奇的巨手/仿佛在轉(zhuǎn)動一個/閃閃爍爍的魔方/一個星球一個星球/一個星系一個星系/不停地轉(zhuǎn)來轉(zhuǎn)去”(《面對星空的小哲人》)，能置身于地球、宇宙之外來觀看宇宙，“俯看宇宙之前的宇宙/俯看宇宙之外的宇宙/讓整個宇宙旋轉(zhuǎn)在我的眼前”(《俯看宇宙》)，這是怎樣的人生智慧才能達致的精神境界，就那么自然發(fā)生在孩子身上，詩人用赤誠的情感在無限喧囂的現(xiàn)代都市中寫了這靜默的天幕下的孩子的心的世界，生命質(zhì)感游蕩在天地間。

　　兒童文學是一種特殊的文學形態(tài)，因為接受對象的特異性，文學創(chuàng)境便易發(fā)展于非現(xiàn)實的真實空間，那是孩子幼稚而深刻的心靈世界。尊重了這個基本的存在事實，作家便能生成奇異而幻美的兒童文學世界。詩在境界上原本應更相通于此，所以童詩就是圣潔中的精品了。邱易東不懈地致力于創(chuàng)造此境界，他所堅信的生活哲理就是他文學事業(yè)可能抵達的輝煌�！皼]有粗礪的海風/強悍的海浪/沒有一粒痛苦的砂子/珍珠，不會向你閃亮”(《珍珠》)，“告訴我/是不是所有的珍珠/都必須經(jīng)過磨礪才能閃光/就如你一樣/必須經(jīng)過地心的烈火/才能成為這一塊/永遠的化石”(《木化石》)。詩人的詩自會成為閃亮的珍珠與永遠的化石，因為在創(chuàng)作童詩的道路上，他會一直被磨礪下去。

　　五、報告文學：撥開“留守”的迷霧

　　2008年，邱易東推出了報告文學集《空巢十二月——留守中學生的成長故事》，這是他對既有童詩創(chuàng)作的一次突圍。為了完成這本報告文學，邱易東采訪的留守兒童總數(shù)有1000余人。

　　《空巢十二月》分ABCD四部。每部又有若干小故事，全篇一共18個小故事。在每個小故事篇末，作家還加了一個“采寫補記”，作為對本故事內(nèi)容的一種補充說明和議論。18個故事的選擇和編排不是隨意的，它們被放置在ABCD四大版塊中，由內(nèi)容特性構成了起承轉(zhuǎn)合的四個聲部，故事因此在內(nèi)在結(jié)構上充滿了音樂的節(jié)奏感�！癆—D”的四個聲部的主旋律分別是：“品味孤獨—勇敢承擔—同情理解—陽光照耀”，它的基質(zhì)顯示為一種和諧調(diào)性的情感上升過程。四個部分是一種相互間有關系的情感連續(xù)，它們共同構成了一部完整的情感生命交響曲�！犊粘彩�二月》的藝術結(jié)構組織是作家用心構建的，它的有機整體性實現(xiàn)了作家對“留守”現(xiàn)象的精彩表現(xiàn)。閱讀“A—D”部的過程，就是在真切感受留守兒童“主體性”逐步確立的過程，認識他們由痛苦、困惑、迷惘，走向自立自強，進而走出自我，走向他人，融入社會的過程。

　　對“留守”現(xiàn)象作真實“報告”固然是邱易東這一本報告文學集的基礎文學目標，但如果因此“報告”而限制了作家自我的主體能動性，那可能是一名具有較強藝術敏感性與藝術表現(xiàn)力的作家所難以容忍的。比之原樣“記錄”生活，邱易東更傾向于去“勘探”生活，去發(fā)現(xiàn)與認識、參與與創(chuàng)造生活。他希望藉由一個作家的想象力，用自己的詩情之筆，在這一方小小的藝術家園，凝聚一片充滿生命能量的大天地。這些能量具體如作家所概括，“堅忍、勤勞、善良、愛和崇高”，這是作家在本書的后記中提到的。這些能量以不同的形態(tài)彌散在四部篇章中。

　　四部18個故事講述了18種留守兒童的生活際遇和他們的心靈軌跡。自然，留守兒童的故事是形形色色的，文學作品本身永遠難以囊括殆盡。但透過邱易東的藝術表現(xiàn)，浸入我們心靈底層的 “留守”概念已決然不僅是一些現(xiàn)象，那些淺表而惹人眼淚的親子離別。相反，圍繞“留守”本身，從主客觀的方方面面，我們窺見了它存在的“問題性”與解決問題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既來源于生活本身，也來源于作家自己對生命價值的絕對性訴求。

　　“撥開留守的迷霧”——這是邱易東進入這一領域后最主要的精神構造。面對艱難的生活事實，作家沒有讓審美客體將自己“淹沒”。 他并不是簡單地、血淚控訴地揪住“留守”的慘狀而大寫特寫，他沒有覆轍在困苦的泥潭里。相反，作家陷于沼澤深地而自立，以“思想的長者”為孩子輕輕掠去那些蒙蔽心靈已久的塵霧。他要讓孩子們相信，“留守”不是拒絕生活的理由，而是更努力、更堅強生活下去的燃料。生活現(xiàn)實很多時候真的讓人很無奈，但生活中卻也有明麗的陽光隨時織入，不過陽光的“統(tǒng)治者”恰恰是生命體自我而非其它。通常是我們自己阻擋了自己的陽光，一名睿智的作家能做到的是他幫著你把它重新找回來。浸沒在留守的迷霧中，留守中的孩子與外觀的我們心情也許會過于沉重，但是，經(jīng)由作家撒播在“留守”之上的陽光的照耀，我們得以在平凡的現(xiàn)實中看見了人的生命能量，看見了普通而大眾的農(nóng)民工，他們的孩子，親人，孩子的老師。那一顆顆閃閃發(fā)光的靈魂，在繁華都市的另一隅，在靜默的鄉(xiāng)村，他們每天都在踐行著怎樣的生活哲學。

　　對每一篇留守故事，作家都賦予了一個“明亮”的結(jié)尾，為留守的“黑暗”生活注入了溫暖的生命陽光。這就是藝術與原生態(tài)生活的區(qū)別。邱易東這樣的寫作態(tài)度再一次向我們提出了有關藝術功能的問題，提出了作家在文學與生活之間的位置問題。對兒童文學來說，這樣的文學價值論視野尤其顯得重要而迫切。生活本身很多時候并沒有答案，散亂而無章法，經(jīng)不起過多的“推敲”與理想性的剪裁。許多留守兒童的真實命運應該是讓人扼腕痛心的，正因此，此一問題才成為政府及全民關注的焦點。作為一名報告文學作家，關注留守他又能做到什么？僅僅限于記錄與反映問題？讓讀者從描述中認識現(xiàn)象？作家的責任與使命是否應該有更高水平與意義上的彰顯？換言之，作家藝術的“創(chuàng)造性”究竟應該如何體現(xiàn)？這些都是在閱讀邱易東的這一部作品時不斷刺激筆者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