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百年中國的話語傳播和影響（上）：

1995年以前

http://www.lijiacheng616.cn 2013年10月08日15:29 來源：中國作家網(wǎng) 荒林

　　作為現(xiàn)代性指標的女權主義思想，在清末資產(chǎn)階級革命和五四啟蒙運動，及新中國共產(chǎn)主義模式選擇中，都獲得足夠重視，雖然具體的歷史階段言行不一定時時一致，但作為現(xiàn)代性指標，卻始終是追求的目標之一。在策略上放于先后也許意味著認識的局限，但并沒忽略這一指標，才是關鍵所在。

　　因為只有在這樣的中國現(xiàn)代性背景上討論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思潮，才能理解，中國的女作家不承認自己處于不解放狀態(tài)。

　　現(xiàn)代性意識形態(tài)話語使得她們在社會公共空間有言說自己解放的話語而不是沒有。

　　本次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并非無本之木也不是無水之源。而是對于現(xiàn)代性倡導中中國婦女解放狀態(tài)的自我反思，并且不只是婦女解放，更是人的解放，現(xiàn)代性的實現(xiàn)，整體性反思思潮，自我建構思潮，是日常生活理性之維重建的思潮。

　　引子：早期女權運動在中國

　　女權主義的第一次浪潮始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誕生于西歐啟蒙主義運動及法國大革命時期，工業(yè)革命打破原有生產(chǎn)方式，同時導致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變化。女權主義的第一次浪潮中，給予教育以及選舉權以高度重視，認為婦女的教育及選舉權力在實踐上取得了進展，在理論上婦女就不再受到剝削。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女性的教育與參政權亦是此時期的關鍵詞。19世紀末，維新派吸收“天賦人權”觀，并開始關注婦女問題。康有為在《大同書》里，強調“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體即有其權利，侵權者謂之侵天權。男與女雖異性，其為天民而共受天權一也。”指出男女雖有不同，但生而享有平等之權利。梁啟超也主張男女平權，提倡婦女的文化教育。他與經(jīng)元善在上海開創(chuàng)的上海中國女學堂，被許多史學家譽為國人自辦的第一所女學堂。

　　大興女學使女性有走出家門接受教育的可能，通過報刊、書籍的宣傳，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思想廣為流傳，女性所遭受的不合理的處境為人所知，人們對習以為常、熟視無睹的生活有了重新的思考和審視。

　　1902年，英國哲學家、社會學家、早期進化論者赫伯特·斯賓塞的《女權篇》被介紹到中國。這是我國近代出版的第一本關于婦女問題的譯著。斯賓塞運用“自然權利”說和進化論觀點，論證了女人也和男人一樣，應享有平等自由的權利。彌勒·約翰的《女人壓制論》的中譯本也在中國出版，西方女權思想相繼傳入中國。各種報紙報刊的相繼創(chuàng)刊為宣傳女權思想、鼓勵女子接受教育經(jīng)濟獨立、探討婦女問題提供了言說的平臺。例如1902年5月 《女學報》在上海出版，主筆人陳楔芬在民主革命思想影響下，立志改革國家政治和改變婦女受壓迫的地位。1905年8月20日創(chuàng)刊的《北京女報》則是中國北方地區(qū)最早的婦女報，而且是當時全國唯一的婦女日報。

　　20世紀初的中國，女權思潮空前絕后，大批維新人士積極倡導女性的解放，從不纏足運動到大興女學，很多情況下是男子在宣傳和鼓動�！扒迥┟癯醯母母镎�、革命者和新文化人士發(fā)表了大量鼓吹男女平等和介紹女權主義的文章，……女權主義是作為現(xiàn)代化話語的一只號角被中國知識男性所吹響，尤其是到了新文化運動，有話語權的男性更是把女權主義作為現(xiàn)代文明的標志來宣揚，作為抵抗儒家三綱五常的有力思想武器來散播�！�…新女性常常被想象為推動中國社會現(xiàn)代化的載體……”[[2]]

　　但也不可否認，女性自身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她們深知自己的處境，竭盡所能為自己爭取權利，與西方早期女權運動中爭取選舉權的熱情和勇氣有過之而無不及，又怎能說她們只是單純的受男子的鼓動而無內心的覺醒呢？1919年11月5日，《覺醒》第1期刊登了張茗茗的文章《急先鋒女子》。文章提出：“女子解放從女子解放做起，不要等著旁人解放；但是女子本身沒有高深的知識，沒他人幫助，更加上家庭的束縛，向前的道路是極困難……轉過一想，在新舊更代的時候，必定要有人做先鋒，打前路。為女子開路，也是件極快樂的生活。……所以女子必得具一種革命精神去實行解放”。

　　在爭取參政權的斗爭中，更是體現(xiàn)了女權運動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爆發(fā)。孫中山對女子們主動愛國精神曾在《建國之初亟推廣女子教育》和《復女界共和協(xié)濟會嘉慰團努力函》文中稱贊說：“此次革命，女界亦與有功�！薄芭�界多才，其入同盟會奔走國事百折不回者，已與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從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會，不辭艱險，或慷慨助響，鼓吹輿論，振起國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迸�性在革命中做出巨大貢獻，也盼望在推翻統(tǒng)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后婦女參政的問題亦可隨之而解。她們成立了“女子參政同志會”，宗旨是：“普及女子之政治學識，養(yǎng)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國民完全參政權。”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第五天，女子參政同志會派代表赴南京謁見臨時大總統(tǒng)孫中山，要求承認女子有完全參政權。孫中山表示贊許，面允“將來必予女子以完全參政權”。她們還上書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要求在制定“臨時約法”時，規(guī)定女子的參政權。[[3]]1911年3月11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公布，對女子參政權未作出規(guī)定。唐群英、張漢英、張昭漢、王昌國、林宗素、沈佩貞、吳木蘭、蔡惠等26人，上書孫中山要求把“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寫進《約法》，并發(fā)表通電，表示女界絕不承認這個《臨時約法》。1912年3月19日，臨時參議院討論女子參政請愿案，予以否決。3月21日，唐群英集合20多人，到南京臨時參議院要求女子參政權被阻攔。她們憤怒地踢倒衛(wèi)兵，打碎了參議院的玻璃窗，造成轟動全國的大鬧參議院事件。這段歷史，令人想起“在19世紀30年代的廢奴運動中，婦女的權利運動找到了它的政治根基。當婦女們開始認真從事奴隸制的廢除工作時，很快發(fā)現(xiàn)她們無法像男性廢奴主義者一樣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她們不僅被排除在一些組織的會員資格之外，而且為了在公共場合爭得發(fā)言權，也要進行艱苦的斗爭�！盵[4]]

　　屢試屢挫卻不言放棄的斗爭，體現(xiàn)的正是女權運動的精髓之所在——永不妥協(xié)。1992年，王政教授曾在上海對20世紀初的女權運動作調查，試圖了解20世紀之初中國的女權運動的發(fā)展與興盛以及最終銷聲匿跡的過程和歷史原因，在對一些出生在1900到1907年受過中、高等教育并熱衷婦女活動的如今已近古稀的老人的采訪后驚奇的發(fā)現(xiàn)，“解放前竟有這么大一群職業(yè)婦女早在自覺地追求婦女解放！”，“女權主義在中國造就了20世紀的新女性，這些新女性始終在堅持為婦女謀利益的事業(yè)，直到變動的政局完全封閉了一切社會空間�！盵[5]]

　　早期的女權運動，參與者多為受過良好教育、家境殷實的知識女性，而長期封建社會統(tǒng)治的中國，思想意識形態(tài)經(jīng)歷史的長河早已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融入、強化于個人的思想觀念與行為中，大多數(shù)婦女從小被灌輸?shù)氖欠饨▊惱淼赖拢�若想改變并非一息一朝即可完成的。再加之階級立場的迥然，必然導致不同婦女所關注的焦點各異，而較少受過教育更不用說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婦女占當時中國人口的絕大部分，知識女性所倡導的女權運動雖然取得些許反響，但其效果與震撼人心之力量于廣大勞動婦女心中也只是雁過留聲，或許激起些許漣漪也只是點點而已。1921年中國共產(chǎn)黨誕生后，一些信仰馬克思主義，追隨中國共產(chǎn)黨的先進婦女，成為中共早期女黨員和婦女運動的領袖。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將婦女運動匯入民族解放的洪流，深入到基層，走近了工農婦女大眾，吸引大批勞動婦女的積極參與，盡管這聲勢浩大的婦女運動的所指已與如今我們所說的女權主義不同。在聲勢浩大的打倒資產(chǎn)階級的浪潮中，女權主義很容易被貼上標簽。早期女權運動的推動者們，轉向教育、實業(yè)等領域，盡管也頗有建樹但在政治浪潮中的聲音亦越來越小漸進無聲。直到半個世紀后的20世紀80年代，女權主義理論才繼續(xù)其中國之旅。

　　第一階段：1980年代初

　　在西方第二階段女性主義運動興盛的60、70年代，中國大陸正值對外封閉的文革時期，對此基本一無所知。

　　1980年代初，朱虹分別于1981和1983年編選了《美國女作家作品選》和《美國女作家短篇小說選》，在兩本著作的“序言”中，朱虹對“婦女文學”以及六十年代的女權運動作了初步的介紹。作者介紹了女權運動的歷史淵源——始于一百二十多年前的黑人解放運動；196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女權運動產(chǎn)生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政治經(jīng)濟原因以及黑人極少數(shù)族裔婦女與白人中產(chǎn)階級婦女訴求的差異。對女權運動的代表著作也進行簡要介紹，如1963年出版被公認為女權運動綱領宣言的《女性的奧秘》；激進女權主義——對現(xiàn)存社會基礎與結構本身提出質疑——的代表作品，如法厄史通的《性的辯證法》；凱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指出解決婦女問題就得粉碎父權制的社會結構，并對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學提出質疑；以及女權主義的左傾觀點，如羅克珊·登巴，她認為婦女運動是社會革命的起點，因為現(xiàn)有的男性為中心的家庭結構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單位。除了大量的著述，作者還介紹了婦女研究期刊的發(fā)展，并以《標志》為例說明出版專門性關于婦女研究刊物的重要性。

　　作者引用瑪麗·艾爾曼的話說明了婦女文學的意義：“促成學術研究重新發(fā)掘和評價文學史上女作家的作品，批判過去文學史對女作家的貶低與忽略�！盵[6]]作者還總結了女權運動和婦女研究在創(chuàng)作、批評和史的研究方面的發(fā)展。

　　在談到以“婦女意識”為中心的文藝觀時，作者介紹了弗吉尼亞 伍爾夫的《一間自己的屋子》、斯帕克斯的《女性的想象》等文章，說明女性的特殊生活經(jīng)歷和心理使她們具有不同于男性的心理感受和表達方式，形成了自己特殊的表達方式，提出創(chuàng)造一種女性文風的必要性。對于文藝作品的評論，作者也向中國讀者介紹了一種嶄新的解讀視角——以“婦女意識”為中心的文藝批評——對以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進行全新闡釋，傳統(tǒng)的女性形象“貞節(jié)的”、“性感的”、“狐貍精”、“女神”等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結構在政治、經(jīng)濟方面的需要反映到文藝中的結果，是對女性形象的歪曲丑化。這種對以往作品中女性形象再闡釋的方法也可在中國理論家們的著述中看到。

　　作者編選了三代婦女文學的代表作。其中包括第一代肖班的表現(xiàn)女人自我意識突然發(fā)現(xiàn)的《一小時之內發(fā)生的事情》、探討家庭主婦“自我”問題，伊迪斯·沃爾頓所作的《另外那兩位》，薇拉·凱瑟的《瓦格納作品音樂會》和《花園小屋》表現(xiàn)女性無法實現(xiàn)自我的苦悶以及將這種苦悶壓抑的無奈；夏洛特·珀爾金斯·吉爾曼的《黃色糊墻紙》則通過內心獨白表現(xiàn)了在令人窒息的家庭環(huán)境和夫妻關系中一個女人逐漸發(fā)瘋的過程。第一代婦女文學的作品表現(xiàn)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雖盡心盡力卻無法實現(xiàn)自我的壓抑情緒；而第二時期(指二次大戰(zhàn)前后)的作品則“更明顯地譴責男女不平等，并且把婦女的處境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提出來�！盵[7]]作者選編了表現(xiàn)家庭生活的卡森·麥柯勒斯的《家庭矛盾》、描寫現(xiàn)代獨立女性困境的派克的《高大的金發(fā)女郎》等。第三代婦女文學(1960年代以后)作品側重于描寫婦女意識，作者介紹了西爾維亞·普拉斯表現(xiàn)女性在接觸社會、男性和現(xiàn)實丑惡的過程中卑鄙的神經(jīng)失常的小說《鐘罩》；蒂麗·奧爾遜透過女主人公熨衣服時的獨白表現(xiàn)了一個飽經(jīng)憂患的勞動婦女的心情等，作者認為這時期的婦女文學抗議的基調更尖銳，把婦女問題與社會的不合理狀況、跟人類存在的荒誕狀態(tài)聯(lián)系起來，更關注女性的心理經(jīng)驗和感受。作者介紹的這30篇作品，代表了當時美國女性文學發(fā)展的趨勢和特點，在思路和方法上給國內評論家和作者以新的啟迪和靈感。

　　序言中所介紹的女權主義著作在幾年后才有機會被翻譯到中國，但她對美國女權主義理論的介紹和梳理如同導引，引領著理論家和作者逐漸掀開女權主義理論和文學的面紗，使中國對1960年代第二波女權主義興起前后的著作有了初步的感知和了解。

　　1984年翻譯、丹尼爾·霍夫曼主編的《美國當代文學》一書，討論美國女性文學，是一本有關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有較為集中的論述。作者以6、7萬字的篇幅探討了何為婦女文學，婦女文學的特點和傾向，以及通過從40年代到70年代不同作家的作品揭示隨歷史而發(fā)展的婦女文學的變化。

　　作者首先探討婦女文學是否存在的問題，因為過去一些從事寫作的女性聲明她們碰巧是女性作家，性別上的偶然性既不影響她們所描寫的主題，也不影響她們所采取的形式。因為“婦女文學”向來是個貶義詞，人們常貶低她們的工作，以至女作家摒棄這種稱呼。作者認為婦女文學確實存在，而其存在的基礎是女性獨特的經(jīng)歷，這種經(jīng)歷卻被男子忽視，或者只是用異己的標準的措辭加以評論。作者指出對女性經(jīng)歷的忽視主要的原因是我們文化的標準基于男性的經(jīng)歷，用男性的措辭表達根據(jù)男子的經(jīng)歷得來的看法。因此只有在男子創(chuàng)作的或者符合男子標準的文學作品里才能找到最純正狀態(tài)的真正重要的主題和文學形式，婦女生活和婦女的經(jīng)歷被認為是瑣碎的而被歷史抹過。作者希望透過對歷史長河中被忽略的婦女文學的梳理還之以本來面目。

　　作者所探討的是那些從婦女的內心世界描寫她們經(jīng)歷的女作家，但作者也指出并不是凡是婦女寫的或有關婦女的作品都可以成為婦女文學，檢驗的標準是作者對所探討的經(jīng)歷的理解。也即是她在描述和評判這種經(jīng)歷時，使用的是多樣化的具有個性的、同時又使婦女生活固有產(chǎn)物的措辭用語，還是使用男性的原則和評價標準。因為真正的婦女文學的創(chuàng)作者認識到婦女的生活道路與男人截然不同，她們想通過作品調查這些不同之處，用一套不同的語義系統(tǒng)去表現(xiàn)它們。

　　在對婦女文學源泉的追溯中，作者認為婦女文學具有兩個傾向。其一是開放和不穩(wěn)定性，由于婦女文學所反映的是女性獨有的經(jīng)驗和生活，而婦女的這種共同經(jīng)歷消滅了國別界限，具有開放性；婦女文學關注現(xiàn)實世界行為的報道，減少了傳統(tǒng)的對女子形象的限制性和錯誤指導，表現(xiàn)新的內容將試驗各種主張和形象以及表達方式，具有不穩(wěn)定性。婦女文學的第二個傾向，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經(jīng)歷上，以自白的方式表達或作為“事物的本來面目”的見證呈現(xiàn)。作者為了說明這個問題，列舉了男詩人和女詩人在表現(xiàn)痛苦時的不同。男詩人與所描寫的那個飽受折磨的人之間有很大的距離；而寫發(fā)狂和自殺的女詩人卻像是自己正受著生活的蹂躪。作者分析指出女作家敘述瘋狂和自殺企圖，并非出于選擇而是無能為力。“一個婦女要觀察自己的生活，就必須觀察無能為力的狀況，就是說，她必須正視她作為一個被動者的遭遇，并積極想法了解遭遇過去和現(xiàn)在的意義。為了探索她經(jīng)歷的內在實質，她常常不得不放棄熟悉的控制手段和公認的因果關系的邏輯。”[[8]]

　　女作家在情感上深深卷入自己的作品，常使用的方法是虛構和自傳的結合。而正統(tǒng)的文藝批評卻譴責對于熟悉而有瑣碎的素材的重新組織，譴責對抽象的原則缺乏嚴肅的思考，譴責在作品中不排除本人的感情影響。而女作家在作品中大量采用本人的素材，因此無法用正統(tǒng)的評價標準來評判。作者指出作為評論家應該越過正統(tǒng)的批評標準去看這些書所顯示出的新成分，并大膽預測婦女文學不僅會帶來文學創(chuàng)作形式的變化，還會帶來文學批評形式的變化。

　　作者介紹了不同時期婦女文學的特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女作家對婦女生活作嚴肅探討，認為自己的認識以及她們所知所想所作的事情等一切都值得一寫。女作家對生活的考察是為了了解這種生活本身的重要意義。四、五十年代的作家雖然也描寫浪漫愛情故事，卻打破了婚姻的神話，而以夫婦不幸福作為前提。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早期女權主義者的作品中常見到的方式是對直接的自傳性的經(jīng)歷的借助。作者認為這種親身經(jīng)歷不僅僅是作為個人的經(jīng)歷出現(xiàn)，“我的遭遇”是作為對其它婦女已有的或可能會有的遭遇的一種寓言而提出的。對于普拉斯和塞克斯頓詩歌作品中對瘋狂和死亡的描寫，作者認為“瘋狂被看作是對于生活在其它經(jīng)歷中的荒謬性的一個隱喻，這種荒謬是在新近感到的矛盾和失望中表現(xiàn)出來的。在這個階段的文學作品中，瘋狂成為一種極限，而受騙和無能為力把婦女推向它。但是在這里面還存在一種意識，在這種意識里，當“正�！睜顟B(tài)不能再維持含有歡樂、自由和想象力的生活時，就會選擇瘋狂作為反對正常狀態(tài)的叛逆行為。這些陷入瘋狂狀態(tài)的人……估量并批判正統(tǒng)觀念的價值�！�

　　七十年代的創(chuàng)作對傳統(tǒng)婚姻進行重新評價，婚姻關系可能會徹底破裂已離婚告終；婚姻本身也可能變成一場斗爭，婚姻不再被看作正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婚姻也不再等同于自我。除了對婚姻的重新審視，作者指出婦女文學也對人與人之間種種關系的象征意義重新進行評定，如重新思考父母與子女的關系，特別是與母親的關系。作者分析到，在許多婦女著作里，母親不僅是生命的源泉，也是知識的源泉。但在成長過程中婦女們逐漸開始懷疑所謂傳統(tǒng)真理時，發(fā)現(xiàn)自己所懷疑的是母親對她們的教導。因此在婦女文學的作品中常會看到對母親形象的痛苦的、既愛又恨的非難抨擊。作者認為婦女寫作是為了評價生活教給她們的東西和把她們變成什么樣的人，重新評價人所熟知的種種關系，包括婚姻和性的關系以及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關系，建立新的信念結構。

　　作者也介紹了受美國早期女權運動影響的幾部經(jīng)典之作，其中包括后來譯介到中國的、對中國評論家和作家產(chǎn)生重要影響和啟示的作品，如《一間自己的屋子》、《女性的奧秘》，雖然只是白描似的簡單介紹，卻將最經(jīng)典的女權主義之作帶入渴求新知的中國女性面前；作者對作品獨到的分析視角和方法，給人啟示。這些曾觸動過一代美國人心靈、鼓舞過一代美國人斗志的書籍，也在80年代初國門剛剛再次開放的國人的心靈激起陣陣漣漪，雖然身處大洋彼岸彼此相隔萬里，但共同的經(jīng)歷和對自身身份的思考與反思將她們緊緊相連，也促使中國女評論家、女作家思考自己的處境、自己的未來。而作者對作品的解讀方式和角度也成為中國早期女性主義批評的理論資源，被廣為借鑒和引用。

　　這個階段是對西方理論的初步介紹，但中國理論家自己的理論作品還沒有出現(xiàn)，仍處在醞釀準備階段。

　　第二階段：1988-1989年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場經(jīng)濟的不斷社會化全球化，經(jīng)濟作為社會生活的主流，并以強大的沖擊力成為社會的主角，尤其是黨把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作為

　　長期的戰(zhàn)略目標和當下一切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務，過去多年來以政治優(yōu)先的社會意識迅速向經(jīng)濟優(yōu)先的社會需求轉變，這一重要轉變不僅觸動了文學創(chuàng)作傳統(tǒng)的外部規(guī)律，逼迫創(chuàng)作主體重新調整地位與角色，適應新的社會發(fā)展要求，同時也激活了文學內部規(guī)律，沖破陳舊的模式與框框，使文學獲得了豐富的創(chuàng)作資源和創(chuàng)作形式。“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便是這時期黨對文藝領導最著名的政策和引導。這一政策使文學創(chuàng)作具有了更寬廣的前景，是使文學自覺地由政治優(yōu)先環(huán)境中轉向經(jīng)濟優(yōu)先新環(huán)境的理論保證。[[9]]

　　政策的調整也給國人的生活帶來重大轉變，“給中國人的生活帶來重大轉折，而前所未有的社會競爭和個人競爭，也使得中國的男女平等局面空前失衡。開放的中國出版界敏感到存在主義讀物在中國的需求，薩特和波伏娃以存在主義哲學家的身份進入了中國閱讀視野。被譽為“西方婦女解放的圣經(jīng)”的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在中國翻譯出版，它第一次系統(tǒng)地將女性主義理論引入中國。這部著作由桑竹、南珊翻譯，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實際上只是原著的第2卷，原著的第1卷后由曉宜、張亞莉等譯出，以《女性的秘密》為名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于1988年才出版。這種肢離的出版，卻正體現(xiàn)了翻譯和出版的權力運用，關心中國讀者的接受需求，也可說是關心女性主義在中國語言環(huán)境的成活率�！暗诙�性”不僅是一個重要的命名，也是一個中國語言環(huán)境可以馬上理解的詞匯。相比第1卷太深西方文化背景剖析，第2卷要感性得多，可說是直接討論女性的困境。這和當時中國女作家討論中國女性的現(xiàn)實困境如出一轍。翻譯文本和現(xiàn)實文本一拍即合的認可，正是女性主義獲得生長的契機�！盵[10]]

　　1988年初，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巫漪云、丁兆敏、林無畏翻譯的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奧秘》。這本1963年由美國女作家貝蒂 弗里丹發(fā)表的著名的女權主義著作，猛烈抨擊這樣一種由父權社會男性編造的“女性神話”：女人的最高價值和惟一使命在于她們自身女性特征的完善，而這種完善必須依賴于男人主宰一切、女人在性方面溫順服從并對孩子充滿母愛。她的論述激起了廣大女性讀者的共鳴。婦女們終于認識到：一張選票和一份薪水微薄的工作并不代表“真正的獨立”，事實上，社會輿論并不鼓勵她們“真正的獨立”，而是竭力促使她們主動地把婚姻與家庭當作自己一生的工作，以至20世紀50年代接受過良好學校教育的女性也把結婚作為首要的選擇，而把工作放在次要的位置來考慮。女性要想取得事實意義上的平等，還需要重新行動起來，進行另一場更根本的、更全面的態(tài)度及行為上的革命。[[11]]

　　1989年2月，由王還翻譯、三聯(lián)書店出版了《一間自己的屋子》，這是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于1928年宣讀的一篇學術論文，論文開頭提出“一個女人如果要想寫小說一定要有錢，還要有一間自己的屋子”。[[12]]伍爾夫認為，女性只有經(jīng)濟獨立才能獲得創(chuàng)作自由和人身自由，因為智力的自由全靠物質環(huán)境，詩又全靠智力的自由。

　　作者對女性社會地位的歷史和現(xiàn)狀分析，指出以往作品對女性的描述充滿諷刺，傷感，好奇，責備，還有怒氣，伍爾夫分析到男人“堅持女人的低劣的時候，他并不是在談論她們的低劣而是說他自己的優(yōu)越。”[[13]]“幾千年來婦女都好象用來做鏡子的，有那種不可思議、奇妙的力量能把男人的影子反照成原來的兩倍大”。伍爾夫對文學繁榮時期卻少見婦女身影的現(xiàn)象提出質疑，并探討了女性真實的生活狀態(tài)——一種與文學作品中迥異的生活——“在想象里她占著最重要的地位，實際上她完全不為人所注意。她把詩集從頭到尾充滿；她只是不出現(xiàn)在歷史里。在小說里她統(tǒng)治帝王以及征服者的一生，實際上她是任何男孩子的奴隸，只要他的父母強迫她戴上一個戒指。文學里有多少最富靈感的語言，多少最深刻的思想由她的嘴里說出來，實際生活里她幾乎不識字，不會寫字，而且是她丈夫的財產(chǎn)�！盵[14]]

　　是什么讓女性在歷史中消失？是什么令女性無法創(chuàng)作？伍爾夫以假想的人物莎士比亞的妹妹為例，她與莎士比亞的不同命運，不是因為她缺少才華，不是因為她缺少想象力和創(chuàng)作的靈感，而是因為父母的阻撓，無休無止的家務以及來得太早的婚姻，雖然她忙里偷閑的看著書，雖然她天才的力量驅使她離家跑到倫敦，雖然她也像哥哥一樣對舞臺發(fā)生興趣，但她所得到的卻是大家的嘲笑、經(jīng)紀人的侮辱以及死亡。社會的偏見和文化的傳統(tǒng)束縛著女性的生活和思想，面對世人對女性寫作的諷刺和訓誡，她要“反對這個，辯駁那個，她的腦子一定是過分緊張疲勞而她的能力一定減低。”伍爾夫認為要達到寫作的心境，要擁有一間自己的屋子，這樣可以不為家庭的要求和統(tǒng)治所打擾，沉靜而客觀的思考，才能讓詩才從心里通暢地流出。作者還提出創(chuàng)造女性自己的表達方式和批評標準的重要性，因為傳統(tǒng)上“男人的價值占優(yōu)勢”，“批評家斷定這是一本重要的書，因為它論到戰(zhàn)爭。這是一本毫無意義的書因為它論到在客廳里的女人的情感”[[15]] 而男人所使用的語法并不適合女性的寫作，“在她拿起筆來要寫的時候，第一件事她覺得大概就是沒有一句現(xiàn)成的普通句子可以用�！盵[16]] 伍爾夫認為要發(fā)明某種新的工具，供她的詩的天才的發(fā)泄。

　　作者在結尾那段極具鼓舞的話語，不僅鼓舞著當時的聽眾，也鼓舞著中國的作者和讀者們，鼓舞著女性拿起筆鼓起勇氣面對生活書寫生活，“她活在你們里面，活在我里面，還活在今晚不在這里的很多別的女人里面，她們因為要洗碟子，還要給小孩子脫衣送上床所以不能來。但是她是活著的，因為大詩人是不會死的；是永在的，所需要的只是一個機會借我們之間一個肉體出現(xiàn)。我認為這個機會現(xiàn)在你們有力量給她�！�…所以去努力，哪怕在窮困，落魄中努力呢，總是值得的�！盵[17]]

　　雖然這是一篇學術講稿，但卻并非傳統(tǒng)論文的刻板和拗口，字里行間流水般的行文充滿了思辨的跳躍和感情的流動，是一篇邏輯清晰構思縝密的論文，也是一篇自然流露的情感訴說，一段娓娓道來的貼心話語，似乎文章寫作方式本身也是對傳統(tǒng)觀念的“解構”，用適合“她”而不是“他”的話語言說方式表達內心感受。正如陶麗·莫依指出的那樣：“伍爾夫通過有意識地挖掘語言的游戲性和感覺性，摒棄了突出強調男性思維體系的形而上學本質主義，摒棄了那種把上帝、父親或男性生殖器奉為超驗所指的觀念。”“伍爾夫在論文中拒絕使用所謂理性或邏輯的寫作形式，擺脫小說技術的做法，正像她在小說中所運用的許多技巧一樣，同樣也暗示了她對象征語言的突破�！�

　　[[18]] 與此同時作者對習以為常、被認為生而就有的無法改變的日常生活和理念的質疑也提供了一種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

　　1989年2月瑪麗·伊格爾頓的《女權主義文學理論》由湖南文藝出版社，該書匯集了從1929年至1986年西方女性主義文論的較有權威性的論述，分為“尋覓女性傳統(tǒng)”、“婦女與文學創(chuàng)作”、“性別與文學類型”、“女權主義寫作界定”、“婦女的寫作不同嗎”五個專題，對一些女性主義理論和批評論文、專著進行了分門別類的摘要。

　　這個時期中國的理論工作者也開始了自己對于中國性別問題的思考。1988年李小江主持的婦女研究叢書出版，以及1989年《上海文學》上開辟的“女權主義批評專輯”，為女權主義批評提供了言說空間。而1989年出版的李小江主編的“婦女研究叢書”中孟悅、戴錦華所著的《浮出歷史地表》尤為突出。她們成功地運用女性主義批評方法，系統(tǒng)地闡述了中國現(xiàn)代婦女寫作的特點，對于重要的現(xiàn)代女作家進行了重新定位，改變了通行文學史對于這些女作家的評介。

　　第三階段：1990-1995年

　　雖然相對1988—1989年兩年間的引入量而言，1990—1995翻譯著作數(shù)量較少，但選集更有特色有針對性，更有許多單獨的文章、講稿等被引入，對女作家和理論家而言有相當?shù)膯⑹咀饔谩?/p>

　　1991年王逢振等主編的《最新西方文論選》收入肖沃爾特《荒野中的女性主義批評》和蘇珊·古芭《“空白書頁”和女性創(chuàng)造力問題》。

　　1992年7月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陶麗·莫依著，林建法、趙拓翻譯的《性與文本的政治——女權主義文學理論》，作者對女權主義文學領域的主要作家和作品進行深入討論，批判性地討論了“英美派”和“法國派”——女權主義文學理論的兩大流派——的力度和限度，并試圖超越這兩大流派，試圖建立一種不落入男女二元對立的“第三種”思維方式。在中文版序中，陶麗·莫依指出，女權主義的任務在于突破并改變傳統(tǒng)的關于“理性”概念，并非以一種所謂新發(fā)現(xiàn)的信念——“女性”價值威力無比——為名義而屈從于它。陶麗強調“我們必須既要解構傳統(tǒng)的“男性”和傳統(tǒng)的“女性”價值之間的對立，又要同時面對整個政治力量和這種范疇組成的現(xiàn)實。我們的目的必須是要建立一個不再把邏輯、概念和理性歸于“男性”范疇的社會，而不是去建立一個將上述優(yōu)良品質作為“非女性”的東西全部排斥出去的社會。[[19]] 作者還十分強調理論的重要性，認為除非我們繼續(xù)建設理論，否則我們可能會不知不覺地‘危險地接近(我們)反對的父權制價值的男性批評集團。在面向中國讀者的序言中作者還希望“中國的女性也許能夠創(chuàng)造性地改造我的書，以期構建達到她們自己的政治目的的有用文本�！彼�提供了一種閱讀技巧，即“盜用”每一個文本，把文本看作一個多元的、相對開放的結構，刺激讀者從事積極的、創(chuàng)造性地改造工作。

　　作者對英美兩派作家和作品的評價并不是“在尋找一種限定性批評，但她的確看到需要一種比其他女權主義批評家指出的更具分析性和評價性的方法，這即意味著仔細審視批評理論，保證我們運用的工具和方法真正有益于女權主義政治學的發(fā)展。這種新的理論的確有力地闡明了女權主義作為一個方法的積極作用，使我們意識到文學批評中多種闡釋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使我們意識到許多新的問題，或者從新的角度去看待某些老的問題�！�

　　[[20]] 作者對理論批判性的閱讀以及她對理論效應作出政治化理解的強調，給中國讀者以啟迪。

　　1992年張京媛主編的《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國內學者編輯的第一本西方女性主義批評文集。論文集分“閱讀與寫作”和“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兩部分，探討了“女性主義”文學的界定，女性文化及創(chuàng)造力，女性主義與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心理分析學、結構人類學的關系等。收集了19篇較有影響的國外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論文，并收錄七、八十年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英美學派和法國學派的重要文章，基本反映了國外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研究的最新成果。

　　這一時期譯介的作品還有，1993年張京媛主編的《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中收入朱迪斯·勞德·牛頓的《歷史一如既往？女性主義和新歷史主義》；同年出版的拉爾夫·科恩主編，程錫麟等譯《文學理論的未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中選編了海倫娜·西索的《從潛意識的場景到歷史的場景》、凱瑟琳R斯廷普森的《伍爾夫的房間，我們的工程：建構女權主義批評》、吉爾伯特和古芭的《鏡與妖》以及肖沃爾特《我們自己的批評》。

　　在此時期內，有關女性主義文學的著作主要有1993年暨南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郭小東著的《逐出伊甸園的夏娃》；1994年康正果的《女權主義與文學》以及盛寧著的《20世紀美國文論》分別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和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其中《20世紀美國文論》，作者在本書中對Feminism的譯法提出自己的見解，作者認為在談到女權主義文學批評時，不僅是“女性談文學”，而應把它看成婦女解放運動的一部分�！芭畽嘀髁x的文學批評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一種以社會變革為目的的文化運動，然而同時又具體地表現(xiàn)為對整個西方文學傳統(tǒng)的人士進行一次‘破舊立新’的話語變革�！币虼俗髡哒J為譯為“女權主義”更為貼切。

　　正如愛德華·賽義德曾經(jīng)提出的“理論旅行”的假說，他認為：“相似的人和批評流派、觀念和理論從這個人向那個人，從一情境向另一情境，從此時向彼時旅行。文化和智識生活經(jīng)常從這種觀念流通中得到養(yǎng)分，而且往往因此得以維系。……然而這樣說還不夠，應該進一步具體說明那些可能發(fā)生的運動類別，以便弄清一個觀念或一種理論從此時向彼時彼地的運動是加強了還是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一定歷史時期和民族文化的理論放在另一時期或環(huán)境里，是否會變得面目全非�！� [[21]]

　　張京媛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序言中也討論了“Feminism”的翻譯問題，她主張將其譯為“女性主義”。理由是“女權主義”和“女性主義”反映的是婦女爭取解放運動的兩個時期，前者是“婦女為爭取平等權力而進行的斗爭”，后者則標識“進入了后結構主義的性別理論時代”。[[22]]

　　而更深層的理由是，“在中國語言環(huán)境中，“女性主義”是一個比“女權主義”更令人接受的詞匯，避免了中國文化對于“權”的敏感和拒絕，而進入后結構主義的性別理論也意味著戰(zhàn)斗銷煙已然過去了。于此，西方女性主義在中國的旅行進一步獲得了通衢。”[[23]]

　　在全球范圍的婦女運動史中，語言是鮮活的政治的組成部分，它是形成差異的主要原因。外來思潮被接受、被弘揚與歷史環(huán)境政治需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對外來思潮的接受，往往采用或放大了符合其歷史需要、話語主流的一面，而忽略或壓抑了其他方面。而1989年以后，激進的政治批判轉向保守的文化批判，文化批判的策略發(fā)生了扭轉，知識分子處于一種自甘“邊緣化”的地位，從邊緣立場對權力話語進行批判、消解。正像特里·伊格爾頓在對后結構主義所作評價中闡釋的那樣，后結構主義無力打碎國家權力結構，但是他們發(fā)現(xiàn)顛覆語言結構還是可能的。在這樣的話語實踐活動中，“女性主義”更易被國人接受，本書出版后，采用“女性主義”譯法的人越來越多，最后基本上取代了“女權主義”。

　　[[1]] 本章及下章的資料文獻研究止于2006年。后續(xù)將另撰文。

　　[[2]] 王政著：《越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頁。

　　[[3]] 《新中國婦女參政的足跡》， 中國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

　　[[4]] 施旻著：《英語世界中的女性解構》，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頁。

　　[[5]] 王政著：《越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頁。

　　[[6]] 朱虹選編：《美國女作家短篇小說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9頁。

　　[[7]] 同上，第20頁。

　　[[8]] 丹尼爾·霍夫曼主編：《美國當代文學》，中國文藝聯(lián)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85頁。

　　[[9]] 趙怡生著：《經(jīng)濟優(yōu)先狀態(tài)與文學創(chuàng)新前景》，選自http://www.gdart.com/llpx/200602230011.htm，2002年10月。

　　[[10]] 荒林著：《作為女性主義符號的另類場景：西蒙·波伏娃、漢娜·阿倫特、蘇珊·桑塔格的中國閱讀》，載《中國女性主義》，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春。

　　[[11]] 吳慶宏著：《弗吉尼亞·伍爾夫與女權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頁。

　　[[12]] 同上，第69頁。

　　[[13]] 同上，第41頁。

　　[[14]] 同上，第53頁。

　　[[15]] 同上，第91頁。

　　[[16]] 同上，第94頁。

　　[[17]] 同上，第140頁。

　　[[18]] 陶麗·莫依著，林建法、趙拓譯，《性與文本的政治——女權主義文學理論》，時代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5頁。

　　[[19]] 同上，第206頁。

　　[[20]] 同上，第225頁譯后記。

　　[[21]] 賽義德著，謝少波，韓剛等譯，《賽義德自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頁。

　　[[22]] 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前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頁。

　　[[23]] 同注[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