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與考證：蕭紅居地安葬地及紀實作品研究》(50)

　　每當人們無法解釋蕭紅的創(chuàng)作，往往會用天才來概括她，似乎屢試不爽。拂去蕭紅身世種種，她細心寫作的文本才是耐得住推敲的佐證。

　　蕭紅的創(chuàng)作是孤獨的，孤獨不僅來自于身體不聽話，肺病引起的發(fā)燒、咳嗽的長期困擾，更主要來自蕭紅創(chuàng)作觀念的與眾不同，她的作品在敘述上的純文學樣式與同時代作家風格的大相徑庭，而她從未放棄這種孤獨的思考，她從來不會隨幫唱影，人云亦云。《抗戰(zhàn)以后的文藝活動動態(tài)和展望》座談會，由于蕭紅不隨聲附和的態(tài)度使得座談會出現(xiàn)了兩次同樣的說辭，“蕭紅說得很清楚，你現(xiàn)在就是在實際生活里面”，“蕭紅說得很清楚，現(xiàn)在大家都是在抗戰(zhàn)里面生活著”。實際上，并非大家都認同她的觀點，只是她的觀點具有無可辯駁的理由，是正確的。無論何時何地，只要涉及文藝創(chuàng)作，蕭紅都會堅持她的觀點。胡風主持的《現(xiàn)時文藝活動與〈七月〉》座談會。在長篇大論的發(fā)言過后，胡風對蕭紅說，“你早想說話，現(xiàn)在輪到你了�！笔捈t說完她的觀點后，突然一轉(zhuǎn)，“ 比方今天，有半數(shù)的人只得到了坐著的機會，而沒聽到他們的聲音，我看他們感到寂寞的樣子。這是對于同坐的人的不敬�！笔捈t為沒有得到發(fā)言機會的其他人呼吁權(quán)利，說明她考慮問題的出發(fā)點涉及到“公平”，客觀而非以人情代替規(guī)則。她為弱者仗義執(zhí)言的作風是一以貫之的。

　　《黃河》創(chuàng)作于1938年8月6日，漢口。這時她正挺著大肚子，住在東北救亡總會的地板上，等待去重慶的船。這篇小說發(fā)表于1939年2月1日武漢《文藝陣地》第二卷第八期。

　　蕭紅對戰(zhàn)時文藝的把握，就是要寫戰(zhàn)時百姓生活。由于關(guān)心戰(zhàn)事發(fā)展，是否能夠打到自己的家趙城，船老大很巴結(jié)八路軍小戰(zhàn)士。但戰(zhàn)士不為所動，只是答應(yīng)捎個家信，其他一概不外露。這又讓人聯(lián)想到八路軍形象。小說很生動，看得出蕭紅底層寫作立場沒有變，她觀察極為細致。這是她去山西臨汾，路上看到的逃難和抗日物資運輸過程的縮影。因為老婆死了回家奔喪耽誤了時間，追趕隊伍的八路軍戰(zhàn)士搶著搭船，央求船老大。后又與船老大閻胡子對話，表現(xiàn)了八路軍和老百姓之間的融洽關(guān)系，閻胡子關(guān)心仗是否能打贏，能不能守得住。

　　“八路上的……”他招呼著那兵士：“你放下那撐桿吧！我看你不會撐，白費力氣……這邊來坐坐，喝一碗茶，……”方才他說過的去去去……現(xiàn)在變成來來來了：“你來吧，這河的水性特別，與眾不同，……你是白費氣力，多你一個人坐船不算么！”

　　“趙城，趙城俺住了八年啦！你說那地方要緊不要緊？去年冬天太原下來之后，說是臨汾也不行了……趙城也更不行啦……說是非到風陵渡不可……這時候……就有趙城的老鄉(xiāng)去當兵……可是你說……趙城要緊不要緊？俺倒沒有別的牽掛，就是俺那孩子太小，帶他到這河上來吧！他又太小，不能做什么……跟他娘在家吧……又怕日本兵來到殺了他。這過河逃難的整天有，俺這船就是載面粉過來，再載著難民回去……看那哭哭啼啼的老的小的……真是除了去當兵，干什么都沒有心思！”

　　閻胡子原是黃河發(fā)大水逃到關(guān)東的“闖關(guān)東”移民，然而，當關(guān)東變成滿洲國，他又接到叔叔的信，逃到趙城做小生意安身立命�！耙�想在此地謀個生活，就好比蒼蠅落在針尖上，俺山東人體性粗，這山西人體性慢……干啥事干不慣。”他不斷地向士兵打探消息。

　　“俺在山西沒有別的東西，就是這一只破船……”

　　士兵并不回答，說是趕路，問他是否給趙城的家人捎個口信。

　　閻胡子讓士兵告訴家里人，他一切都好，卻還是不滿足，對著往同蒲站去的士兵問。

　　“我問你，是不是中國這回打勝仗，老百姓就得日子過啦？”

　　八路的兵士走回來，好像是沉思了一會，而后拍著那老頭的肩膀。

　　“是的，我們這回必勝……老百姓一定有好日子過的�！�

　　蕭紅此去臨汾，對山西印象深刻，《黃河》強烈的地域特色撲面而來，船是四方形的，黃河不是水而是泥在流動，船如同在泥上滑行。這篇小說剛一發(fā)表，就被葉君健翻譯成英文，發(fā)表在《大路》畫報上，銷往南洋。蕭紅就是這樣走一地，寫一地，把地域風光和抗戰(zhàn)故事忠實地記錄出來，也深深地寓意著黃河兒女懷著必勝的信念的艱難“滑行”。

　　第八節(jié) 漢口：“文藝咖啡室”的幻想

　　情況緊急，上層人都說武漢不保，于是居于武漢的文化人再次選擇逃亡。蕭紅讓端木蕻良先去重慶，自己留下結(jié)伴再行。蕭紅找到蔣錫金，要從武昌小金龍巷搬到漢口三教街的東北救亡總會。蔣錫金回憶，“一天下午，蕭紅忽然坐了一輛人力車，帶了個小鋪蓋卷和小提箱來到三教街”。東北救亡總會住著趙惜夢和孔羅蓀，趙惜夢原是《哈爾濱晨光》文藝部、《國際協(xié)報》副刊《國際公園》的主編，“九一八”事變后，第一時間在報紙上提筆抗日�？琢_蓀最早提出“抗戰(zhàn)文藝”口號，認為“文藝的力量，不比一顆槍彈的力量小呵！一首戰(zhàn)歌能鼓動軍士殺敵的心！”哈爾濱失守后，他們在張學良的資助下，前往武漢辦《大光報》，做了東北軍的喉舌。蕭紅在武漢與東北救亡總會的關(guān)系很密切。后來在逃亡的路上，甚至生命的最后，周鯨文在香港主持的東北救亡總會仍然是她的堅強后盾。

　　蕭紅為什么不與端木蕻良同往重慶，而獨自住在三教街等待下一次航行。梅林寫于1942年春天的《憶蕭紅》披露，蕭紅懷孕身體越發(fā)沉重，他們約好一起去重慶。“八月初旬將上船那天，蕭紅因了有直達的船落后了，我同羅烽和未克實現(xiàn)充當某報戰(zhàn)地記者的愿望的端木蕻良先到了重慶�！泵妨謱�細節(jié)的描述說明蕭紅當時單獨去重慶，并不是端木蕻良拋棄她，沒有顧慮到她的情況，而是她希望能夠等待“直達”的船。端木蕻良因為讓蕭紅獨自從武漢前往重慶，一生背負著罵名，恐怕是他事先沒有料到的。

　　羅烽女兒玉良《一首詩稿的聯(lián)想——略記羅烽、白朗與蕭紅的交往》中說，羅烽母親和白朗帶著半歲的幼兒先期抵達重慶。8月初，羅烽費力搞到一張票，

　　上船后偶然碰到端木蕻良和梅林。

　　當事人端木蕻良接受葛浩文采訪，談及此事時說，“本是準備與羅烽、白朗、蕭紅我們一起走的。但羅烽去買票沒有買到那么多票，白朗和羅烽的母親先到了重慶的江津。羅烽后來又買到兩張票，蕭紅就說，她和羅烽一起走不合適，票又是羅烽買的，因此要我和羅烽一起走。當時白朗已走，蕭紅肚子又大，她和羅烽一起走是不合適，萬一路上出點兒差錯不好辦。我去托田漢的愛人安娥，她說她有辦法，蕭紅和她一起走。這樣安娥是女的，我就放心了。”據(jù)曹革成考證，安娥因田漢在三廳任六處處長，工作暫不方便去重慶，安娥決定單獨南下。落單的蕭紅與端木蕻良通信溝通，認為武漢有八路軍辦事處和文協(xié)，大家可以一道撤離。

　　這三種說法互相都有牽涉，有一點現(xiàn)在可以證實，就是并非端木蕻良有意識地拋棄蕭紅一人獨行。如果那樣解釋的話，馮乃超讓夫人李聲韻獨自去重慶，也應(yīng)該受到譴責。問題在于蕭紅懷有身孕，端木蕻良就此狀況考慮不周也是有的，也就是說，他沒有意識到在當時蕭紅懷有重孕的情況下，作為丈夫，他必須陪伴在側(cè)，蕭紅的身體是非正常狀態(tài)，他怎么可以讓蕭紅單獨走？或者怎么可以托付給別人一起走？晚年的他仍然木訥地說，由這件事，他多考慮一下，兩人再由重慶去香港，先是買了一張票，他決計不去，待有兩張票，才與蕭紅一起去香港。

　　在孔羅蓀的記憶中，武昌大轟炸第二天，8月11日，蕭紅在樓梯口打了個地鋪。蕭紅從武昌到漢口的特三區(qū)來找他，和聲韻一起住在他家。這個兩層樓還有一間租給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中旬，蔣錫金離開漢口去廣州，蕭紅還留在漢口�！巴χ�一個很大的肚子，和一些朋友到江邊給我餞行�！�

　　8月20，蕭紅依據(jù)她在臨汾的生活作為背景，創(chuàng)作《汾河的圓月》，寫一位老祖母因兒子從軍而死導致發(fā)瘋。

　　鄰居看她瘋了，就逗弄她：

　　“你兒子去練兵去了嗎？”

　　她說：“是去了啦，不是嗎！就為著那蘆溝橋……后來人家又都說不是，說是為著“三一八”什么還是“八一三……”

　　“你兒子練兵打誰呢？”

　　假若再接著問她，她就這樣說：

　　“打誰……打小日本子吧……”

　　“你看過打小日本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