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現(xiàn)場與發(fā)現(xiàn)問題

——關于新世紀詩歌精神走向的討論

　　至二○一○年底，新世紀文學剛好走過了十個年頭，文學界和學術界都曾經(jīng)以很多不同的方式來回顧與總結，很多文章和很多會議也都以此為主題，這不僅在一時之間非常熱鬧，也取得了不少實際性的成果，但是在其中，對于詩歌的關注卻相對較少，與新世紀詩歌所取得的成就及它的繁榮與活躍極不相稱。正是基于這樣的想法，《文藝報》希望改變這樣的狀況，對新世紀以來的中國詩歌加強關注，并且以其以往所罕見的方式開辟關于詩歌的專欄，進行關于新世紀詩歌精神走向的學術討論，以此來促進詩歌的健康發(fā)展。從如此簡單和純正的想法出發(fā)，自二○一一年七月六日發(fā)表張清華的文章《多種聲音的奇怪混合》開始，一直到十一月十六日發(fā)表我與潘洗塵、閻志和張爾關于民間力量支持詩歌的對話，在近五個月的時間里，我們基本上以每周一期的速度與頻率，一共發(fā)表了十七篇總字數(shù)約六、七萬字的文章，頗具規(guī)模和很有力度地討論了新世紀詩歌的方方面面，不僅在詩歌界很有影響，還引起了整個文學界甚至是來自社會的高度關注。

　　應該指出，我們的討論之所以會產(chǎn)生如此廣泛和積極的影響，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于支持我們和參與這場討論的諸多詩人和詩歌批評家。他們之中，既有像陳仲義和陳超這樣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就很活躍的前輩批評家，也有像張清華、李少君、羅振亞、周瓚和蔣登科等詩歌批評界的中堅力量，還有柳冬嫵、傅元峰、劉春、霍俊明、江非和楊慶祥等年輕一代的批評家，韓作榮、梁平、子川、潘洗塵、閻志和張爾則分別以著名詩人和《人民文學》前任主編、《星星》詩刊主編、《揚子江詩刊》執(zhí)行主編、《星星》詩歌理論批評雙月刊執(zhí)行主編、《中國詩歌》主編和《詩林》雙月號主編的雙重身份參與和支持我們的討論，應該說是這些年來詩歌討論中的罕見陣容。新世紀以來，他們都很積極地活躍于中國的詩歌現(xiàn)場，不僅都是新世紀詩歌的見證者和參與者，還很經(jīng)常地發(fā)表關于新世紀詩歌的觀察與思考，各自都有著非常獨到的見解和文學影響，這也是他們的討論在每一個問題上均有所洞察的主要原因，使我們的討論具有了非常突出的現(xiàn)實指向和很強烈的現(xiàn)場感。

　　較為全面地關注了我們討論的朋友可能會發(fā)現(xiàn)，新世紀以來，中國詩歌的諸多方面，比如對作為一個詩歌時代的新世紀詩歌的整體把握與基本評價、新世紀詩歌的代際格局、精神走向、詩歌生態(tài)與建設性力量、新世紀詩歌中的“草根寫作”、“女性詩歌”、“打工詩歌”、“地震詩歌”和“七○后”、“八○后”的詩歌寫作，以及詩歌批評和詩歌在社會責任擔當方面所出現(xiàn)的問題，包括像民間資本對詩歌繁榮所作的貢獻這些人們雖有所聞但卻又知之不詳?shù)闹匾�現(xiàn)象，我們都進行了專題性的討論，通過這些討論，新世紀中國的詩歌現(xiàn)場被我們作了立體和深入的全面揭示，一幅色彩斑斕的詩歌地圖也得以呈現(xiàn)，循乎于此，人們基本上能夠較有深度地把握住新世紀中國的詩歌格局。

　　在這場討論中，人們也應該發(fā)現(xiàn)，參與討論的詩人和詩歌批評家們所秉持的批評精神和批評立場，都具有著嚴肅鄭重和正大光明的嚴正性的特點。長期以來，我一直在期待和倡導著一種嚴正的批評倫理。文學批評既不應該不負責任地到處示好和隨意“捧殺”，也不應該隨時隨地地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貌似良知般地“酷評”與“棒殺”，批評的嚴正性，是我們這場討論最為重要的基本特點，也是我們每一個參與者的精神追求。在每一個具體的問題上，雖然每一位作者都能自由發(fā)表自己的觀點，他們的風格和文章的寫法也多種多樣，但無論是肯定性的評價，還是否定性的意見，都能建立在以理服人的嚴正性的基礎上，這對保證我們這場討論的學術品格無疑具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

　　以嚴正的批評精神深入現(xiàn)場，必然會發(fā)現(xiàn)新世紀以來中國詩歌中的真正問題。在我們的討論中，圍繞著很多對于中國詩歌的健康發(fā)展真正具有重要價值的基本問題，我們展開了自由、熱烈和不時也會有交鋒的討論。比如在對新世紀以來我們這個詩歌時代的基本評價上，張清華在《多種聲音的奇怪混合》一文中，一方面指出概括和把握新世紀詩歌“總體性狀況”的諸多困難，另一方面，卻又借用福柯的說法，認為新世紀以來的中國詩歌呈現(xiàn)出“多種聲音奇怪混合”的總體特征，這一特征，不僅體現(xiàn)于眾多個性獨特的詩歌寫作，還很突出地體現(xiàn)于由于社會轉型、代際變遷和網(wǎng)絡的出現(xiàn)及地緣性因素所導致的詩歌美學的新變，在這樣的基礎上，張清華對我們目前的詩歌時代，基本上持有一種審慎的樂觀，認為“漢語詩歌正在臨界一個‘準黃金時代’”；與張清華相比，陳超的評價卻更要苛嚴。在《“泛詩歌”時代：寫作的困境和可能性》中，陳超認為，我們正處在一個“泛詩歌時代”，在這個時代中，“作為文體的詩歌，其影響力在減弱，但作為一種審美氣質，詩歌其實已經(jīng)幽靈般滲透在生活中，過去內(nèi)凝的詩意被分解了”，我們經(jīng)常能看到的是“日常生活中‘泛詩歌’氣質的彌漫化”，這種彌漫化“一方面說明人們還是需要詩意的，但是也給今天的詩人們提出了一個新的考驗，就是詩歌被‘幽靈化’分解的情況下，怎樣繼續(xù)提供更深刻銳利的詩與思”？非常明顯，對于新世紀詩歌的總體性認知，不僅涉及到對既往十年的基本評價，會為我們每一個詩人所關心，更是關乎著詩歌所面臨的基本任務和它的未來。陳超是在相對來說更加“精英”和更高的層面上來要求與考察我們的詩歌，在這樣的意義上，“繼續(xù)尋求寫作的活力，介入時代生存和生命的有效性，對母語可能性的挖掘，就應該成為詩人追尋的基本意向”；而與張清華和陳超的思路明顯不同的是，蔣登科在社會學和詩歌史的視野中，認為新世紀以來的中國詩歌不僅不是有人所認為的新詩史上的“高峰時期”，還“甚至可以說是詩歌的無名時代”，這種主要體現(xiàn)為“作者的無名”和“作品的無名”的詩歌時代，意味著“詩歌在一個特殊時代的暫時退場和沉寂”，它雖然“不一定代表優(yōu)秀詩人、詩歌的缺乏，但它暗示的是作品與讀者、與社會之間的缺乏共鳴”(蔣登科：《詩歌的無名時代：問題與機遇》)；不過，情況雖如此，著名詩人韓作榮卻在對詩歌現(xiàn)狀認真分析的基礎上，非常堅定地認為：“目前，是中國新詩所經(jīng)歷的最好時期之一”(韓作榮：《詩畢竟是詩》)，這與李少君對新世紀詩歌建設性力量的積極尋找(李少君：《新世紀詩歌的三支建設性力量》)和羅振亞對新世紀詩歌及物意識的充分肯定(羅振亞：《新世紀詩歌的精神擔當與詩藝建構》)一樣，都是想通過對新世紀詩歌中某些既往經(jīng)驗的肯定與總結，為未來的詩歌實踐確認和尋找某種值得堅持的方向。毫無疑問，對于新世紀詩歌的進一步展開，這樣的討論極有價值。

　　在新世紀詩歌的發(fā)展歷程中，有一些更加具體的問題亟需要討論。其中一個很多人都很關注的，便是所謂的網(wǎng)絡詩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討論出現(xiàn)了幾種不同的意見。像李少君和張清華，基本上都是網(wǎng)絡詩歌的肯定者。對于李少君來說，網(wǎng)絡詩歌是他所概括的新世紀詩歌三種建設性力量中首當其沖的一種。因為在他看來：“網(wǎng)絡解構了文化的壟斷，使得詩歌更加普及，蔓延至每一個偏僻角落，同時也改變了詩歌的流通發(fā)表形式，原來以公開刊物為主渠道的詩歌流動發(fā)表體制被無形中瓦解了”，“網(wǎng)絡釋放了自由創(chuàng)造的力量”；而張清華卻進一步指出“網(wǎng)絡時代的詩歌寫作所帶來的，不止是文本數(shù)量的劇增和泡沫化、語言形式上的無限開放化，更重要的是造成了美學上的變化——‘網(wǎng)絡美學’成為了一種新的美學趨勢與形態(tài)”。而“狂歡與娛樂化”和“寫作的平權”，便是他所認為的“網(wǎng)絡時代的詩歌美學”；在子川看來，網(wǎng)絡雖然帶來了詩歌的創(chuàng)作主體、閱讀與接受和評價等方面的“革命性的變化”，但是在另一方面，卻也會導致大量的詩歌垃圾和信息泡沫淹沒真正的詩歌寫作的遮蔽現(xiàn)象，特別是對更需要安靜與沉潛的詩歌這一文體來說，情況就更是如此(子川：《新世紀詩歌的遮蔽與去蔽》)！韓作榮先生則更是直截了當?shù)刂赋觯骸拔覒岩伞�網(wǎng)絡詩歌’這個概念的有效性”，認為“所謂網(wǎng)絡文學與傳統(tǒng)作家‘在生存樣態(tài)、生產(chǎn)方式以及審美的偏好等方面的重大美學轉向或對立’，更讓我迷惑不解······所謂不同的美學偏好，即使有重大的美學轉向或對立，也與網(wǎng)絡的關系不大，只是文學觀念的不同。而文學觀念的背后支撐，不是電腦、網(wǎng)絡，只能是哲學”。其他諸如在李少君所提出的“草根性寫作”和“新紅顏寫作”等問題上，陳仲義、周瓚和江非都曾表示過不同的意見。陳仲義在《新的契機和“轉身” ——有關新世紀草根詩寫》中明確指出李少君關于“草根性”的命名“過于強調普泛性而游離特指性，顯得寬泛、不夠嚴密”，認為“所謂詩歌的草根性，在我看來，是包括了直取自然‘在地’，根系傳統(tǒng)，注重生命沖動、注重底層經(jīng)驗和原生話語的諸多本土內(nèi)涵。這些，其實也都根植于古老的鄉(xiāng)土性”；至于對“新紅顏寫作”，江非和周瓚則分別從命名的有效性(江非：《詩歌批評的問題在哪里》)及這樣的命名中所隱含著的“女性寫作被再次孤立為凝視的客體，成為無關乎更新寫作活力的文化消費話語”(周瓚：《新世紀中國女性詩歌的發(fā)展態(tài)勢》)的傾向提出了質疑。

　　當然，作為一場論題頗多的系列性討論，很多論者在諸多問題上形成交鋒，非常有助于進一步豐富和深化我們對有關問題的認識，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我們的討論有一個更加系統(tǒng)和全面的構思與安排，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對新世紀詩歌的主要方面特別是其中所隱含著的重要問題有所揭示，所以很多文章的主要任務，便是要對我們前面所說的諸如新世紀詩歌的代際格局、精神走向和詩歌生態(tài)以及其中的“草根寫作”、“女性詩歌”、“打工詩歌”、“地震詩歌”和“七○后”、“八○后”的詩歌寫作等現(xiàn)象與問題分別論述，在此方面，我們的討論所取得的成果非常重要，很多見解都非常精辟，不僅令人感到耳目一新，我想對于每一位相關的詩人和有關的研究者，都一定會深具啟發(fā)。一種以嚴肅鄭重的精神姿態(tài)深入現(xiàn)場的文學批評，一定會在發(fā)現(xiàn)很多真正具有多方面價值問題的同時，提出很多富有啟發(fā)性的建設性意見。

　　還有一個情況應該指出的是，由于時間安排等方面的主客觀原因，新世紀詩歌中另外一些現(xiàn)象與問題，比如像牛漢、鄭敏、李瑛、邵燕祥、白樺、鄭玲等很多老一輩詩人及王家新、西川、于堅、歐陽江河、周倫佑、柏樺、陳東東和藏棣等中年一輩詩人和新世紀以來重新“歸來”并被認為是“新歸來者”們的詩歌寫作，我們都還沒有來得及討論，好在以我們的討論作為起點和契機，希望引起文學界和文學批評與研究界對新世紀詩歌的進一步關注也是我們的初衷之一，很多方面的進一步討論，一定還會有另外的場合。在此方面，我們真的是充滿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