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學術如何可能？

——丁帆教授的學術世界

　　一

　　一九九○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向，便是通過對受挫或中斷于一九八○年代末期的新啟蒙運動的檢討，將新啟蒙運動的失敗簡單化地歸咎于一九八○年代的所謂空疏學風，很多知識分子都“有意識地抽身于思想界，進入專業(yè)的學術界”， 出現(xiàn)了被稱為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的狀況。但就在這種狀況出現(xiàn)的同時，也出現(xiàn)了對此的批評或不滿，在這種批評或不滿中，一個相應的倡導就是，知識分子應該追求“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 而不應該將“學術”和“思想”予以對立或割裂。在當時的啟蒙主義幾乎全面潰退的精神氛圍和歷史語境中，如此“警鐘”般的倡導能夠被提出已很不易，而要在具體的學術實踐中有所貫徹，實際上卻相當困難。隨著后來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tài)、民族主義話語、宗教神學話語和后現(xiàn)代主義話語的興盛或涌入，加之愈益膨脹的學院體制所推崇的“學術意識形態(tài)”對于“思想”的排斥和對所謂“學理性”的簡單與片面的理解，因此便導致了啟蒙主義身陷重圍般地被解構、圍剿和扼殺的境地。在這樣的境地中，如何堅持“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尤其是，大多數(shù)已經(jīng)身處學院的知識分子如何堅持啟蒙主義的話語立場和學術理路，從而使得自己的“學術”具有思想的追求與批判性的活力，便顯得相當困難，我以為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丁帆教授的學術實踐給了我們相當重要的鼓舞與啟示。

　　在出版于一九九八年的論文集《文學的玄覽：一九七九～一九九七》“自序”中，丁帆教授曾經(jīng)一再用“自己思想的‘底片’”和“自己的思想產(chǎn)兒”這樣的說法來形容他迄止于當時的文學研究工作，認為“近二十年來，我從一個青年步入了中年，不敢說在理論上有何建樹，但竊以為是盡心盡力地為文壇的圣潔而作出努力的，很想在二十世紀末的文學研究領域內(nèi)留下自己思想的‘底片’。因而，時時處處都想使自己盡量深刻一些、成熟一些。然而，由于自身學識淺薄，回首再看昔日的論述，不免有些汗顏，不過好歹亦都是自己的思想產(chǎn)兒，也就暗暗地‘敝帚自珍’了”。 在這樣的文字中，其對自己文學研究之中“思想”的珍視和對“思想”的追求已經(jīng)顯得相當突出。而在后來出版于二○○四年的論文集《重回“五四”起跑線》的“自序”中，對于這種“思想的追求”，他更是有了相當明確的自我總結：

　　一九七九年，我踏上了文學研究與批評的學術道路，在文學這方精神領地上耕耘了二十多個春秋。其間，隨著自身方法論的更新、批評觀的遞嬗，一條治學軌跡也突顯出來：從作家作品論到文學現(xiàn)象的認知，從探悉文學的內(nèi)部構成拓展到認識文學生成的外部環(huán)境，從文學的微觀世界的闡發(fā)到宏觀世界的把握，從文學境遇的體察到文化命脈的憂思乃至更為深遠的人類生存境況的人文追問，••••••都緊扣著五四人文精神的母題。

　　這一總結已很清楚地表明，丁帆教授所一直堅持的，正是五四啟蒙主義的精神立場與思想原則。毫無疑問，在一九九○年代以來的歷史語境和精神背景中，這樣一種堅持非常明顯地屬于不合時宜的少數(shù)派，其對五四啟蒙主義話語近乎堂吉珂德式的重申與堅持，具有特別悲壯的意味。

　　我一直以為，一九四九年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自改革開放之初的李澤厚、王元化和劉再復等人開始，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出現(xiàn)了不少取得重大成就的著名學者，他們一方面對本學科的學術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另一方面，他們又能超越學科限制，在卓越而又豐富的學術實踐中，自覺承擔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并以自己的學術實踐介入或參與到時代的歷史進程之中，也正是在這種獨特的介入和參與中，形成和煥發(fā)出了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精神，對于他們的研究，實際上已經(jīng)是當代中國的思想史和知識分子精神史的迫切課題。通過他們，我們正可以更加有效地接近和切入我們這個時代最為深邃的靈魂和精神與思想的核心。毫無疑問地，我們也應該在這樣的意義上來把握丁帆教授的學術世界，考察其在包括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等兩個方面的學術實踐如何貫徹啟蒙主義的精神立場，并且承擔起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從而進一步探討在我們這樣的時代批判性的學術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這樣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

　　二

　　文學批評是丁帆教授豐富多彩的學術研究工作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方面，在此方面，他一直堅持和奉行著自己獨特的批評方法與批評原則。早在一九八○年代中期，他就在《我與批評》、《關于批評的斷想》、《評論家修養(yǎng)瑣談》和《批評選擇隨想》等文字中闡述過自己的批評觀念和他對文學批評工作的理想與追求。在當時的文學批評界，正在盛行著形形色色來自西方的文學批評方法，因此還形成了一股被稱為是“方法熱”的批評潮流，但就是在這股熱潮中，他很清醒意識到了新方法的引進和使用所存在的問題，認為一些“批評家們往往對于一種新的方法，尤其是從自然科學領域內(nèi)新引進的理論，缺乏一種慎重的深入研究的態(tài)度，于是，那些用新名詞、新概念來闡釋、破譯文學作品的現(xiàn)象如潮涌而至，難免給人一種倉促的感覺。更有甚者，批評家們對自己引進的新方法估價過高，似有惟我獨尊之嫌”，指出自己“并不反對各種新方法論的引進，但一是要慎重；二是要深入，使之成為批評洪流中的一支，而不是取代其他批評流派的發(fā)展。然而，對那種認為時代已進入新技術革命浪潮，舊有的社會學批評方法已經(jīng)過時的說法，我卻不敢茍同”。正是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他竭力倡導“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解釋文學，通過文學來解釋社會”的文學批評的社會學方法，認為“我們不是對文學的社會學強調得太多，而是太少了， 況且以前對社會學的理解亦太偏狹武斷——僅僅是從屬于政治，所以造成了許多人的逆反心理�，F(xiàn)在該為其正名了。文學社會學應該深入探討下去，使它成為中國文學批評的重要一翼”，為此，“中國的文學社會學的批評者們就須采取慎重的態(tài)度，深入研究探討各個學派的理論，并與中國傳統(tǒng)的社會學批評模式相對照，力求創(chuàng)造出適合中國國情的文學社會學的新批評流派，豐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寶庫”。 現(xiàn)在看來，在當年的批評時風中提出如此近乎“守舊”的主張，真的需要足夠的理論清醒與學術勇氣，而經(jīng)過二十多年時間的檢驗，這一主張的警示性和預見性意義已經(jīng)為批評史所充分證明。在自覺吸收和融合多種批評方法之后，文學社會學的批評方法日趨開放，仍然具有非常強大的生命力，仍然是我們文學批評界的主流。我以為在這樣的意義上，丁帆教授正是這一批評方法的重要代表，我們也不妨將他所主張的這種批評方法稱之為“開放的社會學批評”。

　　在丁帆這里，“開放的社會學批評”重在“超越”，強調“開拓”，指歸于“時代”，追求那種“有膽有識，敢于超越作家，超越其他批評者，更重要的是超越自我(這個自我是指自己的過去)”的對“一部作品甚至一個形象中”所隱藏著的“多元世界”的“尋覓”和對文學作品“深層結構”的發(fā)現(xiàn)； 它所念茲在茲和時時自省的，也是“能不能••••••在社會學、歷史學和美學的基礎上吸收新方法的思維方式，來努力開拓一種有自己特色的批評模式？”；它的精神指歸，是要以此來承擔知識分子“對于時代所肩負的責任”，以“推動時代車輪的前行”。 因此可見，丁帆教授“開放的社會學批評”實際上還有著非常宏大的抱負。在他這里，“方法”已經(jīng)不只是具有基本的“文學意義”，而且還超越文學，“肩負”起了對于時代的責任，具有突出的“社會意義”。我一直以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文學批評方法往往都有著不同的“文化政治”意義，具有不同的文化政治功能，因此也便形成了文學批評獨特的“方法的政治”或“批評的政治”。而具體在丁帆這里，他的“開放的社會學批評”的“方法的政治”或“批評的政治”，則主要是在馬克思主義歷史的和美學的原則下，以五四啟蒙主義及人性和人道主義的精神立場進行“社會和人生的文化批判”， 積極有力地介入到當代中國的文學、社會和現(xiàn)實人生中，以“肩負”起對文學和對時代的雙重責任。

　　也許是因為“國民性批判”及“人性”和“人道主義”是五四啟蒙主義的核心話語，丁帆教授的文學批評才特別注重在這樣的思路下來分析和把握作品中的人物，形成了他自己相當獨特的“人物論”模式。比如在他早期的一篇關于韓少功《西望茅草地》的評論中，他就通過對主人公張種田身上“阿Q式的面影”的辨認，將其作為體現(xiàn)了“那個時代我們‘國民精神’的共通性”的“‘國民性’的典型”，來揭示與批判“中國農(nóng)民思想的狹隘性、保守性、愚昧性和封建性”。 而在后來于八十年代中期對賈平凹創(chuàng)作的熱情關注中，他也能夠獨具慧眼，發(fā)時人所未發(fā)，很敏銳地指出賈平凹的《商州》就是力圖通過對“商州歷史和風俗的‘遠景粗描’，來追溯一種歷史的積淀，來尋覓一種民族心理的共同‘原型’，即歷史沿革下來的舊倫理道德以及在它影響下所形成的一種共同民族心理意識和它流動著的變化發(fā)展�？梢哉f，這種民族心理意識對形成獨特的典型人物性格起著根本的作用”。或許，正是得益于這樣的“人物觀”，他才發(fā)現(xiàn)了“這部作品塑造得最成功的不是男女主人公劉成與珍子，而是那個似主角非主角、似配角非配角的禿子，這個‘圓形人物’性格的凝聚力相當可觀，他的象征力告訴我們，他是現(xiàn)實和歷史交匯、沖突中產(chǎn)生出來的‘二重性格組合’的產(chǎn)兒，強烈的傳統(tǒng)倫理道德蘊蓄于他那丑陋的體魄之中；而近乎阿Q式的歷史惰性(國民劣根性)又穩(wěn)固地根植在他的靈魂之中。他堅韌地執(zhí)著追求著那種根本不可能實現(xiàn)的愛情，可卑、可笑、可哀、可憐，甚至還有點可敬，那種堂•吉訶德式的精神既凝集著民族韌性下的道德觀，又體現(xiàn)著嫉忌、狹隘、冥頑、愚昧的民族痼疾”。 如果說，在八十年代啟蒙主義的文化語境中，“國民性批判”的人物論模式和批評思路尚不少見的話，那么在二十一世紀的精神背景上，仍然堅持這樣的批評，則肯定屬于特立獨行了。就在二○○三年，丁帆教授發(fā)表了一篇以閻連科的《黑豬毛白豬毛》和鬼子《瓦城上空的麥田》為考察對象的題為《論近期小說中鄉(xiāng)土與都市的精神蛻變》的文章。在這篇文章里，他認為“魯迅塑造的阿Q形象給20世紀的中國精神史提供了豐富的內(nèi)涵。近九十年過去了，阿Q在中國沒有死去，他作為前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社會的人性特征依然存在。但是，阿Q的性格內(nèi)容在歷史進程中的延伸與擴展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凸顯——作為承載文化意蘊的文學符號，他的精神內(nèi)涵在這個越來越物質化的時代已經(jīng)發(fā)生了裂變！對此，作家的哲學洞見和體察生活的藝術感悟力，是創(chuàng)造具有時代意義的人物形象的關鍵所在”。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他才高度評價了閻連科的《黑豬毛白豬毛》對劉根寶這一“二十一世紀廣袤的鄉(xiāng)土社群里”的“阿Q的子孫”的形象塑造，認為“閻連科在農(nóng)村的日常生活里，敏銳地捕捉到了時代巨變中那未變的部分，用一個變形故事作載體，再現(xiàn)了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啟蒙傳統(tǒng)，用黑色幽默的筆觸又一次掀起了‘魯迅風’”。 在三十來年的文學批評實踐中，丁帆教授以其特有的精神關切和批評眼光，從我們的文學中發(fā)現(xiàn)了形形色色的“阿Q的子孫”，足以組成一個陣容不小的“阿Q的精神家族”。

　　有一點我們應該很清楚，丁帆經(jīng)常敏感地注意到并且?guī)缀跏峭�步地努力從行進著的當代文學實踐中尋繹和發(fā)掘出形形色色的“阿Q的子孫”，其意義及深遠的用心決不僅止于一般的“文學人物論”，而是想循此進行及時的和廣泛的社會文化批判，是他進行社會文化批判的獨特方式。他對每一個“阿Q的子孫”的形象分析，都能夠在準確把握其“劣根性”的同時，深入挖掘他們的身上所積淀著的豐富的社會歷史及文化內(nèi)容，人物形象的“國民性批判”因此也伸入和導向了更加廣闊的社會歷史和文化時空。這使他的“開放的社會學批評”不僅很切實地深入到了作品的深層與細部，因此還有了更加有效的社會文化批判的功能。

　　當然，丁帆以文學批評的方式進行社會文化批判，還表現(xiàn)在他對很多文學問題的及時發(fā)現(xiàn)和對很多文學思潮與文學現(xiàn)象的追蹤與反思中。這么多年來，丁帆一直活躍在文學現(xiàn)場，幾乎在當代文學的每一個重要問題上，我們都能聽到他鏗鏘有力和旗幟鮮明的聲音。他的發(fā)言，往往都慷慨激昂、立場堅定，具有“吾道一以貫之”的嚴正與堅決。比如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當新時期文學已經(jīng)走過近十年的時間，先后經(jīng)歷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和“尋根文學”的更迭，特別是經(jīng)過一九八五年的歷史性轉折后，丁帆連續(xù)發(fā)表了《論當代中國鄉(xiāng)土文學的現(xiàn)狀與趨勢》、《論新時期鄉(xiāng)土小說的遞嬗和演進》、《民族文化心理嬗變之我見》、《新時期小說中人物主體性的二度顯現(xiàn)》和《新時期鄉(xiāng)土小說與市井小說：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解構期》等一系列很有分量的論文，引人注目地聚焦于鄉(xiāng)土小說和與此相關的人物塑造特別是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問題。這些具有很強的“學術性”的論文其學術意義和文學現(xiàn)實的意義自不待言，但在根本上，之所以會選擇這樣一些問題，我個人以為，還是由于他獨特的精神關懷。在《論新時期鄉(xiāng)土小說的遞嬗和演進》一文中，丁帆曾經(jīng)這樣說過：“深厚的歷史積淀包孕著中國民族性的兩極，而這種積淀的‘歷史性’只有在鄉(xiāng)土文學這只軀殼中才能得以深刻地體現(xiàn)”。 這就很明確地告訴我們，他在當時和到今天為止一直都以很高的熱情致力于對中國現(xiàn)當代鄉(xiāng)土小說的批評與研究，實際上是有著非常嚴肅的考慮和相當深刻的啟蒙主義關懷的。之所以鎖定鄉(xiāng)土文學這一被他稱為是“軀殼”的文學類型，他其實是要進一步研究只有它“才能得以深刻地體現(xiàn)”著的“中國的民族性”，進行啟蒙主義的“國民性批判”；至于他在上述論文中所著力探討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則更是一九八○年代啟蒙主義話語中的“關鍵詞”，是“國民性批判”的重要議題。

　　啟蒙主義的精神立場，使得丁帆對新時期以來的很多文學思潮和文學現(xiàn)象都作出了啟蒙主義的價值判斷。在“尋根文學”興盛不久并且還飽受爭議的時候，他就明確指出它“無疑是一次對民族傳統(tǒng)文化心理的否定和一種重新建構的愿望與探索”，“基本上是以魯迅的批判精神為價值取向的”， 認為“尋根文學”的興起使“鄉(xiāng)土小說不再是把焦點放在表現(xiàn)一種新舊思想沖突的表面主題意蘊上了，而更多地是帶著一種批判的精神去發(fā)掘民族傳統(tǒng)文化心理的‘集體無意識’對于民族文化整體進化的戕害”，從而使鄉(xiāng)土小說進入了一個更高的層次。 不僅如此，他還在這樣的基礎上充滿激情地對“尋根文學”提出了很高的希望，認為“‘尋根’派們并不囿于民族文化心理縱向的開掘，更重要的是外來文化的橫向借鑒，以致使兩種文化在沖突和消長中達到交融，升華成為新的文化心理重新組合建構的新鮮活躍的再生細胞組織。也就是完成人們從‘五四’以來就夢寐以求的國民性改造大計”。 從這樣的激情暢想中，我們能很強烈地感受到他所念念不忘的精神關切無疑就是改造國民性的啟蒙“大計”。

　　八十年代后期，文壇上曾興起以劉恒為代表的“新現(xiàn)實主義小說”，丁帆很敏銳地發(fā)現(xiàn)：“這兩年的‘新現(xiàn)實主義小說’的創(chuàng)作除在形式技巧上改變了現(xiàn)實主義的舊有規(guī)范，更重要的是，它們又回復了魯迅的現(xiàn)代悲劇精神”， “毫無二致地繼承了魯迅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 丁帆認為：“‘五四’新文學運動作為一次新文化的啟蒙，其主導思想乃以西方先進文藝思潮為本，向陳腐的民族文化心理作了第一次有力的進攻”，而這種“進攻”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以魯迅小說為代表的現(xiàn)代悲劇意識對我國傳統(tǒng)的民族文化土壤的沖擊與植入， 這一在當時被稱為是“新現(xiàn)實主義小說”的潮流因此也在啟蒙主義的精神傳統(tǒng)中被丁帆所高度肯定。

　　對于文學界所興起的每一種重要的小說潮流，丁帆都有著高度的熱情，但這種熱情，并不意味著他都將毫無保留地予以肯定。他對它們的價值判斷，從來都建立于啟蒙主義的價值立場。比如對女性主義。在我國的女權主義批評出現(xiàn)不久的一九九○年代初，丁帆就很有預見性地提出這樣的警告，認為“我們不能重蹈西方女權主義批評所犯下的致命錯誤，這就是過分強調性的意識和兩性對立，從而忽略了階級、種族、文化價值等方面的差異和障礙，把性別絕對化。••••••女權主義的歷史重任不僅僅是消除強加于自身的男性文化視閾的影響，更重要的是與男性文化視閾共同承擔起摧毀舊封建文化體系的重任�！� 而當女權主義盛行有年并且作為一九九○年代“個人化寫作”的重要一脈而被很多人所竭力推崇的時候，丁帆仍很清醒地指出了它們的問題。他說：“當‘個人化’成為九十年代小說的時尚時，女性小說則更體現(xiàn)出了它的這種類型風范。我以為九十年代小說的‘個人化’與‘五四’時期的個性解放是有相交之處的，那就是對于生命本體的謳歌和對人的大寫，體現(xiàn)出了人性和人道主義的原則。而值得注意的是，九十年代部分先鋒女性小說的‘個人化’特征與‘五四’文學中的個性解放不相交之處就在于過分夸大個人的潛能，而忽視了生存環(huán)境的影響�！薄叭狈δ欠N環(huán)境的鋪陳，這是繼陳染之后的許多就性描寫而性描寫的先鋒女性小說的誤區(qū)”。 丁帆在這里所依據(jù)的價值尺度，仍然是很明確的“五四原則”。這樣的“原則”，在他對“晚生代小說”、“現(xiàn)實主義沖擊波小說”和九十年代的小說潮流存在問題的批評中，表現(xiàn)得也非常突出。對于差異較大、成分復雜的“晚生代小說”，丁帆在指出其“給幾十年一貫制的意識形態(tài)型的敘事予以重創(chuàng)，為小說的多向度選擇作出了貢獻”的同時，也批評了其“刪除”、“消解”和“出讓”小說的“人文價值判斷”及“人性和人道內(nèi)涵”的嚴重問題。在“晚生代小說”廣被鼓吹的當時，這樣的批評倒真的是冒犯了這一潮流中的個別作家和鼓吹者們。實際上，在對五四立場的堅持上，丁帆從來都是堅定、嚴正和不徇私情的。這也是他為文學創(chuàng)作界和批評界的很多人所尊敬的重要原因。比如對“現(xiàn)實主義沖擊波小說”。這一潮流中的重要作家劉醒龍是他相交多年的朋友。丁帆對劉醒龍的《鳳凰琴》等作品曾經(jīng)給予很高的評價，但當劉醒龍因為他的《分享艱難》等作品被作為“現(xiàn)實主義沖擊波小說”的代表性作家而被很多人所推崇的時候，他仍很嚴肅地批評劉醒龍的小說所倡導的“和解”違背了作為魯迅精神也即五四精神之核心內(nèi)容的文化批判精神，“是文化批判缺失的表現(xiàn)”。在丁帆看來，“現(xiàn)實主義必須具備文化批判精神”，文化批判和基于這種批判的基礎上的悲劇感的“匱乏”，正是“現(xiàn)實主義沖擊波小說”的最大問題，由此，他也對在當時很有影響的這一潮流提出了明確批評。

　　在丁帆的文學批評中，無論是具體的對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切實把握，還是對文學思潮和文學現(xiàn)象的分析與判斷；無論是對批評對象的褒揚與肯定，還是對它(他)們的批評與否定，一個一以貫之的恒定準則，就是五四啟蒙主義的價值立場�；蛘哒f，我們也不妨認為，五四啟蒙主義不僅構成了丁帆文學批評工作的精神與話語資源，同時，它也借由丁帆的工作而不斷釋放出自己的能量，在由種種話語交織和充斥著的批評空間和批評歷史中，證明著自己生生不息的生命與活力。

　　三

　　在丁帆教授的學術世界中，文學史研究一直是其中的重要內(nèi)容。早在一九九二年，他就出版了《中國鄉(xiāng)土小說史》，后來又先后撰著和主編了《中國大陸和臺灣鄉(xiāng)土小說比較史論》、《“十七年文學”：“人”與“自我”的失落》、《中國新時期小說主潮》、《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和《中國西部現(xiàn)代文學史》等多部文學史著作�？梢哉f，如何對現(xiàn)代以來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中國文學進行“文學史敘述”，一直是其非常重要的學術關切。

　　和他的文學批評一樣，丁帆的文學史研究同樣有著旗幟鮮明的價值立場。在《二十世紀后半葉中國文學研究的價值立場》一文中，他認為“歷史作為敘述主體價值立場滲透的產(chǎn)物，要求完全客觀中性的描述”實際上是一種無法實現(xiàn)的“苛求”，“文學史治史中的人文價值判斷將是一個無庸回避的問題，也無法回避”。 而他在這里所強調的“價值判斷”與“價值立場”，在他和董健、王彬彬教授共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緒論”中，就是被概括為“‘五四’啟蒙主義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基本精神”的“人、社會和文學的現(xiàn)代化”——“人的現(xiàn)代化，主要指人的個性解放與思想解放，也就是人的自覺的現(xiàn)代意識的樹立；社會的現(xiàn)代化，主要指現(xiàn)代公民社會即民主社會的建立，實現(xiàn)一系列與人的現(xiàn)代化要求相聯(lián)系的社會制約；文學的現(xiàn)代化則是指脫離‘文以載道’的‘工具論’的束縛，實現(xiàn)文學的自覺，創(chuàng)造出以人性與人道主義為本的‘人的文學’”，而“以這樣的價值判斷來估量‘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關鍵問題就在于，看它是繼承、發(fā)展‘五四’傳統(tǒng)，還是背離、消解這一傳統(tǒng)”， 這就是丁帆文學史研究堅定不移的價值立場和治史標準。

　　和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中不多的幾位學者一樣，丁帆教授的文學史研究現(xiàn)、當代兼修，打破了通常以一九四九年為界的現(xiàn)、當代樊籬，一直都以很高的熱情致力于他所主張的貫通百年的“大文學史”。這幾年來，在他以往的文學史著述以及他和董健教授、王彬彬教授共同主編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外，他又先后發(fā)表了《“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同步滲透中的文學》、《一九四九：在“十七年文學”的轉型節(jié)點上：〈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與思想史的關聯(lián)性〉論綱》、《八十年代：文學思潮中啟蒙與反啟蒙的再思考》和《關于建構百年文學史的幾點意見和設想》等論文，就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特別是當代文學史的很多問題提出了新的思考。在這些論文中，丁帆非常注重在世界性的背景和中國本土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及思想史的深刻關聯(lián)中，繼續(xù)以其堅定的五四啟蒙主義的價值立場清理和反思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不同文學史時期的文學思潮、文學現(xiàn)象和作家作品，得出了很多令人擊節(jié)和耳目一新的結論。其實我認為，在本質上，這樣的學術思路仍然是他所一直奉行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的和美學的”原則。對于在這個原則基礎上的對五四啟蒙主義立場的堅持，丁帆曾有過明確的表述。他說：“我贊同用發(fā)展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辯證法來解析一切文學史的問題，那就必須設置一個有恒久生命力的治史價值原則。我以為被馬克思主義肯定過了的啟蒙主義的價值觀應該成為文學史恒定的價值原則，它既然已經(jīng)成為人類普遍的人文價值共識，我們就沒有理由去拒絕它，尤其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治史觀念和原則更應遵循這個被實踐證明了的普遍真理——人、人性和人道主義的歷史內(nèi)涵是其評價體系的核心；審美的和表現(xiàn)的工具層面是其評價體系的第二原則�！�人的文學’仍然適用于我們的治史原則�！� 也許，正因為有了這樣的理論自信，他對自己治史原則的堅持才不僅是堅定的，而且還十分勇敢。

　　丁帆曾說過：“唯物主義的馬恩所提出的‘歷史的和美學的’治史標準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 這里所說的“歷史的”標準所意味著的對于文學史與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及思想史之間深刻關聯(lián)的注重，在丁帆的治史實踐中有著相當切實的體現(xiàn)。比如對于一九九○年代的文學，他就是在對這一時期中國的社會文化結構進行了認真深入分析的基礎上，才進一步把握其歷史特征的。他認為就中國的社會文化結構而言，一九九○年代的中國“已經(jīng)走出了農(nóng)業(yè)文明的羈絆，在現(xiàn)代化的‘補課’中，逐漸完成工業(yè)文明的全面覆蓋，而且，隨著后工業(yè)文明的提前進入，社會文化結構的某些部分在某種程度上已經(jīng)提前與西方社會一同進入了人類新的文化困境命題的討論之中。因此，與之相對應的文學藝術在九十年代以后所發(fā)生的質的裂變，也正是其在擺脫農(nóng)業(yè)文明和封建文化體制過程中的癥候反應”。 正是因為充分注意了這一時期的中國文學相應于社會文化結構的變革所發(fā)生的“質的裂變”，所以他才將一九九○年代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學史斷代與分期，并且用“‘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同步滲透中的文學”來概括和把握。丁帆對文學史與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及思想史之內(nèi)在關聯(lián)的注重，使其對文學史的基本格局與走向提出了很多非常準確而又深刻的“歷史洞見”。再比如他對一九八○年代的文學，就曾有過這樣的“文學史敘述”：“我以為只要論及上一世紀八十年代文學，首先就得描述社會政治文化背景與文學思潮的關聯(lián)，這兩者之間是一對很難分離的連體嬰兒，舍其背景就難以把握文學發(fā)展的脈絡。八十年代文化思潮實際上有三個轉折節(jié)點：一個是它的‘序幕’，那就是七十年代末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另一個就是八十年代中期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運動；再一個就是八十年代末的那場政治風波。 顯然，歷史的環(huán)鏈是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沒有七十年代后期的政治動蕩就產(chǎn)生不了八十年代文學；沒有八十年代中期的‘清污’與‘反自由化’，就沒有八十年代后期文學的‘向內(nèi)轉”、‘尋根運動’和‘視點下沉’，沒有八十年代后期的政治風波，也就沒有九十年代文學進入消費時代的大潮。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社會政治文化思潮的演進是與文學發(fā)展同步的，它們是人文歷史前行與后退的兩翼，是在同一根車軸上平行轉動的車輪。” 這樣的“敘述”對于八十年代文學的發(fā)生與終結以及在其發(fā)展中的“向內(nèi)轉”、“尋根運動”和“視點下沉”等現(xiàn)象的“歷史闡釋”無疑是直抵本質，澄清和撥除了以往的研究中形形色色“王顧左右而言他”和“猶抱琵琶半遮面”式的學術迷霧，起到了力撥千鈞和正本清源的作用。

　　正是以馬克思主義“歷史的”標準為前提，丁帆基于啟蒙主義價值立場而對文學史中很多問題的清理與判斷才非常可靠，特別是其中的很多批判性思考也才很有力量。在我們前面所說的《一九四九：在“十七年文學”的轉型節(jié)點上》等幾篇論文中，丁帆已經(jīng)初步構建和形成了其關于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獨特敘述，架構了一部已見雛形的啟蒙主義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在這部“文學史”中，不同的“文學時代”得到了他立場鮮明的總體上的把握，眾多的文學思潮、文學現(xiàn)象和作家作品都得到了新的價值判斷和文學史定位，無疑是一次非常有力的“文學史重寫”。

　　近些年來，對于“十七年文學”的研究成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界的一個熱點與“顯學”，但隨著研究的深入與展開，這門“顯學”也日益暴露出很多值得重視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對這一時期的文學是否應該有必要的價值判斷？特別是，這樣的判斷又應該基于怎樣的立場？在這些問題上，丁帆不僅多次強調“十七年文學”研究中價值立場的必要性，更是很明確地指出“十七年文學”的“工具性”處境，認為“‘十七年文學’創(chuàng)作是在文學必須直接配合政治運動和宣傳任務的前提下，也就是一定要在‘寫中心’、‘畫中心’、‘唱中心’的口號下進行創(chuàng)作，否則就是反對無產(chǎn)階級文學”。 指出這種“工具性”，對丁帆來說，依據(jù)的顯然是其啟蒙主義的價值觀，因為在他看來，“十七年文學”的“工具性”處境顯然背離了“文學的現(xiàn)代化”和“文學的自覺”這一五四啟蒙主義的基本精神。實際上從作家的角度來看，創(chuàng)作主體的“工具性”處境還意味著對“人的自覺”和“個性解放”、“思想解放”的嚴重背離，無疑也是對五四啟蒙主義的發(fā)動。以啟蒙主義的價值立場來在總體上把握一個“文學時代”，還表現(xiàn)于丁帆對一九八○年代文學的基本判斷。在《八十年代：文學思潮中啟蒙與反啟蒙的再思考》一文中，丁帆在文學史與社會政治和思想文化史的深刻關聯(lián)中，以其深切而又急迫的啟蒙關懷，梳理出了一九八○年代“在文學史進程中所貫穿著的隱在而深層的啟蒙與反啟蒙交鋒過程”。 近幾年來，“重返八十年代”是中國的思想文化界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向，因此也產(chǎn)生了很多頗有影響的成果，丁帆以啟蒙和反啟蒙的思路來清理一九八○年代的文學，顯然是一種姿態(tài)鮮明和相當有力的加入。

　　當然，丁帆的文學史研究決不會僅僅停留在對一個或幾個“文學時代”的宏觀把握上，他對其中具體的文學思潮、文學現(xiàn)象和作家作品及文學史細部問題，其實都有深入的思考�；蛘哒f，他對不同的“文學時代”的宏觀把握甚至其整個“重寫文學史”的努力，都包含著或依賴于這些豐富的思考。對于“十七年文學”，他在揭示其“工具性”地“配合”政治意識形態(tài)之本質的同時，也指出了不同的作家“配合”的方式與程度有所不同，為了廓清他們間的區(qū)別，他從而將這些“配合”分成了“主動性配合”、“消極性配合”、“反動性配合”和“抵抗配合”等四種不同的類型，并且特別對當時“占絕大多數(shù)”的“無論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各種文學樣式都竟相爭做政治的奴仆”的“主動性配合”作了激烈的批判。 對于八○年代的文學，一方面，他對“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朦朧詩”、“現(xiàn)代派文學”和“女性小說”等文學潮流的啟蒙主義價值作了深入挖掘和很恰當?shù)脑u價；另一方面，他又深刻揭示與批判了“改革文學”、“先鋒文學”、“尋根文學”、“新寫實小說”和后期的“女權主義小說”及“清污”運動的“反啟蒙”性。這樣，八十年代文學中的“啟蒙與反啟蒙的交鋒過程”便很清晰地得到了呈現(xiàn)。不過，雖然如此，丁帆并未以二元對立的思路將這一過程作簡單化的切割，而是充分注意到了其中的復雜性，我以為在此方面，尤其顯示了丁帆的很多深刻和精辟的“文學史洞見”。比如對“反思文學”，雖然他在總體上將其納入了啟蒙主義的范疇，但又明確指出它在啟蒙問題上的局限，認為在曾經(jīng)獲得很高的文學史評價的諸多“右派作家”所寫的“反思文學”作品中，“我們看到的仍然是在苦難的傾訴背后的對‘第二種忠誠’的深刻眷戀！而這種情愫恰恰又是把‘反思文學’推向五四啟蒙文學反面的動力”，而對這一點，“無論是當時的批評家，還是后來的文學史家，都忽略了這個皈依反啟蒙意識形態(tài)的歷史細節(jié)”。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他才對“反思文學”的基本構成及“反思文學”經(jīng)典進行了他所倡導的“二次經(jīng)典化”， 不僅將“朦朧詩”明確納入其中，更是提出了靳凡的《公開的情書》、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時候》、方之的《內(nèi)奸》和林斤瀾的《哆嗦》、《白兒》、《五分》等“名副其實的‘反思文學’代表作”。 這也意味著，丁帆啟蒙主義的“文學史重寫”實際上已經(jīng)落實到了很具體的作品，必將對以往儼然堂正的“正典結構”重構與改寫，這一點，在他對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徐星的《無主題變奏》、王安憶的《崗上的世紀》和鐵凝的《玫瑰門》等作品啟蒙價值的重新發(fā)掘和評價上，表現(xiàn)得同樣明顯。

　　丁帆的包括其“開放的社會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在內(nèi)的學術實踐具有著非常強烈的啟蒙精神，無疑是五四啟蒙傳統(tǒng)的當代賡續(xù)和極為可貴的堅持。一九八○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總體情境無疑是啟蒙主義的。啟蒙和反啟蒙，不僅如丁帆所梳理的，是當時文學思潮中的基本沖突，也是當時思想文化界的兩股主要力量，而且很明顯，在精神與思想上，啟蒙主義無疑占據(jù)了非常強勢的地位。但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它卻在后來遭到了挫敗，并且在一九九○年代以后的體制性規(guī)約、消費主義狂潮、文化保守主義和“后學”話語等種種力量的圍剿和夾擊下走向了“衰落”。這也正如丁帆所指出的，是“大兵壓境”！！ 但就在這種“大兵壓境”的“緊急狀態(tài)”下，知識者何為？是加入這些圍剿啟蒙的話語合唱，還是勇敢地堅持與抵抗？尤其是，身處學院的知識分子如何在自己的學術實踐中堅持啟蒙主義的價值立場，為價值而“學術”？這無疑都是每一個知識者所必然面對的相當迫切的問題。在這樣的問題面前，很多“聰明的”知識者們選擇了退卻，機會主義地混跡于世，混跡于知識界，甚至出現(xiàn)了丁帆所批評的那些為了“蠅頭小利卻已經(jīng)可以使知識分子任意改變學術觀點” 的丑惡狀況。但是丁帆——以及他的一些也許不多的同道——卻選擇了堅持，選擇了在這盛行著背叛和同流合污及犬儒主義的時代中愈益困難的啟蒙主義。這無疑是孤獨的堅持，但也是可能的堅持。即使是在我們這樣的時代，他——以及和他一樣的學院中的我們，仍然應該和能夠在自己的學術中堅持價值，使我們的學術具有批判性的力量。薩義德——這一西方世界的批判性知識分子和批判性學術的著名實踐者在他的《知識分子論》中，曾很明確地指出：“今天對于知識分子特別的威脅，不論在西方還是非西方世界，都不是來自學院、郊區(qū)，也不是新聞業(yè)和出版業(yè)驚人的商業(yè)化，而是我所稱的專業(yè)態(tài)度(Professionalism)”， 這一點，其實正如丁帆所一直警惕的一樣，“不能把批評(我以為當然也包括他的文學史研究——筆者)過分學理化和學術化”，不能以所謂“做學問”的方式抽空和“閹割”批評家和研究者的價值與激情。 只有這樣，只有超越那些被一些人甚至是故意做出片面理解的所謂“專業(yè)態(tài)度”和“學理性”，不再像丁帆所揭露的那樣刻意奉行“喪失了人文價值判斷和背離啟蒙立場的‘蝸牛主義’策略”而企圖鉆進所謂學理性的“技術”外殼， 并且抵抗住威逼利誘，英勇無畏地堅持理想，伸張價值，批判的學術才將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