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鄉(xiāng)邦的眷顧與堅守

——關(guān)于丁宗皓《鄉(xiāng)邦札記》的札記

　　一

　　這幾年來，在對一九八○年代的歷史重訪中，曾經(jīng)有詩歌界的朋友懷著很高的熱情集中打撈和整理當時“大學生詩歌運動”的有關(guān)史料，在這些史料中，有一天我忽然讀到了關(guān)于我的朋友丁宗皓的記述。也就在那時，我才知道宗皓是當年吉林大學“北極星”詩社的領袖人物，在那時風起云涌的“大學生詩歌運動”中赫赫有名。要知道在那個時代，正如宗皓自己所說的，詩歌近乎是一場全民性的精神運動，其規(guī)模與熱度毫不遜色于今天的諸如網(wǎng)絡、炒股、麻將或追星之類的社會運動，略有文化者，基本上都摻乎其中。很多人都知道，在那場精神運動中，吉林大學可是“大學生詩歌運動”的重鎮(zhèn)和重要的發(fā)源地之一，無論是在詩歌創(chuàng)作還是在詩歌觀念上，都起了一定的引領作用，宗皓當年對詩歌的熱愛與介入可想而知。走上社會后，一直到今天，宗皓都保持著對詩歌的執(zhí)著，創(chuàng)作與發(fā)表了很多詩作。不管身份與崗位如何變化，宗皓始終都是一個詩人。但是在另一方面，除了對詩歌，他還非常鐘情于散文，一直都在孜孜矻矻于散文的寫作，并且先后出版了《陽光照耀七奶》和《鄉(xiāng)邦札記》等散文集。長期以來，我一直很愛讀詩人的散文，認為在豐富無比和操練者眾多的散文世界中，區(qū)別于那些更加“專業(yè)”的“散文家散文”，“詩人散文”其實有著特別的魅力。在我所愛讀的“詩人散文”中，故往的不說，像北島、王家新、西川、于堅、翟永明和鐘鳴等很多當代詩人的散文都是我所經(jīng)常閱讀的對象，他們每有新作，我都會非常急切地去找來盡快閱讀，絕不愿錯過。不過在同時，對此現(xiàn)象的主要原因，我卻并未有過深入的思考，朦朧中，只是以為更多的可能還是語言和文體方面的原因，認為詩人語言的精練、準確和文體的簡潔最能滿足自己這方面的挑剔。但在讀了宗皓的散文后，我卻發(fā)現(xiàn)首先重要的并不是這些，精神上的相通與認同才是根本的原因。詩人王家新曾經(jīng)把這樣的閱讀現(xiàn)象歸結(jié)為對“精神同類”的找尋，認為我們在對古今中外大量作家和大量作品的選擇性偏好中，實際上就是在選擇我們的“精神同類”，這樣的說法用在自己對“詩人散文”包括在這里對宗皓散文的喜愛中，真的可以說非常貼切。在我對宗皓散文的閱讀中，最讓我會心的，實際上還是他的精神，是他在自己的散文寫作中處處體現(xiàn)的對于我們這個世界和我們的精神與生存難以釋懷的精神關(guān)切。

　　二

　　在散文集《鄉(xiāng)邦札記》的“后記”中，宗皓在談到自己的書名時曾經(jīng)說過：“在這本書里，我講述了諸多自己認為有意思的事情。起書名的時候，反而費盡了心思�！�鄉(xiāng)邦’這個字眼兒，始終不忍舍棄，于是留下了。我的家鄉(xiāng)遼東鄉(xiāng)村，那里是我多次寫到的地方。‘鄉(xiāng)邦’這個字眼兒，不僅僅包括鄉(xiāng)村，不是單一的地域概念，在我這里，還指越來越變動不居的精神世界”。其實確實如宗皓所說的，在他的《鄉(xiāng)邦札記》中，“鄉(xiāng)邦”與其說是一個地域概念，代表著他的家鄉(xiāng)遼東和后來他所客居多年并且已經(jīng)漸生情愫的沈陽，還不如說是指“精神的鄉(xiāng)邦”。即使是在地域的意義上，宗皓筆下的故鄉(xiāng)實際上也更多地有著精神的內(nèi)涵，是一處永恒的精神家園。正是在對這種精神家園的不斷回訪中，宗皓在不斷地發(fā)掘、重申或眷顧著某種精神的東西，一些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jīng)日漸稀薄和匱乏的精神、情感和某些基本的價值在宗皓的作品中不斷被強調(diào)，并且與我們這個時代及我們的精神與生存構(gòu)成了實際上的緊張。這一點，同樣是在《鄉(xiāng)邦札記》的“后記”中，宗皓也有著清楚的闡述。他是這樣說的——

　　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梁漱溟先生說過這樣的一句話，講的是治學目的�，F(xiàn)在，他所指的老中國已經(jīng)徹底過去，看起來，和今天似無任何瓜葛。當下，我們乘坐現(xiàn)代化的火車，高速駛出了精神的父母之邦。

　　到今年為止，新世紀過了第一個十年，傳統(tǒng)生活已經(jīng)面目全非，想想還有多少沒有被改變的事情？常欣欣于那些改變的，因為替代它的，都是新的。新的，通常被認為是進步的，好的，自然讓人神往�？墒�，我也常感懷于那些沒有改變的，舊的。那些事物，因為舊，反而具有潤澤心靈的力量。

　　非常明顯，在發(fā)生著急劇的現(xiàn)代性變革的當代中國，那些被“現(xiàn)代化”、“進步”和形形色色的“新”所決然拋棄的“傳統(tǒng)”和“舊”，正是為宗皓所深切“感懷”并“始終不忍舍棄”的。也正是在這些“傳統(tǒng)”和“舊”之中，蘊涵著他所珍視的精神價值。毫無疑問，宗皓的關(guān)于它們的寫作，正是對精神上父母之邦的眷顧與回返。

　　在宗皓的眷顧與回返中，最讓我感到親切的，是被他稱為“黃金時代”的童年。我與宗皓基本上同年，經(jīng)歷與記憶都有著很多共同的方面。他的《褲線》、《粉筆子彈》、《我自己的黃金時代》和《1976》等作品中的很多情景，都是我在少年時代所曾經(jīng)歷的，這很自然地喚起了我的很多回憶。比如《粉筆子彈》中孩子的頑皮和在家長的授權(quán)與委托下老師對孩子的嚴厲管教，而且還是以粉筆作為子彈的這樣一種非常特殊的訓誡方式，還有《褲線》中所寫的十來歲的少年小子對于年輕美麗的鄉(xiāng)村女教師的“集體初戀”······當然，還有親情，還有在一九七六年痛失領袖的精神震蕩，我想很多與我們有類似經(jīng)歷的同齡人，對此都會時常地有所回憶，或有所沉緬。但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宗皓對往事的回訪實際上有著非常自覺的精神關(guān)懷，他是要通過對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然稀薄的精神、情感和某些基本價值的發(fā)掘與重申，來“潤澤”我們的精神與心靈。所以在表面上，宗皓雖然真切、細致而且也很動情地書寫了童年，但卻并不是簡單的懷舊，而是要讓回憶與當下保持著某種必要的張力，使他的童年記憶具有某種精神批判和精神資源的意義。像《粉筆子彈》中的師生倫理、《1976》中的領袖觀念和《褲線》的結(jié)尾對當年有著共同的“集體初戀”的“我們”在成年之后的今天對于當年年輕的女教師所可能具有的情感狀態(tài)的自我追問，與當下的關(guān)系非常明顯。特別是在《我自己的黃金時代》中，宗皓飽含深情地回憶了少年時期與父母、哥哥、姐姐和叔叔等家人在一起的生活情景，還回憶了當年的淘氣與游戲及寂寞美妙的少年心思，但他的精神指向，卻很明確地落實于“現(xiàn)在”——“人總是把經(jīng)歷的某一段時間，當成自己的黃金時代。在那里，笑是忘我的；而哭時，眼淚直接地流下來，無須掩飾。不象成年以后，憂慮和虛無占據(jù)著內(nèi)心”——在這里，“黃金時代”與目下的“憂慮”和“虛無”顯然有緊張。成年的我們，不僅已經(jīng)沒有了率性，甚至已經(jīng)沒有了歡笑，沒有了淚水，而是被“憂慮和虛無占據(jù)著內(nèi)心”。說實話，讀到這里時，我仿佛有一種突然被擊中的感覺。當我還沉浸在宗皓的回憶中時，忽然又被他精準地擊中，讓我們的精神直接面對童年的審視，顯示出我們現(xiàn)在的灰暗與蒼白。本雅明在其著名的《柏林童年》中談到他是如何書寫自己的童年時指出，他并不想像很多人一樣在回憶自己的童年時主要表達思念性的情感，而是要著眼于社會，著眼于現(xiàn)在與未來。所以他說：“就像不可使接種的疫苗主宰健康的身體一樣，這思念的情感同樣也不應主宰我的精神。我努力節(jié)制這種情感，旨在從特有的社會發(fā)展必然性中，而不是從帶偶然性的個人傳記角度去追憶往日的時光”，這樣一來，他便希望筆下的童年能夠“憑其內(nèi)在意蘊預先展示出未來的社會經(jīng)驗”，至少能夠從中看出“其主人公在以后的成長中多大程度地失去了他童年時曾擁有過的庇護”。[1]宗皓筆下的童年記憶同樣也有著這樣的特點，其中的情感雖然很深厚，也非常的真切感人，但卻又相當節(jié)制，根底上服從于他著眼于現(xiàn)在，也著眼于尋求精神資源的宗旨與原則，成年后的“失去”，則更是前一篇散文的基本主題。

　　三

　　《鄉(xiāng)邦札記》中的很多內(nèi)容都寫的是自己的親人和一些鄉(xiāng)里故人。在這些作品中，宗皓不僅書寫了鄉(xiāng)邦與親人們的身上特殊的精神性格和深厚動人的血親/鄉(xiāng)親倫理，還書寫了基于這樣的倫理基礎上的淳樸情感，并且將這樣的書寫聯(lián)系與置放于當下中國的精神背景上，映照出我們今天在精神、情感與倫理上的失落。宗皓為他的七奶寫過好幾篇文字，除了這里的《班師》、《老牛車》和《照相記》外，還有他的另外一本散文集《陽光照耀七奶》中的同名作品等。這幾篇作品最讓我驚訝的，是它們都寫到了“死”，寫到了宗皓的七奶和他的親人與鄉(xiāng)邦們對死亡的態(tài)度。特別是七奶，她對死亡的坦然與無畏不禁讓我們心生尊敬，也很自然地使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外婆。除了過早的守寡所形成的堅強個性外，我的外婆基本上與宗皓的七奶有著同樣的生活態(tài)度，不管遇到怎樣的困苦，她們都能無所抱怨甚至是微笑著承受下來，坦然無畏地直面著“死”。在我的記憶中，外婆很早就讓我的母親——她惟一存活下來的孩子——請來木匠，為她打做了一副棺材。在當時還屬童年的我看來，棺材無疑代表了死亡，我很困惑為什么在外婆還很健康的時候就考慮后事？難道這不是象征著不吉甚至是詛咒？但我永遠都不會忘記打做棺材的那些天里外婆忙里忙外的滿心歡喜，和我對此的深深迷惑。而在后來，當外婆又很早地做好了壽衣并且時常地在好天里翻曬，又時常地關(guān)照或嘮叨著要母親為棺材油漆，加上棺材就存放在我睡覺的外間，那種對死亡的恐懼——還有對外婆非常坦然地面對死亡的迷惑——一直都很深地印刻在記憶中。在讀了宗皓的這幾篇關(guān)于七奶的散文后，我才猛然感覺到，我的外婆和宗皓的七奶們對于死亡的態(tài)度，實際上是一種偉大的精神，對于死亡這種我們這個世界和我們的個體生命中最為巨大的黑暗，她們不僅以一種陽光的心態(tài)坦然面對，還以這陽光照徹了黑暗，是我們一生中最大的哲學。這種樸素的、但卻又最根本的精神與哲學在宗皓的關(guān)于鄉(xiāng)邦與親人的其他文字中，還有著更加豐富的內(nèi)容。

　　《鄉(xiāng)邦札記》中有兩篇關(guān)于節(jié)日的文字：一是《年后憶年》，還有一篇，則是《中國人啊，你還有一個清明》。這兩篇文字，實際上對宗皓的很多“親情散文”有一種提升或總括性的作用。除了他的七奶，在《二叔和酒》、《嘴歪了》、《我自己的黃金時代》、《爹之初》和上述關(guān)于七奶奶的文字中，加上散文集《陽光照耀著七奶》中的很多作品，宗皓經(jīng)常會寫到自己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哥哥、叔叔、姐姐和孩子等親人，和對自己的童年一樣，宗皓的筆下自然有深情，但他在同時，卻又同樣不僅止于抒情的層面，而是像本雅明所說的，不被這“思念的情感”在精神上“主宰”，努力地去節(jié)制著情感，并且“從特有的社會發(fā)展必然性中，而不是從帶偶然性的個人傳記角度去追憶往日的時光”。這樣的意圖在上兩篇關(guān)于節(jié)日的文字中表現(xiàn)得非常清楚。宗皓認為，現(xiàn)代化的社會發(fā)展導致了一種深刻的悖論，這就是在現(xiàn)代化的社會進程中，我們的心靈一方面離傳統(tǒng)越來越遠，另一方面，卻又非常渴望著回返，渴望在傳統(tǒng)的精神世界與倫理秩序中安頓自己。所以他指出：“這就是為什么，清明節(jié)我們涌向城郊和原野，祭奠親人；春節(jié)拼死拼活擠上火車，回到父母身邊過年。我們回到父母身邊過年，就是回到一個古老的，而又如此新鮮的秩序里，通過一次親緣關(guān)系的重溫，來確認自己的身份，這個身份就是，我們是父母的孩子，是兄長姊姊的弟弟，是弟弟妹妹的哥哥，是兒子和女兒的父親。于是，我們就知道自己該做什么了，不該做什么。在那里，孝的對象，是父母，悌的對象是兄長”，“而清明，又是一次新的確認。春節(jié)是這條文化河流的上游，清明是下游。傳統(tǒng)中國，人生理想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家’和‘社會’之間，沒有‘社會’的概念，所以，人們每逢過年就要回家�；丶沂菫榱藞F圓，所謂團圓，是大樹、枝脈和果實之間的謀面，是一次精神的洗禮與狂歡”(《中國人啊，你還有一個清明》)。宗皓敏銳地把握到現(xiàn)時代中國的精神悖論，并且在一個相當開闊的層面上對這種悖論作了非常深刻的反思和切身與動人的書寫。

　　四

　　實際上，不光是對親人，宗皓的很多關(guān)于昔日同窗和鄉(xiāng)里人物的書寫同樣有著如上的關(guān)切。他寫兒時的同學(《五月約定》、《同窗三景》、《粉筆子彈》、《1976》等)、寫喝酒的兄弟(《坐在老家喝酒》)，也寫當年揚威鄉(xiāng)里的打架高手(《看見了趙大腦袋老年》，甚至于，他還寫了時下仍然隱沒鄉(xiāng)間潛心文學的寫作者們(《魯達文學院及其畢業(yè)生們》)······在這些書寫中，宗皓所突出的，仍然是與他們的情誼和他們的身上所具有的精神。比如在《魯達文學院及其畢業(yè)生們》中，他就揭示出其中的寫作者們所從事的，是一種超功利的“精神體操”。他們的精神性格，已經(jīng)不是魯迅式的憤激與絕望，而是魯達式的樂觀——“他們的清醒，熱愛、迷戀鄉(xiāng)土，溫情，對生活期望并抗爭，都帶著樂觀與超拔。他們和王老鑿一樣，始終守持，不取虛無，也和趙尚志一樣，覺得人生中，有事情值得為之犧牲”。在“呼嘯遠走的生活”流變和時代變革中，他們以自己“獨立的精神生活”，不僅超越著現(xiàn)實人生，而且還在創(chuàng)造著一個“帶著飽滿的精神汁液”的“精神的遼西”。

　　說實話，在宗皓的《鄉(xiāng)邦札記》中，我最喜歡的，還是他的一些類似于“事物筆記”的作品，我以為它們最能體現(xiàn)宗皓詩人的一面。在這些作品中，無論是他從“老家的屋子里”翻弄出的幾樣物件(《往跡三四》)，還是其所“雜詠”的火盆(《火盆雜詠》)及念想的吃物(《水豆腐盛宴》、《雞蛋炒肥肉》、《酒精度換算法》)，或者是在他的筆下極具詩意與啟示的“軟火”(《軟火》)與“麻雀”(《麻雀傳》)、鄉(xiāng)音(《鄉(xiāng)音考略》)與老城(《一天里的一百年》)······都有著非常特殊的精神與靈性。這些事物——比如“火盆”、“火”與“麻雀”——也都為我在少年時所習見，但是在宗皓的筆下，卻得到了那樣令人驚嘆的書寫。和宗皓的朋友田松的感覺一樣，我對宗皓的《軟火》也是極度地喜歡，喜歡莫名！他是這樣來寫火的——

　　······茸柴燃燒時，熱烈無比，火開始有了自己的聲音，呼呼的，像少年的呼吸�；鹗谴蠹t的，像一群在秋天的山里奔跑的村姑，她們穿著大紅的外套，揚著蘋果一樣的臉�；蚴撬齻冊趫鲈豪锱て饋�，手里舞動著大紅綢子。上面放上劈柴時，火的步伐慢了，仿佛進入了一種奇怪的思想。

　　火慢慢地爬上了劈柴，也是洇的，可是在劈柴和火苗之間，有一種鋼藍色。等劈柴被全部燃燒起來，火在火塘里被連成一個整體，火苗被淹沒在一個暗紅的大塊的火炭中，看不見火苗，可是整個世界都能感到大塊火炭的溫暖。那時的火是寂靜的，大塊的火炭在那時分成了小的火炭。

　　火炭就是在這時被盛進火盆的�；鹪谀菚r已經(jīng)停止腳步，像一個人在那里深情地回首。大紅的火炭開始變得暗紅，那時，火炭上面有了一層淡淡的灰衣，吹開灰衣，火炭還在，可是灰衣又有了�；鹁瓦@樣在那里走開了，不可挽回。

　　只要火塘里還有一絲暖氣在，火就還沒有走遠，或者還在那里睡著。在火塘里加上草或茸柴，然后吹那里的灰，那厚厚的火的衣裳，剛才說的一切又能重現(xiàn)，火就回來或者是醒了。

　　在我有限的閱讀經(jīng)驗中，有誰曾經(jīng)這樣寫火？！火又在誰的筆下獲得過作家如此的尊重？這里的火，不僅獲得了自己的生命，還有著那樣熱烈、純凈和近乎頑韌的個性與精神。之所以在這里作如許的引述，除了是因為這樣的文字似乎已久違，漢語的美麗和漢語的生命與這里的火一樣，是那樣的令人喜悅，令人有著一種不忍觸碰的純凈、完美，從而又使我們無比地敬重與疼惜，更是因為，它很充分地體現(xiàn)了宗皓的“詩學”——散文的“詩學”。像是在這里對火的觀察、體貼與尊重一樣，宗皓對其筆下的事物，還有人物，都抱持著同樣的態(tài)度。語言、事物，還有人，都是宗皓所敬惜的對象，有一種博大、深厚、細致、體貼而又充滿著詩意的悲憫、溫暖、豁達與樂觀的情懷充溢在宗皓作品的字里行間，極富啟示，令人動容。我以為，這已不僅僅是宗皓的“詩學”，更是體現(xiàn)了他的精神。像是他在《窗花》里所說的，他在通過對往昔的人與事物的眷顧與回返中重新構(gòu)建了一個完整的世界，正是在這樣的構(gòu)建中，一方面他很突出地體現(xiàn)了自己的精神，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充分和如其所愿地發(fā)掘和重申了他所肯認的精神與價值。

　　五

　　不過，眷顧與回返并不是宗皓惟一的精神姿態(tài)，更不是他惟一的題材取向。在對過去的眷顧與回返中，他時刻與現(xiàn)在保持著自覺的精神張力。很多時候，他甚至對現(xiàn)在直接發(fā)言，以其所認定與堅守的精神立場關(guān)注我們當下的生存，同時也進行著相當明確和有力的精神批判。宗皓深深地牽掛著我們的世道與人心。在《窮人的陽光》和《老杜》這兩篇散文中，他通過對老杜這個特立獨行地奉行著自己的生活觀念并且有著自己的精神追求的人物的書寫，非常準確地批判了我們的精神現(xiàn)實。在宗皓的筆下，老杜是一個“安裝了倫敦程序的東北人”，他從自己特殊的域外生活中，帶回了一種不慕財富、不戚于貧窮和追求自由的“生活準則”。在他的心目中，自由就是“生活的真義”和最高的價值。歸國后的老杜“在同胞的臉上，看不到安詳和寧靜，只有焦躁甚至兇蠻”，而他最怕的，就是我們同胞的眼神——“像是要吃人”�！案母飼r代”以來，時代與社會的偏至性發(fā)展片面地激發(fā)出我們國人的物欲，物欲的膨脹與貪婪和對財富的追逐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普遍精神與核心價值，這正如宗皓所說的：“他看到的是正在我們生活中發(fā)生的一個事實：在必然要產(chǎn)生貧和富差異的社會里，人人都害怕落在人群的后面最后成為一個窮人，每個人都要通過各種方式的奮斗避開這樣的命運。這一切都寫在了人們的臉上。老杜害怕的是這樣的臉”。很顯然，對于我們時代性的精神病癥與人性畸變，宗皓有著深切的憂慮。這樣的作品，還有他的《風中的珍妮》和《沒有盡頭的是內(nèi)心》，以及我們前面所談到的他對鄉(xiāng)邦的眷顧與回返，都很突出地顯示出他試圖對我們這個時代進行精神診斷與精神批判的努力。在《風中的珍妮》中，他所反思的是我們精神無根的狀態(tài)，而在他對精神鄉(xiāng)邦的眷顧與回返中，他所從事的，恰正是對根的找尋，是對其所極為珍視的永恒的精神資源的汲取。

　　當然，宗皓所揭示的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畸變還有著更加復雜的面相，比如他的《社區(qū)比較學》，所批判的就是“用財富的多寡替代道德判斷”從而形成了人們精神上的不平等這一社會性的精神現(xiàn)象，而《在電梯里和大人物相遇》，則仍然在精神平等的問題上來追問我們的生存。他的《全球化時代的木匠》、《歷史這塊饅》、《扭盆或小提琴的一種拉法》和《爬行法》等，所涉及的都是我們現(xiàn)實生活中的精神問題，雖多寬諒，但卻又語帶譏諷地予以批評。不過在另一方面，在宗皓“現(xiàn)實題材”的一些散文中，我最尊重與欣賞的，是他在批判時代性的精神病癥的時候，同時對自己也做了反思。在《跑風》一文中，宗皓揭示出世事的打磨已經(jīng)使自己的內(nèi)心長出了一層厚厚的繭，真純的淚水和天然的歡喜均都已消失，生，因此也成了一件殘酷的事；而在《窮人的陽光》里，宗皓屢次將自己置放在他筆下的“窮人”和老杜的審視中，“看見了自己一向認為正常的人生，讀書、上大學、工作、力爭向上走有人也稱為向上爬，盡力使人生變得輕松，仿佛一個長期憋氣在水下的人終于浮出水面。生活中的大多數(shù)人就是這樣走著，腳步多的地方自然就成為主流人生。我想我已經(jīng)成為一個十分無趣的人，跟著大多數(shù)人向前走著，并認定這就是價值所在。其實，我的內(nèi)心是一個花哨的酒瓶，而里面裝的全是最為陳舊的酒”。正是在這樣的精神對照和自我反思中，宗皓在不斷地進行著自我的超越，他的精神的康健與人性的完整因此也才成了可能。不過在實際上，宗皓的對精神鄉(xiāng)邦的眷顧和對某些精神價值的堅守，不正是有著同樣的意義？只是他的關(guān)切和他的指向，已經(jīng)不只是自身，而是我們的整個時代和我們的整個社會。他的“詩人散文”，因此也有了相當獨到的意義與價值。